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寨哥哥王纪伟是如何一步一步创办起全国第一批种子合作社的？
我们不带着“对”与“错”来到这世界
我们不可能一出生就成为品格高尚的人
我们会犯错、会贪婪
会一不小心走在岔路上
但庆幸的是
我们总会遇到导自己向善
教自己承担的人
而我们也愿意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我是属于做事比较灵活的人，初中毕业后，为了做生意，就选择不再上学。当时逃票坐火车到外地去考察项目，结果给赶下火车了，就踦着自行车去考察项目。
年轻时，我就特别热衷于做生意，即使在外打工，时间也不长，一共也就几个月，而且当时打工也不仅仅是为了打工。我曾在郑州牧业高等专科学校打工三个月，其实是带着学养殖技术的心去的，学了三个月后，我就自己回家乡自己做，但没有做成功。
我人生中首次赚到第一桶金，其实是造假得来的。1994年我开了一家皮鞋厂，专做棉皮鞋，其实我就只做了一年。那一年风险其实挺大的，当年不下雪，老百姓当然不会买这种鞋子，眼瞅着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心里想着这次投资估计是血本无归了。但春节前突然来了一场大雪，一下子我的鞋子就销售一空。就这一批鞋，我赚了五万元，这可是一件很牛的事情，要知道当时一家人一整年也赚不了一万块钱。虽然赚了大钱，但是不敢再干了，因为我生产的鞋子一般容易出脚汗人穿两天就会变形，当时除了感觉造假这事早晚得出事外，最主要是觉得通过造假赚钱过不了自己的良心，所以只做了一年就不做了。
经此一役，我又去饭店打工，干了四个月，就没干了。1995年我结婚了，婚后开了一家饭店。当时一天纯利润能挣500块，已经牛得不得了。我在我们村里第一个安装固定电话，第一个使用手机，第一个买电脑，当时的电脑还是386型号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外界信息。当时电脑的价格是9999元，比很多人一年的收入还多，所以父母都觉得我是在糟蹋钱，那时还是拨号上网，几十分钟才能打开一个网页，但也算是进入了信息时代。通过网络就可以查到不同地方的蔬菜价格，我爸也因此被征服了。当时，就算是乡里的一般领导也玩不了手机，当时一位副县长来我我们村后，说我是兰考农民上网第一人。
开饭店时，很多人都是先打白条的，后来政府查吃喝风，饭店的生意就明显下降。而且看到当时联通公司和移动公司在全国铺设网络，他们需要大量的人工架线和地埋光缆，看到这些情况就把饭店结束，然后转行干这个。结束饭店时，还有6、7万的外账没收回来，后来要回来了一部分，还有3万多块钱的白条一直要不回来了。最可怜的一次要债是我们仪封乡的一个纸箱厂，他们在我饭店里吃了一千六百块钱，按照当时的物价，这个金额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也是我辛辛苦苦做了好多天才赚回来的，向他们要债时，他们工厂已经搬到兰考去了，我整整一个月，不间断地每天去一次，光路费我就花了一百多块钱，我想这样总能感动他们。但每次去都被他们推脱，什么办法都使上了，就是无法把钱要回来。最后一次去，我就只准备了去时的两块钱路费，想着孤注一掷，要是债要不回来，我也就不回家了，但结果是，工厂只用了十块钱就把我打发走了。回到家以后，我重新思考这段时间以来，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要债上，成本太高了，于是我把要不回来的那三万多块钱的白条一把火点了。
这一把火烧掉了不仅仅是债务，还包括我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钱”是烧掉了，但也重新燃起了我人生的希望，让我重整锣鼓，再投入到新的事业上——移动的网络铺设工程。
第一单工程，我做得还是挺顺利的。那时候工程的地点是在驻马店，仅仅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赚了2万5千块钱。那时候我给工人每天的工资是三四十块钱，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收入了，大家都知道在我这里能赚钱，所以跟着我干活的人很多，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号人，我宛如指挥着千军万马。
得到这个工程，还是得益于我堂哥的一个战友，他手上有活，但没有人干，我们当时就扮演工程兵的角色，还穿着迷彩服上班，工作期间犹如老虎下山般。我挺擅长于武装人的思想，大家干活的热情很高涨，我们25个人一个班，架线、埋线的工作。白天老百姓不让干，那我们只能晚上行动，划地标号、挖坑、立电线杆、架线、固定……这一套程序，我们25个人一晚上就能完成3公里，这速度是其他工程队望尘莫及的。
