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空间往事之五《电影院》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清华美院教授，国际著名设计教育家，知名设计评论家，艺术策展人
空间往事之五
《电影院》
电影是文化的工业产品，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始终对传统戏剧占有上风。电影是那个时期的时尚消费品，男女青年谈恋爱一起去看电影是标配。电影还是一种区域内的社会福利，大型国企有时候会配发电影票。电影院曾经是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城市级别最高的建筑，因为它拥有最宽广高达的室内空间，有最气派和美学特征的立面。一个社区拥有自己的电影院俨然就是工业化先锋的标配，是共同体引以为豪的最佳物证。其实在物质上极端匮乏、全民处于饥饿状态的时期，电影是一种最廉价的安慰奶嘴，所以每天无论如何糟糕的片子上映，影院里依然座无虚席。这种福利的极致体现就是露天电影，尽管影像和声效都很差，但人们都不会放过这份被空旷稀释后的福利。文革的岁月里，电影院是最温暖的地方，大家拥挤在一起享受着各种各样不符合实际的期许，期盼着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曙光。过去矿机的人民酷爱电影，他们有引以为豪的电影院——矿机工人俱乐部，还有三四处经常变动的露天电影院。
七十年代电影广告画，刘亚明
•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是电影这个现代科技产物和自然友好结合的空间形式，它严格恪守着时间的原则，在太阳睡去之后开始扮演一片空场的主人。播放的机器嗡嗡作响，一束强光扑向镶着黑边的白色幕布，揭开了一个美丽骗局的序幕。白日里战天斗地、豪情万丈的人们立时变成它归顺的臣民，他们不加怀疑地接受着那个画面赐予的喜怒哀乐。
第一次对电影的记忆是在农村奶妈那个村子里，一个混沌的夜里山野乡村中的场院聚集着众多的人头，人们在站立中仰视高悬在夜幕之中的那块银幕。朦朦胧胧中记得那是个黑白色的战争场面，一挺机枪枪管反射出的暗淡的寒光深深地渗入我记忆的沟回，它会在我头脑松弛的时刻释放出来复活我遥远的记忆。那是视觉中第一次出现这种结构组织精密的物件，它被紧紧握在一个农民的手中，周围是奔走忙碌的身影，它俨然是观看画面的视线焦点，是我对枪械产生敬畏与崇拜的开始。我在亲人的怀抱中昏昏睡去，电影中虚拟的现实和我接踵而至的梦境弥合得天衣无缝。
儿童时代最为美好的记忆都和露天电影有着密切的关联，电影技术像是一个被邀请的陌生客谦逊的出现在自然的空间里，它收敛起对人类意识具有的强大执掌和诱导的魔力，与那些观看者在没有边界的空间里松散地进行交流。露天中的观众们比电影院中的同类保持着较为清醒的意识，从他们聚合的形态到个体的坐姿都没有硬性的规范，他们的情感表现更加从容和自然。
露天电影的音效在今天听起来也颇不圆满，因为我们的听觉早已被工业技术和科学的宠爱所欺骗，变得习以为常。我们喜欢那种饱满的、厚重的、层次丰富的音效，竟然常常抱怨自然中真实的声音。事实上所谓残缺和瑕疵才是声音自然的状态，更不用说那些来自观众的喝彩、惊叹以及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露天电影的魅力就在于观影者和电影、人工和自然所处的一种平衡状态，让生活的现实性和电影的戏剧性水乳交融。
人头攒动的露天电影（照片来自网络）
•工厂人的社会福利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电影《摩雅傣》在矿机宿舍区工人俱乐部前广场放映，不仅我们这个超过两万人口的社区万人空巷聚集于此，还吸引了大量周边社区的居民纷纷赶来观赏。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大场景，庞大而密集的人群将广场和周边道路及了个水泄不通，电影中的南方少数民族风情令单调的黄土高坡之上坚韧生存的人们艳羡不已，其中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紧张悬疑剧情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看着黑压压一大片的观众，那个平日里流氓习气甚重的放映员也产生了少许的自豪感，此人双手叉腰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像个赐福施舍的善人，接受着观众们友好而又感激的目光。
