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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而使我心安

2015-04-28 李浩 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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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档案…



李浩 1971生。现任职《长城》杂志社。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年度十佳作品奖等。中篇小说《失败之书》,《如归旅店的叙事》,短篇小说《那支长枪》,《碎玻璃》。《将军的部队》于2009年10月26日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微言
碎语……


李敬泽
李浩的小说是另一种"七十年代人"的写作。他有精确的技术——这并不罕见,但是他还有狠忍阴鸷的力量,他专注地迫近问题的核心:罪与罚、生的艰难和死的艰难。因此他的小说是有重量的,当重量压在身上时,人其实无法飞翔,李浩的写作是在克服虚拟的、醉态般的轻,克服失重,让脚踏在地上。李浩执念于“父亲”的形象,他说:“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他关注父亲,还因为他也是父亲,托生为男人也就是托生为父亲。而他,只是一个逃避成为父亲的人,他把他不能或不愿承载的一切放在镜子里,他声称那是“父亲的镜子”,他像强迫症和抑郁症患者一样注视着这面镜子,由此,他超越了现代文学以来父亲谱系中的“审”和“弑”。时间之轮是如此的轻和快,但李浩却如此慢如此重,似乎时间并未流逝、向前,而是近于不动的重复。
张艳梅
李浩在70后作家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他的文学修养,他的艺术追求,还因为他的渊博学识,以及自觉的知识分子立场。他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都有着清醒认识和独特思考。美是一种绝对意志,对文学之美的执着,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李浩游走在文学之美的极限,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他自得其乐,而又严肃神圣。在他身上,有大智慧,也有小狡黠,有着常人看不到的单纯可爱,也有着不易为人了然的肃穆神性。
吴义勤
在小说中的李浩是坚硬、执着而崛强的,他的小说有着一种自信凌人的气势、有着独标一格的自信与追求。他似乎以一种不与别人和解的偏执的姿态走在他自己营造的文学梦幻之国里。他醉心于对人性丰富与复杂的发掘、对人心之幽深微妙的甚勘探、对人之存在可能性的寻找与发现。他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充满探险精神的作家,他乐于把小说当作一种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探险,在探险中拓展小说的宽度与深度,在探险中创造包蕴深广的小说话语空间,也在探险中完成自我的解放与救赎。
郭艳
在严谨理性的写作姿态中,他的创作显示出中国现代小说家对于当下生存的知性反思。节制简约的文本意识,呈现出技巧层面的多样性,表现了对于小说整体诗意境界的追求。李浩的小说对于评论者来说很有吸引力,不仅仅因为文本内涵具有多重的解读可能性,还在于他文本的可重复阅读性。精准的用词造句和冷峻严酷的文本情境,都将一个有别于日常性写作的作者推到评论者的面前。我更愿意称李浩为20世纪70年代生人的歌者,他的小说带着浓浓的非日常性,却散发着属于一代人独有的精神气息。在沉默低吟的倾诉中,呈现了一个被自我照亮的世界。李浩在这个被自己心性智慧照亮的世界中艰难跋涉,并在自己设定的文学性维度上倾诉对于世界的复杂体验。
孟繁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是李浩一贯的目标,也是其区别于他与同代作家的一个标志:无论是短篇《刺客列传》、《拿出你的证明来》等,还是长篇小说《如归旅店》,我们都不难发现李浩小说“形式”鲜明的先锋踪迹。而在《父亲简史》中,作家对“有意味的形式”的借重,堪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先锋文学风光不再的文学时代,对小说形式的迷狂本身即是需要解释澄清的一件事情。很显然,《父亲简史》的形式已不止于先锋艺术形式那么简单。
刘涛
李浩于文学有较大的志向,他说,要写出那些变中之不变者。恰是因此,或许李浩并不重视故事发生的场景。场景或为历史,或为现实,无可无不可。因为这不是他的重点,场景只是背景,而前景则是他所认为的那些不变者。这些不变者若放在当下和现实中写,或许需要注意种种忌讳,因此不得不畏手畏脚;反而不若放到历史之中,那样才能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不必顾忌时讳。
