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不得闲 ▏第十一章不见桃源《禅的行囊》

比尔·波特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江西抚州大金山寺

第十章不得闲 ▏第十一章不见桃源《禅的行囊》

第十章不得闲

我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下了山，长江对岸就是江西省的名城九江。既然有寺院的顺风车把我送到江边，索性在繁华大都市里潇洒一天。

越野车始终没有出现。按惯例，五祖寺的司机每天早饭后都会开越野车下山买菜。我坐在床上等着司机来敲门，一直等到八点，门前始终静悄悄的。事后才知，司机今天一反常态，在早饭前就下山去了。

无奈之下，我打点行囊出了门，把钥匙还给石女士，然后向惟道的房间走去。门关着，敲门也无人回应，估计是出去了，但也许没走远。我决定守在门口等他回来，便又一次走到玉兰树边，在长凳上坐下。花香一如既往地浓郁，几乎到了刺鼻的程度，我快晕过去了。

我正在严肃地思考晕眩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一个电工出现了。他也走到惟道的房前敲起门来。仍然没人应答。和我不同的是，电工有正经事要办，不能像我一样不负责任地赖在长凳上无所事事。他绕到房间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扇窗户，窗户下面应该就是惟道的床铺。电工对着窗户大喊起来：“惟道师父！”喊了几声依然不见动静，他又拉我跟他一块喊。我们一起大喊：“惟道师父！”还是没反应。但我们坚持不懈地喊着。

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屋里突然有了动静，我们赶紧回到房间门口。门开了。惟道解释说，他正在打坐，然后很惊讶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还在这儿。我委屈地说，越野车也没言语一声就提前下山去了。惟道闻言，从容不迫地从僧袍的口袋里掏出手机。一分钟以后，一辆黑色轿车出现了，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这似乎是所有中国寺庙监院共有的一种超能力，他们一定都钻研过法力无边的手机咒语，最擅长的神通变化就是召唤黑色轿车。惟道师父召来的这辆，仪表板上还镶着桃木装饰条。

开车的是一位建筑师，他昨晚也在寺院里过夜。惟道介绍说，五祖寺的新禅堂和佛学院都是由他设计建造的。我谢过惟道，坐着建筑师的豪车下了山。可惜，在豪车里只坐了十五分钟，建筑师就把我放在了黄梅县汽车站。这是一座无比破旧的汽车站，我由此判断它一定坐落于黄梅的旧城区。车站里的巴士也无比破旧，我上了其中的一辆，低头看得见车下的路面，它的年龄大概和车站一样老。车开了，我安慰自己：反正九江离得也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可惜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车窗上的大字写的是“九江”，但我没留意它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长江大桥”——这趟车的确是开往九江方向的，但只开到江边就不再往前了，甚至连长江都没过。事实上，要过了四公里长的九江长江大桥，才算真正到达九江市。

在桥头拦车并不是聪明的选择。过桥的大巴一辆接一辆，我殷勤地向它们招手，可半小时过去了，没有一辆停下的。终于，一辆本地小巴纡尊降贵停在了面前，而那只是因为恰好有人要在这儿下车。我上了车，小巴刚开过大桥，又停下了——终点站到了，我被撂在了郊区的一大片廉租房旁边。

我受够了。改变命运必须靠自己。一辆出租车驶过，我奋不顾身地拦下了它。

十分钟以后，出租车停在了白鹿宾馆的门口。这是去年来时住过的酒店，它坐落在老城区里，离江边只有几分钟路程。白鹿宾馆的大堂经理还记得我——肯定是因为我的大胡子——这省去了讨价还价的工夫。房价直接打折到二百六十块一晚，对于我的预算来说，这个价钱还是有点贵，但对于九江来说，这已经算是便宜的了。许多世纪以来，九江一直只是长江边上一座普通的码头城市，但是1995年通车的京九铁路改变了它的命运，令其一跃成为中国内陆的交通枢纽。城市开始爆炸式扩张，物价也随之飞涨。不过它的老城区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

我放下行李开始出门游荡，先去了趟街对面的网吧，查过邮件，家里人一切平安。转身出来，拐进酒店背后的一条小巷，去找上次来时发现的一家茶叶店。去年在那里买到的铁观音非同凡响，今朝重访九江，自然不容错过。可等我走到记忆中的位置，却发现茶叶店不见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条街，确认自己没有记错，于是再回来一问，原来开茶叶店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女装店。店里的姑娘告诉我，茶叶店确实搬走了，至于去了哪儿，她也不知道。

茶叶店的名字叫茶缘茶庄，铁观音是它的主营品种。这种以菩萨为名的茶叶在制作工艺上属于乌龙茶的一种，三百多年前发源于闽南的安溪县。福建与江西两省相邻，而店主与安溪当地的茶农相熟，于是做起了这门生意。

多年来往中国，我培养出一项小癖好，每次都会设法捎点好茶叶回去。茶缘茶庄出售的铁观音是我尝过的最好的茶，就连少林寺的僧值延颖床底下那些极品观音王也比之不如。我还记得茶庄的老板是位女士，姓曹。不料一年之后，已是人去店空，全无觅处。

沮丧之余，我在女装店门前呆立良久，左思右想还是无计可施，只得叹口气，转身离去。女装店隔壁是家便利店，我信步走了进去，希望能发现南瓜饼之类的好东西。令人失望的是，货架上所有的零食都包装精美，让人一看就没了胃口。我拿了瓶酸奶，向收银台走去，付账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隔壁的茶叶店搬到哪儿去了？便利店老板说它搬去了新城区，具体地址他也不知道。我刚叹了口气，没想到他又接着说，茶叶店老板曹女士和他是老朋友了，他有她的手机号。他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五分钟以后，曹女士的弟弟从出租车里钻了出来。

我在狂喜之中走进了茶缘茶庄的新店。曹女士满脸微笑走上前，述说着重逢的喜悦。我并不是什么大客户，但货好也要知音赏，我幸好是个识货之人。在树桩做成的茶凳上坐下，面前是一个用巨大的树根加工成的茶几，上面放着功夫茶的一整套用具。曹女士开始烧水、烫壶，准备让我重温铁观音的记忆。

