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我过的生活》

一九二二年，里尔克写出了他的《杜伊诺哀歌》与《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两首巨作，这两部作品不仅是德语现代诗歌的一个高峰，而且因其广泛涉及人类存在的种种根源问题，如生死、爱欲、创造和不朽等，而成为在世界诗歌史上亦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之作。

在霍尔特胡森所写的里尔克传记（三联出版社）中可以看到，里尔克的早年跟一个浮躁功利的文学小青年差不多，是什么迫使他最终作出这么大的蜕变呢？我想后天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内心强烈的孤独感——或是对孤独感的渴求，以及他对万物敏锐的神秘主义思察和阐释，这两点令他不断从凡俗中抽离出来，企向更高的起点。

经历了俄国与巴黎、萨洛美与罗丹这两个‘第二故土’和两个引领者的影响后，里尔克更一举跃到了成熟。俄罗斯广渺的沉重与苦难、东正教的神秘，应和了里尔克对存在与痛苦的思索。罗丹和塞尚的工作态度令里尔克在艺术形式上更像一个仅为艺术而生的圣徒一样磨练自己，这是后来更高耸的飞跃的必经之途。萨洛美这个奇女子则令他更深的认识母性和爱。他中期的一系列作品中：《时祷集》是心灵上的锻炼；《新诗集》则是技艺上的修习，物的伟大凝聚；再加上小说《布里格随笔》中所作的自我责问、反思之后，他已为未来向巅峰的攀越作好了准备，然后就是‘十年的等待和沉默’（奥登诗云）了。

来到里尔克伟大的奇迹之年：一九二二年的二月，创造之神一下子完全占据与归属于他的心灵，那个世纪最伟大的诗歌出现了！在那不可思议的巅峰，里尔克的思与诗已浑然一体，甚至超越了诗人本身的能力，这样不是雄伟还有谁堪称雄伟？在《杜伊诺哀歌》与《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之后，他已进入豁然开朗之境，这时作不作诗对他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归属于他本真的存在的神恩之中。也许后期的里尔克更应被当作一个思想者，而不只是一个诗人来看待。所以我们不应单纯用诗的尺度去衡量他的诗——并以此来指责他的形而上与过度的抽象。

只是最后他的痛苦的病与死令人费解——他死于被玫瑰刺伤所引致的白血病，这也属于命运的一步吗？是最后的考验？但无论如何，死于玫瑰，虽然痛苦，但却纯粹、独特（里尔克在《时祷集》和此后作品都多次提出‘独特的死’这一概念）、高贵，仿佛暗示了无尽的隐义——和他自己所作的墓志铭吻合了——‘玫瑰，纯粹的矛盾，多愿在你合闭的眼睑下睡去。’

说回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面对一个无法企及的高空，我本应该沉默，因为我的言语无力描述我在阅读中崇高的愉悦和思想的激荡。反覆地潜入字与词交织的底处，强烈的光芒令人感到弱小的灵魂无能承受。上半部中是对爱者、早逝者的冷静省思和歌颂：爱者是否完美呢？否，爱者、早逝者的引领仍在远处。相对于天使，我们盲目可悲；相对于儿童，我们分裂而无法持守自身；我们的命运有如第五哀歌毕加索的江湖艺人，徒然运动、上升和落下，开放虚假的笑。但假如我们真正能在这虚无的运动中通过艺术抵达一瞬即逝的存在之真——在一刹那我们完满了自身，‘真正微笑起来’，那么幸福或会短暂地充盈了生与死。

Ich werde den letzten wohl nicht vollbringen

aber versuchen will ich ihn.

