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戴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肖芷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建筑师》创刊初十年对我国建筑学科再发展的贡献”，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8月刊，总第200期P34-44
1978年，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社会发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理所当然地波及文化的开放繁荣，由此带来了建筑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政治走向经济，从理性主义走向人本主义，由单一性转向多元化。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然而在建筑行业和建筑教育发展上，亟需新的学术指导和推动力。这一关键的转型时期为建筑创作和建筑思想的孕育、繁荣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1979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创办《建筑师》杂志，办刊宗旨为“关注前沿建筑理论，全面反映国内外建筑理论的最新动态以及相关建筑设计成果”。以“建筑师”为刊名，实际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当时职称系列中只有“工程师”这一称号，而无“建筑师”。邹德侬曾指出：“建筑活动一向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国现代建筑中，政治因素影响强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世界范围也算少见。” 这表明，建筑活动与政治因素息息相关。《建筑师》的起步、发展与繁荣，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建筑学科在新的历史阶段和社会需求中的演变。作为中国建筑行业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建筑师》创办至今40年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建筑的当代发展历程。
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建筑师》创刊的最初10年，虽历经坎坷、饱尝风雨，仍顽强成长、稳步发展，为中国建筑界提供了理论阵地与学术平台，其学术理论水平为学界所共睹。在对1979—1989年《建筑师》杂志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的计量统计分析后，《建筑师》第一个10年发展的创新、瓶颈、作者群等情况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最为珍贵的是，通过这一段历史能看到，《建筑师》最初10年的发展，不仅为其此后30年的繁荣有序奠定了重要的基调，而且给中国建筑教育、建筑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建筑学科的再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历史回顾
1. 发表文章的数据统计及分析
自1979年8月创刊至1989年间，《建筑师》共发行36期，发行月份无明显规律。除1979年发行1期、1986—1987年发行2期以外，其余各年发行期数相对稳定在3~4期。《建筑师》最初以书代刊，因此不定期出版，于2004年获得国家统一的期刊号。
1979至1989年间，《建筑师》发表文章共计915篇，各年发表文章平均数量为83篇。从其发文量年度变化图来看，创刊之初发文量飞速上涨，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127篇，是最低篇数——39篇（1986年）的3倍。此后4年的文章数量较为稳定，一直高于平均值。1985年之后，发文量开始减少，到1986年降至最低，此后逐年上升，到1989年才超过了平均值。
1979—1989年间，《建筑师》共设52个栏目，收录文章数量从1~101篇不等。除了无栏目的情况，文章数量排名前5的栏目是：建筑师札记、古建筑与园林研究、建筑理论研究、建筑论坛和公共建筑研究。“建筑师札记”，不仅收录文章量最多（101篇），而且从创刊第1期至今，栏目名称一字不差地保留下来。“建筑师札记”收录的文章多以建筑师的视角讲述对建筑创作、建筑文化的理解与感悟，有别于其他建筑期刊的专栏。童寯和陈志华（笔名“窦武”）是这个栏目的常驻作者，其文章分享了他们独特的建筑观点，拓展了读者的知识面。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数量排序第五的“建筑论坛”栏目。张钦楠在评论20世纪80年代建筑理论时曾提到：“当前我国建筑理论建设中一个重要薄弱环节，是建筑评论的欠发育。”而“建筑论坛”栏目的主要内容正是对建筑作品的分析与评论，并非仅仅局限于对建筑作品的介绍，而是正视作品的优缺点，站在建筑师的角度对其进行专业分析。另外，那时《建筑师》的主编杨永生是最早倡导“建筑评论”的出版人之一，在他的推进下，“建筑师札记”栏目连载陈志华（窦武）的“北窗杂记”系列文章，在业界引发强烈共鸣。“北窗杂记”从1980年第4期一直连载到2012年总158期，开启了建筑界自由评论之先河。此外，作为《建筑师》的重点栏目，“国外建筑师介绍”和“国外建筑介绍”皆着重展现国际上优秀的建筑理论与作品，为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建筑界打开了世界之窗。大部分人一提起《建筑师》杂志就立刻能想到这两个特色鲜明的国外系列专栏。它们与“北窗杂记”同为《建筑师》的中流砥柱，实属“明星”栏目。根据每篇文章的关注内容，可以将《建筑师》1979—1989年间发表的文章进行分类、计数与排序，可以清晰地看出：（1）“建筑理论”类高居榜首，共108篇。“国外建筑理论”类居第三位，共63篇。两者相加共有171篇文章的内容是建筑学术理论研究，远超其他类别。（2）“住宅建筑”类共69篇，居第二位，表明《建筑师》最关注的建筑类型是住宅，其次是第五位的“公共建筑”和第六位的“国外建筑”。（3）排名第四的“城市规划”、第七的“园林”及第九的“风景区规划”显示了《建筑师》对建筑学科各专业领域问题的关注。（4）排名第三的“国外建筑理论”、第六的“国外建筑”及第十的“外国建筑师”都与国外建筑有关，文章共计154篇，占总数的16.8%。这一数据与《建筑师》“全面反映国内外建筑理论的最新动态以及相关建筑设计成果”的办刊宗旨相契合。
