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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盛唐诗话₂》

民国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24.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常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及第,但他的官运比王昌龄更差。《唐才子传》说他“大历中,授盱眙尉。仕履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有肥遯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于当时。”他的生平,可知者只有这一段记载。但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高才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可见在天宝末年,常建已为县尉,可能就是《唐才子传》所谓盱眙尉。大约安禄山乱后,就失去官职,寄情琴酒,隐居作诗,这是他的晚年生活。
常建与王昌龄、储光羲、孟浩然、王之涣,都是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也同样都是潦倒不得意的诗人。他的诗现在只存五十多首,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他的著名作品,几乎各个选本都选入的。破山寺在今江苏省常熟县虞山上,遗址犹存,因常建此诗而成为古迹。此诗可能是常建任盱眙尉时所作,因为在他的诗集里,这首诗之后就有《泊舟盱眙》一首,也是五言律诗,可能是同时所作。
这首诗只是从正面描写一所冷落岑寂的山中古寺,没有寓意,因而只是赋体,没有比兴。自从南朝的鲍照、谢灵运创始了山水诗以来,直到唐代,诗的领域里形成了山水风景诗一派,甚至影响到艺术领域里,从王维起产生了山水画派。
这一派山水诗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同。陶渊明作田园诗是表现了他的人格的。他对农民,对田园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同情,有欣羡,也有怜悯。而鲍、谢诸人的山水诗大多是客观的描绘,不反映与人民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现实。甚至可以说,这些诗没有主题思想。诗人在写作时,注意的只是如何用精美的词句来刻划自然风景。尽管诗的结尾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慨,但从全诗的写作态度来看,却并不是重点,不过借此来做结束而已。因此,这一派的诗,往往只有好的句子,少有好的全篇。鲍、谢等人所作,都是五言古体诗,描写的句子较多,但也不能句句都突出地好。锺嵘《诗品》称谢灵运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称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称谢眺的诗“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这些都是指出他们的优点是有美善的章句。所以谢灵运的诗最为人传诵的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眺的名句是“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类。在全篇中虽是警句,而全篇却并不都好。刘彦和总论宋齐间的诗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所竞也。”(见《文心雕龙·明诗》)也说这些山水诗的创作倾向在于刻意雕琢新奇的对句。初、盛唐诗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传统,几乎每人都有些描写山水风景的诗,不过已不用古诗体的五言,而改用律诗体的五言了。五言古诗篇幅较长,可以“俪采百字之偶”,五律则工夫都得放在中间二联二十个字上。随着诗人们的争奇斗胜,五言律诗在唐诗中成为艺术标准最高的一种诗体。
山水诗既以创造秀句为工,这一风气在文学批评上导致了一种极不好的倾向。即评论诗篇,不谈思想内容,不谈全篇的完整统一,而只摘取其一二“奇章秀句”。《世说新语》记录了一件谢安石的秩事:他问子弟们:《诗经》里那一句最好?他的儿子回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最好。谢安石说:我以为“纡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最好,因为有雅人深致。这是摘句论诗的开始。其后锺蝾作《诗品》,常常举出各个诗人的秀句。到唐代,殷璠作《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他们评论当时诗人.都举出其传诵一时的名句。宋元以后,许多人作诗话,经常举出某诗人的一二联诗句,致其赞赏,绝不论及全篇的思想内容,似乎诗的好坏,关系全在有无佳妙的联句。这样的文学批评,就犯了纯艺术观点的错误。
对于诗人自己的用力于锻炼句子,我们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大诗人也讲究做精警的句子。杜甫就说他自己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他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还说李白的诗很多佳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又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这些特别强调“佳句”的资料,反映出盛唐时期诗人极重视锻炼句法,而这所谓“佳句”,往往是律诗中的二联。有人说做诗不宜苦思,苦思则丧失自然风韵。但诗僧皎然却在他的《诗式》中说:“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一段话,大可注意。皎然以为:作诗取境,必须经过苦思,方能炼得奇句。但在全诗完成以后,要使这个奇句,并不显得突出,好象是随便写来,不见苦思的痕迹,这才是高手。由此可见,他是要求奇句与全篇面貌一致的。锻炼奇句,不是作诗的目的,而是作好诗的手段。所以,象杜甫那样的耽于创造惊人的佳句,我们应当肯定的。
中、晚唐诗人渐渐无视句与篇的关系。他们作律诗,往往先有中间二联,然后配上头尾。他们并不是先有一种思想感情,而后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先有佳句,然后配上合适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虚伪的文学。尽管象贾岛那样“二句三年得”,而不能使人“一吟双泪流”,也就等于纸扎花果,徒费精神,无补实用。这样的追求佳句,就不足为法了。
我们每读一首诗,第一总得研求它的主题思想。纯用赋体的叙事或写景小诗,就以它的诗意为主题。如果是一首用比兴方法写的诗,尤其应当研求它所寄托的意义,即所谓言外之意。其次才赏鉴它的章法、句法,乃至用字的艺术手法。宋元以后的诗话,很多的是摘句论诗,所以很少有高明的见解。
现在,我们回头来解释常建这首诗。第一联是很好的流水对,初读时不觉得它是对句。“初日”照应上句的“清晨”,“高林”照应下文的“竹径”和“花木”。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平列的,用几个具体形象来表现古寺的幽静。第一联不必对,作者却做了对句;第二联必须对,作者却不对。这种形式,称为移柱对,又名偷春对,是律诗的变格,一般都出现在五言律诗中,七言律诗中如此者极少见。第三联说清晓的山光使鸟雀都感到喜悦,澄沏的池塘使人心也同样空虚。“山光、潭影”都是描写一个“清晨,初日”。在朝阳临照之处,亮的地方是光,暗的地方是影。“悦”与“空”都是动词。“山光悦鸟性"这一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虽然说一、三、五不拘,但连用三个仄声字,毕竟音节太硬。因此,下句就不能连用三个平声字。作者用“潭影空人心”,这个“空”字不能作平声读,才可以挽救上句“悦”字的拗口。从前有许多人不了解,以为作者用的是平声的“空”字,引起过一些辩论。沈德潜说;“空字平声,此入古句法。”吴昌祺也说:“空字只作平声读,自佳。”他们都以为这是古诗句法,不知其他七句都是律诗音节,怎么可以在此插入一句古诗?
沈德潜解释这一联云:“鸟性之悦,悦以山光;人心之空,空因潭水。此倒装句法。”他只知道“悦”和“空”都是状词,因此他把“悦鸟性”解作“鸟性悦”,把“空人心”解作“人心空”,所以说这两句是倒装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空”字在诗律上必须读作仄声,那么它肯定是一个作动词用的字。“空人心”,意为使人心地空虚。王昌龄诗云:“萧条郡城闭,旅舍空寒烟。”也是应读去声的。同样,“悦”字也是一个动词。
第四联结尾。大意说:这个地方除了寺里钟磬声音之外,一切都是寂静的。“此”字用在这里,可以省去下面的名词。不论此事、此物、此地、此时、此人,都可以单用一个“此”字,反正看上文总可明白。“寂”字是全诗的中心,因为整首诗写的只是一种寂静气分。“但馀钟磬音”的“馀”字,一般都讲作“剩馀”。“但馀”就是“只剩”。但锺伯敬却强调这个“馀”字,解作
“多馀”。他说:这里一切都是非常寂静,只有寺里的钟磬音是多馀的。我以为这样讲法,没有摸清作者的思路。作者并不以为寺里的钟磬音是破坏寂静境界的多馀之物,反之,他以为寺里的钟磬音加强了此地的寂静。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亦即此意。
诗就这样讲过,诗意也就这样表白无遗。你如果问,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没有主题。否则,作者为什么写它出来呢?但这首诗是纯客观的描写,对读者既没有任何教育意义,也没有什么启发。甚至一点不用夸张手法,说它的创作方法是赋,也似乎说不上。这首诗只是冷冷地勾勒几笔,描绘出一个山中古寺的幽寂境界。这就算是它的主题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盛唐诗人,都有这样的诗。历代评论家对这些诗都非常赞赏,说它们清秀、古淡、闲雅、朴素。“竹径通幽处”一联,更是欧阳修十分欣赏的,他自己说,竭力摹仿,也写不出这样好的句子。
这一派的诗,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许多诗人把精神浪费在雕琢字句,铸造两副精工的对联。艺术成就可能不坏,而全篇意义空虚,终于只是一种消极的文学。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
 

 
25.王昌龄:七言绝句四首
长信秋词(三首之一)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寄穆侍御出幽州
一从恩谴度潇湘,塞北江南万里长。
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
七言绝句的唐律声调,完成于初、盛者之际,作者愈多。加以西域歌曲大量输入,需要新的歌词以配乐,诗人们都利用绝句的形式。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绝句盛行,尤以七言绝句为主。
七言绝句一共只有二十八字,声韵、章法、句法的错综变化,题材的多样,诗人艺术手法的各有特色,使这二十八字能组织成种种不同图案的万华镜。在盛唐诗人中,王昌龄特别是作七言绝句的高手,他的七言绝句传到今天的也是最多。我们现在再选讲他四首七绝。关于从军,边塞的绝句,已经讲过一首,这里不再选了。现在选取的是其他两种题材的作品。
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今西安)人。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官秘书郎。二十二年,中宏词科,调汜水尉,迁江宁丞。史传中说他因为“晚节不护细行”,贬龙标尉。安禄山之乱,他回到家乡,不知因何事,为县令闾丘晓所杀害。所谓“晚节不护细行”,竟无从查考,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做江宁县丞的时候,大约是他作诗的全盛时期,因此当时人称他为王江宁。他最后的官职是龙标尉,故后世人称他为王龙标。
这里所选四首绝句,前二首属于宫词、闺怨一类,后二首属于朋友投赠一类。加上从军边塞诗,就是他全部七绝的题材了。
