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亲吻

武大新视点 2023-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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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6388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作者 | 李颖迪

记者 | 李颖迪李天涯刘倩张潇文方静怡

2017年11月9日，一个寻常的周四。

18:30，武汉大学的晚课铃响了。哲学院的教授苏德超站在教三312教室的讲台上，挑了挑自己的半截眉毛，清了下嗓子，用半哑的声音提问：“一个人疼痛到昏厥，那这个人是否还在疼痛？”

还没来得及看清举手的是谁，教室停电了。黑暗侵袭，学生们为这巧合哄堂大笑。苏德超愣了一下，随即说，如果没来电，讨论半小时就走。有人举起手机为他打开闪光灯，苏德超笑了一下，“谢谢你们，不用打光，我已经足够闪亮了。”

讨论继续，主题已从身心关系回到了因果关系。苏德超在座位间隙不断穿梭，试图站在每一个回答的学生面前。“如果一个行为对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那它是不是结果的原因？”没有光，这样的问题从远处听来，让人有些恍惚。

两小时过去了，黑暗中没有人离开。在光抵达的那一刹那，欢呼声在安静的大楼里回荡着。人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处的这个教室，是当晚这幢教学楼里唯一没有散场的。

一

苏德超算不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在武大哲学院，更引人注目的明星老师是赵林，几年前离开武大、转战华科的邓晓芒，以及因“奇葩说”名声大噪的周玄毅。学生们知道苏德超，往往是因为另外两个身份——他是邓晓芒的学生，周玄毅的朋友。或者，是看到了2011年在人人网上流传的那套试题。

那是苏德超当老师的第六年，“形而上学”还只是哲学院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在试题里，苏德超编了六个小故事，穿插了形而上学的诸多概念：人的同一性，自由与决定论，因果关系，个体与存在。在知乎上，有个学生回忆起这套试题，只记得自己“膝盖跪碎的心情”，然后把试题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电脑里，发在了自己的主页。

发表在人人网的文章

第一次上形而上学的学生会感到惊讶，这门公选课没有教材，剥离学派、学脉、哲学家，不沿着思想史，而是沿着哲学问题的脉络，试图在36课时内跑遍所有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对于哲学基础薄弱、以为形而上学只是高中政治课本上“一朵华而不实的花”的学生们来说，这也许意味着根本听不进去，如果死撑一学期，最后的考试会很危险。

但总的来说，这种不点名、没有作业、完全开放的课堂方式很吸引人。在那个学期的第一堂课上，一百多个学生的脸上，没有呈现出开溜的意思，并一齐打量着讲台上的苏德超。他个子不高，穿着灰蓝的格子衬衫，带着一副最朴素的金属边框眼镜，除此之外，发际线也撤退得有些令人瞩目。光从外表上看，和任何一个中年大叔无异。

停电的教室

随后，苏德超拉下电子屏幕，黑底的PPT上，赫然用白字打出了五个问题：

“世界当真存在吗？”

“如果世界存在，有哪些东西存在？”

“如果有很多个东西存在，是什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世界能不能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在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

提问完，苏德超放下手里的保温杯，抬起头，往台下的人群瞥了一眼，像是在寻找什么。有的学生被这探寻的眼光击中，悄悄把手机收了起来。而坐在第二排的寸头男生，一只手撑着脑袋，另一只手不断转动着手中的笔，好像这才是热身，真正的故事还没开始。他叫张鑫，已经毕业8年了，以前听过几节形而上学，但一直没有修完。

随后，苏德超开始讲述那个有名的忒修斯战舰悖论。公元1世纪的时候，哲学家普鲁塔克曾写道，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期间经历了持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直到所有的部件都不是最初的那些。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时候起它便不再是原来的船了？

到了举手表达意见的时候，认为这艘船“是”和“不是”原来那艘船的学生各占了一半。有人用新陈代谢类比，有人提到关键在于“本质部分和非本质部分的划分”，还有一位穿着橘黄大衣的男生反问数量差，“假设有n％换了就不是，比如说已经换了49%，再换一块，等于把问题递归了？”

