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量表，忘掉理论，我们还能不能做学术研究？
2020年9月14日，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与《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组织博后进站论证会，主题是“体育消费行为变化与新余暇生活方式的生成”，邀请成都体育学院程林林教授、扬州大学颜军教授（合作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王智慧教授、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袁鹏研究员、《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程志理编审（导师），作为主旨发言专家，就焦素花博士的课题《新时代中国体育消费行为变化研究》进行了深入论证，与会的十多位博士参与了讨论。
焦素花在博后项目课题的报告中，提出文化消费的系统决定了一个体育消费实践场域的舒适性和享乐性。对于消费者来说，体育消费行为不但具有工具性功能（健身等效用），而且具有自目的性功能（生活性享乐与愉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对体育消费的选择，越来越看重其体验性的自目的性功能（享乐），而不仅仅是工具性功能（效用）。
课题《新时代体育消费行为变化研究》尝试采用“事实-现实-切实”三元互证链的叙事分析结构，以体育消费者为研究对象，以体育消费行为实践为研究个案，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变迁轨迹进行解释，拓展了思考体育消费行为变化与新余暇生活方式生成的现实与理论意义，分析体育消费行为变化的不同社会政策对新余暇生活方式生成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借此对体育消费理论、政策进行反思。在体育消费行为变化过程中，体育消费行为方式既不是消费者个体能够自主决定的，也不是仅仅涉及国家消费政策的支持，它必须与其所处的宏观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环境相匹配。两个变量影响了体育消费行为形成的方式，即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与经济密切相关，内部因素涉及个体社会化水平（技能掌握水平、教育层次、人际关系、惯习等）。前者涉及收入水平，后者涉及文化消费行为选择问题。
其次，在体育消费方式与其区域、其他制度相匹配的过程中，产生了消费结构的制度背景，区域及制度背景也会直接型塑体育消费行为变迁轨迹甚至命运，并且对体育消费升级及消费新业态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接下来各位专家及参会学者分别对其研究内容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和热烈的讨论。
在方法运用方面，颜军认为，我们不管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是针对不同的问题类型，采用针对性的选择，因为方法是为解决问题而服务的，而不是为了方法而方法。我看过你前面的两稿，现在这一稿与前面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我是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心理学方面的局限，一般研究人的消费行为前产生的心理动机及发生后的心理归因分析，对其过程中的变化只是进行推理得到的，这也是心理学当今研究短板所在。其实你最大的亮点是互证叙事这个方法，至少在体育界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体育消费行为的还没有。你这里提到的叙事，可以透视人的认知结构和过程，更容易将人的心理内在表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反映出来，它是建构经验和指引行动的基础。
其实我讲的目的是，你采用的方法是叙事，而叙事本身是有自己内在的逻辑的，所以你的方法是个亮点。那么，我感到模糊的是你的研究假设是什么？消费行为变化和人的生活方式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你是怎么去理解的？请你做一个阐述。我对你的建议是，千万不要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因素分析夹杂到你的整体性质性研究叙事中去，既然你以叙事研究作为主要方法，你要做好理论的抽象，不要最后又回到自然科学那种结构分析的模式中去。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可以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方法学角度进行相互补充。
王智慧提出，你的开题报告一直贯通着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对你研究的重要作用，其实，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最基本的概念，布迪厄强调，场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人的行为的发生是在客观的社会结构和人的心智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你整个分析中，布迪厄场域理论在体育消费行为变化分析的运用，你也分析了布迪厄采用惯习和场域的概念，目的是力图克服理性行动的缺陷，认为个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那么我想询问的是布迪厄的“惯习”来源哪里？我的理解，惯习来源于行动既往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他的整个实践理论，强调社会大事件是由更多的社会小事件构成，小事件实际上就是场域，那么场域是由社会行动决定，它是取决于如非意识的习性，所以最终场域还需要回到惯习上去，布迪厄强调，惯习在社会实践中起到的一个中介作用。后来韦伯创立的社会行动理论，也强调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对人行动的作用，也就是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在布迪厄基础上，韦伯提出人的行为受惯习、习性等的影响，那么你引入布迪厄的理论，希望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对以惯习为中介的主观能动性能起多大作用，到底能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你做的贡献所在。其实我认为你所研究的核心是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消费行为变化的影响大于你所列出的社会背景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是你研究的核心所在。
