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明对观·比较符号系列之七 |王冠：人类文化共通的权力符号
然而，伴随人口增长的不只有生存福利，还有社会治理问题。一旦人数超过“邓巴数字”，族群的协作就需要专门的规则约束，直接催生了专门的"管理人员"。管理依赖于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又催生了社会层级。久而久之，一套外显的身份识别系统逐渐生成，具体表现为服饰、用具、礼仪和审美等方面的区隔。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中，用于表征身份的符号系统各有不同，而人类文化的创造力和多样性正是由这些丰富多彩的符号系统所彰显。
当然，也有一类特殊的符号是人类所共有的。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王冠就普遍存在于各个时代、地区的文化中，它的文化功能十分统一，都可归为对统治权力的象征。
通过分析王冠在用料、形制、和文化意义上的细微区别，我们得以窥探到王冠背后隐含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
No.1
中原文化与王冠起源
传统观点认为头饰作为王权象征的历史源自5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但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这一观点受到了冲击。越来越多的证据将王冠的起源与古中原文明联系在了一起。
梁丽君与方向明（2018）就利用相关考古发现，对距今5300-45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反山王陵M12的王冠进行了复原。这一成果证明人类佩戴王冠的历史可能比人们所估计的要早，而且用王冠表征王权这一行为，不止古埃及，在同时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中也早有出现。
▲ 良渚文化反山王陵M12的王冠复原图 图片来源：梁丽君、方向明.王的葬仪 良渚文化反山王陵M12的王冠复原[J].新美术,2018,39(03):70-82.
这一王冠由冠状器（玉梳背）、三叉形器、锥形器和有红漆的底座组成。
研究者指出，冠状器主要分布于环太湖的东南，只有高等级和聚落的显贵才能使用。它往往是神像冠帽的直接象征，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具有男性性别和地域的鲜明标识，其中成组锥形器中的组合件数多寡标识出男性权贵等级。“成组半圆形器仅是良渚遗址群最高等级墓地所特有……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成组半圆形器它们共同组成了五千年前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王’的冠饰。”（梁丽君，方向明，2018）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良渚文明是以玉礼器系统为中心的神权主导型社会。“巫者创造玉器,玉器依靠巫觋而神化,巫觋又因玉器通天、通神而掌控神权而获得政治权、财富垄断权,而为王者。”（张碧波，2007）李伯谦也认为良渚王最初的身份是掌握神权的巫师。巫师通过为王权象征物添加神权元素，将神权与王权整合到一起。如使用玉质的王权象征物玉钺，并在玉钺上雕琢神人御兽等神权标志图案。（李伯谦，2013）
如此说来，王冠也是良渚王整合神权与王权的方式之一。王冠的组件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和半圆形器是由通天、通神性质的玉石制成，在冠状器和半圆形器上还雕琢有神人御兽等神权标志图案，这些组件和图案使王冠成为神权象征物，而整个王冠形象则是王权的象征物。
然而良渚文明的神权主导模式并不长久，从神权内部孕生的王权逐渐取代神权，成为权力的主导。原本文明程度明显低于红山与良渚，但神治色彩较弱的仰韶文化逐渐成为主流即为明证。（王光华,邹芙都，2012）不过，始终不变的一点是：在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中，神权与王权始终是一体的。神权没有在王权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消失，而是成为王权治下礼制的一部分。从先秦到明清，统治者没有停止对神灵祖先的祭祀崇拜正说明了这一点。
No.2
中原周边文化中的王冠
在中原王朝的周边文明中，也常出土形制各异的王冠。这些出土文物在自身文化之外，也表现出中原文化的一些特点，共同呈现出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的多元一体特性。
2001年8月，一支由土耳其和蒙古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今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以西45公里的鄂尔浑河畔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了大量文物，其中就有一顶突厥王冠。
金冠整体呈五片金叶状，冠叶上以细密的鱼子纹为地，饰有浅浮雕的缠枝花纹。其中，中央一片冠叶较为宽大，叶片上部为一花形，下部为一带有两翼的神鸟，神鸟身躯正中镶嵌有一颗红宝石。据考古学家林梅村考证，这只象征突厥可汗王权的神鸟，实际上是一只猎鹰，即辽代所谓的“海东青”。金冠冠沿为一长条形的带状金边。王冠边缘和多处部位有孔，据学者推测原本可能是用于连缀和镶嵌其他饰品。（林梅村，2007）。
▲ 蒙古发现的突厥毗伽可汗王冠 图片来源： 霍巍.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J].考古与文物,2009(05):81-88.