电影《摩雅傣》剧照，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0年
平淡无奇的电影也会吸引一些百无聊赖的观众，这时电影就退居为社交活动的背景，人们聚集的形态松散自由且组成不均匀的机理。年长者或强势者是不同组团的核心，这些人也是议论和评价的声音源头，它们对电影进行全方位的评论，从演员的相貌、服饰到角色的品评无不涉猎。当一些具有流氓习气的团团伙伙出现在这个空间中的时候，调侃、打诨就接替了影片台词和剧情往往会引起无尽的哄笑。乡村生活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每次都是在露天的场所播放，这部当时刚被解禁的故事片因其内容充满了男欢女爱的情节而吸引了大量处于青春期的观众，刺耳的口哨声和不怀好意的笑声伴随着剧情发展善始善终，在银幕投影光线的反射映照下猥亵下流的眼光四处交合碰撞，滋生着无穷的想象。这种激情和臆想还会延续到年轻人的美梦之中，于是天一亮，男女主人公的现实模型就会大量涌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披着流里流气的外衣在校园和工厂疾走、蔓延，山寨版的男女组合就是电影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巨大作用，由此我深刻的理解了严格的电影审看制度的由来。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
露天电影不仅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方面同样不设防范。不仅观众可以任意时间里出入观看场所，播放者也经常无限期的推迟电影开始的时间。在露天电影和室内电影院平分秋色的年代，胶片电影的拷贝是要被多个场所轮流使用的。下一场次播放的时间取决于上一场次播完的时间，这就为电影的准时性带来许多的不定因素。提示开演的铃声很多时候变为一种安抚无限等候产生的焦躁情绪的手段。记得那是电影开始前的铃声要响三遍，次数是对即将到来之事物的一种强调，也显示了电影在生活单调乏味的岁月之中扮演者多么重要的角色。电影推迟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会引起观众的不满，通常会响起由稀稀拉拉渐变为排山倒海般阵势的掌声，在群众素质不佳的地方谩骂和口哨就是抗议的表达。
•简陋美学
矿机露天电影的播放场所主要有三处，都紧密围绕着工人俱乐部这个核心场所。最常用的地方是俱乐部西翼之外的空场，荧幕悬挂在合作社的东墙上，放映机在俱乐部西翼山墙二楼的窗户后。灯光球场也是一处露天电影的放映地，但是这里是收费的，虽然票价比室内电影院要低许多。灯光球场是一个下沉式带阶梯的露天篮球场，荧幕把空间一分为二，人们可以在正反两个方面“审看”电影。第三个放映点是俱乐部前的广场，这是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场所，放映时宿舍区东西向的交通就完全切断了。在那个电影高于一切的时候，交通切断了也就断了......
《矿机宿舍露天影院位置图》，苏丹，2018年9月
露天电影院的空间位置是流动的，边界更是模糊的。人群的大小决定着边界，影片的内容影响着边界和密度。人们自带着马扎、小板凳甚至就是席地而坐，周边环境里的灯光、声音，尤其宿舍北边交通干线上间或一趟疾驶而过的火车都会对电影的播放产生干扰，但是人们就是喜欢在这半真半假的氛围里分享工业的福祉。如今，露天电影在城市中基本退出了娱乐生活的舞台。但对我而言在露天环境中观看电影倒是一种奢侈行为，它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美，自然的、都市化的生活景象、现实的、虚拟的故事场景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公共性的艺术形式，它会让人的思绪在现实和虚拟的现实中飞舞，声音、图像、故事情节都拥有着模糊的边界，如同一个生命体的轮廓随着呼吸在朦胧之中蔓延、伸缩、吞吐不息。