宫词是写宫中妃嫔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她们对君王的怨情,或者是失宠了,或者是求宠而不得,或者是悲叹青春虚度。闺怨是写一般民间妇女的情怀,或者失宠于丈夫,或者怀念离别已久的丈夫。二者实在是同样的题材,不过作宫词就需要多用些华丽的辞藻,而且往往是借古喻今,不能明白地直说是当今皇宫中时事情。这一类闺情诗,虽然《诗经》中已开始出现,但在晋宋之间,民歌流行以后,助长了它的波澜。《乐府诗集》中有许多晋代的民间情歌,如《子夜歌》、《读曲歌》,也都是五言四句。到了梁陈时代,文人用这种题材来描写贵族妇女的生活和爱情,就成为宫体诗。唐代诗人继承这一传统,但采用比兴方法,将失宠或不得宠的妇女的怨情,隐喻自己不得志的遭遇。于是使这类诗具有新的意义,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
《长信秋词》共有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五首诗的题材是汉成帝两个妃子的故事。成帝先宠爱上班婕妤。不久又宠爱了赵飞燕。班婕妤失宠后,自请到长信宫去侍候太后,这样才得避免赵飞燕的妒害。班婕妤是史学家班固的祖姑,也有文才。她留下了一篇自叙性的赋,其中有句云;“奉供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供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就是叙述她退居东宫,为太后执酒扫之役,甘心从此终老。王昌龄运用这个历史故事,作《长信秋词》,描写班婕妤在长信宫中秋天里的思想感情。
第一句说:天色黎明,殿门开了,她捧了扫帚进去打扫。第二句说:暂且拿一把团扇在殿前徘徊休息。将,作持字解。为什么这里忽然用到团扇?因为秋风一起,团扇被人抛弃了,恰好象征妇女的失宠。班婕妤在殿前徘徊,是和团扇在一起,一个是失宠的人,一个是失宠的物,所以诗人说“共徘徊”。昭阳是赵飞燕居住的华丽的宫殿。班婕妤看到从昭阳宫那边飞来的乌鸦,背上还带着太阳光,而自己身上却照不到,因而感叹自己的容颜反而不及乌鸦。太阳,在文学上常是君王的象征,太阳光,是君王恩宠的象征。这样一说明,这两句的形象思维就清楚了。从散文的语法观点来看,“犹带"的主语,应当是“玉颜”,但这是讲不通的。从诗意的分析来看,主语应当是“寒鸦”。这是诗与散文语法结构不同之处。
第二首较为简单,用正面描写的赋体。一个不知忧愁的青年妇女,在春天里打扮得齐齐整整,上楼去眺望。忽然看到路边杨柳已经抽青,才后悔不该让丈夫离家远去,追求封侯做大官。凝妆即严妆、盛妆。翠楼、朱楼、红楼都是指妇女所居,诗人可以随便用,但青楼却专指妓女所居了。觅封侯是从军的代用词。只有从军杀敌,建立军功,才能得封侯之赏。所以这一句等于说“侮教夫婿去从军”。这首诗有两个曲折。第一个曲折是第三句与第四句的关系。为什么她看到陌头柳色,就后悔不该让丈夫远行。不动脑筋,就不能了解。不能体会封建时代妇女的思想感情,也不能了解。原来柳色青青,表示春意浓厚,这时孤独的妇女,为春意所感动,迫切需要爱人在身边。觅封侯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孤独无伴却是当前忍受不了的生活。她这时才觉悟到:牺牲青春的爱情,去追求无把握的富贵,完全是错误了。第二个曲折是前二句和后二句的关系。这里,关键全在“忽见”二字。虽然在春天,她原先并没有什么感伤,照样打扮齐整,高高兴兴地上楼去望远景。这是她“忽见”以前的情况。“忽见”以后,情况大变。从“不知愁”剧变而为悔恨了。四句诗刻划了一个出征军人妻子的心理过程。用散文写,二十八字肯定不够。这就是王昌龄所作七绝的凝炼的特色。
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评解此诗时指出了一个问题:“伤离者莫甚于从军,故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辞也。”我们看唐代诗人的闺怨诗,果然大多描写军人的妻子。这是为什么呢?伤离为什么莫甚于从军呢?这里就必须联系到唐代的兵役制度。原来唐代采用府兵制。府兵就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军府的常备兵。这种兵士的服役期极长。最初的规定是二十一岁入伍,年满六十退役。武则天时改为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退役。一个青年如果被征召入伍,他的妻子就差不多做一辈子寡妇。因此,兵士的妻子特别有伤离怨别之情。这就是唐人闺怨诗的社会背景。
第三首是在芙蓉楼上送朋友辛渐回洛阳去而作。芙蓉楼在今江苏省镇江市,是当时的北门城楼,面临长江,大约船码头就在城下。这个楼最近已修饰一新,一定是王昌龄此诗的影响。全诗大意说自己从寒雨中乘江船来到吴地,已是夜晚了。可是第二天清早却要在这里,孤独的楚山下,送人远行。镇江是吴地,也曾经属于楚。上句用吴,下句用楚,没有关系,总之这两个字都代表“此地”。送客时要托他带个口信去给洛阳亲友。如果在洛阳的亲友问起我的情况,请你告诉他们,我的心正象玉壶里的一片冰一样。这是一句隐语,也是一种比喻。向来注解者都引鲍照的诗句“清如玉壶冰”,以为这是王昌龄诗意的来源,以为作者借用来比喻自己对于做官已经冷淡得很。玉壶是比喻自己的清高,冰是比喻自己宦情之冷。
我们如果查考一下当时诗人用“冰壶”二字的含义,恐怕对王昌龄这句诗,就不能这样解释。开元初,姚崇做宰相时,曾写了一篇《冰壶赋》以告诫官吏。赋前有一段小序,文曰:
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不忘乎清。夫洞沏无瑕,澄空见底,当官明白者,有类是乎?是故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
赋的最后有铭,铭文的最后几句云:
嗟尔在位,禄厚官尊。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竟之门,冰壶是对,炯戒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这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官吏廉洁奉公,象冰壶一样的内清外润。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澄清吏治的指导文件,为官吏和士大夫所熟读,而且连考试也以此为题目。王维有一首诗,题日《赋得玉壶冰》,注曰:“京兆府试,时年十九。”
《文苑英华》有失名作《玉壶冰赋》,题下注云:“以坚白贞虚,作人之则为韵。”又陶翰、崔损各有一篇《冰壶赋》,题下注云:“以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为韵。”这三篇赋显然都是考试时做的限韵的律赋。同时诗人王季友也有《玉壶冰试诗》,其结句云:“正值求珪瓒,提携共饮冰。”卢纶亦有一首题作《清如玉壶冰》的诗,有句云:“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韦应物有一首《寄洪州幕府卢二十一侍郎》诗,其句云:“文苑台中妙,冰壶幕下清。”李白有一首诗,赠其侄临漳县令李聿,也说:“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这许多诗赋,都是响应姚崇的《冰壶赋》而作,玉壶冰的意义是比喻为官廉洁清正。王昌龄此诗,应该也是寓同样的意思,请辛渐回去告诉洛阳亲友,说自己做官,一定守冰壶之戒。沈德潜代表了明清许多选家,给此诗批道:“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唐诗别裁》)我以为全都错了。王昌龄不是一个“不牵于宦情”的人。
第四首是作者在龙标寄给一位姓穆的朋友,此人官为侍御史,正要到幽州(今河北省地区)去。诗意说:自从我蒙恩降官,度过潇湘二水,来到龙标,我在江南,你却到塞北去了。我们相隔万里,可是,你不要说,你不容易从蓟门寄信来,要知道在秋天里从北方飞来的大雁也飞得到衡阳呢。这两句是希望他多写信来。封建时代的官吏,因有罪而被降职,还得感激皇帝,说是受到恩惠,定罪从宽。“恩谴”二字就是降谪的礼貌语。
王昌龄这四首绝句,每一首都符合“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第一句当然都是起句,又称为发句。这一句要起得不平凡,不闲空,还要能够控制全诗的主题思想。有些著名的诗,起句非常突然,好象桂林的山,拔地而起,一句就抓住了全篇。例如鲍照的《登黄鹤楼》起句云:“木落江渡寒”,谢朓的《赠西府同僚》起句云:“大江流日夜”,吴均的《春咏》起句云:“春从何处来”,王维《观猎》的“风劲角弓鸣”,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都是以起句雄健著名的。第二句是继承第一句的思路而作补充或发展的。到这里,必须完成一个概念,而全诗的主题思想还没有透露出来。第三句应当转一个方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用第四句来完成这个概念,从而说明了第三、四句与第一、二句的关系,这一句称为结句,或曰落句。一首诗,能否使读者感到有馀味,就要看结句的艺术手法。起句和结句是固定的,承句并不固定。也许第一、二句都是起句而没有承句。第三句转也是固定的,它是全诗的关键句子,读到这里,就看出诗人的用意来了。学习古代诗歌,应当注意绝句的第三句,看作者用什么方法表现全诗的主题。
现在引用《岘傭说诗》两条,可供参考:
七绝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点,则神韵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尽矣。
若一、二句用意,三、四句全作推宕或指点,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转舵处。求之古人,虽不尽合,然法莫善于此也。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26.李颀:渔父歌
白头何老人,蓑笠蔽其身。
避世常(不)仕,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寓宿湍(与)濑,行歌秋复春。
持竿湘岸竹,爇火芦洲薪。
绿水(饭)香稻,青荷(包)紫鳞。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用渔父为文学题材,来源也很古了。传说中有太公姜尚,八十岁还在磻溪钓鱼,被周文王请去做军师,打倒了商朝纣王的腐败政权,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从此,文学上用磻溪渔父的典故,就代表了怀抱文武全才的隐士。庄周写了一篇散文《渔父》,借一个渔人和孔子的对话,批判了儒家讲礼乐的虚伪性。屈原跟着也写了一篇小品文《渔父》,通过他自己和一个渔人的对话,表现了自己的洁身自好,不受污辱的品德,而渔父却嘲笑他自鸣孤高,不能与世浮沉。于是,在文学上,渔父又代表了一种浪迹烟波,自食其力,不问世务的人格。陶渊明写了一篇诗序《桃花源记》,叙述一个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发现了一处与乱世隔绝的太平社会。于是文学上的渔父,又添了一个新的意义,他成为发现理想社会的探险者。盛唐诗人储光羲、高适、岑参、李颀,都有《渔父词》,其主题思想大概都继承了这些传统。中唐诗人有张志和,也写过五首《渔父词》,创造了新的形式,后来成为词的始祖。此外,还有不少歌咏渔人生活的诗歌,以后有机会时还将讲到。
现在选了李颀的这一首《渔父歌》,借此了解一下初、盛唐五言古诗演变到五言排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这首诗的声调和句法都在五言古诗和律诗之间,既不同于六朝的五古,又还不是唐代的律诗,题目用“歌”字。而诗体又不是歌行。从形式上看来,这首诗可以说是一个“四不象”。
现在先讲全诗大意。前四句叙述一个白发老人,也不知他是谁.身上披蓑戴笠,远避人间,在清澈的江水边钓鱼。下四句开始描写这个渔父的生活情况:他常常在明亮的沙滩边洗脚,在寂静的月光下垂钓。他住宿的地方无非是浅水沙滩,一年四季只是唱歌消遣。再下面四句继续是描写句。他手里的钓竿是湘江岸上的竹枝,他在船中生火做饭,用的是芦塘里取来的芦柴。他用江中清水煮饭,用青荷叶包裹钓得的鱼。最后四句是结束:这个渔人在这样的生活中悠然自乐,因为他所要的是保全自己天真的品性,因而对那些自以为“众醉独醒”的人,如屈原那样,徘徊于水边,有许多悲哀、苦闷之感,倒觉得很可笑。全诗的主题思想,都在这最后四句。而这最后四句,也正是屈原《渔父》的缩影。
这首诗的形式,可以说是加了一倍的五言律诗。每四句只抵得律诗的一联。我们不妨把它删减一半,诗意并无损失:
白头何老人,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这样就成为一首五言律诗。由此可知,所谓排律,就是把五言律诗扩大一倍、二倍、三倍……除了起结之外,中间都是对句。主题思想复杂或丰富的,这些对句还可以有许多变化、转折,主题思想简单的,就只是堆砌许多同样的描写句。这首诗的中间八句,就是其例子。杜甫的五言排律之所以好,就因为他的诗意层出不穷,富于变化转折,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概念上。
