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力量 | 章念驰：回忆祖父章太炎的“疯、癫、狂”

文 | 刘畅

编辑 | 周慧齐

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和章念驰先生通话，想请他回忆祖父章太炎的过往。章念驰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后裔，评价自己的先人，向为大忌。”他说，历史科学应“断感情，汰华词”，而这是后裔难以做到的。

后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有缘拜访章念驰先生，和他谈起了往事。还记得他家的客厅中，悬挂着达摩（禅宗始祖）画像和祖父章太炎先生的墨迹。他说，祖父的思想与达摩的面壁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我之所以喜欢达摩，并不是因为宗教原因，我仅仅知道达摩系印度人，梁武帝时渡东海来，入嵩山少林寺修行，面壁九年，不为名利所动，不为世俗所诱，不为权势所畏，终成正果。”回忆祖父章太炎，他感慨：“这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对另一个陌生人的解读，没有掌故趣说，完全不是后裔的回忆，而只是用史实来刻画一个真实的章太炎，以纪念祖父。”

章念驰夫妇合影

章念驰1942年生于上海，是大陆知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他的祖父章太炎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辛亥三杰”之一（孙中山、黄兴、章太炎）。

提起章太炎，人们对于他“国学泰斗”的地位毋庸置疑，他早年的十大弟子，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个个名满天下。但作为一位政治家，章太炎伟大却不高明，充满着爱国者的心酸，革命者的颠沛，学者的悲愤。他大胆褒贬人物，口无遮拦，被人视为“疯子”——天生的怪人，他的言行惊骇世俗，超越政见和党见，常为世人所不解，成为桀骜不驯的代名词。

章念驰生于动荡（抗战时期），长于忧患（各种政治运动），“文革”结束时已近不惑之年。他说：“在这之前，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几乎无善可陈”。改革开放后30年，他先后从事了两项工作：先是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从事章太炎《全集》的研究、整理和出版；后是在上海台湾研究会、台湾研究所、东亚研究所从事两岸关系研究。

前者是要对50年前发生的事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后者是要对每日发生的台湾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他坦言：“探究历史与现实的真相，都是坐冷板凳的活儿。追求历史的真实，诚非易事；追求国家的统一，在两岸博弈中坚持求真务实，不人云亦云，实在可以说是一个悲怆与无奈的职业。”章念驰认为自己一生做的两件事情，都近乎于“谏”，“而自古以来，最难莫过于‘谏’，‘真’字说来容易做来难，其甘苦寂寞难为世人所知。”

章念驰先生（左）与常恺先生合影

作为学者，章念驰谦虚、内敛，甚至有些自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巧遇刚从维也纳回国的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常恺，他微信朋友圈里的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早就想去看望章念驰老师。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文革’时期教过我们数学和图画，随母姓彭，取名彭坚，我们叫他彭老师。当年我们少不更事，调皮捣蛋，没少给彭老师惹麻烦，但他总是循循善诱，以深厚的学识，尽量给我们这些整天胡闹，没怎么读书的顽童灌输一点知识。有一次同学在课堂上用弹皮弓弹人，他严厉批评后，就在黑板上写下‘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由事及典，讲起弹弓从秦朝就已出现，把古人征服自然和智慧创造的故事引进教室，因势利导，一下就吸引我们，也把班里乱哄哄的气氛控制住了，直到现在老同学万相兄还记忆犹新。‘文革’后他落实政策，恢复本名章念驰，调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成为大学者大专家。我很感谢章老师，30年前，我游学日本前，去成都路他家探望并辞行。当时他给了我好几个日本人的名字和电话，我一看都是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吓了一跳。当时这些人物与我是距离遥远，根本用不上，后来离开日本就更用不上了。但章老师介绍这些人物给我，希望万一有用时可以有所照顾的关爱之心，令我非常感动，也感念至今。日后他在两岸关系中担当重任，在章太炎研究上硕果累累，名动天下，也就一直没有去见他，这里也有一点不学无术的惭愧！这次蒙老同学谢兄安排，于是登门拜见，相叙甚欢！聊起一些陈年往事，国际时事和两岸关系，非常受教，他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同，见解独特，对两岸情况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仿佛又回到学堂，听老师讲课。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编注的‘章太炎全集’终于完成，今年可望出版。章老师的祖母汤国梨也是近代史上的巾帼英雄，她和章太炎的婚恋就是一段佳话。临别时，章老师赠送两本大作《论统一》和《我的祖父章太炎》，相约下次回国再欢聚。”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能留给学生这么深刻的印象。常恺先生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了章念驰老师不为人知的一面。

章太炎出生的时间距今已有140多年（1869年）。鲁迅说得比较确切，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擅长经学、小学、史学、文学，现代人非常难读懂。鲁迅作为他的弟子，都常常读不懂他的文章。章念驰说：“研究一般历史人物大概三年五载，而研究曾祖的一个侧面可能就要十几年。现代人做学问都找简单的研究，所以很少有人研究章太炎。也正因此，关于章太炎的各种‘演绎故事’层出不穷。”

于是，章念驰决定“沉”下来寻找历史的真实，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沉”就用了30多年。“我从祖父所处的年代开始研究，甚至精细到了每一天。我收集史料中提到的报纸，一天天的翻阅每条消息，还原他们的足迹。祖父30岁以后就很有名了，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消息，然后根据消息，再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

章太炎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直到抗日战争，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政治活动。章念驰将他的文章和演讲稿一篇篇抄下来翻译，“现代人很难钻进去，看不懂他深奥的学问和晦涩的文字，研究他的人既要通近代史，还要通学术史，花双倍力气。”经过研究，章念驰发现，社会上很多刊物甚至学者，对祖父存在“子虚乌有”、“道听途说”、“似是而非”之论。