▲《建筑师》1979—1989年各类型文章数量及排序（取前11位） 《建筑师》呈现了行业内各种人员的学术成果与优秀作品，它的作者群既有活跃在设计一线的建筑师，也有在高校任职的教师，还有学术科研机构的研究员与评论家、著名的建筑大家和前辈，以及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甚至还有获得设计或论文竞赛奖项的本科生。我们将1979—1989年间《建筑师》的作者任职机构分为5类：高校及科研机构、设计机构、学会及政府机关、其他（个人、出版社等）和不详。统计以上5类机构的发文量可以看出，“高校及科研机构”是《建筑师》文章的主要来源机构，各年发文量都高居第一，在1984年达到峰值71篇，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别。排第二的是“设计机构”，每年都有发文量且所占比重相差不大。“其他”除在1982年达到峰值17篇以外，各年发文量在0~11篇。“学会及政府机关”各年发文量在0~8篇。
▲《建筑师》1979—1989年不同文章来源机构各年发文量 从发文量变化上看，“高校及科研机构”波动较大，“设计机构”“学会及政府机关”和“其他”3类波动较小。“高校及科研机构”发文量的第一次波动是1979年到1980年的大幅度增加，这和1979年刚创刊，只有1期有关；第二次是在1982年发刊期数正常的情况下减少至39篇，而同期其他3类机构的发文量在增加；第三次是在1984年到达峰值71篇，与当年第18期“全国大学生建筑论文竞赛专刊”整期刊登各大院校的获奖论文有关。之后的1985至1987年，各年发文量在20~30篇，与这3年发刊期数少有关。
▲《建筑师》1979—1989年不同文章来源机构发文量变化 我们对1979—1989年《建筑师》作者的毕业院校（取最高学历）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宏观上，作者的毕业院校集中在我国的华北、华东地区，可见当时中国的建筑教育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为核心，反映出学科成果的不均衡现象。就学校而言，建筑“老八校”是主力军，作者人数排名前四的分别为：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和天津大学。除了国内的高校外，有部分作者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地深造。
▲《建筑师》1979—1989年作者毕业院校（国内）
▲《建筑师》1979—1989年作者毕业院校（国外） 在国外院校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作者人数并列第一，各有5人，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国外建筑界的主流院校，这两所院校输出的西方建筑理念与教育思想对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赴外留学的建筑师群体中，大部分人更倾向于去美国和欧洲深造。除此以外的另一个选择是日本的高校，这与当时日本发达的建筑教育有关。“老八校”中，在1979至1989年《建筑师》发文作者最多的是清华大学，共118篇。其次是南京工学院和同济大学，分别为77篇和70篇。之后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52篇。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天津大学分别为35、33篇，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和华南理工学院分别为18、12篇。
▲《建筑师》1979—1989年“老八校”发文总量占比 从各年发文量上可以清晰地得出“老八校”发文总数的比重关系：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每年都有发文，数量较多，且与当年文章总数量基本一致。其中清华大学发文量在1989年到达峰值，共23篇。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发文集中在1980—1988年，天津大学发文集中在1981—1984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发文集中在1979—1984年，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和华南理工学院这一时期的发文量相对较少。▲《建筑师》1979—1989年“老八校”各年发文量 《建筑师》1979至1989年间共刊登915篇论文，共计有595名作者，每位作者发文数目1~23篇不等。依据普赖斯提出的计算公式：N≈0.794 。式中 Nmax为在限定的时间段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核心作者则是发文量在N篇以上的人群。在1979至1989年这一时段内统计，该刊Nmax=23，故N =3.59，因此该刊这段时期内的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为4篇，共55人。这些作者构成了《建筑师》期刊的核心作者群，他们是期刊的门面和学术质量的关键保障。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为吕增标（笔名“凌灏”），共发23篇，全集中在前3期，文章多为译文和介绍国外建筑作品的文章；其次是陈志华（窦武）、曾昭奋、童寯、张似赞与尹培桐。
