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域外与周边重新理解中国：以丝绸之路研究的区域转向为中心

Original 黄达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9-10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黄达远，男，浙江嵊州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西北跨境民族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项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前史研究”（2018-GMF-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17ZDA152）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专题“’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摘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下，边疆从“边缘”转为“核心区”，要恢复其在“一带一路”的中心性，无疑要释放出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区域关联性，绿洲作为丝绸之路区域研究的重要历史空间单元，绿洲史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沟通与重叠部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即通过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国及周边、域外的空间关系来共建具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研究；区域研究；整体史；空间转向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转为核心区，这种空间转向与近年来史学发展变化的趋势相符：区域研究与世界体系（全球史）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边疆、边界、区域这些议题必须加以重新思考，中国需要自身的区域研究。近年来，笔者就“西北研究的空间转向”一题反思了以往西方单一民族主义知识体系下的“去地域化”，使得地域社会特点长期被掩埋和忽略，而区域研究则能恢复地域的中心性：以草原、绿洲、农耕、森林、沙漠空间地域上的关联性视野，也就意味着避免使用早期西方的“有色透镜”进行文化解读。全球史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围绕跨文化这一概念，似乎存在着某种共识，这种现象使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浮出水面，否则，研究单个社会或文明的历史学家看不见这些联系。因此，未被发现的联系网最终会展示以前单独考虑的“区域”历史之间存在的“系统关系”。这就提出采取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一、丝绸之路的区域转向：恢复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地缘关联

当下的丝绸之路研究依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观”，深陷于民族国家模式中。本发源于欧洲后来又成为全世界所遵循的民族国家模式，以固化的王朝国家形态——单一中心的历史形态，将人群和地域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以致人们形成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记忆和以王朝架构为中心的认同记忆。李鸿宾指出，丝绸之路历史理解和阐释模式“无非就是以通道的方式联结两端或中间的若干点域，但本质上仍旧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历史的发展演变”，仍然跳不出以民族国家为预设的背景，这一问题实质依然是单一民族主义知识体系“去地域化”的后果。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遗产点：麦积山石窟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申遗文本，体现了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3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新理解，首创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的范例。“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遗址点串联而成，并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这一区域与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和中亚区域性文明中心之一的“七河地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长期联系，体现出游牧与定居、东亚与中亚之间从未间断的联系，极大地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静态视野，以一种欧亚整体史观来衡量“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与特征。4个异质性区域构成了这一路网的地理基础，即中原地区（农业核心区）、河西走廊（绿洲区）、天山南北（南为绿洲，北为草原绿洲）和七河流域（草原核心区），它们共同组成了跨度5000多公里、长度8000多公里，由33处遗产点勾连起来的巨大路网。三国学者提出区域共性的一面是：持久的沿用时间，丰富的各类遗存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动态关联，丰富的文化交流内容，联系和途径的多样地理环境，清晰地展现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上发生在不同文化区域间的广泛互动，特别是在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申遗文本明显采用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关注长时段的日常生活。

20世纪60年代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将地理时间纳入到史家的关注当中，体现了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的重视。1985年，西域史家张广达较早吸收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将山脉、沙漠、绿洲对于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作用纳入欧亚交通史研究当中。2008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古“西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那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个“陆上地中海”。葛兆光提出，一方面，汉文明在那里与其他各种文明互相激荡，从而使“西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世界”；另一方面，“西域”虽然是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的地理词汇，而作为一个有意识地连接各国历史、语言和宗教来研究的“历史世界”，对这一特殊地域的考察是随着19世纪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兴起才开始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重建了中原、绿洲、游牧之间密不可分的区域联系，超越了西方中心观，也超越了中原中心观，呈现出世界性的区域关联，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陆上地中海”。

