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执着（三）

1955年底，可能基于父亲长期从事教育和政策研究工作吧，还好被组织上安排到了山西省教育厅工作，任秘书。教育厅也在省政府大院，父亲很快收拾好心情，便又以高涨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当时全省的教育情况仍然是扫盲，开展中小学基础教育，补充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扩展高等教育。教育厅长是解雨田，视导室主任(副厅长)是张岷山，父亲去后便又被通知参加厅务会议参与研究全省的教育工作，执笔修订山西省教育发展规划等。

1956年3月，父亲被解厅长派随张主任赴京列席历时半月的“第二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会议后期张主任有事先回太原，就剩父亲一人出席各省教育厅长有关会议，回并后给山西各校教务长传达会议精神等。4月父亲又代表省教育厅与太原工学院教务长、山西农学院人事科长一道二次赴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招生会议，回并后于4月底组织山西中专、高校成立了招生委员会。由于山西中考生源严重不足，父亲在京即与教育部中专司汇报了有关情况，征得同意可在外省招生。6月底父亲协调完成了在辽宁招生的工作计划，落实了经费，组建了山西煤校、化校、机校、城建校、卫校等14个中专技校联合招生、21人参与的招生工作组。招生组人员多是各校校级领导、中层干部、共产党员，而教育厅却执意派父亲为组长，父亲深感责任大担子重，又想“既然担子搁上了，就努力去做吧”，于是7月1日带招生小组一行人坐火车离开了太原，前往东北招生。

此次山西14校在辽宁4考区计划招4000名学生，招生人员分4组赴大连、安东(丹东)、辽阳、沈阳，父亲负责总协调。因山西调配计划下达晚，招生人员少，宣传不到位，辽宁考生多已填报完志愿，招生受阻。有的人要打道回府，有的人坐招待所等待，父亲则连夜写了山西招生简介《我们的学校在重工业城市一一太原》，并去沈阳师院寻求帮助打印，鼓励大家去各中学宣传，不要怕碰钉子，不要怕出车马费，经费不够父亲自己出这个钱。然后从沈阳到安东(丹东)再到大连到辽阳，实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有时竟在车站地板过夜，为了省钱吃大灶，胃病又犯。根据实际情况，父亲回到沈阳又找辽省教育厅协商，调整平衡各地招生计划数，电告4地招生浮动比例，制定新生回省方案，申请火车专列等事情……

1956年8月20日，在东北历时50天招生，山西实招生3780人后，父亲乘第二专列(共四专列)与新生一块回太原。此时的父亲，“浑身油垢，滿面风尘，形体憔悴，精神焕发，完成任务，快乐无涯”，衣服口袋里还给我们兄妹装回了几个鸭绿江边的蚌壳和小小鹅卵石。此后，为巩固新生保有量，各校凡发生有关东北学生之事，教育厅都责成父亲负责协调。

就在父亲去东北招生期间，住招待所遇到一名农学专家，他给父亲讲述想要学习美国摩尔根杂交理论在中国搞实验，但因摩尔根的哲学观点属唯心论，故申请不到经费，以至伤心落泪。父亲回并后，即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科学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并经实践检验以确定真伪，不能硬将哲学的观点代替自然科学，在未行之前就判死刑。同时在总结招生工作中，分析山西生源不足情况，与历史上受教育普及程度低有关，加之建国后“一五”期间山西做为煤化工火电能源基地上马一批重工业企业急需中技人才支撑，而基础教育发展多建公立学校又因财力等问题受限，鉴于有史以来中外私学不乏，就想是否能考虑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思路，私立做为公立、半工半读做为全日制办学的辅助，以改善基础教育的现状呢。思考之中，即写了一篇有关文章，后被光明日报登载。

恰在此时，原辽县三民校主任王修德不知从何处冒出，通过在山西省妇联工作的三民校初级班同学申显云(后任妇联副主席)联系到父亲，在迎泽宾馆请大家吃饭一聚。席间王主任说，1943年根据地反特，发现他1938年为应付政府发展三青团上报的三民校高级班全体学生名单，由此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他害怕说不清事情反累及性命，故跑了。肃反期间，他已将此事说清，并专程去左权县写了材料，还跑到河南等地去看望学生告知此事，所见学生出身贫下中农者，入党、提干也沒受什么影响，有的早已当了县长等，见父亲至今还被此事困绕，非常歉疚。父亲紧握老师的手，几度哽咽话不成句。第二天一早上班，父亲赶紧去找厅党組汇报此事，并提请组织再行外调落实。

1957年1月，山西省委文教部正式批准省教育厅审干领导组经外调做出的关于父亲的“历史问题”结论：历史清白，沒有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父亲激动啊，高兴！这14年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身心顿感久违了的轻松，同时感谢党，告诫自己要经得起党的长期考验，并第四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不久，山西日报副总编吴象，看到光明日报登载的父亲的文章后，找到父亲说：这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你再配套写个社论，山西日报准备登载。父亲写好社论后，吴总编连同文章及社论清样又让父亲过目核校，之后便无下文。此时，父亲正随省委秘书长史纪言(兼任山西日报社长)和解厅长到各大学去了解1956年后半年就开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贯彻情况。所到山西农学院、太原工学院等高校，看到学者教授们受双百方针的鼓舞，热情高涨言路广开，父亲深受感染。期间史秘书长对父亲说，你那篇文章省委陶书记看了，说不符合党的公有化的精神，报纸就不登了。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结合整风继续争鸣，发动群众给党提出批评建议。有关三个层面的民主党派、高校学者教授(文艺界、科技界)、机关干部非党人士，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座谈会此起彼伏，会上发言均有记录，很多言论都见诸报端。父亲出于工作性质，要随领导去各高校参加座谈会，由于本人身份又被要求去机关参加座谈会，一心想着要为党建言献策，于是也发言介绍自己之前所写文章观点、思路，并就文章未在山西日报登载，对山西省委陶书记提出了意见。