最近一次享受露天电影的时间是2009年夏天，在古老的博洛尼亚广场周围闲逛半天，然后要一扎啤酒坐在一座沧桑斑驳的老建筑阴影下慢慢喝着消磨时间。我等着黑夜的降临，它除了遮挡住炽热的光还将带给我一个遥远的感受——始自四十多年前露天观影的记忆。那天播放的是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主演的《Eyes Wide Shut》，这样一部描写人性隐秘内心世界和家庭伦理的电影居然在城市中心广场播放，但剧情依然牢牢抓住了人心。每一个人都入戏很深，审看电影同时也在审视自己内心。电影结束时间已至午夜，全体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那种情形刹那间令我浑身战栗，恍若隔世。
博洛尼亚发现电影节（照片来自网络）
•电影院中的权威和神圣
电影院是电影的殿堂，是这种叙事最契合的场所。它有强烈的排他性，拒绝影片之外的声音，排斥放映室投射光柱之外的光茫。矿机工人俱乐部礼堂就是大家看电影的地方，它外观是个粗旷的折衷主义样式，不中不西的柱式，点到为止的屋檐。因为内部空间地面的起坡恰到好处地形成了入口处宽大的台阶，突出了神圣和庄严感。这个“圣殿”的空间在当时是个巨无霸，带楼座，一共能容纳1300余人。坐席椅子居然是多层板压弯工艺，铸铁的支架用拇指粗的螺钉恶狠狠地锚固在水泥地面上。椅子靠背呈微微隆起的弧形，椅子面可以向后反转90度，这两个变化略微体现了一点工业美学的趣味，在那个寒酸的日子里实属不易。
矿机工人俱乐部礼堂（照片提供：郭子强）
礼堂门口也是当时看露天电影的地方，幕布悬挂在礼堂正立面，观众站在前面的广场上观影
昔日的矿机工人俱乐部电影售票窗口（照片提供：郭子强）
七十年代的电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像当时许多紧俏商品搭售一般商品一样，故事片开演之前常常放映一部名曰《新闻简报》的新闻片，内容主要是建设祖国的宏大场景或外交活动热烈的欢迎场面，向人们展示了欣欣向荣的国内发展形势和门庭若市的外交氛围，令身处这块土地的我们无比自满自足。虽然这些新闻比广播和报纸来的要迟一些，但因为它有鲜活的形象和生动的场景，因此给人留下的记忆要更加深刻。农业学大寨中滚滚的人流、招展的红旗，以及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一张张满面春风的少年面孔，是新闻简报在我脑海中留下的记忆。
六七十年代电影正式开播前的新闻简报（照片来自网络）
电影和现实既维持着紧密的联系又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现实经验是人们解读电影的辞典，熟悉感的唤醒是人对电影认识的基础，也是电影对人类讨好的工具与礼物。工业革命以后，图像技术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跨越式发展，照相机的出现动摇了写实类绘画的价值基础，而电影的发明是对摄影技术创造性的应用，它开辟了一个虚拟现实的崭新时代。通过比较人们发现电影和现实的相近性要远远优于其他捕捉图像的手段，清晰的、具体的、动态的图像把客观事物表象的视觉属性都给予相对精确再现，使人们误以为它就是真相的忠实记录者。
的确电影除了娱乐功能之外，纪实是它的另一项重要功用。动作和景象的连续性试图可以保证它对物象记录的忠实性，它的放映就像是对已经过去的事件或者另外的空间中物质再现。如此看来、它是一种既可以超越时间也可以超越空间的图像技术。纪录片、科教片、新闻片是电影最原始的面孔，它们发挥了动态的图像扑捉技术，将空间内诸多存在的表现、变化细致的记录下来，去除了时间的不稳定性干扰，将流变的现象制成可以无限重复的画面。使得一件有趣的或有价值的事件可以被更多人来分享。
电影拓展了生活的空间和视觉的疆界，这在一个缺少飞行的交通条件困顿下以及固守土地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认识生活范围以外的世界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电影改编了这种状况，清晰的画面和动态的图像证明了信息的可靠性。纪录片和新闻简报将广阔地理范围的信息汇集起来，然后精心处理形成一个用心良苦的图像计划。其中科教片生动的揭示了客观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帮助人们建立起认知世界的基本常识；纪录片以真实的人物和空间、时间的巧妙组合，还原了社会运行的图景；可以说科教片是相对客观的，它的目的是用科学知识充实人类和教育人类。记得有一部关于预防台风和地震的科教片，影像资料为我们对自然灾害的想象提供了逼真的视觉，使我对地震、海啸、火山、台风这些远离日常生活的事物产生了无限的敬畏。