但李颀这首诗还不能称为排律,因为它的声调还不合律体,差不多每一联都有失粘的字。我已把它们用()号标出来,如果改换了这些字的平仄,它就成为排律了。另外一方面,这首诗又因为已经有了调声的倾向,一联之中,粘缀处多于失粘处,声调还是近于律诗,而不能说它是古诗。
这种四不象的五言诗,正是从古诗发展到律诗的过渡形式。齐粱以前,古诗不讲究平仄谐和,齐粱以后,开始注意到平仄谐和。但规律还不严,就象李颀这首诗。盛唐以后,声律严密了,不容许一联中有失粘的字,象李颀这样的诗就很少出现。关于对偶,谢灵运以前的古诗,绝大多数不用对句,谢灵运开始用对句,但还不成规格。而且不讲究平仄粘缀,还是古诗的对句,不是律诗的对句。李颀这首诗中间八句是律诗的对句,然而是失粘的。这种对句,以后也不再有了,总结起来说,这首诗代表着古诗、律诗界限未清时期的形式。盛唐以后,做古诗就不管平仄谐和,也不作对句;做律诗就严守格律,不许有一字失粘,于是古诗和律诗的界限清楚了。
李颀,不传其字,东川人(四川东部),从幼小时即住在颍阳(今河南许昌)。《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全唐诗小传》说他是开元十三年进士,官新乡尉。二说相差十年,未知孰是。从他的诗集中,可知他和王维、高适、綦毋潜、王昌龄都是好友,这几位诗人都是开元十年前后的进士。看来李颀和他们是同辈,大约以开元十三年举进士为近是。
李颀的诗,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并评云:“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他不以律诗见胜。与李颀同时的高适也有《渔父歌》,是七言歌行;岑参有一首《渔父》,是五七言歌行;储光羲有一首《渔父词》,完全和李颀此诗一样,也是一首四不象的五言诗。可知这个题材,当时正在流行。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27.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国秀集》选录李颀诗四首:五律二首、七绝二首。《河岳英灵集》选十四首:五言古诗七首,七言歌行五首、五律一首、七绝一首。编者殷璠称“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国秀集》所选是他早年的诗,其时尚未以歌行著名。后来多作歌行,又耽于学道,诗格因而一变。如《谒张果老先生》、《送王道士还山》等,都是语参玄理的诗。歌行诗除《渔父歌》之外,还有一首也常被选录: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向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
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阴沉飞雪白。
先拂商缠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槭槭。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
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
乌珠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
幽阴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进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长安城连东掖垣,凤皇池对青琐门。
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诗并不高明,“董夫子”以下七韵十四句都是形容琴声,每句都是孤立的。中间插入五言二句,非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破坏了七言歌行的气韵。我选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解释诗题。因为好久以来,由于无人了解题意,就随便把题目改动。题目改错,作者的本意不明白,讲这首诗也就不很清楚了。
董大是董庭兰,当时著名的琴师。房给事是给事中房琯。李颀作此诗,是把董庭兰推荐给房琯。房琯为给事中,在天宝五年正月,可知此诗作于天宝年间。大约董庭兰就由于李颀的推荐,做了房琯的门客。肃宗时,房琯为宰相,常常招集琴客,大开筵宴,听董庭兰弹琴。这时董庭兰已成为房琯门下的红人。朝廷官员,要见房琯,往往走董庭兰的路子。董庭兰又倚势招纳贿赂,连累房琯,为御史弹劾。至德二年五月,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董庭兰亦得罪而死。
《胡笳十八拍》是琴曲。相传东汉末年,蔡邕的女儿蔡琰,又称蔡文姬,因董卓之乱,流落在匈奴。她听到匈奴人吹胡笳的声音,谱入琴絃,刨造了表现胡笳声的琴曲,名曰《胡笳十八拍》。建安十二年,曹操派人去匈奴赎回文姬,嫁给董祀,《胡笳十八拍》遂流传于中国,成为最早受胡乐影响的中国琴曲。
李颁这首诗的题目,在《河岳英灵集》中是: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懂得这个琴曲的人,当然看得懂这个诗题。
《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但《文苑英华》是北宋早年编定的书,这首诗却题为: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
此后,明代的《唐诗纪》、清代的《全唐诗》,都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
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和清人选的《唐诗三百首》都作: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
最近出版的《唐诗选》也选入此诗,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文苑英华》的编者最为干脆,他们把不懂的字一概删掉。《唐诗纪》以下的编者都不了解“语弄”二字,有人以为应当连读,有人以为应当分属上下文。或者以为题中有误钞入的衍文,或者以为有钞写颠倒之字。于是各就己意改定,题尾都改成“弄房给事”。“语”字属上文,于是改成“寄语”。但是,“弄”是戏弄、调谑之意,此诗中实在看不出有戏弄房给事的话。于是把“弄”字移在前,成为“胡笳弄”。
一九五九年,因为讨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牵连到李颀这首诗,对这个诗题,也引起了一番辩论。有人把诗题读作“声兼语”,声是指琴曲而言,语是指唱词而言。他以为董庭兰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词的。这个讲法,被许多人否定了,因为诗中看不出有描写歌唱的句子。也有人以为诗题应读作“声兼语弄”,但没有找到“语弄”的释义。只得暂时存疑。后来,这些问题停止了讨论,这个诗题至今没有弄明白。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现在我们应当把这个诗题标点清楚: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声兼语弄”是一句,用来形容董庭兰的琴声。“寄房给事”是这首诗的作用,用这首诗来推荐董庭兰,寓意都在最后四句中。“声兼语弄”是说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语”的声音,又有“弄”的声音。什么是“语”呢?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
不解胡人语,空留楚客心。(刘长卿:《听杜别驾弹胡琴》)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白居易:《琵琶行》)
这里四个“语”宇,都是形容琵琶声的。白居易索性将琵琶声说成“琵琶语”了。原来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是琴曲的名称,例如“梅花三弄”,至今还有曲谱。“声兼语弄”是形容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琴声中充分表达了胡笳的声音。戎昱有一首《听杜山人弹胡笳歌》。杜山人是董庭兰的学生。戎昱描写他的琴声之美妙,都用蔡文姬在匈奴的生活情况为比拟,虽然不用“胡”字,可知他亦以为琴声表现了胡地风光。李颀这首诗中也有“断绝胡儿恋母声”一句,亦比之为胡语。尤其可证。
本文目的,仅在解释诗题,为唐诗学者解决一个问题。诗容易懂,而且已有许多注释,故不再拾人牙慧。我说这首诗的作用是向房琯推荐董庭兰,以前也没有人说过,这是我从最后一句体会出来的。“高才”即指房琯。“乌珠”,今本多误作“乌孙”,“逻娑”即今西藏的拉萨。
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
 
 
28.黄鹤楼与凤皇台
黄鹤楼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登金陵凤皇台
凤皇台上凤皇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
现在选了两首极著名的七言律诗。作者崔颢和李白是同时人。崔颢登武昌黄鹤楼,题了一首诗,写景抒情,当时被认为是杰作。据说李白也上黄鹤楼游览,看见崔颢的诗,就不敢题诗,只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李白到南京,游凤凰台,才做了一首诗,显然是有意和崔颢竞赛。从此之后,历代欣赏唐诗的人,都喜欢把这两首诗来评比。议论纷纷,各有看法。现在我们也来欣赏这两首诗,把前人各种评论介绍一下,然后谈谈我的意见。
崔颢,不知其字。汴州(今开封)人。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登进士第,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年)卒。《河岳英灵集》说:“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鲍照、江淹,须有惭色。”崔颢的诗,现在只存数十首,并没有浮艳轻薄之作,可能已删除了少年之作。《唐诗纪事》说他“有文无行”,似乎他的品德很坏,但到底如何“无行”却不见于唐宋人记载。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才有具体的记载,说他“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原来只是爱赌钱、喝酒、好色而已。说他“行履稍劣”也还公平,说他“有文无行”恐怕太重了。
黄鹤楼在武昌长江边,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解放后建长江大桥,这座楼已拆除,预备换一个地方重建。因此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都编号保存,听说近来已在重建。
崔颢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第一句“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的版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唐代三个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宋代的《唐诗纪事》、《三体唐诗》,元代的选集《唐音》,都是“白云”,而元代另一个选集《唐诗鼓吹》却开始改为“黄鹤”了。从此以后。从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直到清代的《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黄鹤”了。由此看来,似乎在金元之间,有人把“白云”改作“黄鹋”,使它和下句的关系扣紧些。但是晚唐的选本《又玄集》在诗题下加了一个注:“黄鹤乃人名也。”这个注非常奇怪,好象已知道有人改作“黄鹤”,因此注明黄鹤是人名,以证其误。这样看来,又仿佛唐代末年已经有改作“黄鹤”的写本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又玄集》,是从日本传回来。一九五九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刻本影印,未必是原本式样。这个注可能是后人所加,而不是此书编者韦庄的原注。《唐诗解》的著者唐汝询在此句下注道:“黄鹤,诸本多作白云,非。”他所谓诸本,是他所见同时代流行的版本。他没有查考一下唐宋旧本,不知道当时的诸本,都作“白云”。他武断地肯定了黄鹤,使以后清代诸家都跟着他错了。此外,“春草萋萋”,唐宋许多选本均同,只有《国秀集》作“春草青青”。从《唐诗鼓吹》开始,所有的版本都改作“芳草萋萋”了。可见这个字也是金元时代人所改。现在我们根据唐宋旧本抄录。