干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姓孙的老板主动找到我，让我跟着他干。我当时所做的工程是2元/米，孙老板给出的价格是5元/米。为什么价格这么高？他说他是部队里的人，是第一手承包商，我跟他干就可以跳过现在的二手承包商，拿到更高的工程费。这对于我来说当然好啊，要想壮大自己的队伍，总得往上走。于是我就去到他在芝麻花大酒店所设的办公室找他，办公室门外有两个兵在站岗，还拿着枪，要进门还得经过通报，感觉很正规的样子。那孙总看到我去找他，甚是热情的把我招呼进去，拉开帘子指着地图里的50公里范围，说把这部分的工程都交给我，我当时一口就答应了。
工程接下来后，我就让我那一百多号人全部进入工地，孙总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们五千块钱做生活费。当时心里觉得这老板人也太好了，活还没干就先给生活费。工程进行了一段时间，那五千元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但也不好意思向孙总要，我就自己先垫付着。干了一个多月后，除了生活费，还有工人的工资，我就把我这几年的储蓄都垫上了。于是，我去找孙总，希望他能把工程款结一下，他当时答应得很爽快，说过两天就把工程款的50%支付给我。过了两天后，我就给孙总打电话，但电话没有人，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只是单纯地认为他的手机没在身边。等过了两小时，我再给他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我还抱着他手机没电的希望。第二天我再打过去时，手机已经停机了，这我就纳闷了，一个大老板的，手机怎么可能停机呢？我就去芝麻花大酒店找他，但酒店说他昨天已经退房了。没办法，我就找上甲方——移动公司，想透过他们找到孙总，但移动公司那边很愤怒地说也正在找他，工程款已经结了，但工程还在撂在那里没完成。
要是换到现在，跑是不可能，而且还有劳动保障局负责帮忙要工资，但当年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人跑了就无法追踪。别说像我这样的个体，就连移动公司也没招，所以我们双方都成为了受害者。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其实是很普遍的，因为法制不健全，漏洞多。
我可以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当时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还欠着工人钱。我从我叔那里借了四千块钱，总算是人回家了。虽然当时工地里还剩下很多移动公司的物料，但我心知在这事件中，移动公司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要打这些物料的主意。能抓到罪魁祸首当然要讨回公道，找不着就只能自己认栽，但不能让同是受害者的第三方背锅呀！
当时一百多个工人，每个工人我还欠着4-5百块钱，回来之后，心里不舒服啊，而且眼看着马上就要过年了。到了除夕前一天，想着明天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讨债的肯定都上门来了，但我又没有钱还，他们肯定会留在我家打扑克牌、聊天、吃饭……他们要不上钱绝对是不走的。所以，我就让妻儿先回娘家过年，自己留下来面对。
本来年二十九的白天就该贴对联了，但因为我们农村有一个习俗，就是贴上新的对联后，不管家中欠多少债，也不管欠什么人的债，这个时候都不能来要债了！这对于要债的人来说就显得太不近情理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先不贴上对联，等他们来了再说。但等到快天黑了，要债的人还是没上门，这时候我不能不贴了，因为除非家里有丧事的过年才不贴对联。于是我心里很忐忑地贴上了对联，心里猜想着要债的人肯定是准备要给我大难堪，说不准大年初一才上家里要债，这可丢大人了！
我愁得连晚饭也没吃，在家里睡觉，门也不敢出，就在家里等着。一直等到大年初三，都没有人找上门，我在家里待不住了，就出门溜达，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都不来要账呢？
我一出门就碰到欠他们钱的几个人，他们很奇怪地问我，这几天怎么没见到我。我说我不想出门。然后我就问他们，怎么春节了你们都没上来要账呢？他们说：也不是没想过要，所以之前大家就聚在一起讨论了这事，讨论的结果是：1、你确实被骗了，钱没要回来；2、你也把自己所有积蓄十多万元全垫上了。所以大家的意思是，你有钱就给，没有就算了。
