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周大鸣：《社会转型与现实关怀：移民时代的人类学》

2016-05-27 周大鸣 人类学乾坤

【作者简介】周大鸣，长江学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移民内部层面，人类学研究移民文化特质，有助于社会理解不同移民群体；移民外部层面，人类学关注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促进不同移民群体的包容共处，同时，推动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完善，采取有利于移民社会发展的公共治理政策，处理好中国城市里的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正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中国的城市也发生转型，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过渡。人群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带来社会结构、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已进入移民时代，而人类学将发挥更多的作用与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影响。

人类学具有对移民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社会关怀。人类学十分关注各类移民群体的发展。在上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国际移民涌入欧美国家。移民的到来，一方面给流入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等，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给这些流入国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此时，不少人类学对不同国家的移民进行了研究。以美国为例，人类学家关注跨国移民研究、城市少数族裔的研究、城市贫困研究和文化多元研究。人类学对移民的研究，引起了政府对移民问题的关注。这些研究重点关注移民的贫困、社会适应、社会流动、文化融化、族群关系、经济活动等方面，其中不少研究成果对欧美国家的移民政策制定、移民减贫行动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对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的研究，指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空间等方面具有独特性，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最后形成了一种他所称之为的“贫困文化”。在刘易斯等人的研究推动下，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移民的贫困问题，提出了“向贫困开战”的反贫困行动口号。又如，美国人类学家对华人社区——唐人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美国人对于唐人街的认识，减少了对华人的偏见，改善了对华人的移民政策。另外，美国人类学对移民的研究，还推动了美国对移民文化的态度的转变，从最开始的强制同化，到“文化熔炉”，再到“文化多元”等，这凸显了人类学研究对于移民的历史贡献。

我国人类学也不乏对移民群体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少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从广大农村涌入大都市的农村人口，“农民工”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国内移民群体。人类学家发挥学科优势，借助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对各类“农民工”群体（如保姆、散工、建筑工）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推动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与关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变。不少非自愿性移民进入人类学家所关注的领域。例如，对数量庞大的三峡移民，不少人类学家研究了他们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成果进入国家决策层面，为移民政策的完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的学术作品，向社会宣传农民工的社会贡献，指出“广东现代化的脚手架是农民工搭建起来”；在最近十年，笔者又重点关注城市新移民，提出了城市新移民研究的有关理论范式，呼吁学界重视城市新移民的研究，并出版了《城市新移民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书。除此之外，笔者还研究了城市里的少数民族群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主编了一本《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结果这本书引起国家民委的重视，专门召开中国城市民族工作会议。近年来，笔者还关注城市里的国际移民，例如广州的韩国人、非洲人等移民群体，研究在广州的韩国人社区的文化区隔与文化融入，研究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网络与贸易，等等。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根据我国2015年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71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0%，农民工总量达到27747万人。笔者多次前往东莞虎门镇做研究，目睹了虎门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从地域社会像移民城市的转变过程。截至2013年，虎门镇辖30个社区，常住人口约为64万人，户籍人口仅有13万人，出生人口为5014人，出生率9.59‰。以虎门镇所辖的南栅社区为例，南栅社区面积约8平方公里，下辖8个居民小组，户籍人口5300人，外来人口超过50000人。因此，虎门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事实上，中国社会正从一个较为封闭的地域性社会向多元复杂的移民社会转变，而中国的城市也正经历着从地域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型，即我们所说的“移民时代”的到来。人口结构的转变、人际关系的复杂化、族群构成及其文化的多元化等，构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的多元化使城市在转型期间遇到了诸多挑战，如传统婚姻家庭的变化、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微妙关系、不同族群文化的融合、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等。

移民时代的人类学，从移民内部和移民外部两个层面为移民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移民内部层面，人类学研究移民文化特质，有助于社会理解不同移民群体；移民外部层面，人类学关注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促进不同移民群体的包容共处，同时，推动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完善，采取有利于移民社会发展的公共治理政策，处理好中国城市里的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问题。移民时代的人类学，所围绕的核心主题是移民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旨在探讨城市移民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移民社会的特点及移民对城市的贡献，推动中国城市治理理念与方式的变革。围绕这一主题，人类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研究：

一是移民城市家庭与亲属关系研究。家庭与亲属关系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移民城市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呈现出与传统农村社会差异甚远的特点。这将重点研究传统的家庭结构域亲属关系在移民城市中的变迁与适应问题，从微观的层面窥视移民城市的特质。二是研究移民城市的人际关系。主要探讨移民城市人际关系的变化与特点，已有的研究表明，移民城市的人际关系呈现复杂化、原子化、工具化和理性化等特点。人际关系是衔接家庭与族群关系的纽带，其变化将会对后者产生深刻的影响。三是移民族群关系的研究。多元族群的聚集，构成了移民城市多元的人口结构，引发了移民城市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全球化带来人口、物品、资金、技术等因素的流动，不同族群甚至不同种族的人群聚集在同一城市社区，如何处理族群关系则成为当前学界和政府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四是多元文化融合。移民的增加、人口结构的复杂化、族群构成的复杂化，必然产生多元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是由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地域社会所构成，移民带来了不同地域文化，城市成为地域文化的“聚集地”，不同文化在这里不断地碰撞、摩擦与融合，同时，这也将伴随着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与激化。人类学因文化而生，对于文化的研究与理解有着自身学科独特的视角与理念，而这对于理解移民城市不同文化的特点、处理多元文化摩擦问题、促进多元文化共融共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五是社会整合的研究。单一、较为封闭的地域社会，其社会整合主要依靠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宗教信仰等，进入移民时代，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在复杂的因素影响下正发生变化，处在城市中的人群出现了诸多文化不适应感，社会内部整合随着发生新的问题。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不少学者开始了系统的研究。六是关注城市转型与社会治理。从地域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型，带来社会治理的变革。人类学历来关注社区权力的重构、社区秩序的演变等话题，因此，城市社区的治理转型自然引起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与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迥异的是，人类学对社区治理的关注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视角，从社区民众的需求出发，试图解释城市社区秩序的生成等问题，探讨不同移民群体构成的移民社区的治理路径。例如，笔者通过研究珠三角移民社区的研究，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并对这类移民社区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伴随着移民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与变化，日益复杂的移民文化、人际关系与族群关系正召唤着人类学研究的关注与关怀。因此，人类学“何为”将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人类学将会在移民时代这一大舞台更有用武之地，发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来源】文汇学人 / http://www.whb.cn/xueren/577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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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小军：《强国之学：人类学的学科使命》

[3]张先清：《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基石的人类学》

[4]高丙中：《建设联接中国与世界的人类学》

[5]范可：《与时俱进的美国人类学及其社会影响》

[6]张应强：《中国人类学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的路向》

[7]陈刚：《人类学应成为中国显学：应用人类学的视角》

[8]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