无独有偶，考古人员在今内蒙古阿鲁柴登出土的东周时期匈奴遗物中也曾发现一顶匈奴王冠。
据田广金和郭素新（1980）描述：该匈奴王冠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两部分组成。鹰形冠饰为半球面体，上面有四只狼、四只盘角羊，呈咬斗状。球体之上有雄鹰一只，头颈部镶嵌绿松石。黄金冠饰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插合而成，左右两边饰有浮雕，为虎、盘角羊、马的形状。
▲ 匈奴墓葬出土金王冠 图片来自网络
突厥人和匈奴人都是游牧民族，以射猎禽兽为业，穿梭于山林草丛之间，佩戴冠冕有碍行动，冠冕于他们而言是一种负担。所以佩戴冠冕者应是脱离日常狩猎活动、从事社会治理工作的上层贵族。这种冠冕文化就是他们学习中原王朝的先进社会治理经验的产物。《后汉书·舆服志》有: “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铛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这种融合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产物又传回中原，进行再一次融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
把视线从北方的游牧民族转到南方的农耕民族。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中，有一件制作精美并雕刻有图案纹饰的金冠带，金带围成金圈后直径只有20厘米左右。孙华（2002）认为“由于该金带非常单薄，不大可能单独使用，如果它作为戴在头上的金冠，应当有其他质地的东西衬托。它应是当时高级贵族(也可能就是国王)冠下端的黄金饰件”，那么可以推测这件金冠带就是古蜀国地位显赫的权贵所佩戴的身份识别物。
▲ 金射鱼纹带 图片来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金沙淘珍 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
从出土的鱼凫王面像来看，鱼凫王的确佩戴冠带。
▲ 鱼凫王面像 图片来源：杨天佑《巴蜀玉缘》）
仔细观察，这件金冠上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分别刻画有一鱼、一鸟、一箭和一圆圈，箭杆射向鸟、鱼，先穿过鸟颈后入鱼头。每组图案之间由双圆圈纹填充，圆圈之内又有两个对称的由双旋纹构成的小圆圈，小圆圈上下各有一粗短的横纹，形成了似圆日，又似人面或兽面的图案。
▲ 金射鱼纹带（左侧） 图片来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金沙淘珍 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
这些图案赋予了这件金冠带丰富的寓意：圆圈纹可能是古蜀族崇拜太阳观念的反映，同时又是古蜀族统治者掌握着神权与王权的表征；被羽箭横贯射中的鸟和鱼，既可能是古蜀时代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可能是古蜀族群中一些氏族或部落的鱼鸟图腾。
▲ 金射鱼纹带（右侧） 图片来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金沙淘珍 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
类似的图案也出现在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上面的图案纹饰同样刻画了四组箭穿鸟鱼的场景。不同之处在于金杖上的图案呈纵向排列，四组双圆圈纹也由上下两个人面像替代。鉴于两者是如此相像，有学者认为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双圆圈纹，应当就是由三星堆金杖上的人头像图案抽象而来（孙华，谢涛，2002）。
No.3
世界各文化类型的王冠
在远离中华文明的世界其他地区也将王冠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些王冠在用料上同中华文明的思路如出一辙，都是使用稀有的金属或宝石等作为基础材料，而且基本都出现了以动植物为原型的符号，不过在形制上则各自迥异，体现出当地特殊的风貌。
5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已把王冠作为王权的象征。
▲ 古埃及法老奥帕特拉的王冠 图片来源：王晨旭《头饰的历史演变及其传承与发展》
当时存在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为了显示权力和尊严，也是出于对保护神的敬仰，上埃及国王戴着白色的高顶头饰，以秃鹫为象征物。而下埃及国王戴红色王冠，以眼镜蛇为象征物。后来上埃及国王美尼斯发动统一战争，统一了上下埃及，国王由此号称“上下埃及之王”。
如何在尊重上、下埃及原有习俗的基础上，将“上下埃及之王”这一身份通过王冠表示出来呢？美尼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兼收并蓄，他将两种王饰合为一体，国王佩戴红白双冠，并将秃鹫和眼镜蛇形象同时融进红白双冠。
▲ 埃及王冠 左图为上埃及的法老戴白色高冠，代表植物为莲花，崇拜秃鹰；中图为下埃及的法老戴红色低冠，代表植物为纸莎草，崇拜眼镜蛇；右图为法老所戴王冠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红白双冠，王冠上的秃鹰和眼睛蛇，分别象征上埃及的秃鹰女神纳贝克Nekhbet 和下埃及的眼镜蛇女神 Wadjet 。 图片来自网络