听到乡亲们这一番话，我心里热呼呼的。那一刻，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找机会来弥补这个过错，补偿对大家的亏欠。这就是我后来成立新科技种养协会的原因，带领这批亏了钱的村民一起搞特色农业。
2001年，我找到与我关系不错的4个人，然后这4个人又各自找了3、4个胆大的、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的人，一共16个人。虽然当时我已没有钱了，但大家还是很认可我的能力的，我把自己的思路和大家一说，大家就立马爽快答应一起干，成立起了胡寨村新科技种养协会。
协会成立后，我们就到外面去考察市场，看要种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我们决定了种西洋南瓜。
我们协会是10月份成立的，年前就把西洋南瓜的种子买回来了。2002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育苗，第一年种植的面积是22亩地，每亩地的收入就没有低于1500块钱的，收入高的可达2000块钱/亩，当时种小麦的收入也只有400-500元/亩。
2003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就翻了好几倍，接近了80亩，但当年南瓜成熟的时候就碰上非典，那时候白萝卜和板蓝根价格高，销量好，但其他农产品却无人问津。当时我和理事会的5名成员就开了一次理事会大会。我说，现在这么多人跟着咱们干，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卖出去啊。既然没人来收，我们就想办法走出去吧！
但谁出去找市场呢？
当时所有人都低下头不说话了，因为那时候出去意味着是能不能活着回来的问题。当时非典疫情从北京波及下来，每个村路口都挖了沟，有人把关，外面的人不能进村，就算是自己村里出去的人都必须量体温，要是体温有变化，也不能进村。人与人见面打招呼，也得离十米远，都不照面的。光那种气氛就让人觉得极其恐怖。当时，我有一个叔叔从外面回来，村里都没人敢靠近搭理他。
理事会会议上，我见大家都不吱声，就只好自动请缨。只要求协会里给我报销路费和每天4个口罩的钱，当时口罩不像现在，几毛钱、一块钱就能买到一个，电视里说，每4个小时换一次口罩可以有效的避免传染，所以当时口罩的价格可是飞涨到10块钱、20块钱一个，而且还不容易买得到。
理事会的成员每个人拿了50块钱，另外还有两个不在理事会的村民知道了这事，也各自拿出了50块钱，一共凑了350块钱让我出去找市场。
在我的计划里，第一站要去的是北京，家里人知道后哭得一塌糊涂，母亲和老婆都不让我去。我安慰她们，一定会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当时是五月份，其实气温挺高的，但因为北京可是重灾区，所以压根没想过要住宾馆，怕在人多的地方容易被传染，就带了一件厚的迷彩服上路，打算到北京后就随便在室外找个地方睡觉。
每经过一个县，就得下车量一次体温，用像手枪似的红外线体温仪往额头一照就能测出人体的温度，只要测出来体温异常，就直接被隔离了。幸好我这一路下来，体温都很正常，我才得于顺利进入北京。
一到北京，我就直奔新发地【注：新发地是北京一个大型的农产品批发中心】。平时新发地人可是多得不得了，但我去的当天是怎么一个状况？就是你张开双臂随便跑也摸不到人。我和新发地一个老板谈南瓜销售的事，他说现在北京疫情这么严重，基本就没有生意，建议我到山东去。
为了更快把西洋南瓜销售出去，出门时我还背着半袋样品，听了那老板的话，就直接坐车去了山东济南的八里桥批发市场。
那个地方人流的确比北京多很多，当把南瓜样品拿出来时，当地的老板说这南瓜在八里桥没有销量，一天顶多销售几千斤，你们村里那么大的量，这里是解决不了的，于是建议我去寿光。那时已经是夜晚11点多了，我就在批发市场对面绿化带的草坪上，铺着五毛钱买来的报纸，盖上我那厚厚的迷彩服，就这样睡了一夜。第二天起来了，所有露出来的地方都是蚊子叮的包，那天可真是遭罪了。
天不亮，我就坐出租车到火车站，还差点因为出租车司机向我多要了两块钱和他打起来。那司机想着外地人好欺负，把我拉到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就让我下车付7块钱，我就跟他急了，说没到地方只能付他5块钱。那司机见我个高体重的，又不服硬，就收了5块钱走了。
我火车转汽车的，终于到了寿光。在寿光，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客户，叫张庆立（音），他愿意收购我们的南瓜。但他一听到我是河南人，就表示不想和河南人打交道。