▲《建筑师》1979—1989年核心作者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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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1979—1989年核心作者（部分）生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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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1979—1989年间作者群的发刊年龄集中在40~70岁。其中50~60岁的作者最多，共有210人。可以看出《建筑师》1979—1989年间的作者大部分年龄在中年。分析其可能原因，一是年轻的建筑师大多奋斗在设计岗位或刚进入高校任职，等到中年时有了经验的积累和空余的时间，再着手撰写文章；二是年轻一辈建筑师，除了参加论文竞赛以外，文章因理论深度或创新性不足等问题，少有机会被录用；三是在“文革”期间，建筑师培养断代。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建筑师本该在7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因“文革”期间建筑教育几乎停滞，《建筑师》创刊起10年间作者群的中坚力量大多是中国的第二代建筑师。而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三代建筑师，在这10年间仍在学习阶段或刚开启职业生涯，因此，《建筑师》30~40岁年龄段的作者仅有9人。
在1979至1989年间共有595名作者发表文章，其中发表1篇的有406位，占总人数的68.23%，反映了《建筑师》作者队伍新生力量辈出；发文量1~2篇的作者占68.23%+16.63%=84.86%，说明《建筑师》作者群覆盖面广，稿源丰富。但核心作者较少，仅占9.24%。他们大多属于“明星”写手，在建筑界有一定的名气，很多人将他们的观点与作品视作权威。发表他们的文章有利于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强化对读者的吸引力。因此，积极扩大高质量的核心作者群，对《建筑师》的编辑部来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建筑师》1979—1989年不同发文量的作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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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1979—1989年不同发文量对应的作者人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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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在《国内建筑期刊研究综述》一文结论中指出：“国内研究对建筑期刊的文化功能关注十分不够……除了呈现出近代建筑期刊群体的面貌外，对于建筑期刊在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深入探究……除了从传播媒介层面上分析近代建筑期刊的传播内容、媒介特征、编者、作者与读者群外，近代建筑期刊的社会功能也值得深究。”《建筑师》创办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是中国建筑学科演变的综合记录和见证，对当代建筑学科的再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体现在：（1）推动国际学术交往、（2）促进建筑教育发展、（3）引领建筑行业进步、（4）彰显学术与“人格”魅力。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的建筑学术环境较为封闭，人们对国外的学术理论抱有抵制心理。随着文化与思想的解放，中国进入了大规模引进国外建筑理论的阶段，也称为国外建筑理论的“补课式发展期”。此时，建筑界的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向国外，《建筑师》毋庸置疑成为传播国外理论的主要平台。起初，《建筑师》主要通过翻译介绍国外的经典著作、建筑理论、建筑作品等，使中国建筑界增加了对全球建筑发展状况和水平的了解。《建筑师》1979年第1期刊登了15篇译文，占当期总文章数量的28%，反映出当时新的社会环境下，建筑界急需冲破几十年的对外封闭，对引进国外理论有着非常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79—1983年的译文数量波动不大，共有47篇。1984—1988年骤然缩减到平均每年4篇，直到1989年才回升至最初的水平。但即使是在1986、1987年总发文量非常少的时期，仍有3~4篇译文，占有一定比重。
