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大学时代
汪晶晶，女，1953 年出生于武汉。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研究生，分获德国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著有170万字的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年轻时的学平
那是2018年的9月，早上刚一上班，我就觉得胸闷气短。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历，可不是，又到了这个可诅咒的日子，9·11。17年前，那片原本和平，安详的土地上，那数千名瞬间消逝的无辜亡灵，个个都在提醒着苟活在人世间的我们，不要忘却！我叹着气，忙着大大小小的俗事，一直到下午，才得空看了一眼大学同学的微信群。没想到国内的亲们也都在悼念，小小的微信群中，处处都是祈祷，红烛和玫瑰。但仔细看了一眼之后，我刚刚涌起的感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以言表的震惊！亲们悼念的不是 9·11，而竟是学平！如果有一天，有人突然通知说，汪晶晶……死了。全天下的人，恨我的，爱我的，都用不着吃惊。作为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我在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我自己有可能随时死亡。医学圈子里的病例先不说，只说大家都知道的。我的同龄人，说是歌仙，说是歌圣都不过分的邓丽君，在泰国清迈那样西医高度发达的地方，竟会因为哮喘病的发作，在短短十分钟内便辞世了。这十多年来，我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该遗憾，在断魂桥边徘徊了半个多世纪的我，一直到今天还在人世间四下晃悠。而一大群我的亲朋好友，却在我完完全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地猝然离去。我和学平，在珞珈山上是同寝室的室友。在我们那个庞大的班集体中，我和学平所在的那个寝室，毫不夸张地说，是最最和睦的。离开珞珈的那将近三十七个年头中，我们同寝室的八位同窗，个个都在，一个也没丢！我们那八个人，我老大，小宪老二，晓丽老三，剩下飘扬，羊子和阿蕾分列老四，老五和老六。晓玲子最小，老八，学平则是老七。左起晓玲子、羊子、我、小宪、学平、晓丽、阿蕾、飘扬。估计摄于1979/1980 年的冬季学期
如果我说，我们那个寝室美女如云，而学平则是美中之仙，亲们不会背地里笑话我是王婆卖瓜吧！我和学平的那两张床，当年正好隔桌相望。她在上铺，我在下铺。只要睁开眼，抬起头，越过桌子，我便能遇到学平安安静静，清澈似水的目光。我不是一个善于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人。不管是小学同学，大学同学，还是在社会底层飘荡的那七年漫长岁月中的同事，朋友，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我从不敢随随便便地说，自己和谁最要好。因为我最，别人不一定最呀！虽然和学平同居一室，虽然天天都沐浴着她温暖的目光，但因为她的安静和我对安静的尊重，我们交谈并不多。回想起来，我俩竟慢慢熟悉起来，完全是在路上。我俩都住在汉口，而且都住在同一条解放大道上。那让我们无论如何也能不时地唤起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感觉。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如果会偶然相遇，那一定是在十二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上。我们一起坐到大东门，然后一起在那里转乘十路，再一起坐到航空路。到了航空路，我就到家了。学平却还要换乘一路，去海军工程学院。我家就在十路终点站的对过，每次我都让学平到我家坐坐再走，但学平却一次也没去过。学平的家，印象中，我也只去过一次。学平是部队的孩子，她爸爸是海军工程学院的老师。我去学平家那次，是因为一件万分万分悲伤的往事。学平的那个和她同样美丽的妈妈，不幸因病英年早逝，好像刚刚才五十。我是和几个老师和同学一起去看望学平的，学平哭了好几天，美丽的大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毕业前夕，我最后一次和学平打交道，是我们都写完了论文，要交的时候。我用一张白纸，画了一个花花绿绿的框，写上论文的标题，自己的名字和指导老师的名字，最下面加上1981 年某月某日。老师并没有要求这样做，别的同学也没有做正式的封面。但学平看见我做的封面，很是喜欢，我就也帮她做了一个。我俩高高兴兴地交了论文，我们的大学时代，实际上也就结束了。1982年1月，我们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去工作。那是一个几乎谈得上浩浩荡荡的队伍。我虽然自己不久之后也将离开武汉，但还是在同学们离汉赴京的那个悲伤的时刻，准时正点地到武昌火车站去送别。家在武汉却被分到北京去的同学，几乎没人愿意去。