黄鹤楼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记载。《齐谐志》说:黄鹤楼在黄鹤山上。仙人王子安乘黄鹤过此山,因此山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一座楼,即名为黄鹤楼。《述异记》说:荀环爱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唐代的《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山上休息①。总之,都是道家的仙话。有仙人骑黄鹤,在此山上出现,然后把山名叫做黄鹤山。有了黄鹤山,然后有黄鹤楼。或者是先有山名,然后有传说。为了附会传说,才造起一座黄鹤楼。中国的名胜古迹,大多如此。但黄鹤是人名,却毫无根据,这个注是胡说。
自从唐汝询否定了“白云”之后,还有人在讨论“白云”与“黄鹤”的是非。于是金圣叹出来助阵,在《选批唐才子诗》中,极力为“黄鹤”辩护。他说: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刚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不足是当一噱已。
金圣叹这一段辩解,真可当读者一噱。他煞费苦心地辩论此句应为“黄鹤”而不是“白云”,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过去。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二联都以“白云”、“黄鹤”对举。没有第一句的“白云”,第四句的“白云”从何而来?金圣叹也看出这一破绽,觉得无以自解,就说:好就好在“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这是故弄玄虚的话。这四句诗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按字面解释,没有抽象的隐喻,根本不是“有意无意,有谓无谓”的句法。所以我们说他讲到这里,便躲躲闪闪地把话支吾开去了。“昔人已乘白云去”,是说古人已乘云仙去,接着说今天此地只剩下黄鹤楼这个古迹。第三、四句又反过来说:黄鹤既己一去不返,楼上也不再见到黄鹤,所能见到的只是悠悠白云,虽然事隔千年,白云却依然如故。四句之中,用了两个“去”字,两个“空”字,完全是“有意”的、“有谓”的。总的意思,只是说:仙人与黄鹤,早已去了;山上的楼台和天上的白云却依然存在。“空”字有徒然的意思,在这千年之中,没有人再乘白云去登仙,所以说这些白云是徒然地悠悠飘浮着。金圣叹又以为“白云”与“黄鹤”不能对峙,因为黄鹤是楼名,而白云没有出典。这个观点也非常奇怪。第一,律诗的对偶,只要求字面成对,并不要求典故必须与典故成对。按照圣叹的观念,则李商隐诗“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二首》之二)牵牛是星名,驻马又是什么?岂非也不能对吗?第二,如果一定要以典故对典故,那么,此句中的“白云”,正是用了西王母赠穆天子诗中的“白云”②的典故,圣叹不会不知道。第三,在这首诗中,“白云”和“黄鹤”不是对峙,而是双举。唐人七言律诗中,常见运用这一手法。这四句诗,如果依照作者的思维逻辑来排列,应该写成:
昔人已乘白云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馀黄鹤楼。
原诗第一句的“白云”和第三句的“黄鹤”是虚用,实质上代替了一个“仙”字。第二句的“黄鹤”和第四句的“白云”是实用,表示眼前的景物。经过这样一分析,谁都可以承认原作应该是“乘白云去”,而金圣叹却说:“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岂有千载白云耶?”这话已近于无赖。依照他的观念,昔人既己乘白云而去,今天的黄鹤楼头就不该再有白云了。文学语言有虚用实用之别,圣叹似乎没有了解。
元稹有一首《过襄阳楼》诗,以“楼”与“水”双举,今附见于此,作为参考:
襄阳楼下树阴成,荷叶如钱水面平。
拂水柳花千万点,隔楼莺舌两三声。
有时水畔看云立,每日楼前信马行。
早晚暂教王粲上,庾公应待月华明。
此诗接连三联都用“楼”与“水”,而彼此都没有呼应作用,手法还不如崔颢严密。而金圣叹却大为称赞,评云:“一时奇兴既发,妙笔又能相赴。”由此可见圣叹评诗,全靠一时发其“奇兴”,说到那里是那里,心中本无原则。他的《选批唐才子诗》,尽管有不少极好的解释,但前后自相矛盾处也很多。
这四句诗虽是七律的一半,但是用双举手法一气呵成,并无起承的关系。况且第三,四句又不作对偶,论其格式,还是律诗音调的古诗。下面第五、六句才转成律诗,用一联来描写黄鹤楼上所见景色:远望晴朗的大江对岸,汉阳的树木历历可见。江中则鹦鹉洲上春草萋萋,更是看得清楚。可是,一会儿已到傍晚,再想眺望得远些,看看家乡在何处,这时江上已笼罩着烟雾,看不清了,叫人好不愁恼。这样就结束了全诗。
方回(字虚谷)说:“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瀛奎律髓》)李东阳(字宾之)说:“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此篇律间涉古,要自不厌。”(《怀麓堂诗话》)吴昌祺说:“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删订唐诗解》)以上三家,都注意于诗体。前四句不对,平仄也不很粘缀,是古诗形式。后四句忽然变成律诗。这种诗体,在盛唐时期,还是常见的,正是律诗尚未定型的时期的作品,并不是作者的特点。“气势雄大”,成为“千秋绝唱”,其实与诗体无关。这首诗之所以好,只是流利自然,主题思想表现得明白,没有矫作的痕迹。在唐诗中,它不是深刻的作品,但容易为大众所欣赏,因而成为名作。
李白的诗,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风格,所以他登上黄鹤楼,看到壁上诗牌上崔颢这首诗,感到自己不易超过,就不敢动笔。但是他还写了一首《鹦鹉洲》,其实可以说是《黄鹤楼》的改名,却写得不好,后世也没有人注意。大概他自己也有些丧气,心中不平,跑到南京,游凤凰台,再刻意做了一首,才够得上和崔颢竞赛的资格。
凤凰台在南京西南凤凰山上。据说刘宋元嘉年间曾有凤凰栖止在山上,后来就以凤凰为山名。李白在唐明皇宫中侍候了一阵皇帝和贵妃,被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说了许多背话,皇帝对他开始有点冷淡。他就自己告退,到齐、鲁、吴、越去旅游。在一个月夜,和友人崔宗之同上凤凰台。最初的感想和崔颢一样:曾经有过凤凰的台,现在已不见风凰,只剩一座空台,台下的江流还在滔滔东流。第二联的感想是崔颢所没有的,他想起:金陵是东吴,东晋两朝的国都,如今吴大帝宫中的花草早已埋在荒山上小路边,晋朝的那些衣冠人物也都成为累累古墓了。“花草”是妃嫔、美人的代词,“衣冠”是贵族人物的代词。这一联使这首诗有了怀古的意味,如果顺着这一思路写下去,势必成为一首怀古诗了。幸而作者立即掉转头来,看着眼前风景:城北长江边的三山,被云雾遮掩了一半;从句容来的一道水,被白鹭洲中分为二,一支流绕城外,一支流入城内,就成为秦淮河。不说山被云遮了半截,而说是半个山落在天外。一则是为了要和下句“白鹭”作对,二则是埋伏一个“云”字,留待下文点明。“二水中分白鹭洲”,其实是白鹭洲把一水中分为二,经过艺术处理,锻炼成这样一联。这一联相当于崔颢的“晴川,春草”一联。最后一联结尾,就和崔颢不同了。李白说:总是由于浮云遮掩了太阳,所以无法望到长安,真叫人好不愁恼。
崔颢因“日暮”而望不到“乡关”,他的愁是旅客游子的多愁。李白因“浮云蔽日”而望不到长安,他的愁属于那一类型?这里就需要先明白“浮云”、“太阳”和"长安”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上的比喻意义。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二句,这是“浮云蔽日”被诗人用作比喻的开始。《陆贾新语》有一句“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日月”。这是把浮云比为奸邪之臣,把日月比为贤能之臣。此外,太阳又是帝王的象征。《诗经》里就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就是人民把太阳来代表君王的。因此,“浮云蔽日”有时也用以比喻奸臣蒙蔽皇帝。《世说新语》里记了一个故事:晋明帝司马绍小时,他父亲元帝司马睿问他“还是长安近呢,还是太阳近?”这位皇太子回说:“太阳近。”皇帝问是什么理由。他说:“现在我抬眼只见太阳,不见长安。”原来他的所谓太阳,指的是皇帝,他的父亲。从这个故事开始,“日”与“长安”又发生了关系。李白这两句诗,是以这些传统比喻为基础的。“浮云蔽日”是指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蒙蔽明皇。“长安不见”是用以表示自己不能留在皇城。这样讲明白了,我们就可知李白的愁是放臣逐客的愁,是屈原式的政治性的愁。
这两首诗,在文学批评家中间引起了优劣论。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搂》为第一。”(《沧浪诗话》)刘克庄说:“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后村诗话》”)方回说:“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瀛奎律髓》)这是宋元人的意见。顾璘评《黄鹤楼》诗曰:“一气浑成,太白所以见屈。”(《唐音》)王世懋以为李白不及崔颢。他的理由是:二诗虽然同用“使人愁”,但崔颢用得恰当,李白用得不恰当。因为崔颢本来不愁,看到江上烟渡,才感到乡愁。这个“使”字是起作用的。李白是失宠之臣,肚子里早已装满愁绪,并非因登凤凰台才开始感到愁,他这个“使”字是用得不符合思想情绪的现实的。(见《蓺圃撷馀》)徐献忠评曰:“崔颢风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虽极推《黄鹤楼》,未足列于上驷。”(《唐音癸签》引)这都是明代人的意见。吴昌祺批李白诗道:“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后村以为崔颢敌手,愚哉。一结自佳,后人毁誉,皆多事也。”(《删订唐诗解》)这意思是说李诗起句不及崔诗,故没有与崔诗“比肩”的资格。但又暗暗地针对王世懋说,结句是好。金圣叹对李白此诗,大肆冷嘲。他说:“然则先生当日,定宜割爱,竟让崔家独步。何必如后世细琐文人,必欲沾沾不舍,而甘于出此哉。”这是干脆说李白当时应该藏拙,不必作此诗出丑。沈德潜评崔诗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这一评语是恭维得很高的。他又评李白诗云:“从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谓摹仿司勋,恐属未然。”这是为李白辩解,说他不是摹仿崔颢,而是偶然相似。以上是清代人的意见。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评论,不想再费时间去收集了。
大概《黄鹤楼》胜于《凤凰台》,这是众口一辞的定评。《凤凰台》能否媲美《黄鹤楼》,这是议论有出入的。到金圣叹,就把《凤凰台》一笔批倒了。现在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作出评比。我以为,崔诗开头四句,实在是重复的。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两句就说尽了。这是李胜崔的地方。可是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却说:
人传此诗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盖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今先生岂欲避其形迹,乃将“去”、“空”缩入一句。既是两句缩入一句,势必句上别添闲句,因而起云:“凤凰台上凤凰游”,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
吴昌祺也跟着说:“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可见他们都认为李白此诗起句疲弱,不及崔作之有气势。其实他们是以两句比两句,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崔作第三、四句的内容,李诗已概括在第一、二句中,而李诗的第三、四句,已转深一层,从历史的陈迹上去兴起感慨了。方虚谷说:“此诗以《凤凰台》为名,而咏凤凰台不过起语两句,已尽之矣。”方氏此说有可取处,不过他没有说得透彻。他肯定李诗只用两句便说尽了崔诗四句的内容,故第一句并不是金圣叹所说的闲句。诗家用赋比兴各种表现手法,不能从每一句中去找。李诗前四句是赋体,本来很清楚。“凤凰台上凤凰游”虽然是一句,还只有半个概念,圣叹要问它属于何体,简直可笑。请问《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关关雎鸠”属于何体,恐怕圣叹也答不上来。方虚谷的评语是指出李白用两句概括了凤凰台的历史和现状,而崔颢却用了四句。但是他把话说错了,使人得到一个印象,仿佛下面六句就与风凰台无关了。一个“不过”,一个‘已尽”,都是语病。这个语病,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顺便讲一讲。