还有一部关于“蛔虫”的黑白电影，这部电影通过显微镜，为我们展示了一些寄生于我们肉体之中蚯蚓状生物的种群，并图解了它们传播和生长的途径。由于它的播放面对着一个庞大的卫生条件不佳的群体，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科教片通过知识的施舍和生活的帮扶与观众建立了友善的关系，而纪录片人的力量在特定的时期却被强调并无限放大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历史阶段，强调精神的作用。一些纪录片比如《大寨》展示的图景是经过有意安排和加工的，为人定胜天的口号提供了真实的现实参照。它表现了有组织的人类不仅可以改变自然的形态，还可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纪录片中“大寨人三战狼窝掌”，通过修理地球而改变自然条件的故事曾激励着亿万中国人造梯田、修水库，屡创神话。
带领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陈永贵同志（照片来自网络）
•世界的窗口
电影院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尽管从这窗口望出去看到的也许是经过布设的景观。不仅那些来自友邦的幸福美满的场景令我们感动和艳羡，描绘的罪恶黑暗也令我们愤慨，并立志去解放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类。最极致的一部电影就是《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它来自我们伟大的友邦朝鲜，其构思巧妙将一对孪生姐妹分别搁置三八线的两端。金姬生活的三八线北部阳光明媚，银姬挣扎在南边暗无天日、惨绝人寰。生命和命运戏剧性地失衡反衬出社会制度的优劣。
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照片来自自网络）
中苏反目成仇之后，质量上乘的苏联电影除了《列宁在1918》之外几乎全部被禁，欧洲的影片就剩下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了。当时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很多，由于文化底色的差异，这个欧洲的边缘国度的电影倒是没有朝鲜那么深刻，那么用心良苦，手法直截了当，全都是关于战争和游击的情节，颇受孩子们喜欢。播放最多的就是《地下游击队》，这个电影惊险刺激，描述法西斯占领下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事迹。这部电影剧情曲折多变，音乐充满悬疑，许多台词最终都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也是入戏太深的一种表现。
罗马尼亚电影在我们看来多少有点怪诞离奇，比如《巴布什卡历险记》、《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中匪徒的残忍和复杂关系；《橡树，十万火急》上映后，由于观众缺乏必要的历史常识而陷入的迷茫。此外罗马尼亚影片中的人物关系暧昧，人物刻画生动有趣。比如《多瑙河之波》中船长和德国军官的关系，船长独特的性格等。此外它展示的生活模式也别具一格，衣着、饮食、生活道具这些细节也是看点。
七十年代末南斯拉夫电影开始进入中国，一部《瓦尔特保卫沙拉热窝》技惊四座，这部电影的水准明显要高于之前的其他外国电影。无论是内容感染力还是剧情的节奏控制水平，还有演员的表演技巧都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们的电影音乐，《瓦尔特保卫沙拉热窝》的主题曲雄浑激荡令人热血沸腾，《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轻松浪漫，一时间被四下传唱如醉如痴。唯一的缺点就是感觉这个国家人口不足，总是那么几个演员窜来窜去。
当时民间有归纳各国电影特色的顺口溜曰：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
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电影广告画《橡树，十万火急》，刘亚明
