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时候觉得贵国很糟糕，有时候又觉得很不错？

（2016.12.20深圳天气状况）

新年第一天工作，祝各位一年好运。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每一年，每一天，都好像生活在两个国度里？

你是不是总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觉得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依然乐观的，有时候又觉得马上要崩盘了？

当你看到leiyang案、聂树斌案、爆表的雾霾、冲进全球前十的高房价、跑到美国开厂的曹德旺、快速贬值的人民币……的时候。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失望，觉得这里没法呆下去了，要赶紧跑路。换到另外一个城市算了，或者直接出国移民算了。

年年的这个时候，北方都会被严重的雾霾笼罩着，统计雾霾指数的100多个城市里，没有污染的城市只有1/5。如果你所在的城市，雾霾指数在100以下，恭喜你，那可以进入前10了。而像深圳这样的城市，雾霾指数50多，引发的效果是：大量的小伙伴爆刷朋友圈，感谢深圳的蓝天白云好清新。

（2016.12.20城市天气情况）

突然发现，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我们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连呼吸都要有成本了。百年来先行者们渴望带给大众的“自由的呼吸”，不但精神上还没能做到，就连物质上也越来越难了一样。

突然发现，有贵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还是没能摆脱伦敦、洛杉矶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当年走过的老路。它们严重到花了半个世纪才治好的雾霾，本以为作为后进者的我们可以不用再经历了，但最终还是要来一回。

这些，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共同渴望：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为后代留下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河流、苍翠的森林、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但是，当你到国外走一遭，会不会又有另一种感觉：中国还没那么糟糕，或者说，更好。在这里赚钱发财更容易，针对个人的税收更少，创新活力也更强。神奇的中国大妈走遍全球，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是你买不起的。虽然我们的经济进入了L型，但是依然是全球最强劲（之一）。

我们拥有了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过去的这些年里，基本是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走到哪里别的经济体都会张开双臂欢迎你的同时又害怕你。近在咫尺的香港，过去和内地的合作+斗争，是再典型不过的案例了。我在香港以及其它发达经济体都看到，深圳的年轻人比他们更加有朝气多了。原来我以为北上深的年轻人活得苦逼，但是好像在首尔、香港的年轻人活得更加老态龙钟。

也许是中国的房价太高，可国外的好城市，一样很难买得起房子。那些不堪忍受北上广高房价的人，到了国外发现，原来全球一线城市，房子都是同样的昂贵。

每一个经济体都会面对贫富分化的问题，适度的贫富分化并不是最可怕的，要点在于阶层能否自由流动，普通人能否通过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

社科院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发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

最终，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中国赚钱，外国花钱。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甚至中产阶层都开始移民了，把国籍迁到了西方享受更好的空气和河流，把孩子送出去接受更心仪的西方教育，但他们的事业依然留在了中国。

在法律上好像没有任何问题，但在道德上，他们因此备受攻击。尽管，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也许并不是因为觉得他们做错了，而是愤怒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机会。

人们的行为充分地反映出这样的矛盾心态：既想离开这里（让下一代）得到更好的空气和教育，但又不想放弃更容易获得的经济收益。

无法否认，这样的心态，会让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产生非常矛盾的评价。

这样的撕裂，就是我们面对的时代。去年是这样，2017年，也会是这样。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会是这样。

要怎样去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我的看法是：

我们还处在中国历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之一。尽管有非常多的问题，但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比30年前，比300年前，都要更好（很多），而不是更坏。30多年的经济建设，数亿人摆脱了贫穷的状态，进入了一个物质丰盈的可以向更高层面迈进的时代，这是需要正视的。

但显然，原有的模式越来越接近了终点。如果说我们是依托30多年的后发优势走到今天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后发优势可能正在变成后发劣势。

如果我们不那么健忘，应该还能记得2002年杨小凯和林毅夫的那场论战，前者的大意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入先进国家的资本、技术来拥有后发优势。但是如果制度设计无法匹配，后发优势会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

10多年过去，到了这样的时刻。

我很清晰的记得，温州动车事故的时候，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

现在回头看，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并不是经济发展得太快了，而是配套改革太慢了。2016年以及以前发生的很多事，leiyang案也好，聂树斌案也好，包括雾霾在内，并不全然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但却实实在在是，非经济的制度性因素，正在对市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反作用。照理来说，既然伦敦、洛杉矶都曾经产生过那么严重的雾霾，作为后起经济体，我们不应该完全再走一回。或者说，可以容忍它也许是一个必然阶段，但至少我们现在应该知道怎么治理，而不是“等风来”。

30多年前，我们曾经推出顶层设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富。这话的前半句讲的是发展，后半句讲的是平等。二战之后，所有的经济体做的都是前半句。黑天鹅频出的2016年，显示世界潮流都在向后半句切换。美国如此，欧洲如此，我们也无法阻挡。

你可以通过制度改变，激活一部分人的创造力，让他们成为先富者。而如何让先富者愿意在他富起来之后，不忙着转移财产而是愿意主动的带动后富者熨平社会分化，这需要再一次的制度改变。

显然，我们正处在这个历史大进程中，经济的发展成果需要被更多的人分享到，并由此再次激活新一轮的增长动能。

经常看到有人争论“中国模式”，谈我们是如何如何的独特，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光明大道，并且开始向外复制以期后有来者。

的确很独特，就如经济学家们所言，我们的独特在于：地方政府但是一个裁判员，而且是身先士卒以足球队队长的身份直接参与到了市场竞争中。而且，这样的模式竟然表现得更成功，让几十年来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掉眼珠。

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新建CBD+招商引资+卖地。地方政府总是一马当先扮演了招商引资的主导者，包括深圳，而招商引资最实用的一招就是：地价让利，这是一种变相降低企业成本的做法。

降低企业成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严格的户籍管制。一方面依靠大量的外来人口来建设城市，但同时不给他们平等的可以均等分享城市发展红利的户籍人口身份。这样可以减少更多的支出，间接也降低企业的成本。

但一边的成本降下去了，就要通过另一边补回来，不然没有更多的资金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福利改善。那就通过卖更多的住宅用地弥补，这样推高了居住的成本，最终由普通消费者来买单。

房地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的。尽管有着城市化、人口红利的雄厚支撑，但是城市政府的积极推动，也的确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个模式越来越搞不下去了，曹德旺事件的发生，显示出：土地的让利给企业增加的优惠，越来越不能抵消成本的上涨给企业增加的损失了。何况对于制造业，很少有中心城市会把土地优惠给它，地方总是更愿意引进更高大上的企业和高端人口，城市对低端人口越来越缺乏包容性。最具包容性的深圳，虽然相对其它城市仍然有优势，但这几年的做法，也是在退步。

要么是各个城市继续的、更大力度的竞争性让利，要么就是企业寻找更低成本的地方去发展。

毫无疑问，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挑战这个模式，尽管它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如果制度看不到任何改变，没有理由认为2017年会更好。那些在2016年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奇葩事件，在2017年还会继续出现。事实上，在过去的哪一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奇葩事件呢？

但如果制度有改变，也同样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感到乐观。想一想，如果进一步释放民间活力——比如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宽更大范围的激活劳动力要素，土地流转制度的进一步放宽更大范围激活土地要素，产业领域的进一步放宽更大范围的激活市场竞争，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明确更大范围激活全民的创新热情……我们将会收获什么？新一轮增长的重启并不是不可期待。只是做到这些的前提，都需要制度性的改变。

你更相信哪个？我更相信后者，套用前段时间听讲座一个社会学者的话：（也许）往前走没有路，但往后退，谁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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