这是让人紧张的讨论环节，也是最让学生们下课后回味的地方。每当苏德超抛出一个现实事件或是哲学悖论的时候，教室先是安静几秒，随后就有人举手示意要话筒。说话者如果在三四分钟内还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时，苏德超会提出反问。往往听完苏德超的一两个问题，学生们便会明白逻辑的关键在哪。

二

1994年，苏德超以四川省达州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这个如今听来略显普通的班级，曾是博雅教育改革的先行试验品，它试图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培养大师”。在开办的第一年，就囊括了湖北省文科前十名的一半。

尽管九十年代“读书无用”的声音甚嚣尘上，但在当时的人文班里，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苏德超很容易就找到了同路人。在宿舍，苏德超和他的舍友的床上有一半的地方都被书占据，睡觉时翻身都要小心翼翼，以免被“大部头”给砸到。

他就是在这时读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他读到：“能说清楚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不能说清楚的要保持沉默。”这句话像神谕一样俘获了他，也让他试图寻找某种途径“把问题说清楚”，除了读书，辩论是另外一个出口。

由于苏德超普通话带着些许巴中口音，他在辩论场承担的是幕后角色。周玄毅回忆说，1997年，他第一次打院辩论赛时，苏德超以学长身份担当评委。辩题是，“体育彩票该不该合法化”。周玄毅在的一方输了，他很不服气。苏德超给他一点点扒出逻辑缺陷，指出他们的思路太过僵硬，“不是口顺声音大就能赢辩论的”。

紧接着，苏德超开始带文学院辩论队，周玄毅是队员之一。平时训练，苏德超会给他们列出所有的论点以及延伸的论证逻辑，周玄毅慢慢明白，辩论要讲道理，不要靠套路。他们的队伍拿下了1998、1999年两届武大金秋辩论的冠军，还常常觉得对手主打的论点太简单，很没意思。

与此同时，苏德超上了邓晓芒的康德课，课堂采用“句读”的方式，他们一字一句地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实词、虚词、关联词，弄清背后的逻辑关系以及延伸性的哲学问题。有时一个上午过去了，才读一页不到。跟着邓晓芒，苏德超学会了应该怎样读书。2001年，苏德超读博，如愿成了邓晓芒的学生。

读博时，苏德超、杨云飞和丁三东，被称为邓晓芒学生中的“三驾马车”，后两者如今分别在武大哲学院和川大哲学院任教。他们特别喜欢在课堂上争得面红耳赤。有次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慈继伟来武大访学，也听邓晓芒的课。没想到，苏德超他们为了几个词语的翻译，吵得差点让邓晓芒下不了台，慈继伟听着都尴尬地笑了。

“我们就喜欢搞得热闹，哲学应该这样，应该在对话中激起生命力。”杨云飞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大笑不止。他们偶尔和邓晓芒散步，聊的也都是康德、黑格尔。在电梯里碰到，苏德超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问他一个哲学问题，最好把他难住。”

2003年，苏德超留校任职，从门徒变成了老师。不过，导师过于耀眼的光芒，也让苏德超处在一定的阴影中。2007年，苏德超的博士论文《哲学、语言与生活》出版，这也是他至今唯一一本著作。他说自己不好意思拿这本书去送人，“因为‘邓晓芒点评’这五个字，比我的书名还大。”

三

苏德超第一次开课，是给国学班讲《西方哲学史》。在课堂上，他布置了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柏拉图的对话改成论语，和把论语改成柏拉图对话，哪个难度更高？”可学生们面面相觑，说：“这不是在质疑孔子吗？”

接着，苏德超希望用“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为题布置了课后作业，有的学生用文言文改写了一遍题目，美其名曰“虽谬犹信”。苏德超很诧异，“这不是写了些废话吗？”

苏德超上课

上课之余，苏德超还跟随哲学院另一位教师徐明做助教，后者是美国海归学者，拿过中国逻辑学界的最高奖。徐明总在强调：“课堂上不在于说了多少话，而在于明白了多少话。明白不在于情感的共鸣，而在于道理的贯通。”作为理性的狂热爱好者，苏德超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可他实践起来，却和徐明一样，遭遇了学生的不解。