今天是3月23日。曹女士告诉我，铁观音的春茶要再过一个月才能开始采摘。她知道我不会对去年剩下的夏茶感兴趣，因为夏季采制的铁观音是品质最低的，而且又隔了大半年时间，观音早已变成灰姑娘了。秋茶是铁观音香气最为馥郁的一种，铁观音特有的“音韵”也正是在秋季酝酿得最为充分，可惜的是，茶庄里的秋茶已经售罄，唯一可供选择的是新到的冬茶——茶壶里泡的正是冬茶，它的品质虽不及春秋两季茶，但总好过隔年的夏茶。我端起茶盅饮了一口，确实还不错。然而，在经历了失而复得的狂喜之后，仅仅喝到冬茶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可是缘分不能强求，也许今年我的“茶缘”就是冬茶了罢。既然如此，买上一点也聊胜于无。我掏出了皮夹，但曹女士看出了我脸上写满的失落，她说等等，然后从货架上无数个巨大的茶叶罐中拿起一个，从里面掏出一包茶。

她狡黠地笑了笑，对我说，其实秋茶没有全卖光，她还留了点，不过这是没有经过精制的毛茶。大多数中国茶在采摘时只取嫩芽，而铁观音则还要取顶芽下面连带嫩梗的两到三片新叶。叶梗的出现，在其他茶叶品种中通常是劣质茶的标志，但对铁观音来说则恰恰相反——嫩梗中富含的芳香物质正是成就铁观音的关键所在。必须通过反复的摇制和发酵，叶梗中的芳香物质才能挥发出来（然而不幸的是，铁观音特有的花果香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渐渐消退，期限通常不到一年。一般在存放了半年之后，梗叶就开始变苦）。在此之后，大部分市售铁观音还要经过簸选和风选筛去黄片和嫩梗，而没有经过这道工序的则称为“毛茶”。相比之下，毛茶的风味比精茶更为浓郁。

她重新烧水、烫壶，为我泡了一泡秋茶。我们都没有说话。茶壶里飘出不可思议的花果香气，它既强烈又微妙，和五祖寺的玉兰树大不相同。我愿意整日整宿地吸嗅这种香气，我能毫无困难地闻着它入睡。大陆的情况我不太熟悉，但我知道在台湾的茶王赛上，茶叶的得分一半来自香气，而对汤水味道的评价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则要看茶汤的色泽。如果让我做评委，这泡秋茶的香气无论多少分都不够给的，而茶汤的滋味也非常甘醇，没有一丝涩味。

我问曹女士这秋茶她还有多少，她说只剩下一斤半了。我又问价钱，她说一千块一斤。我想都没想，立刻说全要了。曹女士闻言又笑起来，她说我是老顾客了，而且这茶叶已经放了四个多月，干脆给我打个折，一共只收五百块。这下可好，我嘴皮子没动一下，反倒成了讨价还价的高手。曹女士还贴心地把一斤半茶叶分装成十五个真空小包装，我计划着，到了夏天每星期享用一包，那将是一整个夏天神仙般的日子。我甚至已经想好了用一本合适的书来跟如此高雅的茶般配——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集。我一直想把它翻译成英文，现在总算有理由开始了。

曹女士忙着分装茶叶，我忙着憧憬夏天，这时，她弟弟又出现了。我们东拉西扯地聊了几句，我随口提到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访问禅宗寺院。曹女士的弟弟闻言，转头和姐姐说了句什么，然后立刻掏出手机打了两个电话。显然，他也是精通手机咒语的那类人。两分钟以后，一辆崭新的越野车出现在茶庄门口，车主人是曹氏姐弟的叔叔。曹女士的弟弟说，他认识一名庐山上的僧人，想介绍给我，而他叔叔的司机可以开车带我们去。谁会拒绝这样的邀请？

收起包装好的茶叶，我向曹女士告别，然后上了越野车，和她弟弟一起直奔庐山。庐山是中国著名的风景胜地，以云雾、瀑布和难以知晓的真面目闻名于世，在历史上还是个隐居的好地方，但现在则每天都挤满游客。好在越野车没有走进山的主路，它沿着庐山东麓外缘的公路一路南行，朝星子县方向开了十七公里，然后向西拐上一条仅容一车通过的狭窄水泥路，从土坯房组成的村庄和盛开的油菜花田野中穿过，向着庐山最南端的山峰开去。天上开始下起小雨。开了没多久，水泥路到头了，前方只剩下乱石和烂泥，越野车勉强又开了一段，我们全都下了车，跟在车后面，偶尔推它一把，就这样走完了最后一百多米。在土路的尽头，一座小水库边上，出现了一座寺庙。

这座质朴的山寺以石料砌墙，板瓦铺顶，另有两座纯以木材构筑的钟鼓楼，两座石头房子和钟鼓楼围成一个院落，四周没有围墙。这种就地取材的作风配合着松竹掩映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简约脱俗的风格。与此前我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千篇一律的寺院建筑相比，实在是种可喜的变化。我们朝院子中间走去，这时，一名年轻和尚从石头房子里走了出来。

这位年轻和尚也是个爱茶之人。曹女士的弟弟和他结识，正是因为茶的缘故。相互介绍过之后，和尚带领我们穿过佛殿所在的石头房子，来到对面用做接待、办公和休息的另一座石头房子，围着桌子坐下。他拿出一张古琴唱片放进CD唱机，然后摆上功夫茶具，开始泡茶。今天这泡是丹霞山的金毛茶，他介绍说，这是一种功夫红茶。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红茶，但这泡金毛确实不一般，它散发着一种花蜜般的香气，汤水的味道则与台湾的名茶东方美人有些相似。我以前从未听说过金毛茶，曹女士的茶庄也没有这种茶。我问和尚是怎么得到它的。