诗人作诗,一般都是先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往往是偶然获得的,可以说是一刹那间涌现的“灵感”。这个主题思想经过仔细组织,用适当的形象和辞藻写成为诗,然后给它安上一个题目。题目可以说明作品的主题,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可以不透露主题,例如《登金陵凤凰台》;更简单些,例如《黄鹤楼》。不透露主题的诗题,对诗的内容没有约束。在“黄鹤楼”这样的诗题下,可以用赋的手法描写黄鹤楼,也可以用比兴的手法借黄鹤楼来感今、怀古、抒情或叙事。方虚谷说李白用起语两句咏尽了凤凰台,这是他把这首诗看成咏物诗似的,两句既已咏尽,以下六句岂非多馀。崔颢的四句,李白的两句,都只是全诗的起句,还没有接触到主题。句“尽”或“不尽”,都没有关系,甚至“咏”或“不咏”,也没有关系。作者,尤其是读者,都不该拘泥于诗题。苏东坡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就是对这种情况而言。例如做一首咏梅花的诗,如果每句都写梅花,绝不说到别处去,这就可知作者不是一位诗人。所以我说,李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法上是比崔颢简练,但不能说是咏尽了凤凰台。
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馀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睛川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诗则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了起句的意境。
最后二句,二诗同以感慨结束,且同用“使人愁”。二人之愁绪不同,我们已分析过。崔颢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李白是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可见崔颢登楼望远之际,情绪远不如李白之积极。再说,这两句与上文的联系,也是崔不如李。试问“晴川历历,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这里的思想过程,好象缺了一节。李白诗的“三山二水"两句,既承上,又启下,作用何等微妙!如果讲作眼前风景依然,这是承上的讲法;如果讲作山被霎遮,水为洲分,那就是启下的讲法。从云遮山而想到云遮日,更引起长安不见之愁,思想过程,岂非表达得很合逻辑?而上下联的关系,也显得很密切了。萧士贇注曰:“此诗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乎?抑亦自伤谗废,望帝乡而不见,乃触景而生愁乎?太白之意,亦可哀也。”这解释也完全中肯。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三山二水”两句实在是很重要的转折关健。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然而李白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决不是象沈德潜所说的“偶然相似”,我们只能评之为“青出于蓝”。方虚谷以为这两首诗“未易甲乙”,刘后村以李诗为崔诗的“敌手”,都不失为持平之论。金圣叹、吴昌祺不从全诗看,只拈取起句以定高下,从而过分贬低了李白,这就未免有些偏见。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①此条见《唐诗鼓吹》郝天挺注中所引
②西王母赠别穆天子诗云:“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见《穆无子传》)亦以白云起兴,希望穆天子能再来。
 
 
29.李白:古风三首
古风第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
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衷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从王维以下,我们已选讲了十多位盛唐诗人的各体诗。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都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合起来,还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的唐诗。没有李白和杜甫,盛唐诗和初唐诗还没有显著的区别。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盛唐诗风格的创造者,并不是他们遗留给我们的诗多至千馀首,而是由于他们的诗在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方法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在过去许多诗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境界。在天宝至大历这二十年间,他们的诗是新诗。李白才气奔放,提起笔来就用各种形象思维来表达他的豪迈、忧郁、苦闷,愤慨的情绪,而以游仙和饮酒作为他的外衣。他不甘心于搜索枯肠,句斟字酌,因此他的诗虽然极流利,却比较粗疏。他又不肯为律诗所束缚,随时都任情高唱,唱出来就是诗句。有许多句子在别人是以为只能用在散文里的,而他却大胆地组织在诗里。
杜甫和李白恰恰相反。杜甫的性格沉静稳重,他的诗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他刻意创造杰出的句法、章法,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非但严守格律,而且还使格律有所发展。他晚年的诗作,句法变化愈多,用他自负的话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在题材方面,他比李白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社会的现象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从性格到创作风格,完全不相同。我们用外国文学的术语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
李白的诗,五言多于七言,古诗和歌行多于律诗。而他的传诵千载的诗篇,大多是歌行。这是由于他的艺术创造,在歌行体最为突出,易于惊动世人耳目。他的古诗,在形式上并没有创造,表现手法比较浅显、直露,因此不惹人注意。其实他的古诗倒是继承了陶渊明的一脉真传,以古淡取胜。一般人读古诗,往往有一种脾气,遇到艰涩难懂的诗,尽管心里不懂,口头却偏要赞赏,恭维这位诗人写得深刻;遇到明白易晓的诗,便有点不屑一顾,以为作者幼稚。再加上青年人大多喜欢辞藻浓丽的诗,不喜欢清淡朴素的诗。团此,从陶渊明到李白这一派五言古体诗,非中年以上的人不能欣赏。
现在选讲三首李白的《古风》。这个“风”字是“风雅颂”的“风”,用以代表一种反映人民思想和生活的诗。李白写了五十九首五言古诗,总称之为《古风》,古体的风诗。他的第一首诗就有自叙的意味,大意说:《大雅》一类的诗,久已没有人作了。《国风》一类的诗,也因为战国乱世,几乎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到了秦代,诗人只有哀怨之歌,而没有中正和平的诗。汉朝则杨雄、司马相如等人创作了许多淫靡的赋,使文风佚荡。魏晋以后,诗体日益绮丽,更不足珍贵。到我们大唐,古道复兴,政治文教以清真为贵,出了许多诗人才子,各有新的作品,象秋空中万点明星。我也有志于此,想用诗歌来垂名于千秋。这篇叙诗,可以说是他对“古风”的解释。
《古风》五十九首是陈子昂、张九龄《感遇》诗以后的又一组汉魏古体诗,其内容也有咏史、咏怀、感事等各方面。但是李白喜欢以餐霞炼丹、修真入道这一类道家思想和辞藻组织在诗里,因此他有些诗又很象晋代郭璞的《游仙》诗。他又经常喜欢歌咏饮酒,这些诗又很象陶渊明的《饮洒》诗,读李白的诗,必须了解游仙与饮酒是他的艺术外衣,切不可认为是他的主题思想。清代陈沆在他的《诗比兴笺》中有一段论李白诗的话:
诗有必笺而后明者,嗣宗《咏怀》、子昂《感遇》是也。有必选之而始善者,太自《古风》是也。夫才役乎情者,其色耀而不淫,气帅乎志者,其声肆而不荡。不浮,故感得深焉;不荡,故趣得永焉。世诵李诗,唯取迈逸,才耀则情竭,气懔则志流。指事浅而易窥,摅肊径以伤尽。致使性情之比兴,尽掩于游仙之陈词,实末学之少别裁,非独武库之有利钝也。
这是对《古风》五十九首说的,我以为也适用于李白的全部诗作。陈沆以为李白的《古风》不浮不荡,有深刻的感情,无穷的意趣。而一般人读李白诗,却喜爱他那些豪雄放逸的作品,殊不知这些作品,虽然才气焜耀,可是感情和思想都比较肤浅,而且没有含蓄,反而使比兴的意义,都被游仙的陈词滥调所掩盖了。这不单是由于李白的武器(诗作)本身有好环,也由于读者没有鉴别能力。
陈沆这一段语,我以为评论得极为深刻。他说李白的诗“必选之而始善”,我也完全同意。李白的诗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是挟泥沙以俱下。我们决不要以泥沙来代表李白。
现在我选了三首《古风》,都是比较平正,接近陈子昂的风格。第十四首也是以边塞为题材,更可以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参读。这首诗开头八句概括了新近被胡人入侵,遭到破坏后的边城景状。诗意说:那地方从古以来都是遍地风沙,景色萧条。每到秋天,树叶脱落以后,登高一望,就见得到戎虏嚣张。大沙漠中我方所有的碉堡戍所,都已空空无人,连完整的墙也不留一堵。草莽之中,到处都是古来战死兵士的残骸。接下去四句是一个转折点。是谁在我们边疆上大肆暴虐呢?这是用发问句法。下面一句就是答语:是那些耀武扬威的匈奴人干下的勾当。匈奴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天帝所宠爱的儿子。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来,文学上即以“天骄”代表匈奴,或其他强悍的少数民族。王维《观猎》诗云“居延城外猎天骄”,是同样用法。“毒”是一个动词,“毒威武”的意思就是“大大的炫耀了他们的威武”。这两句,在诗的修辞上称为问答格。上句问,下句答。陶渊明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之五)也就是用了问答句的格式。“我圣皇”是指玄宗皇帝,他闻报胡人入侵,勃然大怒,立即派遣军队去征讨。李白对这次战争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他用一个“劳”字表明了他的立场。以下六句,就描写皇帝驱使人民出关作战的情况。“阳和”是春天的气象,现在却一下子变为杀气,因为征兵骚动了全国。征募到三十六万兵士,人人都泪下如雨,不得不茹苦含悲去服兵役,还怎么能顾得到经营自己的田园呢?最后四句是诗的结束,说明了主题思想:如果不看见这些从军青年的苦况,岂能知道边疆生活的艰难?由于今天没有李牧那样能保卫国防的名将,以致边塞上的人民被豺虎般的胡人所伤害。这四句诗应当和陈子昂的《感遇》诗第三首的结尾四句参看,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它们就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风第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一首讽喻时事的诗。前四句先描写一下富有多金的“中贵”,即权势煊赫的宦官。他们所住的都是甲级大宅院。“连云”是形容房屋高耸入云。他们出来的时候,大车成长列,尘土飞扬,虽在正午,也使道路阴暗。“阡陌”是道路的代词,不必讲做“田间小路”。宦官是在皇宫里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他们本来没有政治地位,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阔气呢?因为他们会迎合皇帝的爱好。玄宗皇帝有一个时候,喜欢斗鸡。宦官们就向民间去搜索能斗的鸡,以此得到皇帝的赏赐。以下四句,就说:路上碰到斗鸡的人,他们都是冠带巍峨,气派非常显赫,鼻孔里出气也上冲虹霓。路上行人遇到他们,都战战兢兢,非常害怕。唐人小说中有一篇陈鸿作的《东城父老传》,记载了一个宦官贾昌,因为能斗鸡,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的首领。“五百小儿”是宫中训练的五百名斗鸡队员。贾昌声势显赫,玄宗天天赏赐他金帛,当时人民称他为“神鸡童”。李白这首诗,就是为贾昌这类人物写的。最后二句说:现在没有象许由那样高尚的人,谁知道当今皇帝象尧一样好呢,还是象跖一样坏。古史相传,许由是尧帝时的人。尧要把帝位传给许由,许由听了,赶紧到河边去洗耳朵,表示不要听这些污秽的话。唐尧总算是个好皇帝了,可是许由还不以为好。今天没有许由这样的人物,皇帝的好坏更没有人知道了。