郭宝亮
李浩曾在一篇短文中谈到自己的文学观,他说:“我更喜欢一种不确切发生的故事,在虚构中,我可以充分体验写作所带给我的飞翔或晕眩的快感。”“所谓真实的虚构,是一种作者心灵的真实,有了这种真实之后虚构也即有了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篇小说、诗歌的书写其实都是对‘我’的书写,没有‘我’出现的文学不可能优秀,即使他把小说中的生活描写得更像生活。”面对文坛的各种闹哄,李浩始终沿着先锋道路寂寞前行。他如一个独自远行的刺客,不断舞动自己的那把长剑,却没有现实的刺杀目标。实际上李浩从不相信文学的名目繁多的各种背离文学本质的功能,文学只是一种游戏,这样就使得他的创作成为一种游戏或“知识”,它不写实,而只是一种寓言,现代寓言。他所关注的不是具象,而是抽象,是形而上。因此,我在李浩的小说中看到的是诸如生存与死亡,偶然与必然,抗争与宿命,历史与叙述等高深玄妙的哲学命题。
陶泰忠
初读,感觉平平,如同李浩这个看似平平的名字。再读,感觉不一样了,心底有一股沉沉的重重的东西在涌动,直至读罢三十余万字,辑成目下这十一篇作品、约十六万字的模样。心底涌动仍在。确切地说,这份涌动是作品给予阅读者的一份沉重。不是那种由若干一惊一咋的感叹号击打出的沉重,不是那种满篇堆满了具有山呼海啸意味的词汇衍生的沉重,不是那种因了煽情的情节或细节描写催发的沉重,而是从不露声色的叙述中,从平平淡淡的语言推进中,从有着些许压抑、扭曲、荒唐的生活展现中,从接踵来去的荒诞、怪戾、病态的人物行为中,心底不自觉升腾起的一股灼热、一种炙痛。
刘晓楠
李浩是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作家,以至于现在论坛讨论作品,遇到某些题材如何处理时,总有人不经意地提到李浩,“李浩式”似乎越来越多地标志着一种写作方向,或曰可能性。“李浩式”首先意味着永远在挑战“写作的难度”,那种写作似乎不仅是为了表达,更重要的是一种追求,一种永不停息的先锋姿态。李浩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远不止于技巧层面,内容也是他着迷的实验领域。“李浩式”还意味着十足的理性,巨大的理性。李浩是个有见识的人。许多人写小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李浩不是,他总是在过河前,清醒地把所有都想透了再动手。当代作家中,像他这样善于思考的作家不多。
张清芳
在李浩的大部分小说中,意象经常和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同时并存于同一篇小说中,意象的主要审美功能是为小说增添多重丰富内涵。也正是由于《那支长枪》、《闪亮的瓦片》、《无处诉说的生活》、《雨水连绵》、《蜜蜂,蜜蜂》、《乡村诗人札记》等作品中塑造出的“长枪”、“瓦片”、“女人后背伸出的手”、“蜜蜂”、“诗歌”等意象,才使这些小说的题材虽然可归为底层小说,但是它们除了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之外,却又能够超越当下流行的苦难叙事模式 ,不是为了写苦难而渲染苦难场景,而是通过底层生活情景的展示,“把一个一般的故事提升到形而上高度,使故事成为有关生存和死亡的寓言。”使这些小说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象征和哲理色彩,因而赋予其主题尽可能多的意义内涵,实现作者创作迷宫式小说的追求。
杨红莉
在当下的文学布局中,李浩一直被圈内称之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阅读李浩的小说,是对于理性和智性的严酷考验,既要忍受他的残酷阴狠,又要洞察他于其中所隐喻的深刻的思想。简略而言,李浩小说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相、人生的本质、存在的卑微。在海德格尔看来,作品“诗性”的有无与高低主要体现在作品对人的生命深度的开掘程度,对人的存在真相的追问与探询程度。从这样一种角度看,我以为李浩是自始至终更多地关注人的现实处境、生存境遇、精神状态等的存在图景的一个作家,是对人的非理性状态有深刻洞察与发现,对生存的荒谬性、不合理性以及异化有着反思自觉的一个作家,是对人生、历史、世界的表象始终保持着质疑和诘问并不断发掘着中国人的存在真相的一个作家。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李浩是一个深入发掘并发现着当代的中国式的痛苦的作家,李浩的作品是对于当代的中国式的存在真相的表达。
王春林
