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在《心理医生在吗》这本书里写道：“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是道具、服装，你尽可以拿来披挂装扮，借此让本性最真切地念白和表演。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
故事的主人公借着英文的不精确表达，对心理医生道出了心里面一些隐秘而羞耻的往事。
《心理医生在吗》
我常常注意到，在生活中，人们很少会用到“对不起”这样的字眼。但是“sorry”这个单词却是我们刚刚开始接触英语时就接触的礼貌用语。
在拥挤的地铁上不小心撞到了别人，我们往往趋向于用“不好意思”或者“抱歉”这样的字眼。但是“不好意思，借过一下”“抱歉，让一让”，这样的字眼所含的歉意又真的有多少呢？
有趣的是，在经过两年多的外语学习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往往会用“sorry”或者“すみません”来表达他们的歉意。当然，这仅限于约好七点一起去文鼎喝奶茶，但是六点五十五打电话对方妆还没化好的情况。
如果让我一个人在文鼎，空等一个小时，那这时候用“sorry”或者“すみません”，对方的歉意就显得不够真挚，甚至可以说是敷衍。一般来讲，至少要一句诚恳的“对不起”和一杯奶茶才能打消我心头的怨气。
如果有 那就是两杯
类似的，我们在表达爱意时，常常会觉得“I love you”要比郑重其事的“我爱你”更加容易说出口。这可能和我们东方人的含蓄内敛脱不开关系。夏目漱石先生那一句“今晚的月色真美”，没有一个字在说爱，但是却处处透露出爱意。
“对不起”“我爱你”，这些包含强烈情感意味的母语表达，披上一层第二语言的“掩护”，在母语对话者眼中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情感。因此可以看出，一种不熟悉的语言（相对母语来讲）会削弱词语跟他所代表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连接。
同样，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到这种削弱作用。
在西班牙庞培发布拉大学教授Albert Costa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分别以母语和外语向被试提出“有轨电车难题”。即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将一个人推下天桥以阻挡行驶的电车，来拯救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是功利主义的选择，通常认为是理性驱动；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杀人，则代表康德的道德义务论，更多的是直觉或情感驱动。
当AlbertCosta教授用被研究对象的母语来传达问题时，先后只有不到20%的人坚持要推落。在改用研究对象所习得的第二语言来传达问题时，做出这一选择的人数上升到接近50%。也就是说有30%左右的人会因为语言的影响，从而改变他们当初基于自身道德准则所做出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对道德两难问题时，第二语言往往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人们在使用第二语言时，需要抑制自己的母语，从而花费精力，促使自己更加理性地思考。
但是，在第二语言的语境下，说谎和骂脏话也让人减轻了不少心理负担。在开头提到的这本书中，主人公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讲出自己在文革中对父亲的掌掴，对导师婚姻的插足，正是借助了英语赋予她的“另一个人格”。而我们在学习第二语言时，缺乏对语言中所包含情感的共鸣，就不能体会出作者想向我们传达的思想。这无疑也是语言学习路上的一颗绊脚石。
语言的差异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必然的。而外语学习，就是带我们了解这种差异、缩小这种差异。我希望下次在地铁上不小心挤到别人的时候，可以自然地向他人说上一句“对不起”。也希望我们在上英国文学课上，能更急深刻地理解文本，离名家巨著更近一步。
另外，还是有爱还是要大声说出来。即使诸位都和在下一样没对象，我们还是可以经常对爸爸妈妈把“我爱你”挂在嘴边的。这时候就不需要含蓄内敛了。
本文作者：CAI Y.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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