“你们山东有没有监狱？”
“怎么可能没有监狱呢？”
“你不是说山东好吗？怎么也有坏人呢？”
“再好的地方也有坏人的。”
“对啊！那最坏的地方也会有好人的。虽然现在你们认为河南人不好，但河南肯定也有好人啊！”
……
通过沟通后，张庆利终于同意跟我跑一趟村里看货。他随身带着一个包，包里装着钱，到了汽车站，他让我先上车，他去找亲戚说句话就回来了。
我们先坐汽车，再转火车。坐火车的时候，张庆立把包就放在行李架上面，然后呼呼大睡。我心想这人心真大，那里面可是钱啊，怎么可以睡觉呢？他是睡着了，但我可不敢睡，整夜睁着眼睛盯着那个包。张庆立醒来后，问我怎么不睡？我说我睡不着，你睡吧！
终于到了我们村，张庆立看了我们的产品，觉得挺满意，就说他给家里人打电话，让他们把车开过来，把钱也带过来。我就奇怪了，问他：“你那包里不是带着钱吗？”他说他得留点心，怕我没有产品，只是把他骗过来，那可怎么办？所以把钱放亲戚那了。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可是害得我一夜没睡，帮你看着包啊！”
我们的合作就从那时开始了。
收第一车南瓜时，我们质量关把得很好，张庆立很是满意，就跟车回家了，表示以后的货我收好就直接往他那里发就好了。我也是麻痹大意，第二车货就把收购的工作都交给理事会其他的成员负责，就出事了。收购的产品里有短斤缺两的，也有以次充好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货发过去后，张庆立就打电话对我说：“娃啊！跟你们河南人真没法打交道。”我问：“怎么了？”他说：“原本我们协议好，一车货在运输途中损耗不超过500斤，但是这一车货过来差了1500斤，而且里面还有次品。我们没法合作了！”我说：“行！不合作也没关系，这次是我们质量没把好关，损失我给你补过去。”
当时南瓜的销售价是4毛2一斤，短了1000斤，我就给他补500块钱。我让他把账号发过来，我把钱给他邮过去。他当时说不用了，只要大家心里清楚就好。但我心里可不这么想，既然是我们自己没做好，我们就必须要承担责任。我按照他给我的地址，就通过邮政汇款把钱给他邮过去了。
张庆立收到钱了，又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你这行为让我很感动，你告诉我为什么会出现之前的情况吧！”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他，因为我没有亲自把关，也没有把这事情看得那么重，所以就出现这些纰漏。他就问我，现在有没有人来收南瓜？我说没有。他说：“这样吧！你帮把质量关把好，再继续给我发吧！”
我一听可高兴了，立马答应，并向他承诺，要是再有问题，我就一个赔他两个。
这一次我亲自收，亲自抓质量，同时也给所有的社员开会，告诉他们现在这种情况，好不容易有客人愿意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失信于人，上次的事情就不追究了，但以后就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在收南瓜时，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给每一户社员编好号，让他们打包时把编号放进去，理事会做好记录，收购的钱暂时不发给社员。等货发过去后，如果发现有问题了，客户就可以告诉理事会包里的号码。无论是质量出问题，还是数量不够，只要发现谁家的货不合标准，这一整车货的钱咱们都不要。最后这损失由谁来承担？就由那户不达标的社员来承担。
这惩罚力度很大，也不需要我们监管，社员们都很自觉地按标准，甚至高于标准来筛选，例如我们规定每个南瓜不低2.5斤的，那他们就会选2.6斤、2.8斤以上的给客户，这就把质量问题、重量问题全解决了。
直到今天，虽然和张庆立已经没有生意上的合作，但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他经常说，要是我们这边有什么农产品需要销售的，就直接给他发过去。
2003年，我们把非典这个难关渡过了，虽然收入较以前低，每亩只有1000-1200元的收入，但南瓜没有烂地里面，已经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到了2004年，不仅我们村里，其他邻村的都跟着种西洋南瓜了。社员们对市场运作没有概念，老想着要多卖钱，所以想直接到市场上去销售，但我反对，因为这样子销售太慢了，而且现在种的人多了，市场马上要掉价，仅仅河北的某个县就种了5000亩的西洋南瓜。开了好多次会，我们都无法统一意见，后来协会选出了两个代表，让他们去跑市场。但他们都没有市场经验，本来南瓜的价格是8毛钱/斤，他们转了一圈回来，价格已经落到5毛钱/斤了，我当时就建议赶紧让中间商来收，但大家又不肯，非要再去跑一趟市场。这一趟跑完回来了，南瓜已经没人收了。这时候社员们都来抱怨，说我让他们种南瓜，又不帮忙销售，结果南瓜都烂地里了。我也来气了，这农民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一怒之下就把协会给解散了。