假若从代际的观念出发考察当下中国文坛,你就不难发现,在那批越来越引人注目的70后作家中,李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带有鲜明另类色彩的存在。李浩的另类色彩,一方面体现为他对于先锋写作立场的一贯坚持,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他对于小说写作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先锋写作立场的坚持之外,李浩在70后作家中显得特别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关于小说创作理性思考能力的具备。放眼70后作家群体,如同李浩这样同时兼擅小说写作与小说批评两种文体写作者,极为少见。作为一位具有艺术理性自觉的作家,李浩对于思想在现代写作中的重要性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只要认真地读过李浩的那些中短篇小说作品,即不难发现,其中那些真正堪称优秀的文本,都与“思”,与我们寻常所谓的思想深度存在着不可剥离的内在联系。
赵晖
2007年,黄子平在北大讲鲁迅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开场白,他坦言自己的怯意,怕黑、怕鬼,害怕写作。在他的微笑和郑重中,有对写作的爱与怨,有聪明人的开脱与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确是虚空,是巨大的黑暗;对于真正的写作者而言,它是敌手,吞噬性命。然而,写作的郑重不仅仅是一种姿态,也有人将笔拿得郑重,笔下的文字却不过是郑重的挥霍。重要的是“黑”、是“鬼”、是写作的“暗夜”,没有多少人的文字能禁得住如此的称量。正是在这样的暗夜中,李浩的小说出现了。他不是“正规军”,所谓“正规军”的写作不触及黑暗,而仅仅看到自己的意愿,他们的笔下缺少迟疑、未知或不确切,明晃晃的日头照着,一切都是泰然的青天朗朗。李浩的小说也并非“义军”,他不是“你敌人的女儿”,不是什么“义军的首领”,从根本上来说,李浩的写作与“正规军”的写作缺乏明确的血缘关系,因此称不上是讨伐或清算,只是旁逸斜出的枝条,因为伸长的方向超乎了某种预先设定的“文学规范”和惰性的阅读期待,而具有了惊心动魄的味道。李浩的写作与“暗夜”取得了相当的协调,湿冷的月色混合着某种不知所终的坚持,老树昏鸦包裹起内心的血味恩仇,或许你能从他那袭“发霉”的夜行衣上,嗅出“饥饿艺术家”微弱跃动的脉搏。是的,他是一名写作的刺客,在阴影里奋力挑起厚重帷幕的一隅,舞台上是我们浓墨重彩又不堪一击的生活。
邵燕君
什么是“李浩式”的小说呢?这几年他的小说风格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反常规”。李浩瞧不起常规性的写作,他这个人外表随意谦和,内心孤傲自负。他写的不算多,但每一篇都在挑战,挑战别人也挑战自己。像李浩这样中了文学的“毒”的人,是孤独的行者,一些思想的人,弱的人,甚至失败的人,却又是坚硬的人。他的一意孤行可以护守文学的灵魂不死。
金赫楠
李浩这个人,狂妄。他从不掩饰自己高远的文学追求和写作野心。他在青年作家论坛如是发言:“在中国的作家中,做文学普及工作的人太多了,不缺我一个,这个普及的活儿我不做。我的写作,是面向无限的少数。”他在访谈中如此坦陈:“如果要做比较的话,我给自己写作设定的参照目标是世界级的大师,我希望自己的写作具有世界意义。”他甚至公开宣称:“我对现实主义有不可理喻的轻视”。李浩这个人,偏执。熟悉李浩的人都知道,他迷恋西方现代哲学,醉心于微妙幽深的发掘、存在真相的追问。他的小说往往喜欢绕过日常,直接抵达真相,在技术上更强调文本的实验性和审美的溢出。多年来,无论文坛在流行什么、主流在主张什么,他始终以一种独树一帜的姿态,忠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写作,偏执地行走着自己的文学之路。这个李浩,一旦正襟危坐在电脑前、小说的名义下开始敲下一个又一个汉字的时候,一旦进入文本世界、涉及文学话题,他就最是自信张扬和野心袒露的,也最是死钻牛角尖和一条路走到底的。这种狂妄偏执的背后,携带着他将自己交付给文学的决绝与投入,同时也内含有一种自觉的承担——一个写作者于文字内所追求的高度和深度。
赵月斌
李浩一再提到米兰•昆德拉,一再提到昆德位所推崇的小说的智慧、小说的精神——“所有真正的作家都聆听这一高于个人的智慧,因此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更聪明一些。”“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毋庸置疑,《镜子里的父亲》是一部比作者更聪明的小说,它咄咄逼人的文本样式,它纷繁妖饶的内在承载,以及千头万绪的时空勾联、狡猾险恶的匠心,无疑体现了现代小说所要求的复杂性和延续性。李浩不否认他对小说技艺的偏执,也不掩饰对形而上和彼岸世界的敬畏,和小说相互博弈,用小说触及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他对小说的最大期许。“李浩的世界几乎不具空间,他的来处不是家乡,不是一个地理实体,去处也不随着人的脚步,他的世界是时间的轮回往复,是依稀仿佛的前世今生。”——李敬泽如是说,诚哉斯言。李浩就是那个在镜中做梦的人,他以“对一切‘正确’进行挑战”的勇气,照见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就像玄妙的柯勒律治之花,这个幻造的世界容纳了无尽的向度和可能。



