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编译 | 死磕律师事件与美国民主促进的悖论
上个月，西方舆论大肆炒作所谓“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一周年。美德英三国分别发表声明，要求中国释放涉案律师以“保护人权”。美国律师协会还在9日将该协会首次颁发的“国际人权奖”给了去年7月9日被拘留的锋锐所律师王宇。
事实上，北京“维权律师”一案背后始终萦绕着“美国因素”。锋锐律师事务所的成员之一王宇曾告诉《环球时报》，自己到锋锐律所后，先后多次出国接受培训、参加会议，费用全部由境外的机构和组织承担。她说，“他们培训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我在国内的名气和在访民、律师界的影响力对我代理的一些案件进行炒作，还有一个目的是给这些人权律师灌输一些所谓‘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人权’这些理念，然后借这种形式来攻击中国政府。”显然，“维权律师”事件与美国推动民主的外交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美国的民主促进工作？为此，法意特意编译了美国著名外交事务学者、美国《美国利益》资深编辑沃尔特2015年4月发表于《美国利益》杂志的文章《美国促进民主的悖论》。该作者指出，民主促进深深植根于美国建国的道德普遍主义价值观之中，宣示着美国政治的革命性影响价值，因而既是美国政治过程表现的核心价值，也至始至终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但作者不赞成直接在海外进行直接的政权颠覆来促进民主，指出这种方式往往得不偿失，而是认为应该采取更为长远和温和的手段，即通过高校资助和学生交流等方式缓慢改变人们价值观。沃尔特认为，美国应采用开办和支持高校、吸引国外学生来美学习的方法来推动其他国家的民主变革。
两件交织在一起的事实成功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必须推进民主；以及我们肯定会把它弄得一团糟。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国家，像美国和欧盟自2001年那样花费众多资金和力量以试图在国外“促进民主”。从未召开过如此多的关于此种话题的会议；从未有如此多的非政府组织举办如此多的培训课程，发布如此多的委托书，雇佣如此多的职员。国家领导人就此发表演说，报纸就此撰写评论，基金会为其投入大笔资金，宗教领袖也和世俗学者一起歌颂民主。这一切都造就了一个让人深受鼓舞的民主盛况。
但是现实却是冷酷的，民主正在世界很多地方败退下来。中国和俄罗斯比其10年前更加不自由，阿拉伯之春几乎毫无例外地没能带来自由民主。在非洲、中亚和拉丁美洲，人们更容易发现一些国家正在取消其民主化改革，而不是大踏步向新的民主国家迈进。土耳其的独裁民粹主义，匈牙利的“非自由民主”，以及很多欧盟成员国内极端政党的抬头都验证了民主观念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 经济学人杂志封面：阿拉伯之春的失败？
有些人认为，鉴于这么多的让人失望的结果，民主促进美国政策中应无立锥之地。有些人自称为“现实主义者”，他们迫切地申明这一点，并渴望哪一天美国外交政策会从现在背负的麻烦的、意识形态主义包袱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渴求是不切实际的。对价值观念的促进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风尚必有起落，但在美国历史上，价值观念的推动却从未远离过外交政策的版图。成功的、政治上可持续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要涉及道德信念以及美国人民的愿望。因此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应该担负这样的责任，而是我们如何担负好这样的责任。
价值观念促进仍然深嵌在美国外交政策之中，这是因为美国政治文化在根本上是道德的，或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其特征就是有道德的。我们政府机构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美国的价值观念之上，美国人也不断地用这些价值观念对我们的政治家进行评判。
就其本质而言，这些信念不可能仅限于美国人。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所有人都生而平等，那么他不会接受“所有人”仅包括美国公民。有观点认为，美国国内机构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系列对于国际社会应该是怎样，全人类应该如何生活的假设之上。我们无法摆脱普世主义。我们不能忽视塑造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哲学信念，没有了这样的信念，也就意味着放弃那些塑造我们国内政治的东西。这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即使如此，而且在接下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很有可能继续如此。
除此之外，美国在根本上一直都是世界事务的革命性力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驱使着我们成为全球转型的神使，更多是因为美国社会运行的方式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是极大的动摇因素。当阿尔戈尔“发明了互联网”，他对中地区的动摇可比之于乔治W·布什入侵伊拉克。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全世界具有深刻革命性的力量，其对那些基础与我们不同的文化和政府构成了巨大的麻烦。同样的道理，好莱坞电影也推动了变化的发生，例如很多年轻人不再认为他们在婚姻上应该听从父母之命。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在很多方面，美国的存在在文化上是颠覆性的。
