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观】 东君：做个东西南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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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君DONGJUN

东君 原名郑晓泉。1974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曾先后就读于第8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28届鲁迅文学院深造班。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诗与随笔，偶涉现代戏剧。2000年在《大家》杂志发表第一部小说《人•狗•猫》。若干作品曾在《人民文学》《花城》《作家》《收获》《十月》等文学刊物发表，多次入选国内选刊与年度选本，并有作品被译成韩、日、英文。主要代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听洪素手弹琴》《子虚先生在乌有乡》《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阿拙仙传》《长生》《夜宴杂谈》等。另著有小说集《恍兮惚兮》《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长篇小说《树巢》《浮世三记》。曾获首届《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西湖·新锐”文学奖、咖啡馆短篇小说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储吉旺文学奖等。

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

◆《子虚先生在乌有乡》·中篇小说·2009.10

◆《述异记》·中篇小说·2010.2

◆《听洪素手弹琴》·短篇小说·2011.10

◆《苏薏园先生年谱》·中篇小说·2012.11

◆《东瓯小史之钱云飞考》·中篇小说·2013.11

◆《懦夫》·短篇小说·2016.1

陈思和 近年来温州籍作家在国内文坛崛起，值得关注。东君是其中的一位。从他近两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来看，他的个人风格越来越清晰，文字也越来越趋于沉静。其小说的某一部分故意模糊了文体特征，引入散文或诗化的意境。

孟繁华 当我有机会阅读了东君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以后，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东君的小说境界高远，神情优雅，叙事从容，修辞恬淡。他的小说端庄，但不是中规中矩；他的小说风雅，但没有文人的迂腐造作。他的小说有东、西文化的来路，但更有他个人的去处。

贺绍俊 东君的清洁感还表现在他对语言的讲究上。他追求语言的优美和典雅，他的叙述既不芜杂，也不拖沓，尤其注意从文言文中获取语言的灵感。他写人物神似《世说新语》的笔法，寥寥数语，精神凸显。

车前子 东君小说不像电脑上写的，没有“啪嗒啪嗒”噪音。那里有种不可捉摸的手感——东君像用毛笔写作的“士大夫”。我认识的小说家中，东君极其儒雅，有旧气，说他“民国范儿”纯属捡漏，他是晚明文物。简而言之，其作品毫不腐朽，新颖处恰如玻璃钢、红巾、翠袖，倒吸了一口寒气，揾英雄泪。

李云雷 在热闹喧嚣的场合，东君总是安安静静的，说话也是慢慢悠悠的，但他又很认真，一板一眼的，以缓慢的语调竭力想将某件事情说清楚，有时和周围的环境甚至不太合拍。这是我有限接触中对东君的印象，我想这似乎也是东君在文学界位置的一种象征——他总是在热闹中保持沉静与清醒，以缓慢的方式展开自己的艺术世界。

做个东西南北人东 君

当汉语小说穿上西方小说的外衣，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幽灵，一个欧洲或拉丁美洲的文学幽灵在身边游荡。而我们所看到的影子或许就是影子的影子，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或许就是声音的声音。于是，就有人忧心忡忡地发问：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回归传统能否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汉语小说与西方小说最终还会在某个顶点汇合？显然，汉语小说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我们这一代的探索者还在路上（不过，已经有人泣而返，有人咏而归），作为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如果余勇可贾，我就打算把东、南、西、北都转上一圈吧。

所谓东，即东方精神。精神这东西，难以表述，只能感受。从小说形态来看，东西方有别，东方的美学形态是注重含蓄、简约的。在欧洲人眼中，“中国式”几乎就是复杂的同义词。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东方文化而产生的错觉。方块汉字（尤其是正字）貌似复杂，但运用起来却很简单。复杂是其表象，简洁是其内核。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认知。在诗歌方面，中国历来是多短诗，少有长诗，即便有之，也没有《神曲》那种鸿篇巨制。但我们的优势恰恰是以少许胜多许。中国小说（尤其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笔记小说）向来就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质，有时故事讲透了，意思尚在朦胧惝恍间，这就是贾岛诗中所说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时作者会流露个人情趣，故意在某个细节处留点什么，自己把玩，不让猜破，这就是陶弘景诗中所说的“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温州的林斤澜先生谈小说时有个著名的观点：有话则短，无话则长。他的小说常常在无话可说处开始小说的叙述。每回发生地震，我总会想起林先生写的一篇有关母爱的小说。这个小说极短，不到千字，它取材于蒲松龄的一篇关于地震的小说。蒲松龄写到房屋仆而复起，里面似乎是没有故事的。但林先生却抓住了这一点加以发挥。在蒲松龄不说的地方他开始讲故事了。他说，房屋仆而复起的时候有个男子跑了出来，接着，又有个女人跑了进去。女人进去是为了救孩子。然后，房屋又仆，再也没有起来了。小说中没有一句赞美母爱的话，但母爱就是在“无话”处出来的。东方的文字之美，东方的精神，有很多让人深味的地方。