Ich kreise um Gott, den uralten Turm,

und ich kreise jahrtausendelang;

也许我不能兜完最后的一圈，

可我总要试试．

我绕著上帝，绕著太古的高塔

已兜了几千年之久；

最后一圈我或许完成不了，

我却努力要把它完成。

我围着上帝，围着古老钟楼转动，

转动了一千年之久；

最后一圈不能完满，或许，

而我愿试他一试。

我绕着上帝，绕着古塔，盘旋

数千年已久，却

依旧不知：自己是一只鹰，一股风，

还是一首伟大的歌。

岩 子 Europa 译

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过的生活好像圈子，

一圈大过一圈。

也许走不完最后一圈，

但总要试一试！  

绕着上帝、绕着古塔，

盘旋了数千年；

我不想留下最后一圈空白，

所以仍要去探索。

我围绕着精神和世俗打转，

年复一年；

做为名震一代的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由于其诗风追求形式美和音乐性，往往充满了神秘色彩和颓废情调，因之此诗所表露的诗人思绪具有相当大的飘忽性。但细读诗作，把握住了“圈子”这一意象，似可破释它的庐山真面目了。

全诗由两段组成，首段坦露了诗人对自己所过的生活做一意象的概括，“像在事物上面兜着越来越大的圈子。”恰似生命本体犹如一石投水，泛起阵阵涟漪，荡开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意在揭橥诗人接触的外界事物越多，越增强了生活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尽生命之所能。虽然“也许我不能兜完最后一圈，可是我总要试试。”这显示出诗人只要生命不息，就总要保持一种追求真理精神的热忱。诗文的思路是明晰的，情绪是乐观的，哲理指向无疑是：人，只有不断扩大认识真理的领域，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充实，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

第二段是首段段意的承接和阐释，因为“总要试试”，竭生命之所能，把认识真理的“圈子”扩得最大。所以，在“绕着上帝，绕着太古的高塔已兜了几千年之久”;神驰遐想中，诗人扪心自问，这种追求真理的结果虽然“依旧不知道，我是一只鹰，一阵暴风，还是一首伟大的歌。”这似乎流露出无望的哀伤，但是，却无疑展现出诗人的哲思：生命的价值和幸福在于对真理的追求中，结果如何，无须证明，因为一代生命有一代的认识限制，真理的链条需要由一代代人组接延续，无穷无尽……

游 仙 诗 与 玄 言 诗

刘勰称西晋诗坛“人才实盛”（《文心雕龙·时序》），但到了后期由于诸王及诸胡之乱，太康诗坛上的精英大部分都在乱中丧命，如张华、潘岳、陆机、陆云、石崇、欧阳建、刘琨等无一幸免，挚虞等人甚至活活饿死乱中。西晋后期人才凋零，诗坛沉寂。晋室南渡之际，刘琨留守在北方并州浴血苦战，郭璞则携家避地江南。刘琨壮烈殉国以后，只有郭璞在勉强支撑诗坛的残局。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璞博学多才，通经术，善辞赋，喜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卜筮，因此有许多关于他卜筮神妙的离奇传说。永嘉末中原板荡，他来江南后深得王导器重，被引为参军；元帝时为著作郎、迁尚书郎；明帝初王敦起为记室参军，后因劝阻敦谋反为敦所害，及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有辑本《郭弘农集》。曾遍注《尔雅》 《方言》 《山海经》 《穆天子传》《楚辞》《水经》等书，过江之初的大赋《江赋》雄奇壮丽，与木华《海赋》同为文学史上写江海的名篇。当然，郭璞最为人传诵的是《游仙诗》。

游仙诗并非始于郭璞，在《楚辞》中就多有游仙的内容，如屈原的《远游》《招魂》。汉魏诗歌中更有许多游仙之作，连俯视八极的曹操也有《秋胡行》。屈原“游仙”是由于他保留了楚地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征，保留了神话的想象与传说，也是由于时代的污浊和黑暗使他希望“轻举而远游”。汉魏的游仙诗多抒写对生命的依恋，对长生的企盼。郭璞的《游仙诗》则既不同于屈原，也有别于汉魏游仙之作。锺嵘《诗品·晋弘农太守郭璞》说：“《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游仙诗》现存完篇十首，另有九首残篇。这些诗篇中虽有部分是抒写“列仙之趣”，描写自己登天神游的“经历”和九天阊阖的神奇境界，表现自己超凡入仙、长生不老的愿望，而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现实“令人哀”才幻想“飘飖戏九垓”，如第九首：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奔雷。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若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