19世纪欧洲大陆视我们为危险国家。美国并未向全世界派遣军队去颠覆其他政权，但是这样一个成功的、稳定的、庞大的、强大的，以及经济上有效率的民主社会，其仅是存在，就对欧洲的统治者和宗教守旧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范例。因此不可避免的，全世界的稳定和权威的盟友都愈发地倾向反美，正如他们之前因类似的原因而反英。当然英国确实向世界派出了军队，但是其真正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源自其更广阔的最终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
△好莱坞电影的情节对许多地区的文化存在颠覆性影响
美国从其性质和行为来说都是革命性的。任何对外政策如果没有将这种因素考虑进去，都将遇到麻烦。想想谷歌和其他硅谷公司，其商业模式建立在相对开放的互联网基础上，凭此可以自由联合和自由交流。仅就商业原因而言，美国商业大多推动美国政府走向促进自由模式，以实现互联网治理和交流自由，这和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念促进是并行不悖的。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国际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会降低国内外政策之间以及人权和安全政策之间的屏障。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监管，以打击毒品走私、税务欺诈和恐怖组织试图隐蔽或转移资产的行为，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是一项主要的和正当的考虑。当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方面不断迈进时，财产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问题，而是全球性的了。
另外，将历史追溯至19世纪，当时美国掀起了自发的群众运动，反对海外的人权虐待，致使美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制裁等措施。事实上，对这种法律的公共支持并没有消亡。从19世纪反对俄罗斯的反犹方案的抗议到今天反对俄罗斯反同性恋法案的抗议，美国人民的道德信念将会影响其领导人的行为。愈百年来，我们看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这种行动的势头不断上升。
△ 针对俄罗斯反同性恋法案的游行
那些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可以去除一些价值促进的维度——例如，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或“基辛格主义”的政策是可能的——的人，没有理解美国政策在历史上是如何以及为何能够成功。这不仅仅是因为道德因素在获得公众对重大对外政策动议的支持上不可或缺，更有力的原因是美国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提醒着我们该做什么。
自由民主观念和机构对美国人来说非常自然，但是对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如果过去的两百多年的民主历程能给人以启示，那就是民主在历史上非常少见，向民主的刻意转型也非常困难。其经常在短期就失败了，在长期也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意味着对于在海外由推特助长的“革命”的过头的热情根本就是天真之举，任何以此为基础的政策都可能会遭到失败。
这种天真妄想造成的历史上第一个出名的牺牲者是托马斯·杰弗逊，他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进行观察，相信法国人只是在做1688年的英国人和1776年的美国人所做过的事情。同样的事还发生于1820年代希腊争取自由和1830和40年代拉丁美洲革命。所有美国人认为的将会在阿根廷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结果却是民主失败了。
△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立刻为法国带来民主
这还没有结束。法国在1789年经历了第一次民主革命运动，但直到1871年法国才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准民主的政府。德国的转型耗时更长，毁灭性更强。俄罗斯似乎在今天建立了民主政体，但俄罗斯在2015年与西方民主的距离比之于1905年近了多少？在拿破仑1798年到来之后，埃及一直试图在政治和其他方面实现现代化。但是现在埃及仍远远落后于法国。伊朗和土耳其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独裁者的统治下不断飙进，土耳其正在成为新兴民主国家，伊朗已经非常接近。但是，伊朗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民主化，而土耳其正在其根深蒂固的权威习惯中沉沦。