和尚告诉我说，几年前他曾在广东韶关的云门寺佛学院进修过，而出产金毛茶的丹霞山就在韶关北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金毛茶的。我恰好也去过云门寺，于是两下一对时间，发现2001年11月我拜访云门寺的时候，他就在寺里。当时我是随同一个美国佛教徒访问团一起去的，印象最深的是在寺庙的柑橘园里曾经碰到一名穿着藏红色短袈裟的僧人在摘柑橘。后来得知，这名僧人是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当天下午他在云门寺有一场讲座。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买了下午的火车票，只能与他的开示失之交臂。不料，年轻和尚对我说，那天下午一行的讲座很没意思，错过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再聊下去，我能看出，他对我这么个外国老头子跑来掺和他们中国的佛教也很不以为然。谦抑平和的禅师见得多了，突然冒出这么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倒也挺有新鲜感的，更难得的是他还有这么好的茶。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天下午一行禅师都讲了些什么，以至于令他如此失望。他说，差不多五年前的事情了，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他只记得这个越南和尚不停地使用辩证式的比喻，而且还把证悟说成是可以通过次第修行达到的境界。他又补充说，云门寺的僧人都比较客气，没有提什么尖锐的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记不清楚了，而是对“外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年轻和尚谈到，出家之前他在一所大学念书，学的是“中国文化”，大学毕业后决定出家，并进入云门寺佛学院。从佛学院毕业后，他正式受戒，然后便来到庐山住了下来。很显然，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僧侣，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言行举止总是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好在茶香稍稍缓解了这种不适的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台湾的经历。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大学”上哲学课。当时我刚决定从寺院里搬出来，因为大家在寺院里都不太讲话，我的中文口语进步太慢了。我搬进了学校的宿舍，和哲学系研究生们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坐公交车下山，然后换一趟车穿过整个台北市，去上一个叫孔德成的人讲授的国学课。孔德成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系长孙，国民党在1949年撤离大陆时特地带上了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的他，以此象征国民党仍拥有中国文化的正宗。孔德成后来饱读孔门诗书，成为台湾著名儒者，对于那个年代台湾所有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如果没上过孔德成的课，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哲学的。

我对孔门之学抱有崇高敬意，于是便请班上的同学代我去向孔德成申请加入他们每周日的聚会。然而，孔德成对此回复说，一个外国人不可能领会如此深奥的学说。于是，每个星期天，我只好和坐在我后面的女生一起去听谢幼伟教授的怀特海哲学讲座。谢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师从怀特海，并精研罗素。时隔多年，怀特海说了些啥我早已忘记，倒是一起上课的女生让我对儒家精神有了切身体会：这名女生爱上了一个老外，而她的父母考虑了整整七年，才同意让她嫁给这名无法领会儒家思想的外国人。

眼前的这位年轻和尚和孔德成一样，相信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你一开口，肯定是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用礼貌来掩饰自己的想法，但他是个例外。他一点不加掩饰：中国文化太古老了，你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你把不同的宗教都弄混了。你肯定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修道的吧？你连和尚都不是，怎么可能理解禅呢？我无话可说，只好闷头喝茶。

庐山南麓的寺院

我的同伴告诉他，我刚从五祖寺来，接下来要去……去哪儿来着？我赶紧接茬：“去大金山寺，那是中国唯一的禅宗尼众寺院，离南昌不远。”和尚回过头去对着我的同伴说：“他太不了解中国了吧。”他甚至懒得亲口对我说，“中国有很多禅宗尼姑庵。”

我问他能否具体指出还有哪些，他却只是一再说，肯定还有很多。我试图跟他解释，我的确碰到过不少修禅的比丘尼，但她们要么是独自在房间里修行，要么是住在山中的茅篷里，专供比丘尼集体修行的禅宗道场据我所知只有大金山寺一处。但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

平心而论，他的口才很好。我的同伴问他，佛教都有哪些不同的修行流派。他回答说：“修行随心而定。如果念佛名号，就是修净土；如果参话头，就是修禅。学佛的路有很多条，但修行的时候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条深入下去。现在想修禅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接引指导别人修禅的人太少了。想要教别人，自己先得修到境界。

“佛祖当年拈花开示的时候，在场的弟子有五百人，然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领会了佛祖的教诲，破颜微笑。佛祖于是嘱告迦叶，我有正眼法藏，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付嘱于汝。这次传授是禅的真正源头。佛陀同时还把象征法脉传承的衣钵传给了迦叶尊者。佛祖衣钵如此代代相传，最后由菩提达摩带来中土，又历经六代，传至六祖惠能。六祖之后，由于佛法已传遍神州大地，衣钵到此就不再传承，禅宗一脉相承的谱系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学禅就是修禅，”他说，“不过它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觉悟。要在静虑中修行，获得觉悟，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修建禅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禅堂里修习入定，你的妄念慢慢地就会离你而去，自性的智慧就会渐渐生起。这种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的面貌，是我们的本性。”他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虽然听起来很像在上课，不过确实还挺认真的。而且茶确实是好茶。

谈话又提到我，提到我翻译过一些佛经和佛教文献。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西方的语言很难传达佛陀的深邃思想。古代的高僧把佛经译成中文是很严格很准确的，现在再翻译成西方语言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僧人现在读佛经还经常碰到不懂的地方。一个西方人，而且还不是出家人，怎么可能去翻译佛经呢？”

我只好说，翻译是我的修行方式，重点并不在文字上。于是他不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赶紧说，打扰你这么久真不好意思，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谢过他的款待，我们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站在院子里道别的时候，我顺便夸奖了寺院的建筑：我很欣赏它的用材和风格，中国太缺少这样清新质朴的寺院了。他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他的寺庙看起来太寒酸。他解释说，这两座石头房子和钟鼓楼都是临时性的，他正在筹划兴建一所规模宏伟的寺院，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我再次无言以对。

回到九江，曹女士的弟弟把我放在了白鹿宾馆门口，道谢、作别之后，我没有立刻上楼回房间，因为还有事要办。在酒店后面的巷子里，我找到一个坐在楼梯间里的男人，他的面前摆着一架缝纫机，这是他的第二职业。我拿出大衣交给他，请他帮我换一副拉链。十分钟以后，拉链换好了。他又帮我缝好了大衣上的两道口子，一共收费二十块。

这件法国制造的紫色冲锋衣是我最钟爱的户外装备，它使用了戈尔特斯防水透气面料，穿在身上轻若无物。拿下这件宝贝花了我两百美元。这是我穿过的最贵的衣服，比当年我结婚穿的礼服还贵。每次穿上它，我就立刻充满了探险的冲动。