章太炎1869年1月生于浙江余杭。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他毅然摒弃书斋，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并任《时务报》编辑，宣传维新变法。不久变法失败，他遭到通缉，避地台湾，后又出走日本。在日本，他结交了孙中山，“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使他对反清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早在1900年的“中国议会”成立大会上，章太炎的张狂之气就已经显现，当他听到会议的宗旨是“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时，当即表示：“我们要光复，应该明着推翻满清，不宜‘首鼠两端’，倘要擒王，我不敢赞同。”他当众剪去辫子，脱去“戎狄之服”，换上“欧罗马衣笠”，扬长而去。在场的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1912年冬，章太炎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被袁骗到北京。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许多革命党人再度流亡海外，他却“时危挺剑入长安”，“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结果遭到袁世凯囚禁。

传说在软禁期间，袁世凯下令要好吃好喝地伺候这位名士，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每月再另给“工资”500元（当时一个大学教授每月也不过400元）。但章太炎一点不领情，“疯病”变本加厉：他在住所的门窗、桌上到处都写着“袁贼”二字，以杖痛击之，称作“鞭尸”；还扒下树皮，写上“袁贼”字样，然后丢入火堆烧掉，高兴地大呼“袁贼烧死矣”！为了排解失去自由的郁闷，他每餐必饮酒，必以花生佐食，吃时去蒂道：“杀了‘袁皇帝’的头！”

1913年章太炎与夫人汤国梨西式婚典的照片。当时，章太炎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启事，成为一时谈资。

章太炎被囚3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方得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他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7月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他离开广州途经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上世纪30年代后，章太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他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

章太炎的一生，生活在风云际会的特殊时代，他的人际交往繁杂得让人眼花缭乱。学术上他师从俞樾、谭献、黄以周等饱学之士；交往的友人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邹容、章士钊、蔡元培、刘师培和苏曼殊等；结交的政要、名流有袁世凯、黎元洪、孙传芳、蒋介石和杜月笙等。面对这些大人物，他或放言无忌，举止无束，或荒诞怪异，让人看不懂。章太炎在政学两界结交的人士之广之杂，地位身份之显要，堪称民国之最。他本人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七次遭通缉，三次被幽禁，从容应对，面不改色，以“民国之称衡”名世。

1913年夏天，章太炎、汤国梨婚后与汤国梨的两位母亲沈太夫人和邹太夫人的合照。

对于章太炎的“疯”、“癫”、“狂”，章念驰感叹：“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只要你说些反对社会的话，人家就说你是疯子。”章太炎用这种世人难以理解、看起来疯癫不经的举动，大胆表露了一个知识文人的风骨和正气。但值得反思的是，现在这类传说与故事不绝于世，真正的章太炎离我们越来越远。历史人物被演绎化，不再是民族精神，而成了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章太炎夫人汤国梨

章太炎共有五个子女，第二代如今已先后离世，第三代中，只有一人生了男孩。章念驰感叹：“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是非常少的，当时如果我不做这项工作，家属就缺席了。”

作为孙辈，章念驰更多的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祖父。而谈起章念驰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土木建筑师，他坐牢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1949年解放后，父亲先接受改造，直到‘文革’结束他去世前，领导才对他说，‘章老我们现在已经恢复你的地位了，你已经是一个局级干部了’，父亲只能无奈地在床上笑笑。这一切对他太晚了，没有意义了。”

章念驰的父亲给他讲述的章太炎，“多是非常可悲的”。“父亲几乎记不得祖父跟他讲过什么话，很少有家庭的乐趣，祖父没有带他出去玩过，也没有传统的给孩子讲故事，什么都没有。祖父在父亲眼里，就是一个圣人，整天忙着各种各样的事务，忙着讲学，忙着政治，这是我们这种家庭最特别的地方。”

即便如此，章太炎在家中的地位却是至高无上的，他的革命经历与道德文章，永远是家中无形的“家教”。“祖父虽无暇教育子女，但他数次将太祖的教诲，共15条记录在纸上，称为《家训》，令后代遵行。晚年，他又撰《遗嘱》，表达了教子观。”

从《家训》到《遗嘱》，章念驰看到“祖父一生最最讲求的是人、人品、人格，他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立业、立学、立德、立言……都在其后。他说，一个人若不懂得怎么做人，不懂得要做什么样的人，就不会懂得做事，做事也一定做不好！”

《章太炎先生所著书》民国13年上海古籍流通处影印本

章念驰认为，祖父做到了他父亲的教诲——决不“妄自卑贱，足恭谄笑”，所以他保持了独立思考、独立人格。“他流亡日本数年中，每日以麦饼充饥，三年衣被不换。在法庭上他视死如归，豪言死后有铜像立于云表者即为他章太炎也；他一生被清政府慈禧、民初袁世凯、南京政府蒋介石追捕通缉，数次入狱，长年流亡，但革命之志终不动摇；他一辈子讲真话，不怕得罪皇帝，不怕得罪师友。”章念驰说，他虽然无幸亲耳聆听祖父的教诲，但《家训》已经融入了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客观探究历史，公正评判台湾问题”。

采访结束时，章老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家谱，记录着民族的兴衰，历史事件与人物构成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今天我们的电视剧、电影、小说，为了追求收视率，把很多历史进行了改编、戏说，有的作品甚至为历史上的罪人翻案。罪人堂而皇之被称颂，英杰被演义成丑类庸人。倘若我们的后代，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认识都从里来，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在这里还是想大声疾呼，我们要让子孙读到真实的历史，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丑恶，如何做人，做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

李瑞宁漫画插画《章太炎》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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