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 我的技术哲学
（本文为吴国盛教授2014年7月6日第8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作者 吴国盛 （本号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编 许小编
自2007年在邓波教授的鼓动下发起“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以来，已经8年了。8年来，大家都有或多或少的进步。今年我整50岁了，也应该对自己的现象学之路做一些反省。我愿意在此回顾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展望一下未来的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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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届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现象学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意味着什么”，讨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宏大思路，这里面的思想后来以“走向现象学的科学哲学”为题发表在《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2辑“现象学：历史与现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基本思想是说，现象学科学哲学将由认识论和方法论走向存在论，讨论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把科学的基础追问与现代性的反思结合起来。
第2届会议我提交了“自然的发现”，这其实是我本人思考时间较长、下功夫较深因而比较看重的一篇论文，但很遗憾，在圈子内影响不大。这篇文章在开会之前已经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上。这篇论文主要从海德格尔的《路标》中的“论physis的本质与概念”一文出发，提出西方思想中的“自然”概念经历了两次跌落，第一次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从“自然”作为希腊人原初的存在领悟跌落成“本质”、“本原”，第二次是从“本质”跌落成“外在的自然界”。除了梳理和重新表述海德格尔的思想外，我自己的独特贡献有两个：第一是指出，在“自然”跌落的过程中，某种“技术”的因素一直在起着支配作用，这一发现事实上为打通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指出，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跌落，因而始终缺乏“自然界”的概念，而这恰恰与中国思想中缺乏理性思维、缺乏自然科学的历史事实相互映照。
第3届会议我只提交了一个题为“技术的存在论阐释与现象学分类”的提纲，文章始终没有完成，主要原因是问题太艰难，详情下面再说。
第4届会议我发表了“论牛顿第一定律”。有鉴于上一年题目太大，难以完成。这篇论文选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展现现象学的分析手法以及这种手法贡献给科学哲学的东西会有多少。文章的出发点是海德格尔的《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中的关于牛律第一定律的讲法，以及柯瓦雷在《牛顿研究》中的许多讲法。除了将这两位大师的思想进行了整理和系统表述外，我自己的独特贡献只有一个，即把“直线运动”的优先性与“最小作用原理”相联系，把“最小作用原理”与“求力意志”相联系，提出“自然状态是按照打破这种自然状态的方式来进行规定的”，这个思路与前面提到的在希腊自然概念的跌落过程中“技术规定自然”的思路是一致的，算是对“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共享来源”思想的一个推进。由于这篇文章写作匆忙，许多细节的问题没有来得及仔细思考，因此，这篇文章后来一直没有完成正式发表。
第5届会议我发表了“论劳动创造人”，尽管还是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但惭愧的是，这次提交的仍然只是一个提纲，没有能够完成。我的意图是想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新视角为恩格斯的经典命题做一个辩护。我指出传统对于恩格斯这一命题的辩护要么逻辑上不通，要么与现代生物学不符。但是尽管现有的辩护都有成问题，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命题值得辩护，仍然在两个方面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力和启发意义：第一，由于劳动总是属于人的劳动，因此所谓“劳动创造人”也就是“人自己创造自己”，这为人的自我理解开辟了新的道路；第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中，劳动总首先是体力劳动，是与手以及工具的制作和使用相关联的活动，因此，是“技术活动”，这样一来，“劳动创造人”的理论为“通过技术阐释人性”的技术哲学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大问题，文章没有能够写成发表
由于研究进入了深水区，而我这几年没有全力投入，所以，第6届和第7届会议都没有提交论文，受到了胡翌霖同学的批评。
哲学背景
90年代前半期，我的主要兴趣在“复兴自然哲学”，思想资源是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观念》，但这个研究兴趣导向了对西方科学思想史的研究。90年代后半期，由于跟随叶秀山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做海德格尔关于技术哲学的博士论文，海德格尔成为我的思想资源，技术哲学成为新的哲学兴趣焦点。
这种哲学兴趣的第一个背景是对诸种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既包括现实中的，比如环境危机、生态破坏、单向度的生活等，更包括理论根源的反思，比如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现代性的哲学基础等。这方面的兴趣既支持了我的科学思想史研究，也支配着我的技术哲学探索：搞清楚现代性生活的由来，从而为克服这种生活提供理论根据。我在90年代写作的《现代化之忧思》一书是对这个背景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第二个背景是对传统技术观之无能的不满。面对技术时代因为技术发达而带来的诸多问题，传统的技术观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为传统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只是为了达成人类目的的单纯手段，因此，技术发达带来的所有问题，都无须从技术这里找原因。如果这种技术观，海德格尔称之为人类学的和工具论的技术观，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除了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除了充满道德义愤地呼吁人们洁身自好、修身养性、节制贪欲这些老生常谈之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深深地感觉，这种关于技术时代的人类危机的种种说法过于肤浅，因此是无力的。