我写作

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而使我心安

李 浩


  没错儿,它还属于引用,引自博尔赫斯,在准备这篇文字的时候。它来自朋友的微信,“八位经典作家内心告白:为什么要写作”——他们的理由当然也是我的理由,像保罗?柯艾略,“我写书是为了和自己进行讨论,以便更好地理解自己”;像斯蒂芬?金,“写作对我来说好比是一种信念坚持的行动,是面对绝望的挑衅反抗”;像毛姆,“它给了他精神上的自由。对他而言,生活是一出悲剧,他通过创造的天赋享受净化作用——消除缺憾和恐惧,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这就是书的目的”……在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漂亮的、让人心醉的句子由豪?路?博尔赫斯说出,“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而使我心安”。在那个瞬间,我被它击中了,我感觉到两块肩胛骨之间“脊椎的颤栗”——它,也是我要的。

  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消逝而使我心安。

  四十五岁了,我在光阴里长成现在的样子,像一块被波浪反复冲刷的石头,当然“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这个过程里,我的写作目标有过多次的调整,有时不是决绝的大调,只是不断地改变着其中的比重,让一些在前的因素后退一些,而另一些原本置后的因素则挤到了前面——“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消逝而使我心安”即是从后面转向前边的部分。之前,是要完成“智慧之书、理想之书”的焦虑呈现得最重,我希望在我的书中完成我对人生、世界和自我的完整表达,我写作,因为我对人和人类有话要说,对自我的内心有话要说,我是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我是那个忧心忡忡的失败者;之前的之前,我的写作试图“为小人物立传”,写他们和我共同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无奈、屈辱、挣扎和怯懦,写生存之重与鸡毛之重,写他们和我“生存中的死亡”,写一粒沙沉默于沙漠中的过程;之前的之前,我的写作是试图让自己从平庸中获得拯救,让自己能与众不同,而更早之前,我想写一部有影响的书——我不否认其中的虚荣成分,甚至多多少少的投机心态。到了此时此刻,那种对荣耀感的虚荣和投机心理依然存在着,仿佛细胞中的组成,它粘着于我的写作生活中,并时时会影响、改变些什么。时间对它所做的,只是减少而不是消除,只是,将它们冲到了“后面”。