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景观丰富多样，农耕区、游牧区与绿洲区构成了核心的环境支撑。公元前2世纪汉朝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宛一带，看到既有“行国”，也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的农耕民。游牧与农耕之间始终存在着共生关系和相互转化方式。可见，从日常生活看，尽管族群发生了迁移变化，不过在千年尺度下，中亚环境所造就的游牧—农耕的生计方式并没变化。丝绸之路要置于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关系中理解，“自然现象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唯有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那些地理现象才是最重要的”。游牧与农耕两大类型的出现，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适应，且与其对资源与能量的使用分不开的。吴于廑指出，“自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一方面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表现在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因内部阶层的分化而发生的矛盾。“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这就超越了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欧亚古代世界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吴于廑提出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按照人与环境的类型就可以划分出：农民、游牧民、绿洲民、森林民等等类型。对于游牧民而言，苏联学者哈扎诺夫提出，“将牧民游牧定义为食物生产经济的一个特殊形式，依据的应该是那些经济特性的总和，就是在这些经济特性上，牧民游牧与其他性质、形式甚至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有所不同”，同时，“还要基于数世纪以来牧民自己的传统观念和标准”。可见，文化也是一条重要的标准。

那么，绿洲是否也构成一种食物生产经济的一个特殊形式呢？长期以来，在农耕与游牧的两大力量之间，绿洲能量级较小，长期从属于游牧形态或农耕形态，是依附性的存在。不过，绿洲却具有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意义。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绿洲作为“通道”的意义才受到重视。张广达深刻阐述了绿洲在“通道”环境下所呈现出的能量：草原游牧民族也好，农耕定居民族也好，都因为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之间存在着绿洲而获得了莫大便利。绿洲是广阔沙漠之中的绿色生命岛屿，这些岛屿的存在打破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绿洲的能量不能以宜农或宜牧的环境为尺度衡量，而是在沙漠尺度下才能体现其生物能量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也可以划定以绿洲为生计方式的“绿洲民”。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中、苏、日等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竞争中高度重视中亚与新疆的地缘价值。绿洲作为“通道”与“枢纽”的双重性质被拉铁摩尔、松田寿男等学者引入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80年代中苏关系逐步缓和后，苏联中亚与中国新疆的丝绸之路再次受到关注。民族学家谷苞提出，西汉王朝将河西走廊绿洲改造为农耕区后，与天山绿洲桥连接，进而与帕米尔以西的绿洲的打通。促成了丝绸之路开通，这一事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释放了绿洲作为历史空间单位的意义。9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曾发表《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一文，确定绿洲作为一种专门的食物生产经济类型是存在的，要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两个层面结合起来研究，倡导将“绿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21世纪初，谷苞撰文指出，西北地区有3个重要的文化体系：一是以蒙、藏、哈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二是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绿洲农业文化（包括河西走廊地区）；三是以汉族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中西部的旱作农业文化。明确将绿洲作为与游牧、农耕并立的三种文化之一。2011年，人类学家崔延虎提出，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重视一个小型生态区域的生态环境过程，同时需要揭示相关小型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正式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的“绿洲社区研究”。

绿洲作为历史空间单位，逐渐被学界认可。美国史家芮乐伟·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则提供了“绿洲史”研究的范例，从长安到撒马尔罕沿线不同的绿洲如吐鲁番、敦煌、和田等地出土的多语文献和实物中，恢复出丝绸之路上“走卒商贩”等最普通人群的衣食住行、情感以及地方市场网络；这些看似很繁琐细小的“日常生活”，其实反映了“丝绸之路”上除了商业贸易外，还有绿洲人群的存在，他们本应是历史在场者，可是由于过去史家重点关注“物”，这些普通人则被埋没了。在全球史家纳扬·昌达看来，世界全球化从未停止，普通人如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夫是几千年来对全球化起重要推动作用的4种人群，是他们把世界勾连到一起。芮乐伟·韩森重视绿洲在丝绸之路时空中的节点作用，重视绿洲的日常生活，该书获得较大的社会声誉。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遗文本提出了对该区域性质的共性理解：中原、草原、绿洲三大异质性区域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整体意义超过其所有组成部分之间的个体相加之和。“长时段”视角下，形成这一区域的关键动力在于区域之间或地缘空间上的“共生互补”关系。这体现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与内陆欧亚区域研究之间的问题意识基本是同质的：关注点不在于国别、单一文明区域的独特性，而在于重视异文化群体的跨文化联动、交通与比较。在欧亚历史的叙述框架中，超越“内陆欧亚”“东亚”这种传统的区域范畴。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力图摆脱旧有史观的束缚，将问题意识转向草原、农耕、绿洲、森林、渔猎、采集等多元社会形态的整合、互动的区域研究，强调异质性文明之间的共生，形成以地缘关系、地缘社会为中心的视角。