尽管有如此多的失败记录，但民主促进运动中的所有人都没能在1989年后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乌托邦总是阴魂不散。一群说英语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广场开心地、民主地发送着推特消息，民主促进世界见证了正在发生的盛世。历史教导我们大多数革命都会失败；历史也教导我们大多数人不能从历史中习得教训。为什么在很多革命中，会有这么多消息灵通的观察者频繁低估取得民主胜利的阻碍？他们经常忽视的复杂性又是什么？
橙色革命后我在乌克兰待了大约9个月。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自信满满，认为一道伟大且不可阻挡的光芒正在降临。天真，无视事件表面之下的复杂性，像分析法国革命的杰弗逊一样不了解国家的失败，这就是美国的民主狂热分子看待乌克兰橙色革命的方式，他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变革是艰难的。文化和历史遗存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转型。在很多地方，根深蒂固的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普遍观念与有效的经济管理并不兼容。阿根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且其绝非孤证。这些国家的民主政府的经济决策非常糟糕，但是这种决策确实基于民主的大多数广泛持有的信念之上做出的。因为糟糕的政策选择，经济崩溃了，社会常常深陷危机之中，民主机构和政党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很好地处理这些后果。在民主选举中有权投票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将事情完全办砸，有些时候对于民主的支持崩溃了，甚至政变至少在很短时间内都成为普遍现象。
在很多地方，对什么是国家，国家是如何运作的观念和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封建社会，国家和国家官员都是资产的一种。如果你成为了诺曼底公爵，你将拥有公国内的所有资产，但是你必须支持国王。接下来你讲公国内地收入和官职分配给你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可以享用这些分封，但是他们必须向你表示效忠。
△作者认为，在俄罗斯，内阁部长和寡头
就是普京政权下的后现代封建主义下的“贵族”
很多社会对政党的态度大致相同：它们是一种赞助网络，其领导人在履行职责的同时也从国家取得税收，并将其分配给他们忠诚的追随者。这些观念往往植根于大众意识中，其在选民中的影响力比在精英中更强大。矛盾的是，一个政治系统越民主，其可能越腐败。一个不腐败的政党往往会在选举中败给那些更注重为其支持者分配奖励的政党。
对一些腐败形式的容忍，以及甚至是对这些腐败形式的偏好（例如，作为一个比严格遵照书面规则的“冰冷”、“无情”的法律更加“人性化”的系统）在一些文化中普遍存在。这些偏好不会因为华盛顿或布鲁塞尔的一些人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说腐败是个坏东西而消失。当受命打击腐败的人认为腐败和政治并没有多少区别时，发展法律来消灭这种“腐败”或者设立一些机构来对其进行监控，是很困难的。阿富汗或伊拉克的部落首领当然会将工作和金钱分配给亲属；这是成为首领的题中应有之义。
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或历史因素会导致很多别国人接受甚至期待西方人认为的不民主或不透明的统治。例如，世界上有在为数众多的国家，只有在其民族产生了一个独裁主义政党，有了一个魅力非凡的领袖，才能将外国统治赶出去。在这些案例中，执政党侵犯或者凌驾于民主规范之上的行为可能得到了强大的公众支持。在这些国家还会倾向认为少数派和持异见者是对国家的不忠，对持异见的少数派的严酷措施很容易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
统治者如保罗•卡加梅，很多支持他的人
将其视为对抗种族清洗的堡垒。
另外，很多地方的人对世界如何运作有着非常强烈的信仰，而在基于持续变革和不断创新的科技之上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些信仰和经济的成功并不必然契合。例如，在民主政府中，选民可能而且经常会选择那些对财产权和妇女地位有主见的领导人，但是这和现代条件下有效的治理并不兼容。所以民主并不必然带来善治——例子包括肯尼亚、希腊和巴西，再到保加利亚和南非——而且经济发展往往更依赖与良好的政府而非民主的政府。
像这样的流行观念和文化模式不会很快改变。在建立最初的民主机构之前，必须要经历一个遗忘和重新回忆历史的漫长过程。甚至在民主机构建立之后，这些机构都会经常失灵，这是因为执行功能的人可能对什么是政治，对什么是合法性的理解比较陈旧，甚至可能停留在殖民时期之前。
当然，美国和其他有民主观念的同僚会倾向认为，在选举坏人之后，公民将会看到坏的政策没有用；他们将会从他们的错误中进行学习并选举更好的人。有时候他们确实会这样，但有时候他们却吸取的教训却是错误的。很多保守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在看到像兴登堡和布吕宁那样的更为温和的保守派失败之后，转向支持希特勒。民族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行走；民族非常容易误入各种极端道路上，因为影响政党和运动领袖的真正的公众情绪是反民主的，且这样会很有效率。
△ 希特勒与第三帝国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美国籍历史乐观主义者和决定论者总认为历史是沿着一定的轨迹上升的；但我们经常低估了这一旅程将会有多么艰辛。