徐祯卿说:“此篇讥时贵也。”(郭云鹏重刊《李太白文集》引)我看此诗的讽刺对象还不是“时贵”,而是直接指向玄宗皇帝李隆基的。李隆基在位四十三年,他的政治设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李白从他的荒淫腐败的行为,看穿了他残虐人民的盗跖面目,因此有这两句诗。《古风》第四十六首有句曰:“斗鸡金宫里,蹴踘瑶池边。”也是讽刺玄宗斗鸡踢球的生活的。
古风第五十六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
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
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
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南越商人采得了明珠,象海天明月一样光辉。贩珠商人从南方把明珠带到京都,价值之高轰动都城。可是当他把这颗明珠献给皇帝的时候,皇帝却按剑而有怒色,以为它是假货。贩珠人看到皇帝不识宝物,只好怀珠长叹。而这时候,那些冒充明珠的鱼目珠,却纷纷来讥笑他,使他愈感到心中愤闷。
这首诗的寓意很明显。李白自比为南海明珠,而玄宗皇帝不能认识,因此没有留用他。玄宗左右那些坏人,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都是冒充珍珠的鱼目,却对他讥笑不已。这首诗显然是李白被放出长安以后所作。《古风》第三十六首以卞和向楚王献玉为比喻,与此诗同一个主题,可以参看。
以上选讲了三首李白的《古风》,都是陈沆所谓“指事浅而易窥”的作品。既不披游仙的外衣,也不作曲折隐约的比喻,它们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欣赏,这是李白诗的大众化倾向。但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些文学修养较深的人,他的诗又常常被认为浅俗。元稹曾经对李、杜二人的诗作过比较,他以为李白的“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可以比得上杜甫,但在“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方面,则李白远不如杜甫(见《工部员外郎杜甫墓系铭》)。“属对律切”,是指律诗的对偶功夫。李白作律诗不多,他似乎不屑费工夫去做对句,这一点确是不如杜甫,至于说杜甫能“脱弃凡近”,分明是说李白的诗浅俗了。苏轼也说:“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东坡题跋·书学太白诗》)这个“易”字,也是平凡浅显之意。历代以来,有许多人作过李杜比较论。有人扬李而抑杜,有人尊杜而贬李。种种议论,尽管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出发,但本质却反映了一个诗歌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学习或欣赏李白的诗,在参看各方面评论的时候,必须体会到这一意义。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30.李白: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韵一)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韵二)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韵三)
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韵四)
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蝾而崔嵬,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韵五)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形式上,原无分别,如果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如果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的艰难,行旅之辛苦。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描写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
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对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
《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都没有注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与他同时代的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三十四首。他在自序中说明这些诗起于甲寅,即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终于癸巳,即天宝十三载。他选了李白的诗十三首,其中就有《蜀道准》。这是一个无可推翻的证据,证明《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它显然不是讽谕明皇幸蜀的诗了。如果《摭言》、《本事诗》的记载可信,则此诗的创作年代还可以提早到开元末年。为此,我们不取以上那些讲法,而把此诗定为李白赠入蜀友人的诗。
初唐以来,乐府歌行的形式,一般都是七言古体诗,但李白却创造了新的形式。他善于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各种句法混合运用,成为一种不同于魏晋的新型的杂言体。甚至,他有时还大胆地在诗里运用散文句法。这是远远地继承着楚辞和汉代乐府歌辞的传统,而加以推陈出新的。就象这首《蜀道难》,七言句不到一半,其馀大半是不拘一格的杂言句。读他的诗,要跟着作者的豪放的感情和参差的句法,一气贯注,而以它的韵脚为段落。长篇的诗,不论歌行或排律,换韵的地方一般总是思想内容分段的地方。读诗的人应当懂得这个窍门。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现在再提一提。这首诗,我就用依韵分段,以一韵为一句的方法来写定。
第一段以“天”字起韵,连押五韵。“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分二行写,实在只是一句。全诗一开头就用三字惊叹词“噫吁戏”。屈原用过“已矣哉!”汉乐府歌辞有“妃呼豨”、“伊那何”,都是三字惊叹词。此后也许在民间歌曲里一向存在着,但在魏、晋、南北朝诗人的作品中却不再出现。不过“噫吁戏”是“噫”字下再加一个“吁戏”。所以不能说是三字惊叹词,应当标点作“噫!吁戏!”“吁戏”就是“於戏”,而“於戏”是“呜呼”的古代写法。《宋景文笔记》云:“蜀人见物惊异,輙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难》,因用之。”可知“噫吁戏”是“噫嘻”的衍声词。胡元任又引苏东坡的文章来作证。东坡《后赤壁赋》云:“呜呼噫嘻,我知之矣。”又《洞庭春色赋》云:“呜呼噫嘻,我言夸矣。”也就是李白的“噫吁戏”。李白把“噫嘻”衍为三字,苏东坡更衍为四字,都用了蜀郡方言。
诗的创作方法,完全用赋体。全诗都是夸张地描绘蜀道的危险,行旅的艰苦。第一句先提纲总述:由于山路既高且危,所以蜀道之难比上登青天还难。以下四句,从蜀国古代史讲起。据杨雄所作《蜀王本纪》:上古时蜀国之王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等,其时人民椎髻哤言,没有文化。从蚕丛到开明,共三万四千年。李白节取了两位蜀王的名字,说蜀国的开国史多么悠远。“茫然”是悠久不可知的意思,和现在的用法稍有不同。杨雄说蜀国古史三万四千年,已经是夸大了;李白又加上一万四千年,说是四万八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和三秦人行旅往来。太白山,或称太乙峰,是秦岭的主峰,峨眉是蜀中大山。这两句说:从太白到峨眉,只有一条狭窄而危险的小路。因此,秦蜀之间一向无人来往。
《蜀王本纪》又记载了一个关于蜀道的神话。据说秦惠王的时候,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力能移山。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就命五丁力士移山开路,迎娶美女。有一天,看见有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五丁力士一齐去拉蛇。忽然山岭崩塌,压死了五丁力士。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这个神话,反映着古代有许多劳动人民,凿山开路,牺牲了不少人,终于打开了秦蜀通道。李白运用这个神话的母题①,写了第五韵二句:“地崩山摧壮士死”,也可以说是指五丁力士,也可以说是指成千累万为开山辟路而牺牲的劳动人民。他们死了,然后从秦入蜀才有山路和栈道连接起来。第一段诗到此为止,用四韵八句叙述了蜀道的起源。
第二段共用九个韵,描写天梯石栈的蜀道。“六龙回日”也是一个神话故事,据说太阳之神羲和驾着六条龙每天早晨从扶桑西驰,直到若木。左思《蜀都赋》有两句描写蜀中的高山:“羲和假道于峻坂,阳乌廻翼乎高标。"羲和和阳乌都是太阳的代词。文意是说:太阳也得向高山借路。而最高的山还使太阳回飞避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这一句就是说:上面有连太阳都过不去的高峰。“高标”是高举、高耸之意,但作名词用,因而可以解作高峰。萧士贇注引《图经》云:高标是山名。这是后代人误读李白诗,或有意附会,硬把一座山名为高标。原诗以“高标”和“回川”对举,可知决不是专名。
这两句诗有一个不同的文本。《河岳英灵集》、《极玄集》这两个唐人的选本、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人写本,还有北宋初的《唐文粹》,这两句却不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而是“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逆折冲波之流川”。从对偶来看,后者较为工整,若论句子的气魄,则前者更为壮健。可能后者是当时流传的初稿,而前者是作者的最后改定本。故当时的选本作“横河断海”,而李阳冰编定的集本作“六龙回日”。现在我们根据集本抄录。
以下一大段又形容蜀山之高且险。黄鹤都飞不过,猿猴也怕攀缘之苦。青泥岭,在陕西略阳县,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路。这条山路百步九曲,在山岩上纡回盘绕,行旅极为艰苦。参和井都是二十八宿之一。蜀地属于参宿的分野,秦地属于井宿的分野。在高险的山路上,从秦入蜀,就好似仰面朝天,屏住呼吸,摸着星辰前进。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旅程中,行人都手按着胸膛,为此而长叹。这个“坐”字,不是坐立的坐,应该讲作“因此”。
以上是第二段的前半,四韵八句,一气贯注,渲染了蜀道之难。下面忽然接一句“问君西游何当还”,这就透露了赠行的主题。作者不象作一般送行诗那样,讲些临别的话,而在描写蜀道艰难中间,插入一句“你什么时侯才能回来呀?”由此反映了来去都不容易。这一句本身也成为蜀道难的描写部分了。
