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 清明，思念如雨，也要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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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QINGMING
雨
纷
纷
明
百花吐艳、生机蓬勃的春天，不知不觉来到了人间四月天，细雨纷纷也意味着，清明又来临了。
清明是个怀念故人，寄托思念的时节。虽然今年因为修缮原因，巴金故居无法对外开放，但怀念有许多种方式，今年清明让我们从温情出发，把思念通过字里行间的真情表达，传递到那些亲朋们的心底吧。
2021 寄思念去远方
您是不是也有很多话想对亲朋说，
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你是不是也有很多心愿与思念，
却一直没有寄出去。
现在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它仿佛是个穿越时空的“树洞”，
我们为您寄存思念、心情、感慨和秘密。
这次，
没有特定的人群，没有格式与字数要求，
只要你想，只要你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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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罢。
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
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
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
这盏灯就是友情。
我应该感谢它，
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
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
……
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
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
（巴金：《朋友》，写于1933年6月）
怀念鲁迅先生
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决不忘记先生。”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么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决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
鲁迅1936年致巴金的信
悼念茅盾同志
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我不是艺术家，我不过借笔墨表达自己的爱憎，希望对祖国和人民能尽一点点力，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只好边走边学。几十年中间，我从前辈作家那里学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学到一些文学知识。我还记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学社安排的几次会晤，有时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没有人打扰的旅社房间里，听他们谈文学界的现状和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听着，今天我还想念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
然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缺乏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因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文学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来我总是感到惭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为记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坚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四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我们在黎烈文家商谈，公推茅盾同志担任这份小刊物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刊物在广州印刷，他每期都要来广州看校样。他住在爱群旅社，我当时住在广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专心改正错字。我自己有过长期校对的经验，可是我校过的书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错字。记得我在四十年代后期编了一种丛书，收的有一本萧乾的作品（大概是《创作四试》吧）。书印出后报纸上刊载评论赞扬它，最后却来一句：“书是好书，可惜错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内疚之后，眼前就现出茅盾同志在广州爱群旅社看校样的情景和他用红笔批改过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最后写《回忆录》时也是这样。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看来我永远赶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巴金与茅盾1980年3月29日摄于北京茅盾寓所
怀念曹禺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面前，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痛，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报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板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认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30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肌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怀念从文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我多么羡慕他!
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业发展，自己并不曾得到什么报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发展为今天所谓的争议，这争议曾经一度把他赶出文坛，不让他给写进文学史。但他还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新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样地做出出色的成绩。我接到从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的几十年的光阴。我想起来了，就是在他那个新家的客厅里，他对我不止讲过一次这样的话：“不要浪费时间。”后来他在上海对我，对靳以，对萧乾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当时并不同意，不过我相信他是出于好心。
他并不曾搁笔，可是作品写得少。他过去的作品早已绝版，读到的人不多。开明书店愿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说，他陆续将修订稿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遗失，他叹息地告诉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
最后一句不是原话，他也不仅说一句，但大意是如此。抗战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过批评海派的文章引起强烈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但主要还是对那种越来越重视金钱、轻视知识的社会风气。在这一点我倒理解他，我在写作生涯中挨过的骂可能比他多，我不能说我就不感到寂寞。但是我并没有让人骂死。我也看见他倒了又站起来，一直勤奋地工作。最后他被迫离开了文艺界。
巴金1949年与沈从文等友人合影
（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靳以、王辛笛）
怀念老舍同志
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
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馆》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样熟悉旧社会，那样熟悉旧北京人。这是真实的生活。短短两三个钟头里，我重温了五十年的旧梦。在戏快要闭幕的时候，那三个老头儿（王老板、常四爷和秦二爷）在一起最后一次话旧，含着眼泪打哈哈，“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着泪水，好些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戏了。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我觉得有人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地说，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
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了老舍同志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样回答呢？我曾经对方殷同志讲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机场上告诉同行的人我读过他的《壶》，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对老舍的死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两年过去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惭愧。重读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忆、开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说，我也不能不责备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结识的老友。他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对我讲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
巴金说：每逢到北京，老舍都要请他去吃“小馆儿”。
此图为老舍致巴金便条。
致敬冰心
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冰心大姊不过比我年长四岁，可是她在前面跑了那么一大段路。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尽管她几次摔伤、骨折，尽管她遭逢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自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虽然她有很长的写作经历，虽然健在的作家中她起步最早，她却喜欢接近年轻读者，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汲取养料。
她这个与本世纪同年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把“老”字同她连在一起，我又感到抱歉，因为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我劝她休息，盼她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在病榻前，在书房内，靠助步器帮忙，她接待客人，答复来信，发表文章。她呼吁，她请求，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我听说有人不理解她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地删削它们。我也知道她有些“刺眼的句子”不讨人欢喜，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她，大多数作家敬爱她。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作为读者，我不曾上当受骗；作为朋友，我因这友谊而深感自豪。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
1980年春天，巴金与冰心出访日本时，在机场挥别日本友人
雨纷纷
清明时节
正如巴金所说：“说真话，我一直在向前看，也一直在向前进。对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我知道我的前面就立着“死亡”，可是我决不悲观，也决不害怕。我不想违背自然规律，然而我也要学习前人，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我才有权利怀念敬爱的死者。”
细雨纷纷，思念如雨，有些爱与思念不妨把它记录下来，让这份感情穿越时空，被永恒铭记。点击“阅读原文”参与我们的活动，寄托思念，赢取巴金故居文创纪念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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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