美国在此之前已经犯过错误了。早在1870年，东欧和中欧以及中东由大约5个国家组成，没有哪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很多美国人在道德上都坚信民主将会改变这一地区，在短期内为这一地区带来和平、正义以及自由。这些乐观的美国人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今天那里有三十到四十个民主国家。但达到这样的成绩以1.5亿人口的死亡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系列未为人知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为代价。在其中，大屠杀只是最大和最剧烈的形式。
中欧大多数种族同质的、幸福的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因为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可以摆脱国内讨厌的少数民族。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发生了对数百万日耳曼人的种族清洗，大量的希腊人被驱逐出土耳其，而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也被赶出了希腊。今天土耳其境内至少有百分之五的居民是奥图曼帝国瓦解时被驱逐的人的后代。我们总是会认为历史是沿着从现代化向民主最终实现稳定的民主和平这一道路发展的，但结果却常常是民主的发展伴随着种族间关系紧张程度的剧烈增强。
△欧洲民主的达成，以1.5亿人口的死亡
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系列未为人知的
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为代价。
民主运动通常意味着联合，民主的兴起和种族紧张、仇恨和暴力在历史上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看到，在埃及一张投给穆斯林兄弟会的选票对科普特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投向幸福生活的。这并不新奇，然而当这些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发生时，民主推动者们却总是非常惊讶。
很显然，现实主义者可能低估了民主促进的深刻意义，而忠实信徒却又低估了民主促进的艰辛。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将民主在中东地区的扩张视为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法；两位总统都认为，对那些煽动起极端圣战意识形态和对美国的仇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来说，民主是最好的药方。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两位总统都得到了教训，即“民主精灵”不会按照美国的时间表登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知道，只有在非常意外和幸运的情况下，美国的民主促进活动才能在一个政策相关的时间框架内对重大国际问题产生影响。
△ 奥巴马的中东政策面临全盘失败
这种想法颇具吸引力——“民主精灵”能够通过加速的计划表得以实现，并将解决棘手的对外政策问题。但是，将政策制定置于民主转型的内在性之上，这种做法几乎总是碰壁。政策制定者们与其指望民主浪潮将我们最棘手的问题冲走，还不如认为当我们解决了那些紧急的对外政策问题后，民主更可能将在世界上更多的地方实现。
民主最好应被视为一个长期的命题。民主的短期价值更多的是改变观念的工具，而不是改变现实的工具。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会选择强调民主促进以作为建立国内和国际的公共支持；但是他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在某国促进民主能够成为解决两国间外交政策问题的有效方式。事实上，民主促进很可能使双边关系变得更加艰难。例如，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沙特政府可能在宗教上更加激进，地缘政治上更具侵略性。很显然，以色列的民主选举结果并非总会改善美以关系。一个民主选举的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其邻国的领土纠纷中，可能比现在的北京政府更加强硬。
美国人无需出国就能知道民主促进的困难。美国历史上国内促进民主的最长的努力被称为“重建”，即内战之后的12年里，联邦政府试图在之前的架构中建立一个真正的二元种族民主。重建过程中使用了很多沿用至今的民主促进方法，但是重建失败了。共和党人被逼迫、驱逐出南方，美国南部公开蔑视美国宪法，建立了一党体系，其中公民权以种族为标准被严格限制，这种体系没有在重建中坍塌，反而存活了近一个世纪。
△ 美国重建时期
1865年的美国南方要比今天很多外国更符合民主化的条件。当它还处于奴隶制和残忍的种族歧视的阴云之下时，民主意识形态就已经成为其文化基因中的一部分。南方在内战前就建立了两党政治体系和男性白人普选权。当时的北方征服者们对南方来说并不那么陌生，起码比今天的美国之于中东要好。南北两方都阅读同样的圣经，崇拜同样的上帝，说着同样的语言，拥有共同的政治传统。
但是即使坐拥这么对的优势，北方还是没能在战败的南方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民主秩序。我们不禁要怀疑，为什么这么多人急于猜想，更为艰难的政治转型能够在现在的外国取得成功。
如果重建的历史表明了民主促进的局限，那么之后的历史同样指出，长期的更加耐性但是最终更为成功的战略可能会为现在的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美国民主促进的伟大成功源自于重建的失败。随着大重建政策的垮台，真正的民主的前景似乎很是黯淡。但是少数勇于奉献的人，在北方援助的支持下，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没有让故事就此结束。乔治·华盛顿·卡弗，布克·T·华盛顿和一批其他的教育家决定不与武力对抗，接受种族歧视的社会的局限。他们在这种社会中工作，教育新一代的非裔美国领导人，待到时机成熟后，这些受教育的新一代领导人将会领导民主运动走向胜利。
