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看一眼“成都宣言”！让音乐教育回归“人才培养为本”

文 | 张燚

6月21日至22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如果我们因为打着“全国”“国际”的会议太多而毫无触动，那么需要进一步了解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第一次举办专门研究本科教育的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发表讲话，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主持，共有来自中央有关部门教育司局、各省区教育行政部门以及部分高校的5.2万人参加现场或视频会议。

更为重要的是，与之后的高教改革工作相比，这次会议只是一次预热。会议推出的收官之作是“成都宣言”，宣言之后，“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才正式拉开帷幕，从中央到地方的本科高校将会以“成都宣言”为指导进行接下来的教育改革。

“成都宣言”的核心是告别之前的“科研为纲”，回归教育，回归“人才培养为本”。宣言分为十条，其中一条是大家都关心的教师评价，“改革教师评价体系，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享受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职业幸福。”在教师评价中，会“加大对教学业绩突出教师的奖励力度”，教师业绩形式更加多样，科研的比例相对降低。这对于那些“擅长”发论文的教师来说是一个“利空”的坏信号，但是对于音乐教育研究者来说，却可能是重要的利好消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音乐教育研究原来就是被忽视的存在，已经退无可退。在之前长期的“科研至上”语境中，音乐教育研究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成为音乐学术中的“小可怜”。这从一个荒诞的现象中即可看出：高等院校的音乐教师是音乐科研的绝对主力，但他们很少去研究音乐教育。为什么？因为音乐教育论文很难在高级期刊发表，音乐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包括扩展版——无一设置音乐教育板块，经年也难见一篇音乐教育论文。

这又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是音乐教育从业者，音乐教育类研究在原来科研评价体系中太普通、不够偏门，唬不住同行，所以很容易得到“学术性不够”的评价。如此一来，音乐教育研究的阵地完全被中小学音乐教师占领——他们晋升职称有在普通期刊发的几篇论文就够了，而普通期刊大多数只操心版面费并不会特别去歧视音乐教育研究。这还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音乐教育研究不够高端。另一方面，是因为科研评价体系中论文独大，不仅与世界通用的多元科研观迥异（至少包括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四种），而且在高级音乐期刊上进一步窄化为“考据的学术”。以考据为标准，那么教学的、应用的、交叉的哪怕是创新的音乐教育论文自然就被认为学术性不够。

第二，全面提升音乐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离不开音乐教育研究。“成都宣言”提出“全面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教育研究的支持。对于音乐教师来说，提高教育教学能力需要音乐学术来指导实践，需要音乐教育研究。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音乐教育研究如果延续原来的“高级别论文”形式，其实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成都宣言”提出回归常识，那么音乐教育研究也要回归常识，不能像原来那样常识都没搞清楚却被迫一味装“高深”，“专到没朋友”。首先，音乐教育研究应该重视适用性，适用比高深、专精更重要，对适用的把握远比多读几篇冷门文献更难。其实，音乐教育研究应该重视推广，得不到推广也就是没有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推广需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些都是学问、都是“文章”。第三，音乐教育研究应该具有多种形态，除了论文还包括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报告，得到音乐院系师生欢迎的教材或教学，在媒体上具有接收量和美誉度的音乐作品，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音乐文化推广载体以及华夏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行为等。大多数情况下，音乐教育研究需要告别高深和古板，而需要从普通受众而不是本领域专家的接受角度进行艺术设计，使之具有灵活的形式、活泼的方式、亲切的态度、丰富的美感。

“成都宣言”以及教育部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显示，音乐教育研究这样的直接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科研工作，其形势会越来越好。然而，我们是不是坐等可得？恐怕未必。惯性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有前车之鉴：2015年10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颁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如今三年过去，我国几百所音乐院系还几乎见不到应用转型的成果或研究。“成都宣言”在音乐院系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命运？

所以，笔者写作本文以及接下来的这句话可能并非可有可无：嗨！天不早了，烦请看一眼“成都宣言”好不？

-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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