他的大多数游仙之作不过是“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刘熙载《艺概·诗概》），表现了诗人的匡国之志和忧世之情，也流露了志不获骋的苦闷和高蹈出世的向往。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此曾有精当的评论：“盖自伤坎壈，不成匡济，寓旨怀生，用以写郁。”我们来看其中两首代表作：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游仙诗》其一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其五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的出尘之想，是由于“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的用世之志不能实现，“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的隐逸之思，正来于“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的痛苦绝望。隐逸也好，游仙也罢，都是诗人“不成匡济”而“自伤坎壈”的表现。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高度评价了郭璞《游仙诗》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游仙诗》能在诗语、诗情和诗境上独拔时流，跳出玄言诗的窠臼，所以它在同时代的诗歌中显得挺拔出群。同时《游仙诗》也突破了历史上游仙诗的某些传统，它并非单纯写飘飘游仙的乐趣，而主要是通过这一题材表现自己对时代、社会、人生的体验，抒写自己的人生苦闷与社会理想。《晋书·郭璞传》称璞“词赋为中兴之冠”，锺嵘也认为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诗品》卷中），永嘉南渡以后郭璞为东晋第一位重要诗人，他不仅是西晋和东晋之间一位过渡性的诗人，也是这时期一位成就最高的诗人，“中兴之冠”的盛誉当之无愧。

稍晚于郭璞的庾阐也写了一些游仙诗，现存这类作品十首，其中五言诗四首，六言诗六首。如六言诗：

赤松游霞乘烟，封子炼骨凌仙。晨漱水玉心玄，故能灵化自然。

——《游仙诗》其六

乘彼六气渺茫，辎驾赤水昆阳。遥望至人玄堂，心与罔象俱忘。

——《游仙诗》其七

庾阐的游仙诗在“辞趣”上不同于郭璞，他没有郭璞游仙之作中那种“零泪缘缨流”的悲伤，也没有他那种“不成匡济”的忧虑，庾阐不过是借游仙来“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抒写“灵化”于“自然”的逍遥之境。庾阐游仙诗的语言虽不像郭璞那样“文藻粲丽”，但他也十分注重琢字炼句，如第四首“白龙腾子明，朱鳞运琴高。轻举观沧海，眇邈去瀛洲”，色彩鲜明而又对偶工整。

真正笼罩东晋诗坛的是玄言诗，南朝人对此多有论述，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锺嵘对这一时期诗歌的批评更为尖锐：“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江左“玄风独振”自然与江左士人的心态息息相关，渡江之初晋元帝也有“寄人国土”的惭愧（《世说新语·言语》），过江士族更黯然神伤，《世说新语·言语》载：“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东晋前期政坛的中流砥柱王导，开始口头上还鼓励大家“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同上），但实际上并不见他有任何光复失地的举措。“离黍之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到了第二代士大夫就基本上“还把他乡认故乡”了，如王羲之因会稽山水风物绝佳而“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王羲之传》）玄学清虚恬淡的旨趣恰好迎合了士大夫偏安苟且的心态与闲适风雅的情调，一时名士都对玄学清谈乐此不疲。

东晋玄言诗的兴盛当然主要是“玄风独振”的结果，但江左的玄风不同于正始的玄学，进行深刻哲学运思的理论兴趣逐渐淡化，玄学此时已成为一种思辨的游戏，士大夫之所以热衷于谈玄，是因为他们能在清谈中表现自己的机智和辞锋，能在谈玄中展示自己的气质和风度。《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无论是谈者还是听者，倒不在乎到底谈了些什么，而更注重对方是怎么谈的。“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理之所在”人们并不怎么关心，清谈时“精丽”的“才藻”和“自得”的气韵才能博得大家“嗟咏”。这样谈玄中的“思”就转向了“诗”，江左那些清谈高手同时也是玄言诗人，如当时著名的清谈家许询、孙绰“并为一时文宗”（《文学》引《续晋阳秋》），“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文学》）

东晋中期玄释合流，名僧与名士过从甚密，如支遁援释入玄对《逍遥游》别出新解，在向秀、郭象之外标新立异，赢得不少士人的赞许和尊敬。《世说新语·文学》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俊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有的名士认真研读佛经，佛理也常是清谈的话题，孙绰还著有《道贤论》《喻道论》等佛学论著。不过其时玄言诗中所表现的仍然是玄理，还看不出佛学影响的痕迹，即便支遁的玄言诗也是以韵文谈“玄”而不是以诗说“空”。