但凡有一点点希望能留在武汉，大家都会尽最大的努力紧紧拽住。除我之外，没人知道，其实学平是有可能不走的，如果那个诗意般地爱着她的人能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但我没敢问学平，原因太简单了！我比学平年长四岁，却天马行空般地呆着。我若问她，她当然会逻辑地反问我。但我却永远没法忘记，爱她的人曾写下的，那简单到极致，却美得让人心灵颤栗的句子：到了去武昌车站的那一天，当然一切都晚了。而且我四下张望，甚至根本没有见到学平。我就那样惆怅地和学平分手了，连一句道别珍重的话语都没来得及说。我唯一知道的是，学平未来的工作单位名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到德国之后，在我德国导师的麾下，有三名中国学生。分别是北大的W君，武大的G君，和我。因为有三名中国学生，导师当然很想正式地访问一次中国。W君问了问北大，北大没有访问名额。我问了问武大，武大也没有访问名额。让我十分惭愧的是，同样毕业于武大的G君，却手眼通天地为导师弄到一份武大官方正式的邀请函。于是，1985年暑假，我的导师访问了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我们三人正好都做完硕士，都可以享受一次公费回国的探亲。虽然G君主邀主陪，但我和W君还是多多少少地要为导师做一点陪同的好人好事。陪同导师的那几天，我见到阿蕾。阿蕾那时硕士毕业，已经留校任教了。因为常常出外讲学、开会，阿蕾知道我们全寝室美女们的现状。小宪和阿蕾，上大学之前就名花有主。我刚刚离开武汉，还在上海同济大学学德语，小宪就已经迅雷不及掩耳地生了个儿子。阿蕾没来得及要孩子，是因为读研和留校。而我们其他的室友，北京的羊子，南京的晓丽，也各自生下了她们可爱的女儿。而最让我吃惊的却是，分手不过短短三年，连学平都结了婚，甚至还生了一个漂亮的儿子！而我却一直以为，学平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夫君的。她那么安静，那么腼腆，那么美丽。特别是她一米七二的身高，哪一个男孩子对她不望之生畏而自愧不如呀！年轻时的学平
连沉鱼落雁且恬静如初的学平，现在都有了儿子，这让我这个老姐姐情何以堪！我坚定不移地对自己说，公元1986年，我最中心的战略任务将是，努力地把自己嫁出去！慌慌张张，也忙里偷闲的，我迅速完成了这个其实比读书麻烦得多的任务。直到很多年之后，愚钝的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些圣贤们要警告人们不要慌不择路。慌慌张张，那是一定要出错的！那之后的岁月，过得快极了。我有整整一十五年，没见过任何一位大学同学。一直到2000年冬天那次回武汉，我才算打通了我们班原来级别最高的党支部书记家中的电话。刚说几句话，前书记便唏嘘地告诉我，老王已经去世了好几年……我只觉得耳边响起了一声惊雷，老半天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的同学居然已经开始去世了，而且带头的，竟是我最要好最敬重的渡江学姊！那之后，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寻找一下我的大学同学。我制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先找到高青！我和高青，既不同寝室，也不同小组，但我们却非常要好。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高青和全世界人民都要好，没人竟和她不要好！找到高青，就意味着找到了组织，也就找到了整个革命队伍！我专门去了一趟湖北省图书馆。省馆的人万分和蔼地告诉我，高青走了，而且早就走了，去了美国。万分惆怅地回到德国之后，我想起，我其实认识高青的妈妈。高青妈妈住的地方，离着我一个要好的朋友工作的地方并不远。我于是立即着手联系这位朋友，让她帮我去找一趟高青妈妈，问问高青的电话。朋友很怀疑高妈妈会真的给她电话。朋友说，国内遍地都是骗子，谁敢随随便便就给你电话！朋友小心翼翼地询问高妈妈，能不能抽空问一下高青，同不同意把电话号码给一个名叫汪晶晶的大学同学。朋友没想到，高妈妈是个万分单纯，完全没有心计的人。朋友刚说汪晶晶和高青一向非常要好，高妈妈就已经掏出小本，让朋友抄下了高青家的电话。收到朋友传来的高青的电话，我又惊又喜，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电话。我完全忘记了时差，忘了我拨通电话的时候，正是美国波士顿的子夜时分！哈！在拨通学平家电话的那个瞬间，我们既高兴，又激动，拿着话筒，一时竟不知该从何说起。学平在寝室中除了晓玲子外，是最小的。但她在家却是老大，下面有妹妹和弟弟。这使得学平永远都是一个有着大姐姐风度的人。她懂事，忍让，时时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就是在最激动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刚刚前言不搭后语地聊了一会儿天，学平就说，别打太长，德国打到中国一定很贵，挂了吧！我们以后可以写信！我答应学平，只要过北京，只要有闲暇，我一定去看她。也就在那同一年，2001年，我真的正好要路过北京。那时我们公司在国内有一家合资厂，厂长到机场接了我，然后准备一起去保定。我慌慌张张地先去雅宝路看了看我二姐。