海德格尔的思想重启了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也成了我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基本思想资源。在我的博士论文《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1998）中，对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诸多思想做了梳理，对如下命题做了展开和辩护：
1，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是世界的构造/显现/带出方式，也是人的构造/显现/带出方式。技术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召唤世界和人一同前来照面的中介。这一思想极大地提升了“技术”的哲学解释力，为把“技术哲学”阐释成第一哲学奠定了基础。为了与通常所说的“技术”区分开来，海德格尔提出“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的东西”，“技术的东西”的本质在于“技术”。通常所说的“技术”就是“技术的东西”。技术哲学如果只首眼于“技术的东西”，那它就只能是部门哲学，而不可能是第一哲学。
2，现代技术不是现代科学的应用，相反，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自然数学化运动是现代技术的逻辑先行运作的表现，而19世纪科学的技术化倒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必然。海德格尔用“预置”、“促逼”、“座架”等词来描述现代技术的逻辑，这里面，“预置”意味着数学的先行筹划，“促逼”意味着强力意志的介入，“座架”意味着缝隙的消失，进入“终结”状态，因此，他又称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
海德格尔的思想富有启发性，但是他关于技术的思想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他很少直接谈及具体的技术，既少谈我们时代最触目惊心的那些技术，也少谈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技术发明。如果我们不能够直面那些具体的技术成就，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那关于技术的种种哲学分析就是不完全的，也没有落到实处，不能帮助人们形成清晰的技术概念。另一方面，虽然他明确提到，克服技术首先要经受技术，但是他关于如何克服现代技术的种种方案（艺术的、宗教的）都过于晦涩含糊。经受技术何以可能？如何经受技术？都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我在新世纪的头10年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持续的思考，一个重要的推进是把马克思、梅洛-庞蒂和斯蒂格勒都引来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讲历史唯物主义，梅洛-庞蒂讲身体现象学，斯蒂格勒讲技术对时间性的构成，都是对海德格尔思路的扩充和推进。在我的《技术哲学讲演录》（2009）中，除了继续发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外，我也独创性地提出了如下新的研究主题：
1，超越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这两种主义都设定了人与技术的相互外在，乐观主义强调人可以支配技术，悲观主义强调人只能被技术支配。如果我们可以打破人与技术相互外在的思路，确立一种人与技术相互建构的关系，那么上述两种主义就都被超越了。问题是，如何确立这种人/技术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关系。首先要突破本质主义的人性理论，一种人的形而上学，而这种人的形而上学理论植根于西方理性主义的深厚传统之中。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就想打破这种僵硬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所以，这个主题最终会引向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克服或重新阐释。
2，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技术被哲学所遗忘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本身固有的自我隐蔽性，使得它不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本身固有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关注内在性，而技术恰恰是丧失自身目的的纯粹的外在性。为了阐明这种缺席的历史性，需要把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放在一起思考。前者讲到，技术在自然的跌落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隐蔽的但又是支配性的角色，事实上，技术也经历了类似的跌落，而这一跌落过程有待一个思想史的重建。
3，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存在论差异是一个海德格尔的概念，我把技术看成是存在与存在者相互转化的中介，又把它看成是“实际性”或者“条件性”本身。基于这种对技术的原初理解，我们下一步要提供这种原初技术跌落的思想史路径。这种跌落的后果比较容易发现，那就是我们拥有了两套“技术”，一套是身体内“技术”即身体技巧、技艺（technics），另一套是作为“身外之物”的技术，即工具、器具意义上的技术（technology）。就像“自然哲学”通常指关于自然界的哲学一样，“技术哲学”也通常指关于作为身外之物的人造器具的哲学。但是艾吕尔把技术作为普遍方法，这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恢复技术的普遍性，芒福德把技术作技艺解，这是在人类学意义上恢复技术的普遍性。希腊人的技艺指的是一种熟练行为，得心应手，更接近“身内之物”意义上的技术。可以肯定，身内技术先于身外技术。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原初意义上的。目前来看，构勒出技术跌落的思想史路径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如果不能寻找到这个跌落路径，就不能完成身体技术和工具技术向原初技术的还原，因而，也不能找到经受和克服现代技术的办法。
研究思路
在前述思想资源的激励和支持下，我将继续延着现象学的道路把技术哲学阐释成第一哲学，把技术阐释成一个既有涵盖性又有启示性的哲学原则。目前设想的研究思路有如下两条：
1，通过技术理解人与世界
人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能面对整个世界，这个事实是哲学惊异的基本源泉之一，也是揭示人之奥秘的重要切入点。