▲《建筑师》1979—1989年译文数量和总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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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译文的刊登促进了学界对西方建筑理论和思潮的公开传播和讨论。之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这些译文整编成册，出版了《建筑师》丛书，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早出版的建筑学理论丛书。在最初引进译文的这10年间，《建筑师》共载译文90篇，涉及外国的建筑理论、设计手法、建筑作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介绍、建筑发展、建筑评论、建筑师、建筑技术、国外城市规划、园林设计、会议文件和建筑画等内容。译文类型众多，覆盖面广，其中数量最多的三类为：建筑理论、建筑设计和建筑发展。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建筑界最主要引进和学习的是西方的建筑设计理论。
▲《建筑师》1979—1989年译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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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还连载翻译、刊登了一些国外建筑著作，包括：布鲁诺·赛维《建筑空间论》（张似赞译）、查尔斯·詹克斯《后现代建筑语言》（李大夏译）、查尔斯·穆尔、杰拉德·阿伦《建筑量度论》（邹德侬、陈少明译）、凯文·林奇《城市的形象》（项秉仁译）、莱斯尼科夫斯基《建筑的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韩宝山译）、波罗·帕托给西《现代建筑之后》（常青译）、诺伯格·舒尔兹《存在·空间·建筑》（尹培桐译）、芦原义信《外部空间设计》（尹培桐译），等等；摘译了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周卜颐译）。这些著作的引进和传播，不仅开拓了中国建筑师的视野，更让中国建筑师在世界的语境中重新认识自己，给沉寂已久、封闭保守的中国建筑界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建筑师》不仅以译文的方式介绍国外建筑理论，还以专栏的形式向读者推介国外知名的建筑师，包括：密斯·凡·德·罗、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劳尔夫·欧司金（Ralph Erskine）、埃罗·沙里宁、阿尔瓦·阿尔托、路易斯·康、彼得·埃森曼、勒·柯布西耶，等等。他们不仅是各种学术主张的代表人物，还是当时建筑创作的引领者，对他们的介绍促使中国建筑界深刻认识国际风向，使其更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对1979—1989年译文原作者的国籍统计可以发现，这个阶段《建筑师》刊载的译文主要来源于美国与欧洲，占比分别为38.89%和43.33%，反映出当时对西方建筑理论的需求。日本也有近9%的占比，是亚洲唯一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究其原因，一方面，日本日建设计在1976年开始设计上海宝山钢铁厂，此项目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中国政府成套引进国外的22个大项目之一，并且是其中最大的项目，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建筑师陆续进入中国做设计；另一方面，1960年在东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有26个国家的设计师参加，大会期间，以青年建筑师大高正人、桢文彦、菊竹清训、黑川纪章以及评论家川添登为核心，成立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的“新陈代谢”派，日本建筑师成功登上世界舞台，随后逐渐风靡中国建筑界。
▲《建筑师》1979—1989年译文原作者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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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建筑师》在当时是传播国外建筑思想、设计理念的主要平台，大量的译文、国外建筑师、国外建筑教育以及建筑理论的引入，为当时的中国建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后现代建筑思潮的风靡，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与思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引入国外理论时，偏重对欧洲、美国、日本的介绍，几乎没有引入发展中国家的创作经验。“文革”带来的教育停滞，导致建筑师断代以及建筑行业人才严重短缺。改革开放后的1979—1989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宽松和活跃的阶段，建筑教育也在此时迎来了复兴。《建筑师》作为当时最前卫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毫无疑问地投身到推动中国建筑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建筑师》积极引领建筑创作思潮，于1981年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学生的参赛热情十分高涨，竞赛共收到来自40个大专院校的521份方案。接着于次年举办了第二届。1983年举办全国大学生建筑论文竞赛，建筑系的学生反应热烈，踊跃应征，杂志共收到330篇论文。