一个学期后，苏德超在教务系统上看到，自己的评教分数只有62，是全哲学院倒数第二。一年后，他给人文班的学生上同一门课，情况好了些。但还是有学生问他：“苏老师，你的讲法太神秘了，为什么要问宇宙更像一架织布机还是一朵玫瑰花？为什么不能直接让我们背‘水是万物的本源（泰勒斯）’？”

为此，苏德超特地在百度贴吧上申请了“想问吧”，希望借此看见学生真实的想法。2006级人文班的一个学生发帖询问，“读哲学有什么用？好像根本没什么必要，自讨苦吃。”苏德超当时的回答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哲学几乎是纯理论的思考，让它有个什么实际用途，可能还是有点难。”

苏德超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学生已经很难从哲学概念溯源到真正的哲学问题。他说，相比90年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少的人会去思考理性和逻辑，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情绪。

但研究分析哲学的人，往往都是冲着“人有病，我要治”去的。他发现，自己不像老师邓晓芒那样想“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试图改变“人看待问题的方式”。能够面向跨专业学生的公选课是一个更为直接的试炼场。2013年底，苏德超申请形而上学公选课通过。除去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框架，苏德超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教育方式。

不过，这也曾引起争议。每次期末结束后，他会在微博分享两三份拿到100与99分的试卷，可在知乎上，有许多吐槽他给分离谱的帖子，其中有一个留言写道，“武大无良教授苏德超，只给我60。”苏德超解释说，每一届他都会先评出（接近）满分的试卷，再评价剩余的，以此达到“分配正义”。而那些在开卷考试中抄袭网络论文的，他不会留一点情面。

当苏德超站在讲台上探索的时候，周玄毅选择了另一条道路。2015年，周玄毅参加了大热的《奇葩说》。在这个节目里，辩论已经不是寻求理性的渠道，而是观点的发泄，且因为辩题的无关紧要，选手们往往更追求雄辩、文采、口才甚至情绪的展示。真正讲一点道理的周玄毅，也被当成另类。

两季之后，苏德超便不再看《奇葩说》了，认为它是“心灵鸡汤的升级版”。因这档节目获得了众多关注的周玄毅，已经是米果文化的联合创始人，《好好说话》音频产品内容总监，他更多地需要考虑如何让13万名付费订阅的听众满意。偶尔苏德超会在朋友圈开玩笑，说“玄毅好像做了别人”。

在问到是否会考虑把苏德超挖到自己的栏目时，周玄毅迟疑了一下，“要看市场。现在付费类产品里面有没有哲学呢？有，比如刘苏里的‘名家大课’，但太小众了。如果哪天学哲学成了一件热门的事，那肯定没问题。”

四

在学期的第十三周，苏德超用自己的遗嘱引入“直觉、自由与决定论”一章作为收束。这夹带着他的一点私心，在既定内容之外，他想和学生一起讨论死亡哲学，“死亡在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惧怕死亡？我们是在害怕感觉和意识的消失。”

叔本华曾说，哲学反思和对世界作形而上学解释的强烈冲动，来自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苦难和生活之悲苦的考虑。对于苏德超而言，类似的哲学思考同样来自于生活和苦难。

苏德超生长在四川巴中龙背乡的一个小村庄里，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由于太穷，亲生父母商议后，决定把苏德超抱养给同村的一个工人家庭。养父是体制内的铁道工人，后来又做货车的运转车长，在当时相当体面。养母没有工作，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家里，苏德超成了事实上的独生子。

随着他的成长，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养母总是会问他：你长大了还会认我吗？这种孤独和不信任感包围了苏德超。一方面，他学会了看眼色行事，从不敢当面提出激进的想法，这点穿插了他的整个一生；另一方面，他开始对外在世界产生质疑。

苏德超的家拐角处有棵李子树，每年开花结果时候，苏德超尝着李子，觉得挺酸。但大人们说：“你还酸，给你吃还没有呢，我们吃着是甜的，你怎么吃着酸呢？”那时苏德超问自己，难道是我有问题吗？大家说的“酸甜”，究竟是不是一样的？他开始挖掘起了观念：“好看的姑娘是朵花，生命是朵花，连地球都是一朵花，花现在是盛开期，但后来总会凋谢吧？”

