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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为什么这么酷
问:什么是你觉得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作家答:没有什么是美好的,小说是美好的。看到这句答话,可以相信这位作家没什么能耐。他或许被肤浅的提问给激怒了,或许还觉得这么答很酷,却只能证明提问的水平刚刚好配得上他。无论何时,作家都该追求新意,人抛以砖,要还之以玉而毫不吝惜,否则只能证明他根本没玉。
2010年,J.M.库切在给保罗·奥斯特的一封信中说,他已受不了缺乏新意的写作了,别人写过的东西,或你自己写过的东西,就不该再写,惯用的技法、耳熟能详的题材,特别是用于承载故事的媒介本身——文字——都必须求新。小说是艺术,库切一直认为,艺术要比体育高贵,因为艺术家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而运动员则不得不遵守其他人共同确立的规则。如果作家写下的话并无出人意料,他就跟运动员无二,被规则和环境所控制了。
库切最近出版的文学评论集
库切要做“法外之徒”,争取每一次写作,都要重新发明规则。他渴望一种危险而浪漫的身份,不怀好意地游走在小说领域的边缘地带。确实如此,自从1973年发表《幽暗之地》以来,他一直是个目无纲纪的挑战者,这本小说是由两个中篇组成的,从体裁、风格到文笔,到其中的后现代元素,对于当时的南非文学而言都无法归类。之后的四十年,库切一直在试图突破自己,《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都与各自的前作之间有明显的不同,2007年的《凶年纪事》再次采用了两个人的互相交错的视角分头叙事,组成一幅完整图景的做法,《耻》、《耶稣的童年》等则可以说是纯正的库切原创。
不过,库切的文学批评,乍一看来并不算很有特色。他的文章甚多,规格却很一致,仿佛是他早年做IT男留下的习惯所致,大量的文章里都包含了一段比较长的作者生平介绍。大体上看,他是一个圣伯夫主义者,把作品放到它所问世的时代之中,也放到作者(绝大多数在库切评论时均已不在人世)的全部作品之中来考察。
在评论《布莱顿棒糖》时,库切就写“格雷厄姆·格林1904年生于一个有点书香背景的家庭”,接着交待他的父母兄弟;关于塞巴尔德,也许是因为知名度相对低,他上来就说“W.G.塞巴尔德1944年生于德国南部的角落,那里是德、奥、瑞士的交汇点”。对罗伯特·瓦尔泽、雨果·克劳斯等均作此处理,生于哪一年,家里是干什么的,库切似乎尤其偏爱德语作家,在他已经出版的文学批评集中,评到的德语作者不仅数量多,位置也都放在英语作者前面。
约瑟夫·罗特,神经兮兮的瑞士作家
你或以为他只是暂时不动声色,但有可能,一直读到最后也没发现他有过“动声色”的念头。库切一点也没觉得这么写似乎有欠“新意”,他似乎觉得,把戏全让给被他讨论的作家,乃事关职业伦理,形式上正统甚至保守一点就对了。在他最新出版的、精选了近11年来的二十多篇文章、而书名只是懒洋洋地定名为“随笔近作”的作品中,库切一如既往,不管谈论的是福楼拜、贝克特这样的国际闻名的经典作家,还是谈论偏门人物维特布伊,他都要把作家的生平、作家写作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故事情节全都讲述一遍,然后说出这本书的美学价值何在。
本雅明,又一个神经兮兮的德语作家
不过,要说库切的这种写法跟平庸的“百科体”相类,那也过分,至少可以这么讲:库切提高了百科体的评判标准。他所写的百科词条,得用简练的笔法输出相当大的信息量,尤其是得配上最为恰当的引文。例如,他在写瓦尔特·本雅明的小传,提到本雅明1924年邂逅阿斯雅·拉齐斯时,引了传主的一句“真正的爱情使我变得像我所爱的女人”;写维也纳犹太作家约瑟夫·罗特时,引用了罗特所说的“做一个东欧犹太人难,做一个维也纳东欧犹太人的局外人更难”,意指作为东欧犹太人,他不得不既跟反犹主义作斗争,又得跟西欧犹太人的高傲作斗争,如此一来,就将人物与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点得一清二楚。
作家应当是善于发现异常的。在这本新书里,库切收入了一篇曾在之前的集子里收入的旧作《罗伯特·瓦尔泽》,他深爱瓦尔泽,此公穷,抑郁,多病,符合“人无癖不可交”这一中国古训。库切说到,瓦尔泽在三十多岁上,右手开始出现身心失调式痉挛,“他把它归因于对作为工具的钢笔的下意识敌意”,于是改用铅笔写作。用笔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会有什么不同呢?库切深为之着迷,并作了一番小小的探究,因为瓦尔泽的这个情况,刚好关联着库切对写作在工具及媒介层面上的“新意”的兴趣。
约瑟夫·罗特,《拉德茨基进行曲》的作者
一副标准的刚从脑神经科就诊出来的容貌