文章类型丰富，立意新颖，犹如春风催发的灿烂花朵，显示出未来一代建筑家的勃勃生机；1987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建筑类研究生“城市·建筑·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共收到论文76篇，其范围涉足了城市建筑文化的众多领域，足以窥见新一代建筑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探索和研究问题的时代特点；1984年举办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快速设计），在全国高等院校建筑系和青年学生中产生热烈响应。竞赛共收到24所高等学校的1294份设计方案，数量远超过前两届（第一届530份，第二届499份）。《建筑师》举办的活动，在建筑教育界有效地活跃了学生的创作思想，不仅如此，还承担了发掘、培养中国新一代建筑人才的责任，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中国新生代建筑师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创作能力。在当时，在校大学生几乎不可能直接地参加建筑实践活动，因此，《建筑师》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大大促进了中国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迅速成长。我们能在当时的获奖名单上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如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获奖者崔愷、孟建民、庄惟敏等，全国大学生建筑论文竞赛获奖者王澍、徐苏斌、陈同滨、朱锫、洪再生、赵燕青、刘克成和梁雪等，日后都成为建筑师或建筑教育者中的佼佼者，这进一步说明了《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教育界的巨大贡献以及竞赛机制的积极作用。《建筑师》不仅是孕育新一代建筑师的摇篮，还汇集了许多著名的建筑界前辈、大家和优秀学者的设计作品、建筑思想以及理论观点等。如“建筑四杰”之一的童寯在《建筑师》杂志上撰文多篇，既有对西方建筑的介绍，也有对国内建筑的评述等。这些内容在当时的环境下，对读者有着关键的启蒙作用。同样的，还有王华彬、戴志昂、林乐义、刘宝仲、张似赞、张开济、吴良镛、龚德顺、戴念慈、齐康、陈志华、吴焕加、曾昭奋和张钦楠等在建筑界闻名全国的老一辈建筑师，都在《建筑师》上发表过远见卓识。《建筑师》富有特色的“新中国著名建筑师”专栏共介绍了27位建筑大师，使他们优秀的作品、设计观点从学术界走向社会，有助于提高建筑师的社会地位。此外，《建筑师》相当尊重老一辈建筑师，刊登过多篇悼文，并专门为杨廷宝和童寯设置了悼念专栏。在怀念徐中、林徽因和刘敦桢的文章里，回顾了三位建筑大师的一生，以寄托哀思。1978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建协大会上，第三世界的建筑教育问题逐渐引起重视，中国建筑界也开始了对现代建筑教育的探讨。《建筑师》在1979—1989年间共刊载12篇建筑教育类文章，其中6篇与国外建筑教育有关，涉及美国、肯尼亚、墨西哥、英国和日本5个国家。其中《日本建筑教育对我们的启示》一文对比了中国与日本的建筑教育现状，分析日本战后发展建筑教育过程中面对的困难，旨在对中国建筑教育提供借鉴与指导。《墨美之行——建筑教育一瞥》和《十步之内，必有芳泽——访内罗毕大学建筑学院》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墨西哥和肯尼亚的建筑教育现状和经验。值得指出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鲜少有介绍发展中国家建筑的文章，因此，这两篇文章的刊载对于中国建筑教育的发展格外可贵。
▲《建筑师》1979—1989年建筑教育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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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中国国内建筑类院校只有16所，到1986年增至46所。但当时的建筑教育仍沿用以前的“老框框”，因此，进行建筑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如何办好建筑学专业》是第一篇针对中国建筑办学方法的讨论。全文提纲挈领地论述了对中国建筑教育的看法，分为三个部分：落后的原因、成功的经验和建筑学专业怎么办。其中第三部分提出了3个建议：选“尖子”、因材施教和“尖子”带“尖子”，这对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建筑教育的改革有着启发作用。其他文章集中于讨论是否应该取消建筑教育中的美术教育，或者如何变革等问题。《建筑师》作为专业的建筑期刊，不仅是传播信息的媒介，还是建筑行业内的重要机构，起着引领行业进步的作用。一方面，《建筑师》参与各种建筑事件，介入式地推动建筑创作与实践；另一方面，《建筑师》对业内关注的焦点及时地做出反应，发挥了期刊时效性和新闻性的特点。建筑期刊对建筑行业的最直接影响是其传播的建筑理论对当时建筑创作形式的引导和限制。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筑界逐渐活跃起来，建筑创作也随之兴起。1979年，全国设计工作会议提出“解放思想、繁荣建筑创作”。《建筑师》围绕这一方针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尤其是对20世纪50年代民族形式的反思和如何处理民族形式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的争论重点。