买衣服的钱是王文洋给的。1989年，我在台北的国际社区广播电台（ICRT）工作，负责制作一档周播的广播节目。每个礼拜，我会去找一位能讲英文的新闻人物做个访谈，好让生活在台北的国际友人们也能大致了解岛内的最新动态。那次正好找到王文洋。王文洋是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的长子，采访他的前一周，他刚刚被父亲派往南亚塑胶集团（台湾最大的私营企业，也是全球第二大塑胶制造企业）总部执掌局面。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看过电影《毕业生》，他说“当然”。于是我请他给如今的毕业生提几点忠告。王文洋不假思索地说：“我会建议他们学道。”这句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除此之外，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的坦率和敏锐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采访结束，我关掉采访机，又跟他聊了几句。闲谈中提到，这次采访将是我在ICRT所做的最后几期节目之一。我已经申请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准备去中国大陆寻访当代隐士，估计再过一个礼拜就能收到古根海姆的资助信。王文洋再一次毫不犹豫地说：“这主意不错。如果古根海姆不给你钱，我给。”事实上，后来的确是王文洋给我出的钱。古根海姆的资助信杳如黄鹤。

两年之后，我找到出版社，把寻访隐士的经历写成文字，准备结集出版。书稿寄出之后，我又给王文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打算从黄河的入海口出发，一路上溯至它位于青藏高原的源头，以此为线索，进行一次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旅行。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了个数。然后，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现金还是旅行支票？后来，王文洋交代秘书，从他的零用钱账户里给我支取了这笔费用（谁稀罕古根海姆基金会啊）。我花了其中的二百美元，在台北的一家户外用品店里买下了这件无限轻薄无比温暖的冲锋衣。后来，即使在五千米海拔之上的狂风暴雪里，它也发挥出了可靠的防风保暖性能，保我一路平安归来。现在，楼梯间里的男人修好了它，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修理好了衣服，现在该修理人了。上次来过的一家按摩中心的大概位置我还记得。我穿过马路，走进白鹿宾馆对面的一条窄巷，摸索了几次，终于找到正确的路，接着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走到黑洞洞的巷尾，爬上一道金属阶梯——看起来像是建筑物的消防楼梯——一直爬到顶层，推开一扇随时会倒的门，来到一个漆黑的房间。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之后，我看出屋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带着我走进隔壁的房间，我把紫色大衣挂在门后，上了一张铺着床单的桌子躺下，等着。过了一分钟，一位盲人按摩技师摸索着走了进来。

按摩结束，我沿原路回到大街上，找了家饭馆吃晚饭。饭菜平淡无奇，不值一提。回酒店之前，我又上网吧查了一次邮箱。有一封新邮件，是尼克·古尔德发来的。尼克和我曾经在ICRT的本地新闻组一起共事。他娶了台里的一个实习生为妻，这姑娘的父亲是台湾少数民族，排湾族，母亲是汉族。ICRT的音乐节目制作人迈克·莱恩则娶了那个实习生的姐姐。也就是说，尼克和迈克做了“连襟”。

那是遥远的八十年代，一段不复重来的好时光。当时我们的手头都十分宽裕，经常发愁不知钱该怎么花。还有优厚的福利，包括每年一次免费携全家乘公务舱全球旅行的机会，目的地随你挑。ICRT的前身是“驻台美军广播电台”，1978年以后改为国际社区广播电台，但仍不可避免地沿袭了山姆大叔的一些旧习气。到了八十年代末，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台湾本省人的势力逐渐开始占上风，变化之一就是电台被接管，工作人员被大批撤换，外国人只留下一小撮。

我跟着电台的美国老板一起去了香港，当上一名昙花一现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谈话内容正来自王文洋资助的黄河之旅。尼克留在台湾，靠推销外国货发了财。而迈克则不幸在生意场上栽了跟头，变得一蹶不振，开始酗酒。终于，他对这一切感到厌倦。在电子邮件里，尼克告诉我，迈克前一天自杀了。他留下了一句遗言：“没工作，没钱，没希望。”在他身后，留下了孀妻和一名六岁的女儿。

我已经八天没泡澡了。淋浴毕竟是淋浴，它无法代替泡澡。泡一个热水澡，洗去的不仅是尘土和汗渍，还有长途旅行中逐渐累积的疲惫、伤感和烦恼。浴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已经有爱，为何还不知足？”

第十一章不见桃源

收拾好东西，退了房，我打了辆车直奔九江长途汽车站。车站其实很近，步行可达，但我的背包却是再一次变得沉重不堪，除此之外，还多出一只装满了书和茶叶的购物袋。

从九江发往南昌的大巴半小时一趟。下了出租车，刚好赶上八点发车的那班。大巴驶出九江城区，上了高速，沿着庐山的西坡向南开去。车窗外，庐山的群峰依旧笼罩在云雾里。我来过庐山很多次，只有一次有幸见到云开雾散后的“庐山真面目”。那是1992年的秋天，当时我正在庐山南麓的温泉村探访陶渊明（365－427）晚年的居处。2005年春天，我跟朋友托尼·菲尔班再次来到温泉村，庐山又不见了。我们打算去拜谒陶渊明的墓地，然而诗人之墓所在的地方属于海军的一处靶场，1992年来时我就被拒之门外，这次再去，依然吃了闭门羹。到了村里，我们想去拜访陶渊明的最后一位嫡系后人，找到了那户人家，却发现他上礼拜刚刚去世。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村民又说，附近有个地方，是当年陶渊明饮酒会友之处，也许值得一看。听到这话，我们重新打起精神，请村民带路，前去一探究竟。