协会从2001年成立，到2004年解散，三年多的时间，我已经有了市场经验，也有了销售渠道，什么农产品都不愁卖，所以我当时是信心十足的。我找了两个朋友，在兰考开了第一家农业订单公司——农通公司，寓意农业通达，通向四方。
我当时去找农业局的种植结构调整办公室的张主任，他听我说要开农业订单公司，就马上赞同，他说：“这样好啊！现在农业局种植结构调整都不知道怎么调，你这想法好啊！”然后让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他。
当时何慧丽在兰考挂职副县长，要在兰考做新农村建设实验，需要找一批农村的精英、能人，但初来乍到的，她也不知道要去哪找，于是她想到了与农民打交道比较多的部门——农业局。何慧丽希望农业局可以给她推荐几个农民，刚好她找到了种植结构调整办公室的张主任。张主任说：“正好啊！前两天有一个农民在兰考县成立一家农业订单公司，我和他聊了一会，这人有思想有能力。”就这样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何慧丽。
我有一个朋友因之前打架被判刑了，刚好那一天从监狱里出来，我们给他接风，一起喝酒。何慧丽上我的公司找我，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她我不在，她让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并介绍自己是兰考县的副县长。
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但当时我喝得有点晕乎乎的，听说县长找我，我就说别搭理她，什么县长啊，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县长，肯定是骗子，你别管她，更不能给她钱，一分钱也不能给。然后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过没多久，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何慧丽亲自打过来的。
“你是王经理啊！我是县里的副县长，找你有点事。”
“有事你晚点再说吧！我正和朋友一起喝酒呢。”
“我们能不能见个面，就几分钟的时间。”
我心想，好！就回去，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看你这个骗子能把我怎么着？
我就开了个面包车，跑回公司去了。结果回去一看，来人个子不高，这算什么县长啊？县长在我的心目中可是高大威武的，这人肯定是骗子！
“你喝酒了？”
“是啊！怎么着？”
“要不我们晚上再聊吧！”
“行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哪聊？要不去你办公室吧？”
我心想，这去一趟政府办公室，李逵还是李鬼，不什么都清楚了吗？
没想到她就答应了，约好了我晚上八点在她的办公室见面。
晚上八点，酒也醒了，我准时去到县政府，我问传达室里的工作人员，“这有没有一个姓何的县长啊？”他说：“有啊！”
这一下就把我吓到了，还真有一个姓何的县长啊！想到自己下午的放肆，心想：完了！
我带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何慧丽的办公室，我一进门马上先道歉，“对不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我今天喝酒了，您别见怪！”
何慧丽给我倒上水，让我坐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聊农村，聊农业，聊我之前的协会，从八点一直聊到零时。
这过程中，我所谈到的农业事情，何慧丽几乎从来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什么概念，那时候搞新技术的人也不多，而我懂市场，懂种植技术，所以她就把我当成什么农业专家了。以后每次到农村，她都拉上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向当地农民推荐我，说我是农业专家。
何慧丽老师还经常拉着我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去北京学习听课。这学习期间遇到过一些外国人在课堂上满地打滚，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怀疑这是不是邪教啊！但想着是领导带着来的，应该不会是坑，于是就先学着呗。