△ 乔治·华盛顿·卡弗
1877到1945年这一时期，一个基础广泛的、广为发展的非裔美国领导阶层在逐渐孕育和发展，这一领导层在南部接受了民主路线教育。这一代领导人出自的学校在教育上非常严谨，关注个人性格的发展和精神的进步，并向学生灌输强烈的民主原则和集体团结的观念。
这些人能够领导非裔美国人，而这种领导是内战后他们所欠缺的。这些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纪律有技巧，他们提供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自由运动绝不会成功。他们发起的运动为美国南部带来了民主；这一群体来带了前景和技巧，改变了二战后美国人的生活。
与此同时，教育者们也努力在南方白人中发展教育，尤其是在穷人中。内战时期，几乎没有南方州会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即使是对白人居民；战后的几十年里，一个有初中高三级教育机构组成的网络在南部建立起来。和1870年代相比，如果1950年代的黑人更有能力为民主而斗争的话，那么白人作为整体则更不愿意反对黑人的事业。
△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如果我们观察世界上社会变革的成功的运动，我们会发现受教育的专业人员和商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会学校培养的孩子，长大后成为非国大活动家；世界上的独立和民主运动，都能将其历史追溯至一群年轻人聚集在爱国的具有民主思想的教师周围，这些教师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学校里创造了一个个关于尊严和公民生活的净土。
回顾美国社会长期从事的民主促进事业，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的贡献大部分是通过资助大学和学生的教育而获得的。大学和各个学院就像面团中的酵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为改良做着准备。教育是最有启蒙意义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平和的对外援助方式；接受者可以将其受到的教育运用于任何领域，而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评价往往比对外发展智库和民主促进组织更高。
当我们反思一些最近发生的失败的革命，并开始认识到世界各地民主化面临的困难和阻碍时，我们的回应不应是放弃民主。但是，很多国家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变革和社会发展过程后，才可能发展为民主国家，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需要将教育重新置于议程的中心。即使能发展的事业多种多样，但是建一所学校比资助一个非政府组织要好得多；发展一个普通的高校比为活动分子开办一场训练课程要好得多；总的来说，通过教育为民主机构和文化的萌发做基础准备比从国外推动政治变革运动要好得多。
美国政府和社会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其他社会在迅速发展的21世纪，找到他们自己的通向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的道路。除了开办和支持大学和学校，我们还可以升级计划，允许外国学生和教授在美国学习。我们可以支持将重要的著作翻译成当地语言，以使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人不需要掌握纯熟的外文阅读能力，就可以了解更广阔的全球社会的新闻和观点的最新情况。我们在推动这些事业的过程中可以避免和人权政策糟糕政府产生直接冲突，并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可以对这种政治限制发出挑战。
好的学校和大学是健康的市民社会和民主变革可持续发展最终出现的源泉。它们对于经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反对民主政治的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大学的重要性，即使大学具有促进自由思想的倾向性。
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民主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就像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人类能够明智良好地运用民主自由。经验还是告诉我们建造好的大学和好的学校，提供伦理和实践方面的教育，为学生和老师提供出国参观和学习的机会，让普通人能够获得翻译成当地语言的优秀书籍，这些方法是最可能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
随着民主在世界很多地区遭到了反制或民主的后退，是时候让民主的朋友们重新将注意力放在有用的政策上来了。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始文章《美国促进民主的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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