“畏途巉岩”以下四韵七句,仍然紧接着上文四韵写下去,不过改变了描写的对象。现在不写山高路险,而写山中的禽鸟了。诗人说:这许多不可攀登的峥嵘的山岩,真是旅人怕走的道路(畏途)。在这一路上,你能见到的只是古树上悲鸣的鸟,雌的跟着雄的在幽林中飞绕。还有蜀地著名的子规鸟,常在月下悲鸣。据说古代有一个蜀王,名叫杜宇,号为望帝。他因亡国而死,死后化为子规鸟,每天夜里在山中悲鸣,好象哭泣一样。这一句诗的读法,一向有不同的意见。近年来出版的选注本,都断句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成为七字一句,三字一句。我以为这样读法是错的,应该是两个五字句。古书没有标点,也不断句,很难知道古人把这句诗如何读法。但吴昌祺的《删订唐诗解》、钱良择的《唐音审体》,都是清初刻本,都是圈断了句子的。他们把这一句定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我以为这样断句较为适当。它是两个五言句,不是七、三句法。理由是:“愁空山”三字不成句。歌行中的三字句,常常是两句连用,很少单独用的。这在李白诗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只因为“子规啼月”、“蟪蛄啼月”在唐诗中往往可见,所以许多人不敢把“夜月”二字和“啼”字分开,于是读成了上七下三的句法。至于“夜月愁空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空山之中,明月之下,使行人为之忧愁。李白有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绝句也用同样的意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过夜郎西。
以这首诗的第一句和第三句为证据,可知李白写的是两个五言句,而不是上七下三的句法。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把此句十字连为一句读,而解释道:“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並无有人迹。空山古木间,日之所见者,但是悲鸟雌雄威群而飞;夜之所闻,但是子规月下啼血最苦。”历来讲唐诗者,这段讲解最为突出。他躲躲闪闪地讲了一通,我们竟看不出他怎样分析这个十字句法。
以下还有一韵二句,是第二段的结束语。先重复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接着说:使人听了这些情况,会惊骇得变了脸色。“凋朱颜”在这里只能讲作因惊骇而“色变”的意思,虽然在别处应当讲作“衰老”。
第二段以下,韵法与章法似乎有点参差。现在我依韵法来写,分为三段。但如果从思想内容的结构来看,实在只能说是两段。从“连峰去天不盈尺”到“胡为乎来哉”是一段,即全诗的第三段。从“剑阁峥嵘而崔嵬”到末句是又一段,即全诗的第四段,第三段前四句仍是描写蜀道山水之险,但作者分用两个韵。“尺”、“壁”一韵,只有二句,接下去立刻就换韵,使读者到此,有气氛短促之感。在长篇歌行中忽然插入这样的短韵句法,一般都认为是缺点。尽管李白才气大,自由用韵,不受拘束,但这两句韵既急促,思想又不成段落,在讲究诗法的人看来,终不是可取的。
这一段前二句形容高山绝壁上有倒挂的枯松,下二句形容山泉奔瀑,冲击崖石的猛势,如万壑雷声。最后结束一句“其险也如此”。这个“如此”,并不单指上面二句,而是总结“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以下的一切描写。在山水形势方面的蜀道之险,到此结束。此下就又接一个问句:你这个远路客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呢?这又是出人意外的句子。如果从蜀中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我们这地方,路不好走,你何必来呢?如果站在送行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如此危险的旅途,你有什么必要到那里去呢?
接下去转入第四段,忽然讲到蜀地的军事形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于固守,难于攻入。象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亲信可靠的人去镇守,就非常危险了。这几句诗完全用晋代张载的《剑阁铭》中四句:“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李白描写蜀道之难行,联系到蜀地形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已越出了乐府旧题“蜀道难”的范围。巴蜀物产富饶,对三秦的经济供应,甚为重要。所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就说蜀地“城阙辅三秦”,也是指出了这一点。李白作乐府诗,虽然都用旧题,却常常注入有现实意义的新意。这一段诗反映了初唐以来,蜀地因所守非亲,屡次引起吐蕃、南蛮的入侵,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使三秦震动。
这一段诗,在李白是顺便提到,作为描写蜀道难的一部分。但却使后世读者误认为全诗的主题所在。有人以为此诗讽刺章仇兼琼,有人以为讽刺严武,有人以为讽刺一般恃险割据的官吏,都是为这一段诗所迷惑,而得出这些结论。但是,这几句诗,确是破坏了全诗的统一性,写在赠友人入蜀的诗中,实在使人有主题两歧之感。明代的李于鳞,曾评李白的歌行诗云:“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以长语,英雄欺人耳。”(《艺苑卮言》卷四引)对于这一段诗,我也认为是“强弩之末”的“长语”(多馀的话)。
现在我们把全诗的骨干句子集中起来: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问君西游何时还?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就是《蜀道难》的全部思想内容。其他许多句子,尽管写得光怪陆离,神豪气壮,其实都是这些骨干句子的装饰品。读李白这一派豪放的乐府歌行,不可为一大堆描写的句子所迷乱,应当先找出全诗的骨架子。这个读法,我称之为剥皮抽筋法。
李白的乐府诗,其句法、章法都是直接继承楚辞和汉乐府的。他用的都是乐府旧题,诗的内容也大多依照传统的题意。从这三方面看,他的乐府诗,对齐梁以来的乐府诗来说,确是复古。但是,他有针对现实的主题,他的辞藻表现着充沛的时代精神,诗的形式也大胆地摆脱了一切古典的束缚。从这三方面看,他的乐府诗是新创的唐诗。他给古老的乐府诗注入了新的生命,影响了以后许多诗人,使乐府诗也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传统。
历来对李白乐府诗的评论,我以为胡震亨的一段话讲得最好,现在抄录在这里,以代结语:
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水旨。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今人但谓李白天才,不知其留意乐府,自有如许功力在,非草草任笔性悬合者,不可不为拈出。(《唐音癸签》卷九)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
【增记】
近日又阅唐写本诗选残卷,李白《蜀道难》诗写本文句与今世传本大有异同,有可以校正今本之误者,亦有抄写者的笔误,不可信从的。惟“子规”一句,唐写本作“又闻子规啼月愁空山”,乃是二、七句法,与上文“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句式相同。“然后”,“又闻”都是衬字,下面各带一个七言句,我以为这个句式比较好,它与上下句和谐,读起来流畅。但是,这一句在《河岳英灵集》中已作“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还在敦煌写本以前,亦不可能定为后人删去“夜”字。因此,李白此句原本如何,已无从考定,我只能依今本字句,读作五言二句。
又,唐人写本没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二句。我也以为较好。因为上文没有描写锦城之乐,这里就不应该忽然提到锦城之乐。这二句如果用作全诗的结语,倒也还可以,但下面明明还有一句重复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全诗以这一句领起,底下两大段,都以这一句作结束。可知李白作此诗,章法很整齐。唯有这“锦城”一句,又是多馀话中的多馀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
①母题:是英语Motif的译名。用在文学上,即是主题。用在民俗学上,指神话、传说的本意。
 
 
31.李白:战城南
去年战,桑乾源;
今年战,葱河道。(韵一)
洗兵条支海上波,
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
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
古来唯见白骨黄沙日。(韵二)
秦家筑城备胡处①,
汉家还有烽火然。
烽火然不息,
征战无已时。(韵三)
野战格斗死,
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
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
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战城南”是汉代鼓吹乐中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是一种军乐,行军时用短箫和铙钹伴唱,故又称短箫铙歌。汉代的“战城南”曲辞,大意是描写将士英勇作战,身死阵地,自以为对君对国,效忠尽节,可是刀笔之吏,还有非议,以致功高而赏薄,欲为忠臣而不可得。李白此诗,也是描写捍卫边防的战士。题材是继承了旧传统的,但主题思想却稍有改变,针对着当时的现实情况了。
《旧唐书·王忠嗣传》说:天宝元年,王忠嗣率师北讨契丹,战于桑乾河,三战三胜。又《李嗣业传》说:李嗣业曾讨伐勃律,打通了去葱岭的道路。李白此诗开头两句,如果就指这两次战役,那么可以推测此诗作于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
条支是汉代西域一个小国,在青海边上。这里两句是说唐军在青海上洗兵器,在天山下牧马,他们离家万里,永远过着战斗生活,人都衰老了。以上是全诗第一段,即第一韵六句,首先就说明了题目虽旧,内容却是时事。
第二段即第二韵四句,说匈奴没有农业生产,他们的生产劳动,就是以杀牛杀羊,乃至劫掠杀人,以代替耕作。自古以来,他们的田,不是稻田、麦田,而是白骨田、黄沙田。秦朝时在边境上构筑的城堡,到了汉朝时还经常燃烧着报告敌人入侵的烽火。这一段是简练地概括一下,在我国漫长的边境上,历代以来都有各个种族的敌人入侵,引起了战争。
第三段较长,也用一个韵,十句。“烽火然不息”二句是第二、三段之间的一个连锁:从秦汉到如今,烽火燃烧不熄,战争永远没有停止。参加野战的兵士在格斗中死亡,留下来的败阵之马在向天悲嘶,乌鸢飞下来啄食死人的肠子,衔着飞去挂在枯树枝上。在如此剧烈的激战中,兵士的血污染了草莽,将军也只剩一个空名。“将军空尔为”这一句,在语法上是“空尔为将军”的倒装。空尔即徒然,“尔”字是副词的语尾形式。全句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只成了一个空头将军”。结尾二句,完全用老子《道德经》的话:“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由于看到了这样惨酷的战争,才知道武器实在不是好东西,圣人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贸然使用的。圣人,指帝王。这两句完全是散文句,李白开始大胆地用在诗里。者、而、之这些虚字,虽然先已有人用过,也没有李白那样突出地用。这都是李白诗的特征。“败马”、“乌鸢”一段,只是稍稍改变了汉乐府的辞句。现在把汉乐府的前半首抄在这里,以供对照。
战城南,死郭北,
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好大喜功,在各方面边境上,对奚、契丹、突厥,吐蕃等经常用兵。虽然最初总是敌人先来侵犯,劫掠我边境,但在打退敌人以后,就不免要乘胜远征,而那时便会转胜为败,全军覆没。所以盛唐诗人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常常反映出一种既肯定战争又否定战争的矛盾心理,这在岑参、高适、王维的诗里,都可以找到例证。李白这首诗的第二段明白地说战争起于胡人入侵,那么第三段应当描写我军人卫国战争的壮烈场面。可是作者却描写了战争的惨酷。而且结句又并不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赞扬。他主张兵器应该是“不得已而用之”,什么情况才是“不得已”呢?作者没有在这里说明,但已在《古风》第十四首中说了: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塞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王昌龄也说: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他们都是同样的思想,以为只要坚守国防,不让敌人侵入,就可以免得“士卒涂草莽”。万一敌人竞敢于入侵,那就只好动用武器,把他们打退。这就是所谓“不得已”的时候。在我国的历史上,对待强邻压境的政策,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偶尔有几个皇帝发动扩张主义的战争,就会受到人民的讽刺或责怨。盛唐诗人写边塞战争的诗,可以说是反映了人民的意志的。