电影广告画《特殊的战争》，刘亚明
电影广告画《马可·波罗》，刘亚明
•电影中的好人和坏蛋
故事片是人们的最爱，因为它能引发有感同身受的共鸣。电影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和快乐的，然而快乐的多数成分既来自荒诞的剧情和拙劣的表演，也源自精心的编导和巨星们出色的表演。因为即使如此电影依然是我们获得知识和生活经验的重要途径，电影给我们快速构建了模范的人格，展示了各色与人格、身份相对应的面孔。无产阶级的果敢、高大，与之相称的是浓眉正目，如《创业》中的周挺杉，《青松岭》中李仁堂扮演的张万山大叔，《决裂》中郭正清主演的龙国政；资产阶级的猥琐、拘谨，模式化为尖嘴猴腮、懦弱胆怯的神情，如《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反动派的阴险、恶毒，与之相对应的是阴霾的眼神和丑陋的面孔，如《地道战》中刘江扮演的汤司令，《平原游击队》中方华饰演的日寇大佐松井。电影中的形象概括对现实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人们在它的指导下按图索骥在生活环境中寻找样本，而且多以寻找反面人物为乐趣。于是电影中的脸谱就像一个模板在人山人海中筛选对象，许多人无端的被命名、取笑。电影就像一部巨大的哈哈镜，映照着生活又歪曲了生活，每个普通人都在流变的影像中寻找自己和他人，然后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
左：《青松岭》中李仁堂扮演的张万山大叔
右：《创业》中张连文扮演的周挺杉
左：《青春之歌》中于是之扮演的的余永泽
右：《地道战》中刘江扮演的汤司令
清教主义意识形态试图清洗电影的娱乐成分，中国五十年代自六十年代拍摄的一大批优秀的电影被批为毒草而打入冷宫。战争片和阶级斗争片是七十年代电影事业的主角，单纯的战斗题材是保持电影青春的良药，于是《地雷战》、《地道战》、《奇袭》、《英雄儿女》、这些彻头彻尾关于战斗的电影，在中国所有的影院内持续几十年的播放，并且没完没了的接受着歌颂和模仿。但娱乐性终究是一种电影自诞生之日起所拥有的属性，它的观赏价值和这种属性密不可分，因此无论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和宣传者怎样清洗，依然会有残留的娱乐性伴生这电影出现。电影地雷战中最被观众津津乐道的情节并不是埋雷英雄赵虎引爆地雷炸的鬼子人仰马翻的场面，而是日寇渡边队长被游击队埋设的粪便地雷调戏后的尴尬情形；《地道战》中村长高老钟不顾个人安危跑步报警的场面和音乐，甚至被应用于现实生活恶搞老年人的恶作剧中；《南征北战》中记忆犹新的场面是摩天岭战役敌李军长向张军长哀求援兵时的语调，“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利益上，拉兄弟一把！”。这些用来诋毁敌人的夸张性艺术处理给那个不苟言笑的时代带来了可贵的乐趣，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七十年代电影角色的脸谱化程度相当高，基本上演员一出场，观众的判断就出来了。“这是好人！”、“这家伙是坏蛋！”的评论声此起彼伏，那场景真有点像抢答节目。且不说那些明火执仗的鬼子、汉奸，就算是“衣冠禽兽”的特务和隐蔽的阶级敌人，影院里的人民群众也能很快地甄别出来。但是如果进行客观评价的话，那个时期电影中坏蛋们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快乐。无论是夸张的胡汉山、南霸天这些人渣，还是汤司令、胖翻译之流的民族败类，抑或殷家培、冯超这样披着羊皮的狼一样的阶级敌人。
影星孔祥玉、张瑜，七八十年代电影中典型的正面人物形象（照片来自网络）
•社交空间
封闭内向的电影院空间本质却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场所，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当庙会和集市退出历史舞台后，电影就迅速接管了真空的世俗娱乐世界，这里是中国式公共性表达和体现的空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电影院是丰富人民生活的文化设施，社会性在娱乐的调剂下表现得从容、自然和多元，礼尚往来的交谊、集体接受教化的活动、尽享天伦之乐的家庭聚会等等主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观演空间的社交格调。其中电影的包场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也是工人阶级逃避繁重劳动冠冕堂皇的借口；学生们摆脱乏味的课堂最有趣的方式。由于包场时的观众属于同一种类型，因此观赏时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不乏大声喧哗和追逐打闹的场景。