  必须承认我的写作少有人读,它不是畅销品,我想以后它也不会是,我对此本来就没报太大的希望之后当然更不会。那些多少读过我文字的朋友应当知道我的写作少有时代表征,少有时间印迹,在一则访谈中我曾谈过,我的写作无论是书写父亲的还是“文革”的,无论是书写幻觉的还是外国的,它们都只是背景,我希望它们更多地是说“人”,如果愿意,我可以将它们在任何时间里放置——在这点上,我承认我和一般的写作者不同,我的写作不是为了给作品打上时间的、时代的印迹而是消弥它,抵抗它——在我看来,唯有写作,艺术,具备抵抗时间摧毁的力量,至少是种相对的延缓……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消逝而使我心安。它减缓了我衰老的速度,并使我的生命获得了部分的延长,或许,能溢出我的“此生”。我相信未来,虽然,我对未来从来都不是那么地信任。

  同样是在微信中,我读过一篇短小的文字,那里提到一些外国人的墓碑文字:生于某年;某年至某年曾服兵役;卒于某年。有了生和卒,说明这个人曾经在世界上活过;而服兵役,则说明他曾经尽责——写作,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它说明我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当然,也曾用自己可用的方式努力尽责。没错儿,写作是我的责任,我希望自己能像鲁迅、那样负担,希望自己能像罗素、哈耶克那样思考,并完成对这种思考的表达。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那个孤独的个人,“一生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着大地,最后升入了天空。”我写作,还因为它让我快乐,让我能够和自己博弈,让我感觉有趣儿。这点儿,不能忽略。因为这份快乐,有趣儿,我想我也会在见到上帝的时候对他说出我的感恩,感谢他给我如此丰富有趣的一生,感谢他让我得以完成自己的写作;当然,因为我的笨拙,此生完成得不够好,如果允许来生的话,希望我还能继续这项,事业。


精彩
回顾

周大新:关于《曲终人在》

弋舟:站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

王棵:自我潜能的开发

艾玛:以小博大的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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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十元两斤”了,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阿来的《三只虫草》

刘荣书: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

《人民文学》

2015年第5期《卷首》

  本期可说的特点不少。

  比如散文栏目的文化味道。《法门寺之佛》与《行砖小史》有知识也有趣味,有景观有景深,扩眼界也显境界;《为什么是莫迪亚诺》将去年法国文坛情势放进世界文学范畴,时有中法文学及其评价问题的交互,绝不仅仅限于资料,读后的回思指向“世界的中国文学”——这恰是本刊有关域外文坛的随笔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再比如“微篇小说辑”,相信读者朋友仔细看过就会知道,这些作品在名称上应该、在质地上更是区别于通常意义的“小小说”和“微型小说”的。那么,顺着纯文学的名称序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直到微篇小说,还是可以的吧?何况有的微篇小说,似乎并不比时下有些中篇小说的内在容量小。

  《桃夭》是一部从题材到想法、从故事到讲法都特色鲜明的长篇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浪漫诗情、理想精神的余绪,在三十年后返校聚会的大学同学身上还留存多少?他们曾是参加文学社团的法学专业大学生,如今校园已变,他们业已活在中年危机中,法理与诗情摩擦日少,俗念与心灵磕碰渐多,年轻时候的纯真与荒唐,连通着生计的打拼和生活的变故,让他们积累了财富也遭遇着接踵而至的荒诞和报应。主人公邓冰这位诗心未泯的律师,他自证有罪的行为被看作精神病状,同学们瞒着他做了一场模拟审判,才算是安抚了一份天真执念。小说将庸常圆滑又精怪喧腾的现实生活切出了棱角、现出了茬口,同时对法治社会的建构与情感人生的平衡,表达出了细密的解悟和深切的思虑。

——编 者

《人民文学》2015年第5期目录

长篇小说

桃夭 • 张 者

中篇小说

面包会有的 • 苗 炜

微篇小说辑

傻子寓言 • 大 解

劳马小说 • 劳 马

小说五段 • 白 玛

新浪潮

黄金屋[中篇小说] • 杨 帆

藏地诗篇[诗歌] • 杨犁民

诗歌

对视 • 车延高

未被摧毁的生活 • 张新颖

途中的空镜 • 陈东东

深呼吸 • 梁 平

人生杂咏 • 李发模

散文

为什么是莫迪亚诺 • 董 强

法门寺之佛 • 阿 莹

行砖小史 • 朱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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