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锺嵘在《诗品》卷下说：“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载：“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人，寓居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其父孙楚为西晋诗人，以名句“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见称诗家，锺嵘《诗品》将其列入中品。绰少时游放会稽山水十余年，后历任参军、太学博士、尚书郎、永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孙绰自称“少慕老庄之道”（《遂初赋·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在其名文《喻道论》中就有兼综释道的倾向。在文学创作方面孙绰是位多面手，碑文尤为时人所推许，其时名公重臣死后的碑文皆出其手，史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晋书·孙绰传》）。尽管他对自己的文赋十分得意，扬言《天台赋》掷地可“作金石声”，但他的玄言诗最为有名。他各种题材的诗歌都渗透了玄理，所谓“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即使悼念母亲的《表哀诗》也以这样的句子开头：“茫茫太极，赋授理殊。”与友人酬唱的《赠温峤诗》一起笔就说：“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答许询诗》九章就更是毫无形象的韵文了：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答许询诗》其一

当然他并不是首首诗都像这样艰涩枯燥。《秋日诗》虽然仍受玄学的影响，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清虚冲淡的情怀，而且这种冲淡的情怀与萧瑟的秋景融为一体：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玄言诗的另一位代表诗人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人。《续晋阳秋》称“询有才藻”，交游都是当世名流如谢安、王羲之、支遁辈，与孙绰并称“孙许”。简文帝说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遗憾的是他的诗歌全部亡佚，现仅存的三首残篇难窥全豹，如《农里诗》断句“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抒写的是老庄超然洒脱的韵致，全然见不到“农里”的风物风情；断句“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从其语言的整饬和音调的和谐来看，许询有较强的文字表现能力。《晋书·孙绰传》说“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许”。看来许询为人可能比孙绰超然高旷，孙绰可能比许询更有文学才华。对此孙绰也有同感，当“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时，孙绰的回答是：“高情远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同上）。

写玄言诗的当然不只孙绰和许询，东晋中期的诗歌要么为玄言诗，要么受到玄言的深刻影响，如晋穆帝永和九年（353）诗人们在会稽的兰亭唱和，这次唱和诗歌后结集为《兰亭集》，王羲之还为此写了著名的《兰亭集序》。诗集不管是写山水之乐，还是写诗酒风流，表现手法或许有高低之分，但渗透玄理却别无二致。如庾友的《兰亭诗》：“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王凝之的《兰亭诗》：“庄浪濠津，巢步颍湄。冥心真寄，千载同归。”谢安的《兰亭诗》也说：“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王羲之存有《兰亭诗》二首，一为四言，一为五言，其中五言诗凡五章，而以第二章在艺术上最为出色：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诗人通过对春光春色的喜爱，表达了自己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从“仰观碧天际，俯磐绿水滨”两句，不难想象诗人当时“游目骋怀”的萧散风神，从“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更展示了诗人对自然与人生的全新体验。但从“寓目理自陈”和“大矣造化功”看，全诗仍然有玄言意味，诗人还是在山水中体认玄理。

锺嵘说这一时期的诗歌“平典似《道德论》”，刘勰对此时诗歌的评价也基本是否定性的，以谈玄入诗难免堕入理障，许多诗歌的确“淡乎寡味”。不过，我们从《兰亭集》中的诗歌也可以看到，玄言诗与山水有很密切的关系。《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孙绰《庾亮碑文》说：“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东晋后期便由目击山水而体悟玄思，进而因山水获得审美陶醉。义熙年间玄风渐替，谢混开始在诗坛起衰救弊，上摧孙、许而下开颜、谢，成为山水诗的开路人。如他的《游西池》：

悟彼蟋蟀唱，信此劳者歌。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何。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

此诗虽还有玄言诗的余韵，但主要是在写景抒怀而非体认玄理，所以《文选》收入“游览”诗类。诗的结构、韵味、语言已透出其侄辈灵运的气息，如“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就大类灵运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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