百科词条必然包含对作品的综合评价,库切也常常如此,例如他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其长篇散文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但并非最好,《摩尔·弗兰德斯》“更为连贯有序”,成就最高的则是《罗克珊娜》。在新作中,库切谈了他之前没有展开谈过的《罗克珊娜》,他指出,罗克珊娜这个人物很忠实于自己,为了遵从美德,她感到衷心地失落并从不掩饰这一点。与此同时,她又很高兴能够停留在一种分裂的、自相矛盾的状态里,“既想面对勾搭而坐怀不乱,又同等地希望自己会乱,防线会崩溃。她非常清楚内心的这种分裂或自相矛盾。”这段论述精细、准确,且正是库切的拿手好戏:对人物内心活动作十分清晰的勾勒。他继续讲,罗克珊娜发现被勾引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性行为的“先声”,比起性行为本身而言更让她向往;“勾引,勾引的想法,勾引的途径,想象中的勾引体验,本身就会勾起人的欲望,且几乎无可抵挡。”
喜欢勾引的女人,不单是喜欢勾引行为,而是一想起勾引这件事就会蠢蠢欲动……抽丝剥茧,一层层深刨下去,库切很喜欢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如《内陆深处》、《耻》等并不是聚焦恐怖的虐待行为本身,而是聚焦于当事者对虐待的体验。在小说家的世界里,“爱恨交织”是人们内心的常态,而不读小说的人则体会不到这些,只会认为违背意愿和不违背意愿,两者必居其一,据此判定强奸成立不成立,就跟讨论一则社会新闻一样。
勾引的魅力在于它是勾引,而在另一篇谈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文章里(库切对东欧作家如赫贝特及布鲁诺·舒尔茨等也是情有独钟),库切又说了一句“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它们是体制,法律的问题在于它们是法律”。库切的冷峻就在这里,他在要“升华主题”的时刻,就把形容词给去掉了。试想一下,若说“体制的问题在于僵硬”“法律的问题在于滞后”,那是不是暗示着还有灵活的体制、应时的法律存在呢?库切消灭了这种可能,他的话已经直告你:它们必然会趋于僵死,除非它们不存在。
这是他最酷的时候。他的酷,来自于那种标志性的现实感,冷而决绝。在他眼里,人一生下来就是注定要感受到耻辱的,因为人必须做个儿子或女儿,拥有一个国籍并持其护照,而你若读过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或了解过他在新世纪初期对澳大利亚的反恐怖行为近乎斥骂的批评,就会明白他对家庭、国家这类单位是从无任何感情的——它们都是人为的体制。库切不接受以诸如秩序、安全等等理由为它们所作的任何开脱。
Doubling the Point,库切的另一本访谈兼随笔集
库切身患癌症多年,虽然病情稳定,年纪已近八旬。他是十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极少见的还坚持在出版新作的,《慢人》、《凶年纪事》、《耶稣的童年》都是2003年后问世的作品。此番所收文章,其中九篇乃首发《纽约书评》,剩下的那些,有不少是他给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所写的导读,这些作品有《罗克珊娜》,有霍桑的《红字》,有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好兵》,贝克特的《瓦特》,澳大利亚迄今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坚强的曼陀罗》,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都在此列。德语界的作家,他谈了赫尔德林、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罗伯特·瓦尔泽等等。此外,1939年生的澳大利亚作家杰拉尔德·莫纳恩也得到了库切冷眼的垂青。
总的来说,库切的文学批评和随笔,比其小说具有更强的档案色彩,它们规格齐整,厚薄不一但大小尺寸一致。南非作家坎尼米耶在获得库切的认可,着手为他写传记时,得到对方发来的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个人档案,可见理工科习惯对他的影响之深。愿他健康,一个井然有序的勤奋的人,值得时间去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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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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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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