1981年《建筑师》刊载的南宫、易令山《形式论》一文提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向新形式进军”；李斯萍的《民族化不能影响现代化》一文提出“我们的民族风格必然会以新的面貌出现”。1982年曾昭奋的《建筑形式的袭旧与创新——读”神似“之议随想》一文对建筑形式进行了深度探讨，立场很鲜明，他提倡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在讨论民族形式时阐述了“不必用社会主义来定义我们的新建筑”的观点。从上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形式在现代化环境中的适宜性问题。1983年罗运湖的《建筑传统与时代精神》一文强调了民族特色的必要性，但如何反映这种特色，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张开济的《首先多样化，争取民族化》一文提到：“我们建筑师有责任把现代化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而不是把他们对立起来。”1988年杨汉沪的《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一文对建筑界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5个应当注意的问题：绝对保护自古以来的历代建筑；谨慎学习西洋建筑；不能简单地模仿或抄袭古代优秀建筑；保持城市的环境特色；重视对建筑家本人的培养。这些建议中肯切实，对当时的建筑创作有着关键的指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持续讨论影响着中国建筑创作的目标和方向。《建筑师》刊载的多篇相关文章，影响了当时的建筑创作，使得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在80年代后期初步形成，为中国建筑营造宽松的环境起到重要的作用。（1）“文革”之后，任震英、任致远、陈占祥和刘诗询前往苏州、昆明、杭州等地考察，看到各地文物遭受10年浩劫的情况，听到中外人士“解放西湖”“保护苏州”和“拯救桂林”的声音，随后任震英、任致远撰写了《城市要发展，特色不能丢》一文，发表在《建筑师》1980年第5期，呼吁对城市特色给予保护。文章提出的“不要千城一面”的理念被人们普遍认同并在城市规划和建筑界引起很大反响。随后1982年国务院“审定第一批44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颁布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个条例的颁布是我国城市保护历史上的浓重一笔，呼吁我们保护城市特色，尤其是对风景区和历史名城的监管，这是人类为延续环境风貌、发展特色城市而做出的有力行动。此篇文章所起到的行业影响和推动作用不言而喻。（2）居住问题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随着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20世纪80年代中国住宅商品化初现萌芽，《建筑师》也对此作出了响应，在这10年期间发行的期刊中，有多篇文章与住宅设计有关，种类众多，关注面广。与其他建筑类型相比，住宅建筑成为《建筑师》在1979—1989年间关注最多的类型，涉及内容十分全面，包括：居住建筑本体层面的研究，户型、空间、面积、社区以及环境设计等；具有针对性的住宅类型研究，如高层住宅、低层高密住宅、小户型住宅、大进深住宅、工业化住宅以及大板住宅等；国内外住宅设计的比较研究，等等。另外，《建筑师》总第5期（1980年12月）刊载的窦以德《对工业化住宅体系设计几个问题的看法》以及同期许德恭、沈继仁《丹麦住宅建筑工业化状况》是在国内最早对工业住宅进行讨论的文章。（3）1979年，国家旅游总局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对国家投资兴建的旅游饭店要确保重点、加快建设速度。要积极利用外资，分期建造一批旅游饭店”。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筑师》于1980年第4期刊登了《对名山风景区发展旅游建筑的探讨》《峨眉山旅游区及其建筑特色》《关于旅馆经济建筑问题》等10篇关于旅游区与旅游建筑的文章。旅馆建筑是中国建筑开放的报春花：它既是最先起步的建筑类型，也是最早引进外国建筑大师作品的领域。1980年来，《建筑师》连续刊登了3篇对香山饭店的评论，中国建筑师在亲眼看见外国建筑师作品的同时，也领受了许多先进的设计观念，这对中国建筑界来说是一次实际而有效的交流。（4）国外的建筑技术和构造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飞速发展，但同时期国内对先进建筑技术的介绍寥寥无几。80年代，随着建筑创作的兴起，中国开始以高层建筑和大跨度建筑为主要建筑类型，而这一热潮的风靡需要先进建筑技术的支撑。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启了第一个以建筑技术为关注点的阶段，最先引起建筑界热情的便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师》也表现出对这一热点的关注，分别在第23期和第33期刊登了《电子计算机辅助的建筑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是改造建筑设计传统模式的有力工具》，并于1987年1月新开了“建筑技术”专栏。在较注重建筑基本理论研究的行业环境下，《建筑师》及时地迎合社会需求，介绍先进的建筑技术，有效地推动了计算机辅助技术的普及。（5）20世纪80年代，在引进先进建筑技术和用地紧张的大环境下，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地的高层建筑在住宅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高。