《战城南》是李白几十首乐府诗中最浅显明白的。运用汉代乐府歌辞的那几句,可以说是有点抄袭嫌疑,因为基本上还是用了原意,没有脱胎换骨。选李白诗的人,不很愿意选这一首,因为不够代表李白的豪放风格。我现在选讲这一首,是为了给学诗或作诗的青年提供一个适当的范本,如果参看汉乐府原作,可以懂得古诗变为近体诗的道路,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以及正统乐府诗的模式。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①“备胡”诸本均作“避胡”,惟唐写本作“备胡”,较胜。今从之。
 
 
32.李白: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韵一)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韵二)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韵三)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邱生,(韵四)
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鼎玉帛岂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韵五)
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韵六)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现在再讲一篇李白的古题乐府诗《将进酒》,也是汉代短箫铙歌之一。汉代乐府歌辞原文,因为声辞杂写,故不能了解其意义。只有第一句是“将进酒”,后世文人拟作,都是吟咏饮酒之事。李白此诗,也沿袭旧传统,以饮酒为题材。
这首诗用三言、五言、七言句法错杂结构而成,一气奔注,音节极其急促,表现了作者牢骚愤慨的情绪。文字通俗明白,没有晦涩费解的句子,这是李白最自然流畅的作品。
全诗转换了六个韵。第一、二韵六句合为一段。此后每韵自成一个思想段落。开头四句用两个“君不见”引起你注意两种现象:“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比喻光阴一去不会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说人生很快便会衰老。青春既不会回来,反而很容易马上进入老年,所以人生在得意的时候,应当尽量饮酒作乐,不要使酒杯空对明月。这是第一段的内容,它也象《蜀道难》一样,一开头就从题目正面落笔。“君不见”是汉代乐府里已经出现的表现方法,意思是“你没有看见吗?”跟我们现在新诗里用“看啊”、“你瞧”一样,是为了加强下文的语气。李白诗中常用“君不见”,这三个字不是诗的正文,读的时候应当快些。我们如果把两个“君不见”都删掉,也没有关系,诗意并无残缺。而且删掉之后,这一段就是整整齐齐的六个七言句,更可以看出这两个“君不见”是附加成分。在七言歌行中,这一类的附加成分,我们借用一个南北曲的名词,称之为“衬词”,因为它们只起陪衬的作用,不是歌曲的正文,唱起来也不占节拍。但是,如果“君不见”三字不在七言句之外,那就不能算是衬词。李白另一首诗云:“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园中》)这又是一种用法。如果把这个“君不见”也作为衬词,则第一句只有五字,而全诗却都是七言句。如果把“君不见”认为诗的正文,则这一句有八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全句仍是七言,多出来的一个字是衬字。“君不见”三字只抵二字用,应当读得快,让它们只占两个字的音节。南北曲和弹词里,这种衬词很多,因此产生了这个名词。唐代虽然还没有这个名词,但象“君不见”之类的附加成分,实在已是曲子里用衬词的萌芽。此外,李白还有一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有:
君不见,李北海,
英风豪气今何在?
君不见,裴尚书,
土坟三尺蒿藜居。
这是构成了两个三字句,也不能说是衬词了。
第二段四句,大意说:天既生我这个人材,一定会有用处。千金用完,也不必担优,总会得再有的。眼前不妨暂且烹羊宰牛,快乐一下。应该放量饮酒,一饮就是三百杯。这一段诗,表面上非常豪放,其实反映着作者的牢骚与悲愤。言外之意是象我这样的人材,不被重用,以致穷困得在江湖上流浪。
第三段再对两个酒友发泄自己的牢骚。岑夫子是岑勋,年龄较长,故称为夫子。丹邱生是一个讲究炼丹的道士元丹邱,李白跟他学道求仙,做了许多诗送他。这里,诗人劝他们尽管开怀畅饮,不要停下酒杯。我唱个饮酒歌给你们两位听:钟鼎玉帛,这种富贵排场的享乐,我以为不值得重视,我只愿意永远醉着不醒。自古以来,一切圣人、贤人都已经寂寞无名,谁也不知道他们。只有喝酒的人,象刘伶、陶渊明这些人,倒是千古留名的。从前陈思王曹植有两句诗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是说他打猎回来,在平乐观里宴请朋友和从臣,饮万钱一斗的美酒,大家尽情欢乐谈笑,现在我们的主人为什么说没有钱,舍不得打酒呢?应该立刻就去打取美酒,来请大家喝个痛快。这一段四韵八句就是“请君为我侧耳听”的一曲歌,是诗中的歌。“钟鼎”是“钟鸣鼎食”的简用,“玉帛”是富贵人的服御。这四个字就代代富贵人的奢侈享受。诗人说,这些都不足贵重,只要有酒就成了。“主人”是讽刺他自己,也可以说是自嘲。上文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见现在正是“少钱”的时候。钱少,也不要紧,酒总得要喝,于是引出了最后一段三句:好吧,现在手头虽然没有钱,家里还有一匹五花骏马,还有一件价值千金的狐裘,立刻叫儿子拿出去换取美酒,和你们喝个痛快,把千秋万古以来的愁绪一起销解掉。
李白的诗,以饮酒、游仙、美女为题材的最多,后代的文学批评家常以此为李白的缺点。例如王安石就说:“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言妇人与酒耳。”所谓其识污下,就是世界观庸俗。这种批评,虽则也有人为李白辩护,但在李白的诗歌里,高尚、深刻的世界观确是没有表现。他只是一个才气过人的诗人,能摆脱传统创作流利奔放的诗篇。至于对人生的态度,他和当时一般文人并没有多大不同。早期的生活,就是饮酒作诗,到处旅游。后来跑到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极欣赏他的诗,把他推荐给玄宗。于是玄宗留他在宫里做一名翰林供奉。“翰林供奉”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当明皇和杨贵妃赏花饮酒作乐的时候,找他来做几首新诗谱入歌曲。这就是翰林供奉的职务。它并不是一个官。然而李白做了翰林供奉却骄傲得很。他有好些诗自画他当时的得意情况:“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东武吟》)又云:“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是说王公宰相都来和他交朋友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是说当时和他饮宴的都是王公贵人。“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是说从前瞧不起我的人,现在都来巴结我了。此外,他还有不少诗句,夸耀他的得意时候。大约正是这种骄傲自大态度,得罪了不少人,使玄宗左右那些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对他不能容忍,在玄宗面前挑拨了几句,他就被放逐出宫廷。他自己说当时是“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可见他自己也早就觉察到已经处于骑虎之势,正在无法脱身,而被龙尾巴一掉,便从天上摔下来了。此后,他又恢复了饮酒浪漫的生活,把自己装成一个飘飘然有仙风道骨的高人逸士,不时在诗里讽刺一下政治,好象朝廷不重用他,就失去了天下大治的机会。《盐铁论》里有一段大夫讥笑文学的话:“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议论传诵,窃商赐之辞;刺讥言治,过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万乘。及授之政,昏乱不治。”这些话都切中文人之弊。他们平时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心卑卿相”,人人自以为是伊、吕、管、晏。及至给他一个官做,也未见得能尽其职守。唐代进士初入仕途,往往从县尉做起,可是诗人中也没有出类拔萃的好县尉,而他们常在诗中发牢骚,嫌位卑官小,屈辱了他这样的人才。这种孤芳自赏的高傲情绪,从屈原以来,早就在我国文学中形成一个传统,而李白的表现,特别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以为我们学习古典文学,对历代作家这一种世界观的过度的表现,可以不必重视,更不宜依据他们的自我表扬,而肯定他们真是一个被压制的人才。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崎、历落①、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但是他对政治社会的认识,还是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因此,我以为李白的诗,还不能说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就以饮酒为例,李白的饮酒和陶渊明的饮酒,显然不同。陶渊明的饮酒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劳作之后,饮几杯酒,以养性全神。他的饮酒的态度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八)李白的态度是:“人生得意须尽欢。”陶渊明说人家“有酒不肯饮”是因为“但顾世间名”(《饮酒》之四),而李白却说:“惟有饮者留其名。”陶渊明为逃名而自隐于酒,李白则为争名而“一饮三百杯”。由此可知,陶渊明的饮酒,对人世社会好象是消极的,但他的人格却是积极的。李白则相反,他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而其人格却是消极的。我觉得李白的饮酒诗,只能比之为古代波斯诗人莪玛·哈耶谟和哈菲兹②,而不能和陶渊明相提并论。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两句诗曾引起过一些封建卫道者的批评,以为李白过于狂妄,难道连先圣先贤如孔子、孟子者,都是默默无闻,只有酒鬼留名于后世吗?编《唐文粹》的姚铉就把“圣贤”改为“贤达”,代李白纠正了失言。这种批评,其实是多馀的,读文艺作品不能如此认真,如此老实。这两句诗,仅是艺术上的夸张手法,不必看成思想的真实。宋代人讲究诗的各种炼句方法,把这种格式的诗句称为“尊题格”。在一个对比中,为了强调甲方而大大地压低乙方,这叫作“强此弱彼”的句法。也就是“尊题”的意思。李白为了夸大饮者,而贬低了圣贤的后世之名。白居易的《琵琶行》云:“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为了夸张商妇弹琵琶的美妙,就说得江州地方没有中听的音乐,有的只是很难听的山歌与村笛。韩愈的《石鼓歌》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为了夸大石鼓诗的典雅,甚至责怪孔子编《诗经》为什么不把这首诗收进去。还说,《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两部分的诗都是很“褊迫”而无曲折的。甚至还说孔子是一个“陋儒”。又为了夸大石鼓文的书法,而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庸俗的:“羲之俗书逞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以上二例,也都是尊题手法,在唐诗中是常见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
①李白自己说:“仆嵚崎历落可笑人也。”见其《上安州李长史书》。
②莪玛·哈耶谟的《鲁拜集》,有郭沫若译本。哈菲兹也是古代波斯(伊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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