在二姐家，我又慌慌张张地给学平挂了个电话，想看她是不是正好在家。那天是个星期天，学平在家。我央求厂长带我先去学平家，看看学平，再去保定。我保证最多只耽搁十分钟，厂长同意了。我一向没有方向感，北京又巨大得无边无际。现在回想，学平向厂长解释的似乎是，她家离着月坛公园不远。总之，厂长很顺利地把我送到学平家。厂长在车里等我，并警告我，如果十分钟不下来，他将上去叫我。随后，学平说，你从国外回来，别笑话我，我带你看我最豪华的一间房。那间房真的很漂亮，我几乎立即就同意了学平使用的豪华那两个字。学平却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她只装修了这一间，别的房，没有装修，也就不让我看了。我刚坐下，学平递给我一杯茶。那只杯子，却是白色搪瓷的。我接过来一看，那是我们五十六位同窗，人人都有的毕业纪念杯！茶还没喝，那杯子就让我心中充满了暖意。我俩彼此通报了一下相互的情况，学平说，在刚分去的那所国际关系学院，她只工作了不长的时间。那地方太偏僻，每个星期要坐学院的公车才能来天安门广场。后来，学平调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图书馆，就在北京的城中心。这让我万分高兴。我告诉学平，我二姐二姐夫都是学医的，都在北京。而且我二姐夫就在医科院下属的一个所工作。学平说，只要我二姐二姐夫有任何文献方面的需要，可以随时找她。我没见到学平的夫君和儿子。学平说，他们晚上都会回来。学平提议等一下我们一起去买菜，回来再一起做饭。我说只能等下次了！这次只能先来看看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学平脸色很不好，甚至有些浮肿。我问了问，学平果然大病了一场，病得很重，做了一次堪称巨大的手术。学平站起来，让我看她的躯干。我什么也没看出来，只是感觉到，她的躯干，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固定着的一样。我问学平有什么事需要我在德国替她办。学平说，你是医生的孩子，你知道，我工作的医学科学院下属的北京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要是有病在这里还治不好，那就没处可治了。我和学平就这样没头没脑地聊着天。厂长很仁慈，在车里等了我半个多小时，才上来敲门。我亲了亲学平，就和她告辞了。两年之后的2003年，正是“非典”肆虐之时。整个北京机场竟空无一人，我却回国了一次。那次回国，我参加了一次北京同学的聚会。是学平让我去了，那是我毕业二十多年后参加的第一次同学聚会。现在回想，那一次见学平，我非常欣慰。学平的整个状态，比我两年前见到的好很多。学平自己也说，她基本上可以说，缓过来了。两年前见学平，无论我怎么解释，学平都反复固执地认为，我一定很会保养皮肤，并坚持让我告诉她，平时该怎么护肤？所以 2003 年那一次回去，我专门给学平带了一瓶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含胶原蛋白的护肤霜。学平送给我一只万分美丽的绣花包。那之后的若干年中，我本来还可以见到学平几次，却都阴错阳差地都没见到。其中有一次，我甚至已经和学平约好，在王府井一个我能找得到的地方见面，却发现那正是她儿子高考前最紧张的时刻。思前想后，我用蓄芳向来年一类的话语安慰自己，主动放弃了那次见面。头一年，好友宝瑜，在他的绿野出版社帮我把我的四本《松园旧事》出版了。我打电话问学平，想不想看。学平说，当然想看，早就想看。那之前，79级的学弟设计了一个名叫7902的网站，我曾在7902上连载过《松园旧事》。贤良的学平，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去看7902，但她却盲目地坚信，凡是我写的，一定好看！学平说，你又不是作家，又不指望书这东西能帮你赚钱。再说你又有钱，你何必不多印几本，送给图书馆，再送给所有你认识的人，让大家都看。我想了想，觉得学平说得有道理。书这东西，既是写出来了，不就是让大家看的吗？我说，等退休，我有空了，回国住一段，专门想法送我的书。学平问我，你什么时候退休？我说，大概2019年吧。现在回想，我真是太糊涂了，我完全忘了学平那可诅咒的病，忘了她那已经十分脆弱的身体！书是个很重的东西。且不说我的《松园旧事》一套就是四本。帮我印书的，我的生意伙伴，开着车，把我的书，按和学平约好的，送到学平的图书馆。学平在图书馆临时借了一小块地方，堆放我的书。学平刚把书堆好，馆里又觉得那个地方不妥，要换另一个地方。真是只有天才晓得，我的那些不幸的，重而又重的书，是怎样折磨我亲爱的学平的！堆放好了书，事情并没有完。学平又开始帮我送书。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等，等等，所有学平能想起的重要的图书馆，学平挨个帮我送。送完了，学平还要求这些图书馆万里迢迢给我寄捐赠证书。送完了图书馆，学平又帮我送同学。所有在北京能碰到的同学，所有在海外，回国能途径北京的同学，学平都帮我送到。过了很久，学平又想起，她忘了两个，香港还有新乐，南京还有晓丽。她又专程帮我另寄。有一次和学平聊天，我说我特别敬重国内一位作者，我的湖北同乡。朋友传给我他的作品，看得我泪光闪闪。我说，别人花了多大精力写呀，我不花钱买，就这么白看！真是对不起他！随后，学平专门帮我寄了一套《松园旧事》给这位作者，并解释说，作者汪晶晶，因为白白看了您的书，很是过意不去。在此专门送一套她的书，以作补偿。