他领着我们出了村，经过一座因违章建设而被查封的温泉旅馆，沿着溪水进入到一片丘陵地带。这是一条荒僻的山路，路上只见到寥寥的农夫、水牛，还有蛇。与蛇遭遇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犹在眼前：村民弯下腰，满不在乎地抓住那条盘踞在路边的眼镜蛇的尾巴倒提起来，还没等它反应过来，又一把捏住了它的七寸。这条蛇如果拿到星子县，至少能卖五十块，村民说。我和托尼立刻回答：如果你把它放了，我们现在就给你五十块。他像看疯子一样瞪眼看了我们一会儿，笑了起来，然后转过身，把蛇远远地抛进路旁的草丛。眼镜蛇落地之后，立刻直起身子，似乎是在表达它的不满，随后便钻进长草之中消失不见了。我们拿出五十块钱递给村民，然后继续赶路。沿着溪水蜿蜒上溯，终于到了一处瀑布，下有水潭，旁边是几块巨石。村民说，每到月明星稀的夜晚，陶渊明常常邀一帮酒友来此豪饮。这还真不是他瞎编的。就在瀑布旁的巨石上，留有宋代大儒朱熹1180年云游至此留下的题刻。八百多年的风雨已经剥蚀了大部分字迹，但仔细辨认，你还是能看出落款中朱熹的名字。

陶渊明并不是佛教徒，但若要论及对禅宗的影响，恐怕再没有哪位诗人比他更重要了。他选择的生活方式更接近道家的理想，而他在幽居岁月中写下的诗篇，则启发和影响了所有后代的隐士。在他临终前撰写的《自祭文》里，陶渊明总结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殁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没有学会生活的人是不能学禅的，而生活方式越简单，进入禅修之门也越简便。尽管陶渊明并没有修过禅，但后世所有的禅修者都领受过他的惠泽。没有哪位禅师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常常引用他的诗句，他们心中也都装着一个桃花源。

在中国，我曾经碰到过至少不下十处自封的“桃花源”，最近又听说有学者考证出桃花源的原型就在这条瀑布的上游山中。此刻，坐在长途车里远眺莫须有的庐山桃花源，我想起李白的《山中问答》：

庐山醉石，传为陶渊明醉后高卧之处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大巴上，乘客们都在观赏车载电视播出的《古墓丽影》，几乎没人注意到，车窗外的高速公路上一队装满活猪的敞篷卡车正浩浩荡荡与我们擦肩而过，看起来就像肥猪国的群众在向南迁徙。前方，南昌市的四百万人民大概正在欢迎它们的到来。猪肉一直是中国人肉食的首选。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七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古人就已经成功驯化了野猪，使其成为华夏文明崛起的主要物质基础。后来，道教出现和佛教传入无疑为中国人的食谱增加了更多素食的成分——豆腐的发明，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尽管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国。中国人每年消费猪肉超过五千万吨，平均每人将近八十斤。

我试图把这些数字具体化：假设一头猪重三百斤，五千万吨猪肉就是四亿头活猪。再假设每头猪身长五尺，四亿头猪排成一队，就是六十万公里，可以绕赤道十五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贪婪的吃豆人，每年沿着赤道吃十五圈，平均每天得吃一千六百多公里。换句话说，它以六十五公里的时速一刻不停地吞噬肥猪，每秒钟吃十二头——我被自己想象出的画面震住了。幸好没遇到运输活鸡的大货车。

上午十点，我们终于离开了杀气弥漫的高速公路，驶进南昌市汽车站。我打车前往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邮局，去把累赘的行李统统寄走。检查、装箱、打包、填写包裹详单，处理掉十二斤重的书和茶叶，总共花去了十分钟时间和一百七十块人民币。

卸去辎重，后腰立刻舒服了许多。邮局门外不远就是火车站前的停车场，上面停满了开往省内各地的长途班车。一辆去抚州的车正要走，我赶紧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从到达到离开，我在南昌前后停留了不到半小时。

车上有一半座位还空着。按老规矩，司机在城里转悠着四处拉客，等到他终于驶上一条出城的公路时，所有座位都已坐满，但司机仍不满足，只要看到路边有人招手立刻停车。有人上车，售票员就从座位下面抽出小凳子，让他们坐在过道上。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身披挂的年轻的牛仔服姑娘上了车，坐在我旁边的小板凳上。她的手腕上戴着镯子，脖子上挂着一条粉红色的塑料项链，头戴一顶贝雷帽，上面写着“Smile”（微笑）。我猜想，这大概是个衣锦还乡的打工妹，要让乡亲们见识一下大城市的时尚。她一坐下来，就跟着车载电视里播放的MV哼个不停——大概都是她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学会的。不管怎样，她浑身洋溢的快乐晃得人睁不开眼。

一个半小时后，金山寺到了，售票员喊我下车。巧的是，牛仔服姑娘也到站了，我们一起下了车。这是国道旁的一个岔路口，岔路通向山里的大金山寺，附近只有两三家路边小店。长途车抛下我们，继续向抚州开去，我转头问姑娘去哪儿。我本以为她是去庙里找人的，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也不是什么回家探亲的打工妹，我完全猜错了。姑娘家住南昌，但她丈夫的老家就在附近，面前的路边小店中有一家就是她的公公婆婆开的。每到周末，她常会回来帮婆婆照看这家杂货店。

路口距离大金山寺还有一段路，我正发愁找不到交通工具，姑娘走进她婆婆的杂货店打了个电话，眨眼之间，从山上下来一辆摩托。开车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他说去庙里要八块钱。这价钱比他的脸还黑，但既然是牛仔服姑娘好心找来的，也只能忍痛接受了。我跨上摩托的后座，向三公里外的大金山寺飞驰而去。

红墙碧瓦的大金山寺看上去气势不凡，同时又有着一种柔和的腔调。寺院的后山上矗立着始建于公元八世纪的金山寺，它几经毁建，早已不复当年面貌。但由于山顶地势逼仄，所以如今的规模与唐朝时相比恐怕不会有太大变化。它最多能容纳一百名比丘尼，而对于雄心勃勃的方丈来说，这个局面太小了。作为金山寺的扩建工程，山脚下新建的大金山寺如今已经有常住比丘尼二百人，等到工程全部完工之时，更将达到千人以上的规模，这比现今中国最大的寺院还要大上两到三倍。大金山寺工程的主要资金来自一个香港的服装公司老板，他是净慧的重要施主之一，《禅》杂志的主要资助者，柏林寺的重建他也有份参与。