学习了一段时间，何慧丽把我带到南街村，当地村长接待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南街村的情况，还听了王宏斌的感人事迹。南街村对着107国道的路上，有这么一行字：“傻瓜种瓜，得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我看了以后，心里面很触动，何慧丽老师也发现了我一直盯着那行字在看。
当时同行的还有中国大学生支农调研第一人白亚丽，南马庄村支书张砚斌，回到兰考后，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何慧丽老师让大家都回去休息，唯独把我一人留下了。
何慧丽老师对我说：“这人啊！不能耍聪明，一定要有傻子精神，奉献精神，才能做出事情来。你老是耍聪明，怎么能让农民跟着你呢？怎么能让农民相信你呢？”接着就开始帮我分析我种养协会失败的原因。
说了一通后，就问我要不要干合作社？只要我说不干，何慧丽就接着说，不让我回去睡觉。最后，我一咬牙，就说：“行了，干！”然后，她就说：“行！那就回去睡觉吧！”
胡寨村的合作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但干合作社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刚成立的第一个月里，我足足开了35场会议。第一次是开大会，想着把村里人都召集起来，给大家讲合作社，但村民觉得不就和协会是同一套路吗，有什么好听的？所以大家都不来。
当时在村里，一直有9个始终追随我的人，其中一人是在街上卖煤球的，他有一个小广播。他说让我等着，他去帮我把人叫过来。他拿着小广播沿村叫喊着：“王纪伟要给大家讲合作社，如果大家来听，就可以免费吃瓜子，香烟随便抽，水果糖随便吃。”他花了30块钱，买了10块钱的香烟，10块钱的瓜子，10块钱的水果糖，这一通喊后，就来了一屋子的人。
当时我已经学了很多合作社的理念，站在上面就把这些理念一脑子的全讲出来了，下面的人吃瓜子的、抽烟的、吃水果糖的，吃完以后，“哄”一声就全走了，根本没人在意我在讲什么。
看到这情形，只好与追随我的那9个人先开会商议。我觉得这样子开大会没有效果，因为人太多了，大家都听不进去，于是就想了一个主意，给9个人分派任务。今天到你家，你就负责把和你关系好的朋友、邻居叫到你家去；明天去他家，就由他把人带过来，每次起码叫5个人。那时候大家还没有玩手机的习惯，只要来了，就算只是碍着面子，也总得听我说完。
这样小团体的会议效果就出来了。以这样的方式，我一个月里开了不下35场会议，一天一天的开，到最后差不多对全村的人都讲过。我看时机也成熟了，就召集村民们开大会，把合作社的整体规划、章程、制度什么的再对大家讲清楚，然后让愿意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现场签字，那一场大会就动员了村里42个人加入我们，正式成立胡寨村的合作社。这个历史时刻是2005年1月26日（农历2004年腊月17）。
何慧丽老师建议我在村里成立腰鼓队、盘鼓队，先用文化把村民的心凝聚起来。后来在何慧丽老师的引领下，我们的盘鼓队有机会进到北京表演，这对于我们来说可提劲了，村民觉得这合作社和以前的协会不一样了，有文化底蕴了！
那个时候合作社法还没颁布，更没有什么专业合作社的概念。我们的合作社叫做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虽然成立初期文化先行了，但最终还得回归经济发展，带领社员发家致富。
2005年，合作社带领着社员种胡萝卜，赚钱了！5毛钱/斤，一亩地卖几千块钱。但到了2006年，又出事了。当时我们合作社分了种植组、养殖组和文艺组，合作社对于考察项目、市场信息方面管理不善，都集中在种植组组长的个人手里，他掌握了全部的信息资源，其他人都不知道，不敢问。偶获知在销售环节，种植组组长从中有提留获利。
当时理事会共有9个成员，其中7个成员（另外2人是我和种植组组长）都反对种植组组长继续留在理事会，并明确表示要是他还留下来，那他们7人就同时退出。迫于形势，我只好让种植组组长退出理事会了。
从那以后，我们合作社实施了双线管理，只要是用合作社资源外出学习的，必须把外出学习的成果全部存在合作社，不能一人掌握，要是不按这规定执行的，那合作社就不予报销学习的费用，这样就慢慢杜绝了信息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漏洞。