从非洲文明切换到欧洲文明。
欧洲早期的王冠主要是受波斯帝国和亚美尼亚的头盔形和环箍形王冠影响，这种王冠刚劲挺拔，下面环绕着一个代表等级的白蓝两色交织的宽大环箍。
▲ 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居鲁士二世 图片来源自网络
随着时间流逝，环箍单独成为王权的象征。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君士但丁提乌斯皇帝和戴克里先皇帝将这种环箍定为正式的王饰。
▲ 神圣罗马帝国黄金王冠 图片来自江春玲《基督教中十字架艺术元素对首饰设计的影响》
后来随着生产力提高，王室资金充足，欧洲君主更是对原初的环箍形王冠进行精美的装饰，他们不断往环箍上镶嵌璀璨的宝石，并在顶部增加了两个相交的冠拱。11世纪英国国王圣爱德华戴的就是这种拱形王冠。可惜1649年英国议会在处决查理一世后，决定捣毁这顶王冠。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复辟，参考原圣爱德华王冠形制，并将原王冠的材料熔于其中，重铸了新的圣爱德华王冠。此后这种造型一直风靡于18——19世纪的西欧。
▲ 圣爱德华王冠 图片来自江春玲《基督教中十字架艺术元素对首饰设计的影响》
东欧君主们的王冠与西欧的式样有所不同。
它原是东正教高僧戴的僧帽，拜占庭帝国后期的皇帝将它定为王冠。
▲伊凡五世的王冠 图片来自网络
此类王冠往往由金丝制成，外面包着毛皮圈，半球形的冠顶支撑着一个十字架或一个珠宝。这种式样的王冠制造年代最晚的一对是沙皇伊凡五世和其胞弟彼得大帝所戴的王冠。彼得大帝登基后，锐意改革，摈弃了陈旧的拜占庭传统，王冠式样随之西欧化。
▲俄国女皇王冠 图片来自江春玲《基督教中十字架艺术元素对首饰设计的影响》
No.4
“王冠”文化比较
以良渚文化出土王冠为例。良渚文明将玉器视为神权的象征物，掌握玉器的使用权的良渚王本是巫师。根据社会整合提升的需要，神权向王权延伸，良渚王通过佩戴作为王权象征物的王冠，并在玉质的王冠组件上雕琢神人御兽等神权标志图案，将神权与王权结合，使神权与王权成为一体的权力。虽然后来王权壮大，取代了神权的主导地位，但从先秦到明清，神权与王权始终是一体的，各王朝的皇帝都同时掌握王权和神权。
考察历史就会发现，夏商以降的中华历史中几乎没有独立于王权的神权机构，相反宗教力量往往要依靠王朝皇权所扶持，或直接成为君王的一种统治工具。
不同于中华文明王权与神权始终一体的传统，欧洲文明长期处于王权与神权的斗争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卡诺莎悔罪 ”：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为在帝国境内加强皇帝的权力，坚持要控制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所有主教的叙任权，拒绝让教宗支持的米兰总主教就职，从而引发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冲突。最终在教宗和各国的联手打压下，亨利四世不得不低头认错。他不顾路途危险，在冬季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几经挫折和刁难后，亨利四世在城堡外的冰天雪地中站立了三天，教宗才给了他一个赦罪的吻。
观察欧洲的王冠，笔者发现欧洲的王冠上普遍有“十字架”这一宗教符号——这一细节就是解密欧洲王权与神权斗争的一把钥匙。
早期欧洲君主必须在取得教会的许可后，才能在王冠上使用“十字架”这个符号。而在王冠上出现“十字架”就表示该君主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是教会处理世俗事务的代理人。走出中世纪后，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各国通过进行宗教改革，确定了“王权至尊”原则。教会的控制力随之衰弱，使用“十字架”不再需要征得教会的同意。“十字架”在某些场合甚至沦为一种装饰符号，不再强调其宗教含义。
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普遍采用王冠来表征王权，且不同文化间的设计元素也常常相互影响：游牧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借鉴，东、西欧王冠形制的彼此影响……这些都说明，尽管地理区隔，尽管历史进程的步调有时并不那么一致，但文明向来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作用，彼此共生。东西文明中还有多少未知地带？东西文明中又有哪些共通性等着挖掘？这些尚且不得而知。但唯有在交流中发现差异，在差异中促进融合，在融合中激发活力，人类文明才能常有常新，生生不息。也许这，就是进行文化交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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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江春玲. 基督教中十字架艺术元素对首饰设计的影响[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
内容·雷良 / 编辑·杨登翔 指导老师 胡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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