这是一张典型的中国式关系网——金山寺方丈印空法师的师父是本焕禅师，而本焕和净慧都是湖北人，两人的交情可以追溯至五十多年前，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虚云老和尚在广东韶关先后恢复了两座禅宗祖庭——南华寺和云门大觉禅寺，并将南华寺的住持之位传给了本焕。不久之后，净慧就在云门寺受戒，做了虚云的侍者。这两座寺院都在韶关附近，相距不过百里之遥，两寺的僧人必定经常来回走动。所以，后来本焕重修了四祖寺之后，就请净慧前来住持，而净慧又将香港大施主介绍给本焕的弟子印空。关系就是这么回事。没有关系，任何人在中国都将寸步难行。我也不例外。

我在寺院里四处溜达时，遇见一名比丘尼，她领着我走进一座带院子的四层建筑。这里是金山寺尼众佛学院的所在地，一层是厨房、食堂、会客室和办公室，二三层是比丘尼的宿舍，顶层则是教室。我们进了会客室，见到知客妙为，她让我稍候，说要去找监院来和我相见。趁她去找人的工夫，我和带我来的比丘尼聊了起来。比丘尼名叫顿慧，是北京人，现在佛学院教授书法。她的入门师父是净慧。这样说来，我也算是同门师兄了。

我正跟顿慧套近乎，妙为引着监院顿成进来了。她把我们带到隔壁的一间大会客厅，在一张大会议桌的一端坐下。顿成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旅行计划，然后说，我拜访过净土宗的尼庵，但尼众禅院则是第一次来。我想知道她们选择禅宗的原因。

顿成说，每个人的原因肯定是不同的，但都跟缘分有关。拿她自己来说，她是广东人，出家的机缘是在广州遇见印空法师，并被深深折服，于是便一直依止在印空门下，并已继承了印空的法嗣。1985年，她随印空从广东北上，来此重修金山寺。我没问她的年纪，不过她看起来大概有四十五岁。

我又问尼众禅院的修行与僧众道场有无区别。她回答说，僧尼在修行上没有差别。一切都围绕着禅堂进行。山顶的金山寺里有一座可以容纳八十人的禅堂，因为空间不够，所以全寺比丘尼只能轮流入堂禅修。不过，一座新禅堂正在大金山寺的宿舍后面兴建，将可容纳二百人。云居山真如寺的僧人们帮她们制定了禅堂规约，如今，真如寺和金山寺已结成了“兄妹禅院”。

金山寺所有的比丘尼，无论有无职事，每天至少要入禅堂坐香一次。对于尼众佛学院的学生来说，因为课业繁忙，基本上一天也只能进一次禅堂。而大多数常住比丘尼则每天多次坐香，最多者可以达到十四次。虽然听起来很多，但既然是禅宗道场，如此高强度的禅修也是应有之义。

顿成又介绍说，每年冬季还有一次为期七周的禅七，从十一月下旬开始，到来年一月中旬农历新年前夕为止，除少数有重要职责在身的比丘尼之外，全寺尼众都要参加。也有比丘尼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不过，因为禅堂空间有限，众人只能轮流参加。

禅七期间，每天的坐香次数从十四次增至二十四次，每支香持续的时间不等，由长到短依次为六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和二十分钟，这四节为一单元，循环六次。每两节坐香之间是十分钟的跑香，除此之外还有用餐时间。这样算下来，一天之中留给睡眠的时间不到四个小时。如此强度的修行接连持续四十九天，堪称魔鬼训练。但这也正是禅七的目的所在——惟其如此，才能破除我执的迷障。禅七期间，禅堂的班首每周会为各人的修行进展作一次评估，而印空方丈也会为大众做一场开示。

顿成说：“要论干体力活，比丘尼可能比不上比丘，但说到打坐，男女是毫无分别的。话是这么说，但是皈依净土宗、念佛名号修行的比丘尼还是比修禅宗的多很多，因为修净土有阿弥陀佛护持，修禅宗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修禅宗的比丘尼一直都很少。但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有很多比丘尼出于好奇来到我们这儿，她们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禅修，进了禅堂坐过几支香就走了，留下来的都和禅有特殊的缘分。除了打坐，我们也读经，主要学《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和《楞严经》，还有历代禅宗祖师的教法。

“有些比丘尼知道我们这里是禅宗寺院，她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禅修。还有些是来寻求一般性的教诲，但接触了禅之后开始产生兴趣。所以我们开办了尼众佛学院，让比丘尼们先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禅，然后再进入实修。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和禅有关。另外，我们也很重视僧伽制度与规约。我们使用的规约是云居山真如寺创立的。”

我问她佛学院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估，她回答说：“学佛的进展不能简单地依靠考试成绩或者时间长短来衡量。我们通常会这样考验学生，让她去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情，看她如何处理。通常这样可以很容易看出各人修行的程度。修行好的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心境，而那些不用功或者用错功的人就很容易被挫折影响。所以我们会经常观察学生的修行，倾听她们的感受，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具体地指导她们。有的人一点就透了，有的人怎么都不明白。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告诫学生要耐心。修禅是不能着急的。”

她还提到，现在对禅宗感兴趣的人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上过大学的越来越多。”这似乎有点矛盾，因为知识和教育往往是觉悟的障碍（知见障）。于是我提出了质疑，顿成回答说，这是两回事。这种趋势反映的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在修行道路的选择上会有所不同。整体而言，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愿意选择禅宗，而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更多地选择净土宗。

“不管选择哪条道路，一旦开始修行，早晚都要学习经典以及历代祖师留下的言教。我们鼓励比丘尼学习这些经典和言教，但是不要忘记，学习它们是为了回到自己的内心。要点是修心，而不是修文字。有人读了佛经之后就觉得自己开悟了，这是盲目。我个人最喜欢的经典是六祖《坛经》，读过之后领悟很多，但它代替不了修行。这就好比你在书上看到一个很美的地方，你很想去。想去就得迈开两腿走路，而不是继续读书——不管读多少遍，你也到不了那个地方。修行就是这个意思。要行，而不是坐在那儿看、想。”