在大城市，每年都有几百栋新建的高层楼房。作为社会趋势的引领者和反馈者，《建筑师》跟随该热潮，于第16、17期刊登了与高层住宅有关的文章，于第36期刊登了2篇与高层建筑设计有关的文章。第36期（1989年12月）新开设的“高层建筑研究”专栏，是建筑期刊界最早以专栏的形式对高层建筑进行研究。（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重新走上正轨。《建筑师》在1980年第4期翻译介绍了《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在遗产保护界引起强烈反响。引入这两部著名宪章，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事业至关重要，使遗产保护界在长期以来盛行的“修旧如旧” 策略以外产生了新的思考。在另一方面，《建筑师》自身也具有“人格”魅力，体现在为“建筑师”正名、编辑选稿时的前瞻性、批判性和对表现形式的积极创新。《建筑师》的创办与发行对中国建筑行业的影响可谓电照风行，开辟了一块同行各抒己见的自由园地。创刊之时编辑一致决定以“建筑师”为刊名，实有深远的意义——为“建筑师”这一职业正名。在“文革”以前，业内习惯性地把如今我们所谓的建筑师称为“工程师”，实际上工程师与建筑师相差甚大，不能混为一谈。国际上对建筑师十分尊重，他们有着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彼时国内甚至没有建筑师职称。改革开放后，建筑界依然存在几个充满争议的论调：一是建筑行业的岗位过剩论，即社会对建筑师的需求较低，只因很少出现涉及建筑专业的招聘启事；二是建筑师无用论，认为在一个工程项目里，建筑师的作用只是配合施工队，甚至认为即便没有建筑师也可以盖成房子，只在乎房屋坚固与否，并不在乎样式。这些论调使社会对这一专业的性质有所误解，所以，恢复高考后，在全国仅有的8所设有建筑学专业的大学里，建筑学专业的招生数量远远不及“工民建”，建筑师的社会地位也一直不被正视。由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长官意志和意识形态对建筑创造的制约。前者指建筑行业盲目服从的思想，以“领导”为大，投其所好，看似是“安全可靠”的办法，却妨碍了建筑事业的发展与创新。后者指社会民众评价建筑师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建筑立面的美观与否，认为建筑师的工作重点是对建筑艺术造型的设计，混淆了建筑师与美术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建筑师急需得到正名，《建筑师》的取名，正是对这一职业的再界定和再宣传。《建筑师》早期的办刊强调学术性、理论性和批判性，编辑谨慎选稿，广开言路，积极创新，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对建筑师职业的尊重与正名。王伯扬编辑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刊名）是我们的胆量……我们就有意把这本杂志叫作‘建筑师’，有意识地为建筑师正名，把建筑师和工程师直接做一个划分。”《建筑师》开风气之先，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同仁”刊物，有力地推动了建筑师这一职业的地位并使其职称被社会认可，对中国建筑界产生的影响之深不言而喻。此外，20世纪80年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共同在追寻人文主义，即对个人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建筑师》创刊之时就有的“新中国著名建筑师”，以及后来的“国外建筑师介绍”“青年建筑师园地”“中青年建筑师园地”和“外国著名建筑师介绍”等栏目，都注重对“建筑师”个体的展现，并且以栏目的形式扩大了建筑师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点牢牢契合了《建筑师》的刊名意义——属于建筑师自己的杂志，同时也是建筑人文主义的体现。1981年，《建筑师》举办首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在“老八校”中高居榜首的清华大学仅得到1项三等奖，这一结果使清华大学建筑系急于摆脱这一境况。赛后，系主任吴良镛、副主任汪坦和党委书记刘小石召集全系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年清华大学的参赛结果仍不理想，与一等奖无缘。第三年改为论文竞赛后，清华大学共有4人获奖，与同济大学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并列第二，天津大学有10人获奖，位居第一。为此，赖德霖曾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最近的邻校天津大学，第一次竞赛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1名；第二次包揽2名一等奖，另有二等奖2名和三等奖1名；第三次竟有10人获奖，傲视群雄，成绩堪称辉煌。他们的设计令人感到功能安排、空间处理和外观造型的妥帖和到位，他们的论文令人感到学生思想的深度和成熟。事到如今，清华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败。”于是，赖德霖所在的清华1980级建03班同学自发组织了赴天津大学的调研，并将感想和收获发表在内部刊物中。两校师生因《建筑师》举办的竞赛互相交流、学习经验。这些竞赛不仅调动了高校建筑专业学生的积极性，并且激励了各校学生不断向上的进取心，引导他们取长补短，共同成长。
▲清华大学建筑系内部刊物中刊载的赴天津大学交流感想
©赖德霖提供