二、绿洲与丝绸之路：以区域史连接世界史与国别史

全球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其意义在于“这些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补充了国别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别史的错误”。有学者发现：在晚清，面对来自海洋帝国的“冲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时人不仅发出“数千年未有之局”的感叹，而且也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即是加入世界万国之林；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史视为世界史之外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实际上将传统中国史内含的“世界史”及其书写的主体性让渡出去了，同时将现代西方变成了一个近似“绝对他者”的角色。现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中国史＋外国史＝世界史”或是“中国史＋世界史”学科模式，这是早期的欧洲中心观与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影响的后果，忽略了“中国”本来就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区域史研究是联系世界史与国别史的重要纽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不得不让学界重视中国历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国际化的路网和广义层面的“西域”“陆上地中海”，说明历史中国始终作为世界性文化空间的重要一维。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关照下，“丝绸之路：长安—天山的廊道路网”提供了一个实证性的文化遗产网络，体现了“周边与域外”曾经与“中国”共享一个历史空间的意义，就是围绕丝绸之路的“陆上地中海”展开。近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落后与崩溃趋势，不仅导致了日本对于满洲与朝鲜，俄人对于蒙古与回疆，英人对于西藏、法人对于安南的领土要求，也特别容易促成对于“中国”的重新界定。这种话语权的丧失导致我们在叙述“域外”和“周边”的时候不得不采取“外国史”的立场，这无疑是退回到“欧洲中心观”，不得不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局限在主权国家边界内，形成“边疆史”或“民族史”；而“边界外”则成为中亚史、南亚史等，成为“外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范畴，中亚、南亚各民族成为世界民族的研究范畴，这就难以反映它们与中国历史曾经具有共享的历史空间与历史过程。

通过区域史研究，或可拉通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内部关联。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作为区域研究的大师，他研究的“边疆”不是限定在主权国家边界内，其边疆是广义的，具有“内亚”形态的中国利益边界一直延伸到欧亚腹地的黑海。从政治地理的态势上看，中国内陆“边疆”与“边界”的定义并不重合，影响边疆的事件本身更是远远溢出了现代国家边界。18—19世纪中叶至少在黑海区域发生了若干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一是18世纪中叶黑海附近发生的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俄国征调在伏尔加河游牧的土尔扈特部众为其征战土耳其，从而引发不满。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带领下回归中国，并引起了欧亚草原的地缘形势的连锁反应，俄国与哈萨克对土尔扈特的围追堵截及其势力范围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欧亚腹地的地缘格局和民族分布。二是19世纪中叶黑海地区的“扎吉德运动”。这是一场由鞑靼新兴工商阶层发起的近代革新运动，对中亚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近代中国内陆边疆的问题源头不追到黑海附近欧亚大陆的博弈，那么仅靠国别史将无法深刻理解这些问题。三是俄国与苏联在其欧亚腹地开展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包括铁路的修建、现代城市的建设、现代教育与现代社会阶层的形成等。它对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形成了地缘空间优势和影响力，中国政府不得不被迫调整政策予以回应，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疆域形态。这些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必须在欧亚史的区域视野中才能发现。