我问她，中国还有没有别的尼众禅院。她说吉林的磨盘山好像还有一处，不过她也是道听途说，至于是有一群比丘尼在那里修禅宗，还是有一座比丘尼禅宗道场，她也不太清楚。

我又问是否能拜见一下方丈。她回答说，印空方丈到抚州去了，不知何时能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失望，顿成已经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电话通了，顿成说了我的来历，印空在电话里让她安排我先住下，等她晚上回来。就在这时，外面来了一群女居士，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告别之前，顿成送了我一本关于印空方丈的小册子，还有一本介绍中国禅宗比丘尼的书。

在佛教的历史上，比丘尼几乎是一个完全被忽视的群体，关于她们的资料少之又少。顿成送给我的这本书叫《禅林珠玑·比丘尼篇》，它收录了十二位古代比丘尼的传记，其中七位是清朝人。这本书曾于1994年在台湾出版过，不过我在台湾时没见到过。也许印数很少，早已绝版。

我跟着顿成回到客堂，然后妙为领着我去了客堂后院的贵宾接待室。这是一间摆满桌椅沙发的巨大厅堂，在房间的一角有两张床，旁边还有个带淋浴的卫生间。这就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虽然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金山寺平时恐怕很少接待男性访客。

我躺下感受了一下，床似乎还不错，至少睡个午觉没什么问题。小睡之后，冲了杯咖啡，我拿出顿成送的书，准备读上几页。暖瓶里的水是温的，咖啡很是失败。翻开《禅林珠玑》，刚看了题目，还没来得及翻页，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来人是妙为和另一名比丘尼。她们受顿成的委派，要带我去游览山顶的金山寺。我自然恭敬不如从命，跟着两位向导出了门，沿后院的走廊走到贵宾接待室的背后。这座院落的唯一入口居然开在房子的背后，显然，这是为了避免闲人乱闯而特别做的设计。

出了院门，旁边就是正在施工的新禅堂工地。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突然被脚下的泥土吸引了。这是一种深褐色的土壤，经过前几日雨水的浸泡，它黏性十足，踩在脚下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来中国前，有个艺术家朋友请我帮她带点黏土回去。她收集世界各地的泥土，把它们倒进浴缸，放水冲刷，然后用相机拍下泥土在浴缸里冲淤出的肌理。她对泥土的唯一要求是越细越黏越好，对于挖泥的具体地点倒无所谓，只说我觉得合适就好，我也没有多问。现在，脚下的这片烂泥看起来又细又黏，显然符合要求，而且将来这里会建起一座尼众寺院的禅堂，从地点上来说也再合适不过。我立刻从背包里掏出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夹链密封袋，蹲下身子，抓起地上的烂泥，装了满满一袋。两名比丘尼停下脚步，看着我像神经病一样玩着泥巴，不过她们什么也没说。

走过禅堂工地，一道通向山顶的石阶出现在眼前。拾级而上，山中满目苍翠。我们在途中休息了两次，还不时地在山道旁驻足闪避，为下山的比丘尼让路。她们扛着扁担，一趟趟地往山上挑日用品。山居固然清幽，但也无疑是辛苦的。

十几分钟后，山顶到了。这是一片并不宽敞的空地，拥挤地矗立着过去二十年来逐渐扩建而成的金山寺。在寺庙的夹缝里，还能看见几座地方神祇的神龛，它们很可能在佛教徒来到山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山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扮演着沟通天地的重要角色，而金山是附近方圆数十里之内唯一的山岭，古人选择此地作为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是很自然的事。占据山头的神灵可能不知道换了多少拨了，但看上去他们都能和谐相处。

我们进了客堂，妙为请来知客和首座与我相见。知客介绍说，1985年，地方政府请印空法师来此重兴金山寺的时候，原址上只有一地的瓦砾。如今，二十年过去，山顶已经挤满了房子。这大概是印空法师始料所不及的。山居虽好，但空间毕竟有限。所以方丈后来改变了计划，将来大金山寺最终建成之后，所有比丘尼都搬到山下常住，山顶的金山寺只作闭关修行用。

首座比丘尼的法号是道悟。她问我想不想参观禅堂。通常情况下，寺院的禅堂是不向外人开放的，我要是想看必须小心提出请求，并且不是每次都能获准。由此可以想见，金山寺的比丘尼很以她们的禅堂为荣。我当然不会拒绝如此盛情，于是跟着道悟出了客堂，穿过重重院落，来到一座平面八角形的四层建筑前。禅堂在它的二层。

金山寺的禅堂看上去和其他禅宗道场没有任何不同。禅堂里悬挂的钟板一望而知是临济宗的形制：长方形，上边削去两角。道悟告诉我，印空方丈是临济宗第四十五代法嗣，金山寺自然用的是临济钟板。钟板形制的不同，在我看来是禅宗各派之间唯一的区别。

我们又上到第三层，这层是一座佛堂，中心佛坛上供着一尊卧佛。在中国的寺院里表现佛祖涅相的卧佛并不常见，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死亡，中国人视之为“不吉利”。但金山寺的比丘尼们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她们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直面生死，试图从中得到解脱。这座佛堂是给居士们做法事用的，如果每年交六十块钱，你可以得到一块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牌，挂在佛堂的内壁上，如此一来，佛堂里举行任何法事所积累的福报，你就都能分到一杯羹了。纸牌的颜色也有讲究，红色祈求长寿，黄色超度亲人往生。佛堂四壁上挂着数百块红黄两色的纸牌。

我们继续向上，来到顶层的佛堂。这里着实让人大开眼界，佛堂的四周沿墙摆满了佛龛，里面供奉着上千尊一尺高的镀金木雕佛像，一眼望去非常壮观。但这些还不算稀奇，真正稀奇的是佛堂中心悬挂着的一盏巨大的镀金枝形吊灯，它的设计极为精巧华丽，估计到了晚上，一定流光溢彩灿若星河。吊灯的下方是四尊镀金木雕大佛，每尊足有四米高，端坐在木雕的莲座上。更为神奇的是，莲座是可以转动的，这真是个有想法的设计，不过很不幸，转动的装置已经坏了。