电影的趣味性是人们聚集于此的理由，带着好奇和期待，揣着焦急与不安分的心思步入影院，人们所寻找和期望获得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影本身。电影院的空间迎合了电影技术的苛刻要求和对电影艺术崇拜的心理，它的主体是一个密不透光的巨大盒子，毫不留情的剥夺了现实世界对观众的影响，使得投向荧幕的光线执掌了空间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力。座椅的布局也是这样，成百上千的座椅按照视觉的要求精细的安放和排列，幅面辽阔的荧幕是坡度、数量计算的线索，是每一个座椅必须朝向的视觉中心。空白的大幕是绝对的抽象表属形式，和万众一心的座椅形成一对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紧张的关系之中，随着带着俗世生活习惯的众生闯入其中，为这清冷对立的结构填充了诸多的趣味。开演时等候的时段和结束散场的过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对话的公共领地。相熟识的人会友好的打着招呼，不安分守己的青少年会左顾右盼巡视心仪的异性，有点自负的人则大声宣扬自己对剧情的看法以期引起争鸣。
电影的乏味性是电影院由限定空间滑向开放性空间的催化剂，电影的趣味性剥夺了观看者的意识自觉，使这个空间中的人群由人变为观众，乏味的影片将自由换给了观众，使被解放了的观众被还原为人。我看电影的爱好如此顽强，伴随着生命的健康延续而存在着。准备高考的三年时间里，这种优雅的习惯被迫改变了，因为当时的家长们普遍坚信电影院的气质和教室的气质相互对抗，会严重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读书是个自闭性的修炼过程，需要将读书者的社会属性分裂出去。在这样错误认识的指导下，有希望考入大学的年轻人都渐渐远离了电影，留守电影院空间的就剩下了那些不爱学习的“坏孩子”。电影院这个公共空间的品质急速滑落成为畸形的社会角落。
电影院空间（绘制：苏丹）
•亚文化的副产品
八十年代以后，电影的娱乐化倾向也改变了影院的内容，严肃的观看被轻松、诙谐、惊险、刺激所取代。上世纪末印度电影《流浪者》上演之后，拉兹的身手和艳遇激起了无数青年的妄想和勇气。街头巷尾都在播放富有节奏感的《拉兹之歌》和委婉抒情的《丽达之歌》，妖娆、艳媚的南亚风格的音乐对于已经习惯刚直、生硬的左派音乐旋律的中国青年来讲具有不可抗拒的蛊惑力，他们一边模仿一边将影片中的情节和动作嫁接于文化正在开放的中国社会。《拉兹之歌》旋律和歌词中有一种流氓意识，这种亚文化一直如孤魂野鬼一般在中国主流社会荡气回肠的调性中蛰伏着。《拉兹之歌》把流氓意识扶上了正史，让他们找到了自信。《流浪者》的上映成功产生出众多的社会影响，除了主流推动的价值观——“贼的儿子不一定是贼”（引申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史的质疑精神）对广大下层无产阶级的鼓励之外，人们一度对偷盗、扒窃行为也历史性的刮目相看了，此外心怀鬼胎的猎艳、死乞白赖般的追逐，争风吃醋般的打斗变成了影院空间内外的别样风景。
视频：电影《流浪者》主题曲《拉兹之歌》
美国无声电影《摩登时代》更是将电影的娱乐性推向巅峰状态，卓别林木纳机械的举止在影院以外掀起了模仿的狂潮。没有人再去苦心琢磨影片深层的含义，也没有人在意说教者的大声宣讲，喜剧大师在影片中表现出的卓越的技艺征服了中国的观众。如同《南征北战》彻头彻尾的战斗情节一样，以革命人的智慧和勇敢反衬出反动派的愚蠢和丑陋，《摩登时代》则是用不间断的幽默串联来表达对现代性灰暗的看法，这种表面喜剧化的悲剧实乃悲剧中的上乘之作。卓别林在影片中有一段惊险的旱冰舞蹈，喜剧大师蒙着双眼足登滑轮在一块空地上溜冰，他姿势优美神情从容，滑行路线有几处危险每每巧妙的都化险为夷。卓别林的这段舞蹈不仅让人们领略了大师必备的高超技艺，还向中国的年轻人展示了一种游戏的新品种，此后不久一些时尚青年就脚踩自己打造铁质的滑轮纷纷走上街头招摇上市了。