为了让我放心，学平专门把我的邮件地址给这位作者，让他直接告诉我一声，书收到了。他还真发了一份邮件给我，谢谢学平替我寄的书！在那段日子里，在我万分万分感动的同时，我其实已经有种预感，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法回报我亲爱的学平了！每次我谢谢她时说，下次我回北京……学平就不由分说地打断我，什么时候是你的下次呀？我的老妈妈去世之后，我这才痛彻心脾地明白，一位知名作家所说的，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妈妈在，家才在。家在，国才有意义。妈妈不在了，那片土地，与我何干？我已经唤不起回国的兴趣，我真的不知道，何时将会是我的“下次”？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虽然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报名参加了2017年10月为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的那一次珞珈返校大聚会。假如我没有报名，失去了最后一次见学平的机会，我在这剩余的岁月里，将会在多麽巨大的悔恨中挣扎呀！学平剪的是我们童年时代称为“娃娃头”的那种可爱的发式。那让她依然美丽的脸蛋，似乎显得比十多年前更有朝气。我大大地放心了，对自己说：学平已经远离病魔，她的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了！2017年10月11日聚会之后回到德国，我给学平打了个电话，当时当然没有想到，那竟会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学平跟我说的一些，是和她退休，领取退休金有关的事。因为不熟悉国内的具体情况，我并没有太听懂。我暗地里担心的只是，学平，人实在太老实，但凡遇到吃亏的事，她总是在劫难逃的。我跟学平聊的，则是我返程时在北京机场的一次有惊无险的奇遇。我一个人，乘坐的是南航从北京飞往阿姆斯特丹的班机。过安检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拿起自己的包和登机卡，却忘了护照。我按照登机卡上标识的地方，找到登机口。时间还很早，飞机要到半夜才起飞。登机口有足够多的空椅子，可以闭目养神。不想休息，我也带着杂志可以看。没想到我刚刚悠哉游哉了没多大一会儿，登机口突然来了一群身穿海关制服的人，而且直截了当地走到我跟前。2008年我的老妈妈去世之后，我虽悲伤，却自由了。我订了一个2009-2014的五年计划，在海外的华夏文摘上写文章。我一边仔细思考可能会有什么事情，一边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没想到海关的官员和蔼可亲，其中为首的问道，你叫汪晶晶？我说是。他继续问，你是德籍华人？我说是。他问，你的护照呢？我说，在包里，您要检查吗？没想到官员们笑了。他们说，难怪你一点不着急。说真的，在那个瞬间，我真的为这一群海关官员的工作效率吃惊。我问，你们只捡到了我的护照，并没有捡到登机卡。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乘坐这一班飞机呢？官员们说，是啊！你丢的这本护照，可真是折腾了我们半天呀！我们广播寻找你，没人回复。最后，官员们说，他们被迫去查全机场已经check in的乘客，那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才找到我。我万分诚恳地对官员们说，这事，说到底，你们真的不应该怪我！这笔账，应该记在恐怖分子头上才对！要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没有那些恐怖分子，你们何必要搞什么安检，连防晒霜和洗发膏都不让带。我治哮喘病的药，居然让我当场服一片！既麻烦贵机场工作人员，又麻烦我们……哈哈哈！学平在话筒那边朗声大笑，你可真是强词夺理呀！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你还要怪别人。要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别的什么机场，你这么迷糊准得误机！最后，我告诉学平，2017年的圣诞新年，我不在德国，我将在澳门和三亚。我让学平不要给我寄贺年卡，我也不寄给她。学平同意了。那之后，我回国了两次。三月到安徽池州，虽路过北京，却有一德国人跟着。四月到浙江宁波，却没有路过北京。就这样，命中注定，我永远永远地失去了，再见到，甚至再听到学平的机会！愚蠢而粗心的我，就这样把心爱的学平给弄丢了，永远永远地弄丢了，我心爱的学平！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我只能怀着深深的愧疚，向着苍穹呼唤：难忘你，我最亲爱的学平！我们下次见面，将在来世！来世茫茫的人海中，即使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我也一定要找到你！等着我，我亲爱的学平！2018年9月11日至13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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