天色渐暗，我谢过道悟，跟着我的两位向导朝山下走去。回到大金山寺，刚好赶上晚饭。我本想去斋堂，不料却被妙为带到了招待贵宾的小餐厅。进了一个包间，我发现菜居然已经上齐了，七八个盘子里面盛着各种素菜，其中有我最爱吃的炖土豆、炒面筋和香菇豆腐，简直是饕餮盛宴！而我是唯一的客人。我入了席，甩开腮帮子大吃起来。正吃得痛快，厨师从外面走了进来，她看上去已经年届七十，一口牙几乎掉光了，但是笑容极富感染力。她问我饭菜是否可口，并鼓励我多吃点。我为自己不能吃光桌上所有的食物而感到深深抱歉。我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把密封袋里的烂泥倒掉，然后把剩菜打包。但转念又一想：打了包又能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金山寺里绝对不用为吃喝发愁。还是留着烂泥吧。

金山寺禅堂入口

饭后，我回到住处冲了个澡，然后坐在桌前写日记。这时候，外面又有人敲门。一位比丘尼在门外喊：方丈回来了！我赶紧穿好衣服出了门，在比丘尼的引领下来到一楼的一个大套间。这是印空方丈的住处。印空已经八十五岁了，她的个子很小，但是精力旺盛。她是这块地盘的绝对主宰。印空请我在她身旁的椅子上落座。我们谈话的时候，周围热闹非凡。有十几名比丘尼同时待在这间宽敞的会客厅里，有的在谈笑，有的在看电视、吃点心，还有人跑前跑后的忙碌，感觉就像一处私人会所，而不是寺院方丈的客厅。

印空法师是个健谈的人，但不幸的是，她的赣东方言非常难懂。不过，好在顿成送给我的那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她的生平，我事先已经对她的经历有所了解，谈话遂得以勉强进行。印空的家就在金山脚下，她生于1921年，从小在这里长大，十九岁出家为尼，拜在本焕长老门下。1941 年，她回到抚州地区，四处募化筹款，计划重建金山寺。要知道，1941 年正是抗战烽火连天之时，在这样的环境里弘法需要莫大的勇气。印空用了六年时间，在金山顶上建起殿堂，住寺比丘尼达六十人。解放以后，她又将比丘尼组织起来，创办了尼众织布厂，织布的时候，大家一起念诵阿弥陀佛名号。但宗教政策很快有了变化。

1955年，印空决定前往南昌西北边一百公里外的云居山，向住持真如寺的虚云老和尚求教。这位禅宗泰斗时年已经一百一十六岁，四年前的“云门事变”中，他被人毒打囚禁，此时身体仍未康复。预感到山雨欲来，虚云老和尚已经开始安排自己门下的弟子们出国或者到山野间避乱。他给印空的建议是，去广东找她的师父本焕长老。印空照他的建议做了，并且后来成为本焕的传人。

江西临川大金山寺住持印空法师

“文革”开始，印空修复的金山寺很快就被红卫兵捣毁，寺里的比丘尼被迫还俗，接受“再教育”。这场风暴终于平息之后的1985年，抚州政府特地邀请印空回山重建金山寺。她回到金山寺，看到的是一地瓦砾，原先可以住六十名比丘尼的寺院现在只剩下一座仅够三四人容身的破房子。她又花了八年时间重建寺院，这次修成的殿宇远比抗战时期恢弘，甚至超越了金山寺在唐朝时的辉煌。寺院落成，她又决定建一座尼众佛学院。1994年，佛学院落成开课。三年之后，她建成了一座禅堂。1999 年，她开始在金山寺举行冬季禅七。

随着尼众人数的增加，她开始在山下筹建大金山寺。与此同时，她又在江西省西部的上高县九峰山重建另一座尼众道场九峰禅寺。九峰山又称末山，是唐朝比丘尼末山了然禅师曾经的道场。而现在，按照印空法师的计划，九峰禅寺将成为一座真正的禅修中心。她将严格按照云居山真如寺的规约来管理九峰寺。比丘尼若要进入九峰寺修行，必须先在大金山寺完成三到九年的佛学院课程。看来，在中国擅长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者，菩提达摩的弟子们亦复如是。

印空告诉我，九峰禅寺的最大特点是，它将像真如寺以及历史上其他的禅宗寺院一样，拥有可供修行人劳作的土地。她说：“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对修行人非常重要。修禅不光是修心，还要修身。禅就是生活。这种修行是要花时间的，不是一两个月，而是好几年，甚至一辈子。没有耐心的人不能修禅，她们只能去修净土，念阿弥陀佛。修禅需要很大的毅力，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她说净土宗就像基督教，强调的是虔诚，而禅宗强调的是自立。接着，她指了指我的茶杯，说茶要凉了，如果我不尝一口，是不会知道茶的味道的。我端起茶杯啜饮了一口，突然意识到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谢过印空方丈，回到自己房间，再次打开了《禅林珠玑》。

《禅林珠玑·比丘尼篇》的第一篇传记正是末山了然禅师的。末山了然生活在九世纪末期的晚唐年间，她是南昌附近的高安县人，出家在高安大愚山真如寺，跟随大愚禅师学法。得传大愚法嗣之后，了然来到九峰山，修建了自己的道场。九峰山别名末山，末山了然的名号就是从此山得来。了然在末山的道场非常成功，她的门下不久便吸引了超过五百名比丘尼，成为赣中著名的尼众道场。

末山日渐卓著的声誉吸引了一名僧人的注意，此和尚名叫灌溪志闲（公元895年入寂），他是临济义玄禅师门下的著名弟子，素以禅风峻烈闻名。灌溪志闲专程来到末山，想看看远近闻名的了然禅师到底是什么路数。他上得山来，站在九峰禅寺的山门外大嚷：

“若相当即住，不然即推倒禅床。”便入堂内。

师（指末山了然）遣侍者问：“上座游山来？为佛法来？”

溪（指灌溪志闲）曰：“为佛法来。”

师乃升座。溪上参。师问：“上座今日离何处？”

曰：“路口。”

师曰：“何不盖却？”

溪无对。始礼拜，问：“如何是末山？”

师曰：“不露顶。”

曰：“如何是末山主？”

师曰：“非男女相。”

溪乃喝曰：“何不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