所谓西，即西方现代派。我们的邻国日本与韩国的现代文学起步时间要早于中国。这是不争之实。鲁迅的年龄大于芥川龙之介，但创作小说的时间则要晚于芥川。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即为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发于一九一八年的《新青年》月刊。但在那之前四五年时间里，芥川就已经写出《罗生门》《鼻子》等让鲁迅佩服不已的小说了。再进一步说，芥川还不算日本现代小说的先驱人物，之前已有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等大师级作家出现了。再到二十世纪，我们的现代小说与日本的差距就越来越小了。一九二四年，也就是关东大地震第二年，日本最早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新感觉派”问世，代表人物有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同一年，法国青年诗人、作家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等，发起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东方和西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选择东京与巴黎掀起两场最重要的现代文学运动，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巧合。当年李金发从法国带回了那么一丁点儿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剩菜残羹，生拼硬凑，弄成了几个拼盘，虽说让中国读者开了一次“洋荤”，却难免落下“食洋不化”之讥。毕竟，法国现代派文学还没有作为整体被介绍到中国，因此只有一部分浸润其中的人略得几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大部人还是相当有隔膜的。相对而言，中国作家对于东邻作家所倡导的“新感觉派”倒是有感觉的。流风所及，影响了在日本留学的刘呐鸥，他回到中国后，也发起了所谓的“新感觉派”运动，随后就出了穆时英、施蜇存等。事实上，他们跟日本作家一样，都是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尤其是波德莱尔以后的法国文学)的影响。横光利一早逝，川端康成超迈侪辈遂成东西方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独臂》《睡美人》既有日本元素又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味道。在同时代，我没见过哪位中国作家写过这样的作品。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融合方面，日本人（包括川端）一度比我们做得更好，就像他们当初处理文学创作中的“和文调”与“汉文调”一样。回望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大都受过西方文学的洗礼，并且在写作中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训练、翻译体语言的异化操作。尤其是，当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学时，就有一种陌生的兴奋。我们的皮肤认同了它。我们的文字也呈现出白皮肤的质地来。更为可笑的是，我们自以为学到了家，而且很老练地用博尔赫斯或卡夫卡的口吻说话。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作家虽是用汉语写作，却是用英语思考问题，直到有一天，我们才发现，有一种已然陌生的语言一直长在我们嘴边，就像胡子一样，刮了还会长。而这种陌生的语言居然就是我们祖传的东西。不能不承认，我在西方文学里面浸淫既久，但我的叙述视角、思维以及趣味还是偏于东方的。在某种意义上，我通常被人归类为南方作家，因此有必要在下面谈谈我所理解的南方叙事。

所谓南，即南方叙事。南方叙事很容易被人们狭义地理解为本土言说或方言写作。我绝无此意。南方叙事源自南方地域，却可以超越地域本身的限制，至于广大。小地方成长起来的写作者也许会有这样一种不无强烈的体验：有时候，语言会影响我们的记忆。那些在我们蒙童时期发生的事，我们事后通常能用方言把它尽可能准确地表述出来。当我们把它转换成一种雅驯的书面语时，其实已经遗漏了很多东西。因此我们可以不无偏执地说，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汉语写作本身，其实已变成了一种在艰难的转换过程中遗漏的那一部分（这种想法源自于某位外国诗人对诗歌翻译的看法）。我无意于强调方言（南方话语）写作。而是说，很多方言其实就是汉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只是从某个历史时期的某种主流话语中疏离出来，年代湮远，让我们见了反倒感到几分陌生。而陌生带来的是隔膜和唾弃。现在重拾回来，我们同样需要几分勇气和胆气。许多年前，我们或许还可以指责北方话语霸权的统治与我们的政治气候有关，而现在我们似乎毫无必要担心来自这一方面的诸多禁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各种话语的大汇合：北方话语、西方话语以及放逐太久的南方话语。我们应该像拉金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在东方举起一杯水，让所有角度的光永远不停地聚合（大意如此）。我自身也有这种体会：那些浸透在我血液间的方言，一旦带进写作，就会让另一些与之相匹配的词语不断地涌现，向它聚合过来。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实上，我是不主张方言写作的。如果我在小说尝试用方言，我会慎重考虑。比如我在《洪素手弹琴》中用了温州方言“醉”字：听醉了、睡醉了、看醉了。这一“醉”字不能解释为陶醉，读者大致可以意会。除了尽可能创造性地使用一些没有隔膜的方言，我还汲取了中国文言小说省净、简练的特点，至于有没有达到文白相间、庄谐杂糅的效果只能有待修炼了。因此，有人说我的小说创作就是典型的南方写作。这个我也承认。南方写作者就应该有南方写作者的气质。同样是汉语写作，在用字、语调、气质等方面，南北写作者存在差异是不足为怪的。

所谓北，即北方话，亦即普通话（有人开玩笑说是“胡普”，章太炎称之为“金鞑虏语”）。新中国成立以后，普通话写作几乎覆盖了（古代）文言与（南方）方言。汉语词典里多北方方言，体现了一种词汇的单一性。直到现在，我们南方作家的北方腔仍未消除。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学生的发音方式好像都是一个模式里出来的，有些作家的发声方式也如此，他们的写作受到了一种规范的普通话的影响，已丧失了很多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与忧虑的。一些优秀的写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共名”的状态下选择了独立化书写，发出一种不同于“北方腔”的独异的声音。

我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小说境界应该是这样的：在北方语系（普通话）写作之外，不失南方叙事的特色，其内在精神是东方的，外在的表现手法则兼有西方现代派的元素。

 

专题策划

徐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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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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