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摩铁尔

拉铁摩尔总结出“亚洲内陆研究法”，即“在研究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所及区域发展和社会自身各阶段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在地理单元的大小和占有并利用它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平衡”。这种以“亚洲内陆”为单位的“区域研究法”借鉴了物理学和生态学的概念，这是一种能量守恒状态：一个系统的总能量的改变只能等于传入或者传出该系统的能量的多少。拉铁摩尔使用“平衡”这一词，将其转化到以欧亚历史为背景的中国历史的观察中，这种共时性研究就带有了强烈社会科学的含义，不过，拉铁摩尔的研究范式中也蕴含着强烈的“结构—功能论”的意义。这种区域研究法，已经有了一种社会科学的意义。借助于上述研究视角，清代乾隆时期天山北麓“伊犁九城”、古城—乌鲁木齐城镇群和巴里坤的满汉双城的开发体现了这一地缘空间的剧烈变化，表现了双重的意义：这既是中国史的重大事件，也是欧亚史的重大事件。如果按照拉铁摩尔区域研究法的“平衡”原则，从中国史看，伊犁河谷的绿洲资源匮乏不能保障、维持和支持数万将士家属的驻防实边的巨大开支，只有通过北京调剂江南的财赋“协饷”输送才能维系军政费用，而当地军民也必须进行屯田贸易以补充和支持财政费用，这就导致了“长城—天山走廊”的出现。从八旗驻防捍卫主权、威慑中亚的意义来看，而且更有天朝的天下秩序观，这就体现在总统伊犁将军的驻防之城、有“小北京”之称的惠远城，即“惠泽远方”之意，某种意义上是对冲和平衡俄国在欧亚腹地扩张的影响，清朝的影响同样是延伸到欧亚腹地。正是因为清朝打败了准噶尔，才使得土尔扈特部进一步坚定了东归的决心。

1985年，哈佛大学傅礼初（Joseph Fletehe）遗作——《整体史：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一文是以欧亚史为背景展开的，认为相对于此前各地区的独立性历史进程而言，欧亚大陆在时值16—18世纪的早期近代阶段终于具有了共同的一体化历史，而中国也在其中，总结出内亚这一区域的相互联系性自16世纪以来明显加强，以新兴城市为基础的定居国家实力的愈发强大则促使以往由定居世界和游牧力量维持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传统的游牧人也越来越多地向定居化过渡。傅礼初提出的“异地共生”的概念引起学界极大兴趣。

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

赵世瑜将“整体史”理论与中国研究做了重要尝试。他重新考查了明朝历史上的“北虏南倭”与隆庆、万历年间的族群关系问题：在明代的南部山区、西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族群关系的动荡，其动因与前者是大体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关联的。隆庆万历之际的主政者或许是被动地触摸到了时代变化的脉搏，所以他们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尽管短暂的，却使当时的帝国边略具有了时代性和整体性。这一成果意味着将“整体史”视野纳入明史研究，异质性边疆、不同的族群关系和全球史、东亚史时空联系起来，以寻求这一时期不规则的历史脉动，这是王朝史、区域史、民族史、全球史的融通之作，将边疆研究和民族研究的“边缘”视角转到全球史和中国史的“中心”视角，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北方社会史的内容，是一次将边疆“内外”整合的极佳研究案例。正如赵世瑜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了他的研究旨趣：与只关注游牧政权和王朝政权不同，他更关注游牧与农耕政权是如何营造出一个（也许是多个）位于他们之间的地域社会，关注这个由两大力量板块“夹击”而成的地域社会是如何形成，或者说“结构”的。实际上，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两河流域的绿洲都是在游牧与农耕两大板块力量的夹击下形成的。绿洲或是游牧力量占主导，或是农耕力量占主导，或是半农半牧形态，绿洲因腹地的狭窄，物资的补充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远距离转运贸易，形成了复合型的空间形态，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反映了全球史、整体史与区域史的关系，即是游牧与农耕关系的世界史（全球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重叠部分，不过也有相对突出的“专门史”的意义：丝绸之路汇聚了古老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中亚文明以及其后的诸多文明，沟通了亚欧大陆上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成了人类历史上多元文化的发展。其中与欧洲史最具差异的部分就是绿洲史，丝绸之路区域特色就是草原、绿洲与游牧的交互性。