1957年6月，北京发现鸣放中有极少数言论借整风涉及政权，于是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由此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7月的报纸内容也都转向对前期所载内容的筛选批判。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反右斗争进入尾声。就这样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巩固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的，由贯彻双百方针到整风到反右斗争，成为了一个相联系的连贯的后期被扩大化了的运动。期间，山西明盟负责人也是山西大学的教授王文光被划为山西头号右派分子，太原师范学院教授田羽翔划为右派即自杀身亡，省教育厅先期有两个留用人被登报划为右派。后来厅里找父亲谈话，列举他座谈会有关发言和所写文章观点，概括了三大罪状15条言论，主要的一是反对党的领导(给陶书记提意见)，二是反对唯物论(赞成摩尔根的杂交论)，被划为右派。父亲据理力争，拒不接受，加之他的态度，最终被定为右派分子。

32岁的父亲，头上带了这顶帽子，真是万念俱灰，其中近乎窒息的主要原因，是信仰被遭到质疑。他一直以来信仰共产主义，追随共产党多年，怎么会反党！夜深人静，他反复聆听自己灵魂的声音，微弱却仍不失真，黑暗中怀揣的依然如太阳般的党。当对周围环境的压力无力又无奈时，他转向了攻击自己，于是几度游离在太原迎泽大街的汾河岸边，想要轻生。然而想想，结束自已的生命不难，难的是留下一家老小怎么活下去，留下一个自绝于党的名声如何是好。母亲深知父亲的冤屈，但同样无奈，她一边告慰父亲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一边委婉指出父亲就文章一事在会上给书记提意见欠妥。同时尽力营造一个安定温暖的家，让父亲不断汲取活着的能量，给父亲持续注入向上的动力，鼓励父亲准备经受长期考验的磨砺。

1958年，是大跃进年。工业大炼钢铁，农业大办人民公社，教育也在进行着大改革。4月、6月连续在京召开了两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鼓励采取多种方式办学，以促进各类教育的大跃进。特別是5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话，发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改革指示，即全日制和半工半读制并举，同期全国第一所“天津国棉一厂半工半读学校”成立，之后各地相继办起了各类半工半读学校，山西也如此。

1958年春夏，山西省直机关的右派被集中派遣去修水库，之后将按个人不同处分结果再定最终去向。

1958年11月，文教卫生系统财政、文化、教育、卫生四部在京召开全国经验交流会议，主要展示各部各地多快好省、大干快上的成果。山西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先行去了北京，山西省教育厅长冯毅和几位处长带着材料随后到京。也许王省长还是比较偏爱父亲写材料善引用历史典故、在大量事实中概括出经验教训、并上升到哲学的观点分析利弊的文风吧。随及问到父亲呢？厅长说修水库去了。省长说叫他来么。厅长说他是右派。省长说他脑门上沒刻字。于是父亲被急召至京，又一头扎进了材料堆。

1958年11月18日，恰逢这天我的小弟出生，母亲去信告知父亲，并问起什么名。父亲回信说就叫一民吧，做人民的一份子。母亲回信说所有子女都是人民的一份子，还是取其谐音叫益民吧，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父亲此刻再次感受到了工作的需要，家庭的温暖，生活的责任，以及北京秋之天高气爽，于是专程去天安门拍照，留下了这人生美好的一刻。

1958年底，省直机关的右派大都从水库回来，领受了处分后分散到各地了，不少人去了忻定农场。父亲回到厅里，也领受了降行政级薪资4级的处分，但是却沒有人告诉他要换新地方工作。比起千万个右派，有被开除公职、有被送去劳教、有被遣送回乡等等者，父亲是比较幸运的。就这样，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继续留在教育厅工作，依然被通知去参加厅务会议，照旧随领导去各校了解情况，更加努力自律地勤奋地工作着。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全国即启动了右派摘帽工作，指标控制在每年10%。1960年，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后行政级薪资被上调一级。

1965年，正值我的哥哥参加高考。哥哥初中、高中都在太原十中上学，成绩一直很好，他的理想是报考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高考成绩各科都在80分以上，但政审被退档。后期冀于山西大学，仍被政审退档。就在档案投来审去时，被山西轻工学院招生人员阅档看到分高，并发现档案中父亲曾任长治工业学校教师，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大胆录取了哥哥。而哥哥此时已在床上躺着，几天水米不沾，脖子肿了一圈。哥哥高中申请入团曾因家庭问题受阻，他一心学习并未深究问题的内容，故也不知父亲右派之事，忽在这考学的关键时刻却因此问题而使理想被摧毁，他委屈、恼怒、无声抗拒着，急火攻心，郁积臃阻经脉，得了痄腮病。

父母亲着急、心疼，但却面对哥哥无言以宽慰，不知说什么好，似乎说什么也不起什么作用。还好，哥哥纵然不情愿，但终归还有学可上。而教育厅被发配到忻定农场的一个右派分子，他的外甥女考分高于清华大学，却因政审舅舅是右派被退档，瞬间被现实毀灭了理想的外甥女跳楼身亡了。父亲和那位曾经的同事，除了深深的自责，内心分明就是在忍受着煎熬。他们怎么也沒有料到，这右派分子和摘了分子帽子的右派，事实上已成为了一种身份，是被管控的对象，而且还会殃及后代。

40岁的父亲，内心受挫，在沉默中反思，于寂静中审视，重新认识共产主义在中国社会实践经历的种种，认识社会重大变革带来的种种影响，但仍然充滿了对未来的希望，继续为信念的坚持培植并输送着养份。(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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