理事会里还有一个女理事，她婶婶是我们县的政协副主席，在县里很有威望，她给予我们合作社很大的帮助，但这个女理事在合作社里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理事会决议要把她劝退，她就向她婶婶告状。她婶婶给我打电话，想说说情，我就把所有情况告诉她，并分析其中的利弊，这事已引起了大家的公愤，不处理不行。她婶婶了解了实情后，就表示支持我们的决定。
这合作社一路走来，真的是状况不断。我们文艺队的队长已经经历了三上三下了。第一次下台，是因为她把文艺队的钱私自分给队员了，其实我们是有规定的，每年的收入必须由合作社在年底统一分配，但她觉得自己是文艺队的队长，就有这个权利把文艺队赚的钱分给自己的队员，既然大家无法谈到一起，我就马上把她撤了。她不服气，把我告了，但理在我这边，她是绝对告不赢的。
也有某些人捕风捉影，把我告到何慧丽老师那里去，但何老师一直都很信任我，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要是没有何慧丽老师，胡寨村的合作村也走不到今天。
2007年7月1日，中国合作社法正式实施，2008年我们成立了仪封乡联合社，2009年我们胡寨村的合作社变更为专业合作社——胡寨哥哥专业合作社。
到现在，我们合作社具备四大功能：
1、经济发展，我们有设施农业、养殖，还有加工，花生油、粉条，蔬菜配送，我们有自己的保鲜库；
2、文化建设：我们现在有腰鼓队、盘鼓队、广场舞、老年协会、老年艺术团，艺术团也能赚钱，唱一天戏可以赚2000块钱，去年开始村里评比好媳妇、好婆婆、热心公益等；
3、资金互助：现在合作社的股金已达到600多万元，去年的收入达到28万，合作社去年全年的收益是40多万，资金互助的收益已经占总收入的60%多，这不仅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也为社员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资金问题。
4、社区服务：包括学前教育——幼儿园（3年义务教育），社员的饮用水（600米的深井水），合作社购买了农业生产的大型机械，帮助社员耕、种、收过程中的机械利用，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今年（2018年），合作社购买了无人机，更好地进行农田管理。这统一的管理也有利于我们生态农业的建设，可以监管农民化肥农药的施用。
养老服务（方案已出，但还没有真正实施）——农村老人忌讳“养老院”这词，所以我们叫做老年娱乐活动中心，村里的老人平时就可以在老年娱乐活动中心聚集，这样大家都可以互相照顾，我们把这叫做“互助式养老”：75岁以上的、智障的、空巢的、需要长期照顾的，我们提供了设施、方法，让大家可以互相照顾。在农村，70多岁、80岁的老人其实依然有着很强的劳动力，自己能做饭，什么都能干，那么这部分年老但有劳动力的老人去照顾那些年纪更大的、没有自我照顾能力的老人。对于没有子女的，年青的照顾年龄大，能动的照顾不能动的，大家互相照顾；对于有子女的，但需要长期照顾的，那就由子女每个月支付定额的费用，合作社统一安排人来照顾；对于智力不足，但也有劳动力，能干活的人，可以让他们帮忙照顾一下老人，这些简单的事情他们是可以做好的；空巢老人，子女都在外面工作，虽然也有一定的自我照顾能力，但只有一个人在家也是一件很不安全的事，晚上有个头晕发热的，想喊人也喊不着，万一病情恶化了怎么办？那平时他们住在中心，子女回家了就把他们接回去住一段日子。我设想把全村200多户村民发动起来，一户一年出两天义务工，为中心的老人服务，这可比他们平时外出拜佛更积善呢，要知道这全村的佛都在我们的老年娱乐活动中心。要是不能出义务工的，就每人每年出200块钱，让其他有时间的人为你提供服务。这样可以在村里形成一种孝顺的氛围，年青的义务工加入到服务的行列，可以做一些老年人做不了的事情，例如老年人不会用电器产品，那义务工就可以帮忙。每天都有一个年青人在中心。通过这种方式，在村里实现低成本的，可持续性的养老。
胡寨村下一步的目标是实现生态村，这不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更希望村民们不再受到化肥农药的毒害，从自己开始过上有机的生活，然后再把安全的食品带给其他人。这是我2018年当上村支书后，必须为村里做的一件事。
王纪伟理事长将会在耕读大学第三期集中学习上，为我们讲授《合作社建设与乡村内置金融》课程。想知道怎样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想知道怎么把乡村的钱留在乡村用，解决乡村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请留意我们的后续报道！
扫一扫
有机农产品
轻松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