这些问题是讨厌的侵扰和费解的谜，让他不能好好过日常生活，除非哪天能找到满意的解答。身份的错位感让苏德超后来抱着这样的信念：危机的根源是他自己，仿佛他的一生是一场与他自己本性进行的战斗。

斗争又是漫长的，在生活的许多个瞬间，他仍旧未能摆脱那种妥协、被支配的个性。

真正成为教师之后，苏德超开始发现，学术圈并不像读书时所以为的那么纯粹：对于发文章、拿课题、得头衔来说，读书固然重要，但拉关系好像也很重要，或者更重要。邓晓芒可以公然抨击“这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世界一流的官僚体制！”，但因为他的学术分量，主流团体显然不能够忽略他。对于苏德超来说，他面临着更现实的压力。

时代也在剧烈变化着。世纪之交时，苏德超曾一度听过“80年代李泽厚，90年代刘小枫”的说法，而他自己也是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塑成的精神场域中成长的。2013年，刘小枫与人关于宪政的对话，却震惊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一个曾经写过《记恋冬妮娅》的人，为什么会大吹“新国父论”？一个个人主义者，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国家主义者？他感到不解。另一位知名的西哲学者赵汀阳，师从李泽厚，也同样提出“天下体系”，在观念的游戏里回应主流的国学热。

后来他意识到，二者已经脱离学者的具体问题，只剩意见领袖和圣人情怀，便不再关注了。苏德超也接受了部分游戏规则，老老实实发论文，出去参加五花八门的会议。

但苏德超隐隐羡慕着同是人文班出身的教师易栋，称他是“最坚守我们人文理想的”。易栋在艺术学院任职，每年，他的戏曲课也是公选大热，他喜欢和学生谈梅兰芳与昆曲，分享诗词歌赋，课余还贴了上万元请学生们去看戏。按易栋自己的话说，“痴——是一种人生境界”。

谈到易栋时，苏德超的言语中，流露出几分惋惜：“那样有才华的他，如今仍然是一个讲师”。

苏德超

五

2008年，苏德超评上副教授，和赵林一起做“国家精品课程”，讲西方文化概论。苏德超负责网站的制作，前后协调许多杂事，疲乏一下磨灭了心气。紧接着，他和一个重度抑郁的学生交流，那种抑郁的感觉“一下子传过来”。那时，恰好又碰上汶川地震。他陷入了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质问当中。

整整两个月，他觉得自己只有刚起床的五分钟和正常人一样，其他时间就像“行尸走肉”。或者，从讲台走下来后，有半小时，苏德超可以没有任何抑郁的情绪，学生的“期待的目光”部分拯救了他。他明白了，哪怕自己只能是只蜡烛，但在小角落里，蜡烛或许能比太阳更有意义。

2009年，苏德超申报了形而上学，此前武大没有过这门课。他试图在这门课中寻找能让自己接受世界与内在的东西。

课一学期一学期地开，苏德超好像找到了一些答案。“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苏德超不愿屈服，“还是哲学的死忠派，我想告诉学生，哲学没有那么难，而且生活需要哲学。” 他希望不同专业的学生能看见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不局限在自然科学甚至是生活的工具性里。

每周四晚下课的时候，苏德超总是会被学生围在讲台上，有时会一直拖延到9点30分，再走到桂园的小路上。直到路人都快走光了，苏德超才打断学生群情激愤的讨论，坚决地停下来说：“不能再往深里讲了，不然今天晚上咱们都回不去，只能睡这了！”又偶尔，他讲到某个地方微微一笑，说：这里其实还有两个辩驳派，但我们没时间展开了。

李书仁常常是包围着苏德超的其中一员，她是2015级历史学的学生。每次上完课回到寝室，她总会激动地睡不着觉，就好像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积极又幸福得未曾有过，而又仿佛早就期待着这样，感到了似曾相识的熟悉。每次细致地整理完每次课的悖论，讨论中的每一个观点，她总会愤愤地想，“出国还是什么的都见鬼去吧，我会死守在这上完课”。

她尤其难忘，形而上学的第一节课，苏德超讲完“忒修斯战舰”的同一性悖论后，念了一首普列维尔的短诗，《公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