如果我们只强调前一事实，就像几十年来中国唯物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持有一种自然本体论，那么，一方面，人被彻底的还原到物的层面，人性被还原为物性，人被消失了，另一方面，关于世界的方面我们就只能等待自然科学来逐步解答。但是问题在于，自然科学又是如何可能的？如果人的超越于物的方面被还原被消灭了，自然科学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所说的东西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说：“我所知道的，也是通过科学所知道的关于世界的一切，是根据我对世界的看法或体验才被我了解的，如果没有体验，科学符号就无任何意义。整个科学世界是在主观世界之上构成的，如果我们想严格地思考科学本身，准确地评价科学的含义和意义，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唤起对世界的这种体验，而科学则是这种体验的间接表达。”（商务版第3页）因此，自然本体论是一种非常粗浅经不住哪怕一点点推敲的幼稚的哲学。我在90年代初写作的《自然本体论之误》（1993）对此有系统的论述。
如果我们只强调后一事实，那就是笛卡尔主客二分的做法。所遭遇的问题，首先一个，在哲学史已经广为人知的，就是主体如何能够达到客体：如果主体和客体是两个东西的话，那么主体如何能够认识客体呢？客体如何能够进入主体被主体所接受呢？事实上，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家们都试图做这个弥合工作，在弥合的过程中，主客二分的前提受到这样那样或强或弱的质疑。主客二分遭遇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人与世界相对照面的时候，世界事实上并不能成其为世界，因为作为二分之一的客体世界不可能是作为“万有”的世界。所以，用主客二分的方式来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大成问题的，虽然它的确表达了部分的真理，那就是，世界总就是我们眼中的世界，世界不可能离开一个认识主体而独自如此这般的存在。我在“世界图景悖论”（《北大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解析。
直面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第一次正视了“人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能面对整个世界”这一基本的实情，并且发展了一整套诸如“意向性”、“在场与缺席”、“直观与充实”等概念术语来解释这一实情以及由之引发的问题，特别是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索科拉夫斯基在《现象学导论》中说：“世界不是一个巨大的‘东西’，也不是已经被经验到或者能够被经验到的事物总和。世界并不是像一个漂浮在太空的球体，也不是一堆运动的对象。世界更像是一个语境，一个舞台背景，一个背景，或者是一个对于所有存在着的事物、所有能够被意向并且被给予我们的事物来说的视域；世界不是与它们相互竞争的另一个事物。”（武大版43-44页）而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提出“在世界中存在”（Being in the world）。通过海德格尔的努力，人与世界不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它们不再相互分离，而是在一种原初的意义上结成一体。
但是，“人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能面对整个世界”这种悖论性的实情，并没有因为上述的“在世”而被彻底澄清。“在世”是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对后一事实的确认，但是，“在世”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前一事实，或者说，“在世”弱化了前一事实，把它看成是后一事实派生的结果，或者说，前后两个世界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意思，如此一来，这种悖论性的实情的悖论性就被削弱了，甚至丧失了悖论性。然而，前一事实不能忽视、不能削弱。“人是世界的一部分”确实意味着在我们出生之前和我们去世之后，这个我们作为其一部分的世界仍然存在，这个世界对我而言是一个坚硬的事实，成为我之为我的条件。因此，“人与世界”的悖论也可以表述成“世界”本身的悖论：这个世界既是与我互为表里的“在世”之“世”，同时又是作为我之所是的边界条件；一方面世界是我的镜像，一方面世界是我的先决条件。
如何理解这个悖论呢？如何通过“技术”来理解这个悖论呢？ 这是我所谓“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一题所包含的内在意图。
正如“世界”有两种理解一样，相应的“技术”也有两种理解。就人与世界一体两面、相互纠缠而言，“技术”是作为“得心应手”的“通达”方式而出现的。海德格尔曾经举过锤子为例来说明这种“通达”状态。锤子在这里是一种“技术”，是对人/世界之“在世”的维持方式，它是前反思的，是生活世界，是后来客观思维的先决条件。庄子在讲庖丁解牛时所意指的“技术”也是这种意义上的，他称之为“技进乎道”。这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技术”。但就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作为人的条件而言，“技术”代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坚硬的东西，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林林总总的工具、设备直至社会制度，都属于这个意义的“技术”，也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技术”。面对两种“世界”理解，两种“技术”理解，问题在于如何阐释它们的统一性。
海德格尔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引入“时间性”，通过时间性既阐释了两种世界两种技术的统一性，又维持了它们的差异性、悖论性。斯蒂格勒进一步把这种时间性看成是技术建构的结果。在斯蒂格勒工作的基础上，未来应进一步把不同历史时期世界性和人性如何通过相应的技术被建构出来，做详尽而具体的揭示。
一项作为“身外之物”的技术之所以能够是具身的，是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性构成和世界构成的，是因为它奠基于作为“身内之物”的技术。身内之物之所以能够成为身外之物的奠基，是因为在它自身中，已经具有自我分裂的能力，主体-客体就是在先验自我中分裂出来的。这种分裂是自己发生、时时发生、非主题发生的。就在我左手握着我右手时，右手自动成为客体-对象，左手自动成为主体。这样一个自行发生自我分裂的领域、境况、状态，属于技术的原初形态，也属于自然的原初形态。
2，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共同起源
如果我们完成了上述建构工作，我们就大体可以把“自然”和“技术”阐释成某种原初的、使得人与世界得以展露的“前境”。下面一步就是，如何揭示通常意义上的自然和技术是如何从原初的状态中跌落下来的，也就是寻求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的共同起源。
接着前述“自然的发现”延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探索“自然”在西方思想史背景下的跌落过程，下一步的工作是探索“技术”在西方思想史背景下的跌落过程。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概念中，是否潜伏着这一过程的蛛丝马迹。
3，技术与语言等符号行为的关联
[略]
4，逻辑思维对应于何种技术样态？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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