近代中国学术界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经验，按照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民族国家史，并进行学科分类，于是“陆上地中海”从“历史世界”逐步变为主权国家的区域和边界，需要重新划定时间、空间和社会，需要纳入主权国家可识别的时空范畴，这就与历史书写与建构有关。在连续的时间长河中按照特定标准切出一段加以研究，是分期史的做法，例如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以及以王朝为单位的断代史等；将互相联系紧密联络的人类社会按照特定标准分类研究，是专门史的做法；在绵延的地球表面上按照特定标准划出一定范围进行研究，是分区史的做法。“陆上地中海”的“历史世界”被切割到不同学科的研究范畴中，仅仅是在历史学中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研究的就有边疆史、民族史、中亚史。超越“民族国家”研究单位之外的跨文化、跨社会、跨国家研究的有丝绸之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边疆史和民族史从时间上又分成不同的断代史，如汉代边疆史、唐代边疆史、清代边疆史等等；从研究内涵上又分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这些历史分析方法大多是借助于西方的学科体系，没有兼顾历史的整体性。如果从“陆上地中海”的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看，其实无论汉、唐、元、清是否在场，自从张骞凿通西域以后，在农耕、游牧、绿洲的区域关系史中，“中国”一直都在场，从未离开。对这一整体史的把握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体现在学者们关注不同层次的空间关系。由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影响，以往的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一个重要维度其重要性被淡忘了。如美国学者近期关注到清朝在欧亚腹地投入的大量白银、茶叶和丝绸对周边区域经济的深刻影响，认为这是带动中亚区域经济市场重要动力。

采用区域视角研究边疆，并不是说国别史下的边疆研究不重要，而是要跳出线性的时空框架，以丰富和补充国别史视野下的边疆研究，形成更精细化的研究视角。诚如学者的反思，“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不能仅仅局限在边疆区域史范围来研究边疆史，更不能以静态的、粗放的方式来对待边疆史”。需要考虑早期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适用性，比如“绿洲”作为特殊的历史空间单位，并没有受到重视。

三、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视野的创新

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一次从重视语言文献考据的“汉学”到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区域研究——“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一次重大“范式”转换。区域研究是一种文化翻译，即“一种谋求通过一个跨学科的透镜来了解、分析和阐释外国文化的事业”。这首先要求外来者努力理解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假设、含义、结构和动态；但也为他们创造了机会去扩展甚至挑战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跨文化的透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充分地理解另一种社会或文化。长期以来中国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属于被研究的客体对象，这是一种从属关系，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关系。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静态的历史地理学和近代欧洲对于这片区域的定义：中亚、南亚的观念是一种僵化封闭的空间地理观念，“这种历史地理学和东方专制主义观念一起，塑造了作为正统印度史学基石的印度文明观念”。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使得中国开始成为现代化的发动者，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追求的是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构成了新一轮开放的基本特征。实现“民心相通”，就要破除欧洲中心观与中原中心观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知识遮蔽，完全将其视为静态的地理空间，将域外和周边视为“外国”；或者将域外和周边视为“野蛮”“边缘”之地。早期以西方民族国家为背景形成的社会科学体系知识体系，对于周边与域外采取的博物学、民族志的划分以安顿其世界秩序，这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安排，具有淡化和切断与中国的共时性联系的特征。而从地缘关联性和地域社会的特征看，中国历史与周边、域外的影响持久而深远。因此，不能陷入到近代欧洲区域研究陷阱中，需要以新的社会科学视野进行丝绸之路区域研究：

第一，考虑以当代社会科学体系为基础，以中国与周边和域外共建、共享、共有的视野重建丝绸之路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丝绸之路”视为单一的自然区域和统一而封闭的文明区域不同，将“绿洲”“游牧”作为历史研究的空间单位，以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关系重新释放“通道”“走廊”的意义，将“丝绸之路”建构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地理和历史空间。自史前至现代，不同的路网和通道以纵横交错的机动地带将亚欧大陆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异质性区域联结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的活力和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有机联系。