电影《摩登时代》剧照
视频：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滑旱冰片段
•电影空间的通道
由于电影的娱乐性和说教性作用，在电视没有大规模登陆中国社会的时代，好的电影如同白糖和猪肉一样也是紧俏商品。为了获取一张电影票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排队等待，或者激烈的近乎肉搏似的拥挤拼抢。上世纪七十年代从青少年到中年的中国男子都是挤拼的高手，生活中的挤拼无处不在，限量供应的生活用品是诱惑拥挤的元凶。顽强、坚韧、机智、敏捷在拥挤的阵营中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在我的记忆里与好电影相伴的唯有拥挤，并且那种拥挤是疯狂和残酷的。
新片上映时都会有拥挤，人们都想先睹为快。电影院入口处的一侧通常是售票的窗口，它被铁板严密的封闭着，只留下一块巴掌大的拱门形状的小孔。这小孔就是通向那个奇妙世界的第一道门，它既令人向往又令人绝望。挤者手中紧紧撰着折成一条或一团的纸币努力向那吝啬的窗口伸去，钞票和门票在仓促中交换着，显示出娴熟的技巧和过人的勇力。购票拥挤的程度和影片的新旧、男女主人公的俊俏、以及创新性密切相关，当这几方面的指数均达到绝佳的高度时拥挤的狂潮也会升至巅峰的状态。罗马尼亚电影《爆炸》登陆中国，因其题材的独特、视觉语言的抽象和男女主人公生活态度的奔放而引爆了拥挤的欲望。我曾经目睹了那气势恢宏又令人心悸的场面，在城市中心的一所著名影院的前广场聚集了无数的拥挤者，这个庞大的抢购阵营的密度和机理随着与售票窗口的距离而有节奏的发生着变化，贴近窗口处是能量累积的高潮，平面式的拥挤阵势被这部充满悬疑有风情万种的影片迭代成为立体的架势。密密匝匝的人群之上还有一层密密匝匝的人。后来这部影片曾被短暂的叫停，原因就是拥挤背后表现出的崇洋媚外令我方管理者醋意大生。
与热烈的拥挤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闭冷漠的铁板以及售票员的神秘面孔，在我的记忆里从未闪现过任何有关售票员的图像信息。好奇心经常促使我展开对那张脸以及忙碌的应对动作的想象——一位端坐的中年妇女烦躁的面对一堆伸进窗口的手，在机械的做着收钱、递票和找零的工作。
残酷的竞争也催生了另外一种观看电影的途径，途径之一是门票造假。七十年代的门票是不对号的，它是露天电影的升级版本，但由劣质的彩色纸张印刷，并且印制技术采用粗糙的油印版本，极易伪造。拿着伪造的门票混入影院必须要做到心平气和且擅于把握时机，一般选择人多眼杂、并肩接踵鱼贯入场的时侯，这时检票者无暇仔细判断票面的真伪，容易蒙混过关。还有一种更加稳妥的办法就是将少量假票混在真票中一起检票，此举大大提高了通过率。途径之二是逃票和走非法通道：电影院空间是个复杂的空间体系，完善的技术系统使得观演厅的四周隐藏了无数细碎的空间。表面封闭的影院拥有许多隐秘的通向外界的设施通道，通风的、排水的、电路检修的狭窄通道、还有后台演员使用的无数小空间构成了潜入和隐藏的系统，令看护者防不胜防。逃票和造假是观看电影中令人心惊肉跳的插曲，但它们为中国现代辉煌的电影史添加了丰富的花边，也在我们记忆的深处隐藏了许多惊险刺激的秘密。
上世纪70年代，山西太原某电影院排队买票观看《吉鸿昌》。（照片来自网络）
八十年代之后，可恶的电视出现了，这心怀叵测的家伙一开始低调行事，黑白的、9寸的、12寸的、14寸的电视进入中国人的家庭并成为新宠。而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电视节目的推陈出新，它的狰狞面目尽显无疑。就像电影当年打败戏剧，如今它又被电视杀死，那个曾经活力无限的电影空间终于门前冷落，寿终正寝。和所有的老派电影空间一样，矿机俱乐部也早已失去了观众，不再是社区的中心。但那些尘封的记忆却经常在梦里打开，往事依稀已成流光溢彩，就连它的喧闹和那一遍遍紧迫的铃声都变成了令人惆怅的回响。
写于2012年，完稿于2018年9月16日，CA1329航班
最后，感谢艺术家刘亚明提供的电影广告画作品照片，以及郭子强同学提供的矿机工人俱乐部礼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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