1983年，《建筑师》联合《世界建筑》举办了一次十分轰动的活动，邀请了清华大学吴良镛、汪坦、南京工学院刘光华、同济大学罗小未四位教授在北京天文馆报告厅做学术研讨。慕名到场的有全国各地600多名建筑师，场馆里水泄不通，大部分人都站着听完，可见其影响力超群。1979年创刊第1期发表的吴焕加《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与当代一种建筑流派》一文，内容涉及法国总统，还有“蓬皮杜”三个字，许多刊物迫于压力不敢发表。该文投稿到《建筑师》杂志，编辑部决定刊登。因为中国的建筑师在“文革”期间缺少专业性的评介文章可供阅读，对外国建筑的了解近乎空白。彭一刚在缅怀杨永生编辑时提到：“杨永生同志寄希望于《建筑师》能够广开言路，把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能公开发表在这个刊物之上，以期活跃思想，推动建筑创作能够沿着多元方向大胆地探索创新。在稿件的选择上不设框框和限制，以致创刊伊始便在建筑界引起强烈反响。”果不其然，此篇文章一刊载，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像一枚信号弹、头一枪、得到一片读者的赞扬声。在当时的背景下，对外国建筑的认知从无到有，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1981年曾昭奋写了一题名为”建筑形式的袭旧与创新——读”神似“之议随想”的建筑评论，内容涉及对中国建筑的批判，投给《建筑学报》被退稿。后经好友徐镇把文稿交给了《建筑师》的杨永生和王伯扬编辑，他们说：“您敢写，我们就敢登。”于是1982年12月果真刊登出来了。从此以后，曾昭奋才开始真正地写建筑评论。1985年，以他《建筑创作的收获与启示——向中年建筑师们学习笔记》一文去应征中国建筑学会举办的建筑创作研讨会，又因观点太犀利而被退回。再次交给《建筑师》后，于1986年10月顺利刊出。自此后曾昭奋所有评论中国建筑的文章都交给了《建筑师》杂志。《建筑师》的编辑提倡建筑评论，而评论正是一种提高创作水平之必要手段。曾昭奋的建筑评论是《建筑师》的时代特色之一，对建筑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建筑师》创刊的前6期，有一个不易被关注的内容——漫画。前6期中，每一期都刊登了与建筑有关的小漫画，有《建筑创作漫话（并漫画）》（之一、之二、之三、之四）、《西湖四景》（漫画）、《随处可用？》（并漫画）、《方案审批记》《方案……通过……了！》《建筑师？机器人？》和《爷爷，这都是孙悟空变的吧！》共10篇，形式新颖，内容有趣，这在其他同类期刊中并不常见。改革开放的风潮也波及了文艺的开放与发展，中国漫画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建筑界也受此影响。《建筑师》上刊登的漫画用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来讽刺或表扬建筑行业内的时事，形成十分有趣的场景。如1979年第1期《建筑创作漫话》中用一幅生动的图画讽刺了当时中国部分建筑师热爱用大量繁琐的装饰来“美化”建筑的现象，直到今天仍能一眼看出其中含义。目前的期刊里难寻一篇建筑相关的漫画，这是那个时代的独有特色。
▲《建筑师》1979年第1期《建筑创作漫话》
©《建筑师》第1期，1979年
如此有趣且令人深思的版块并没有持续太久，从第7期开始就不见其踪。取而代之的是每期杂志尾页的“建筑师画页”，主要内容是不同建筑师对建筑、园林和风景的素描写真。王昀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1980年初偶然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建筑师》杂志，记得封面是绿色的，右上角画有天坛的速写。翻开杂志，里面有画和很多有趣的文章。建筑师‘不那么数理化’，把我蒙进了这个专业。”可以看出，《建筑师》内文的插画在当时对读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建筑师》1979年第8期建筑师画页
©《建筑师》第8期，1981年
无论是前期的漫画或者后续的画页，都属于非传统的表达方式。不难看出，《建筑师》编辑人员在创刊后一直在寻求内容上的创新与突破，试图以图画的方式多角度呈现建筑学科的魅力。
三、结语
常说万事开头难，1979年创刊以来，《建筑师》一直遵循创刊宗旨，刊载了大量高水准文章，见证了建筑师职业与制度的成长。它传播国外建筑界学识理论与实践成果，促进建筑教育的发展，引领建筑行业进步，彰显独特的学术与“人格”魅力……
回顾1979—1989年间的发展历程，《建筑师》编辑部作了大量工作以不断提高杂志的品质：开辟各项有时代特点的专栏、引进国外理论与作品、推介和宣传著名建筑师和创办竞赛活动等，使《建筑师》杂志在业界获得了较强的学术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此外《建筑师》的建筑百家系列多卷本 、口述丛书是真正行业内为拯救中国建筑历史、建筑文化的开篇系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79—1989这10年，虽在时间长河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建筑师》杂志来说，是从无到有的关键10年。也正是这10年间的努力，既为《建筑师》后30年的杰出成绩奠定了基调，又为中国建筑学科的再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建筑师》已然走过了40年历程。作为中国建筑新时期的重要传播平台，它经历了初生、发展与繁荣，有过挫折，但更多的是收获。如今，收获和经历仍将继续，《建筑师》永远在路上。
(本文摘自“《建筑师》创刊初十年对我国建筑学科再发展的贡献”，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8月刊，总第200期P34-44,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 图片来源：插画来自《建筑师》，刊物资料由赖德霖提供，其余图片为作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