我的建议，第一，不要太完全局限于现有理论，要有突破。第二，研究对象的选择要明确。体育消费作为一种高层次的追求，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的镜像呈现。不同阶层的消费选择和意愿是不一样的，内容框架与你的题目是否符合这一点请再思考，我认为，阶层引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体育消费结构呈现中，中国的体育消费行为是由谁来推动的？中产阶层在体育消费中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其实中产阶层在体育消费引导中所起到的麦当劳化现象的倾向，都可以是你利用的分析材料，我们其实也没怎么界定好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志，这也是你可以利用的很好的切口。第三，从体育消费视角切入，你阐释的绝大部分是质性研究，但现在你阐释里面又有很多介于两者之间的众多模糊群像，那么你的具体假设是什么？第四，个案研究对既有理论的验证和批驳是一把很好的利器。但我看不到你对既有理论的阐释，你还是需要对这些方面做出具体例证来。第五，消费研究其实是整体性的研究，它是消费符号、文本分析、民族志、个案等，那么你所选择的哪一种方法解决哪一个问题一定要明确，第六，选题很好，建议研究中一定要凸出人的作用，集体表象背后个体存在的意义。
程志理直接说，我们研究问题，有了论域，我们在事实面前追寻问题，首先得回到文献，在做文献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结构。我的观点是体育学研究的是人的运动行为，而不是研究人体，讨论人的行为就是讨论主体的行为，谈体育消费行为，就是谈文化行为，因为体育是社会构建的方式。在汉语文献中，研究体育消费，大多数论文是从供-需关系讨论的，那么体育消费这个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外界客观的物质环境比如健身步道、体育公园建设等能不能激发？我觉得从因素论讨论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研究项目做成功，是需要学术勇气的。
第二，我研究体育学问题是没有学科界限的，我一直反对从理论观念出发的研究理路，我认为要直面问题本身，紧扣问题做材料叙事，材料为王。如何运用材料，有一个材料如何转化为证据的过程。我以为针对体育消费行为研究获得的所有判断，都应该纳入此课题研究的叙事分析，充分掌握材料，做材料证据的互证，证实也证伪，文献梳理中的研究结论其实都可以纳入研究中的论证材料，或者对其进行验证。我的学生说要用场域这个概念，我想既然要用，也未必不可，但千万不能完全用理论来架构整个研究框架，其实我们利用理论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释论证过程需要解释的社会现象而已，只要理论能够解释得合理，谁的都可以用。我们总希望在学术、科研里，获得“确定性”判断，要知道这种“判断”往往是主观的。
第三，我们在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上，常常出现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者，要让陌生的路人来帮你回答你研究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形，我们用定量的方式获得的“数据”“材料”，最后竟然是用一种最主观的臆想，给出一个武断粗暴的判断。
程林林最后总结性发言，他说，第一，题目中“新时代”具体是如何界定的？这个要交代清楚，“新时代”是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GDP年增速低于7%）阶段的一种称谓，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描述。它与体育消费行为变化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表述。我认为用“新余暇生活”替代“新时代”可能更好一些。
第二，作为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拟解决的的问题需要阐释清楚，建议明确将“体认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有别于认识论，是准备从哲学层面对体育消费行为变化的深层次解释。使用“三元结构互证”的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第三，文献梳理的规范，需要由开创性文献、中继性文献、近3年热点文献等构成，为了使主线梳理和描述更加清晰，我建议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解决相关文献的覆盖面问题，用做体育消费行为学术史梳理的方式，解决文献综述的质量问题，也就是说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会取得较为可靠的评述。
第四，对于“行为变化”的描述，可借鉴TTM理论，即行为转变理论模式，也称为行为阶段转变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and stages of change,TTM），是美国心理学家普罗察斯卡（Prochaska）在1983年提出的。它着眼于行为变化过程及对象需求，它认为人的行为转变是一个复杂、渐进、连续的过程，可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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