日本学者应地利明就耕种与畜牧关系来论述中欧亚的生态、生存方式和民族的兴亡。其背景是“从网络建构原理的角度来看，沙漠与海洋甚至是同一类型，一个是广漠的沙砾世界，而另一个则是浩渺的水世界，都是人类不能居住的广袤空间”，绿洲和港口散落各地，连接绿洲与绿洲之间的路线是商路，连接港口与港口之间的线路是航线：“此构造是把绿洲和港口作为点，把商路和航线作为边的网络。‘沙漠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均属于‘由点和边构成的网络和网络流量’构造，显示了百分之百的同型性”。区域比较研究是跨文化解读的重要方法。

第二，重视不同层面的关联，特别是日常生活的空间关联。丝绸之路只是一个跨区域交往的贸易网络代名词，其实还有茶叶之路、大黄之路、瓷器之路、布匹之路等等关系到沿线民众日常生活的贸易往来；除了贸易之外，与日常生活连接的还有“医药之路”“植物之路”“动物之路”等等。从唐代开始，回回先民对香药推广应用有颇多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熏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波斯裔医药家李繤，人称李波斯，曾著有一本独具风格的药学著作《海药本草》，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中医采用的芳香型药物用药方法大多是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中亚和波斯传入的。

第三，重视人类学方法，开展海外民族志调查。丝绸之路区域研究面临的问题：一是持续的民族群体迁徙使这一地区历史发展轨迹曲折复杂，社会组织形态多样且缺乏稳定形态；二是语言文字文化多样起源和不均衡发展也导致该地区缺乏统一持久的历史记忆和区域认同；三是各类宗教信仰以及相关文化传承的互渗并存使内亚地区各民族群体间价值体系保持着非常突出的异质性。近代俄国学者对这些中亚群体的调查了解所采用的“文化透镜”方法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色彩浓厚。因此，以文化人类学的社区调查方法来理解中亚、周边与域外的各民族群体、宗教群体、开展丝绸之路沿线的社区调查研究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法。除了专业的人类学训练之外，因为丝绸之路沿线族群宗教群体相当复杂，还要辅之以语言文化研究人才的储备。

第四，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中国学者组织的“中亚游牧考古”率先取得了重大进展。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游牧人群的生活状态是“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直接影响到考古实践，导致考古学主要进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忽视了居住遗迹和聚落遗址的存在及岩画与聚落遗址的共存关系。西北大学王建新团队在长期考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对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基本要素——居住遗迹、墓葬、岩画进行“三位一体”综合研究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提到游牧就要提到农耕与绿洲，因为单独的游牧是无法生存的，而这种共生互补的区域特色也是丝绸之路得以长期延续的基本经验。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需要超越线性的民族国家观念，把世界性的眼光重新寻找回来，认识中国是内在于世界体系的单元，以此来丰富对中国自身的认识，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与欧亚其他国家相比亦有特殊性的一面。要建设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这就要重建历史—文化和空间视野，必须考虑不同的弹性的区域尺度和历史空间单位，并以此重新思考周边、域外与中国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区域建立历史关联，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发现尺度不一的历史关联，以充满弹性的方式来对待全球性或者区域性。”

总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的“非边疆化”这一命题包括着重新释放游牧、农耕和绿洲在中国史以及欧亚史上的意义，对以历史上游牧—农耕为中心书写的内陆“中国”与近代史上以西方为中心参照的海洋“中国”影像并不一致，今天如何将二者时空重叠、整合为完整的中国史，显然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存在某种局限性，这就必须超越“中国史＋世界史”的知识体系，就是要摆脱那种“中国—西方”的二元论而形成的较为单薄的自我认知，实际上中国周边与域外的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都是孕育了丰富而深厚的区域文明，与中国都有“廊、道、路、网”的共时性联系。因此，建设中国与周边、域外共享具有主体性的区域研究，才能更有效获得沿线国家各民族、各群体的支持与认同，中国必须成为“一带一路”的研究大国和知识大国，以民心相通来更好地“筑路”，这无疑大大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本文得到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的“绿洲社会研究”与“河西走廊区域研究”讨论的启发，也得到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在中亚绿洲人类学调查的启发，一并表示感谢。）

部分参考文献

黄达远．欧亚时空中的西北：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区域观［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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