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阐释司马迁的杰出史学思想
作者简介：陈其泰，男，广东丰顺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专题“创造性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精华”。
摘要：在当代学术语境下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杰出思想作创造性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尤其应当对以下3项作深入的探讨：一是从记载夏、商、周三代历史，看司马迁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而形成的卓越史识；二是《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中，司马迁如何站在“通古今之变”的高度，从两种政治胸襟与决策的对比，总结刘胜项败的经验教训；三是司马迁著史所树立的“述往事，思来者”的使命意识，和他要究其蕴、“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探求具有规律性之认识的撰著宗旨，当前对于我们克服只满足于现象罗列的做法，和克服“碎片化”倾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著史使命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史坛的一个共同关注点是：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自觉继承发扬，从中获得智慧的启示和激励的力量。党中央一再提出，文化是民族的命脉，发扬传统文化精华是确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条件，要大力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由此形成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大大提升总结、传播传统文化精华的热度。在历史研究领域，尤有两个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如何激活传统文化中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精神内核，发挥其当代价值，二是两千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历史学典范的《史记》成功经验的阐发。2013年12月习近平同志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同志还一再引用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经典箴言来启发当代史学工作者，201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指出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任务，对于今天的历史学仍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2019年1月，习近平同志又在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以此鼓励新时代史学工作者既能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能体现当今时代前进要求，撰成能够激励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优秀之作。
国家文化战略的指引、带动为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启发我们要努力探索既是传统文化精华，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当代价值的新课题。在当代学术语境下对“通古今之变”作创造性阐释，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能为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和推进当代史学的发展提供助力。这个题目很大，本文尝试集中论述以下3个问题。
一、从记载夏商周历史看司马迁扎根中华文化沃土而形成的卓越史识
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以毕生心血撰成不朽巨著《史记》，创立了中国通史著作的宏大格局。《史记》是以先秦时期史学的成就为基础撰成的，但它较之先秦时期初具规模的史著《左传》在体裁上大不相同。《左传》是编年体，全书自始至终按年代先后记事；《史记》是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组成的综合体裁，五体互相配合，而本纪是全书的纲领。司马迁创立新体裁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而其内在意义又更加重要，突出地表明司马迁具有更加高明的史识，他不因袭逐年记载、平直叙事的方法，而要“通古今之变”，以此来展现华夏民族几千年演进的规律和特点。
在《史记》的宏大格局中，十二“本纪”是贯通上下记载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纲领，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一杰出思想正是司马迁从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总结而得的。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进行思考，我们应该树立起如下的明确观念：这一杰出思想是中华文明长期连续发展的壮阔道路所凝成的，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因其历史演进的中断，决然不可能产生，至于其他缺乏久远历史的国家、民族就更加无从谈起。我们要以这一新视角，重新考察《史记》十二“本纪”中如何记述和评论华夏民族历史演进的大关节点，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司马迁的杰出史学思想是如何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之中并连续发展的，并由此进一步理解这一经典箴言何以具有如此久远的生命力。
细心梳理夏、商、周三代的本纪，就能体会到司马迁成功地运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识，对于历史的关键问题都突出地做到广搜先秦典籍的史料，详细记载并予以评论。如叙述商朝的兴起，是因为汤体恤民众的疾苦，重视人心的向背，并引述其名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至武丁时，“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武丁治国50年，是殷商最强盛的时期，号为高宗。至殷纣王残暴骄淫，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又实行酷刑，有炮烙之法，拒谏饰非，昏乱至极，众叛亲离，终于自取灭亡。周代商而起，经过武王伐纣的胜利，周公平定武庚叛乱、艰难创业，实行大分封，创设制度，奠定立国基础，至成王、康王时期，政治比较清明，赋敛有度，出现了西周的“盛世”。到夷王、厉王以后，西周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最为突出的是厉王、幽王施政手段暴虐，与民争利，不听大臣谏议，反而偏信谗诬小人，最后引起民众的反抗，身败名裂。《周本纪》载：“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宣王在位47年，“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号称中兴。但其后，与周围少数民族接连发生战争，先后对西戎，对太原之戎、条戎等，都打了败仗，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周军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周军大败。“周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这一事件的现，“说明了宣王从晚年起，国势逐渐走向下坡”。至幽王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造成人民离心离德，政治纷乱。幽王嬖爱褒姒，“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立伯服为太子”，引起申侯反叛，招引大戎，入攻西周，杀死幽王骊山下。西周遂亡，平王被迫东迁，从此周天子失去号令天下的权力，其地位等同于弱小的诸侯。
由此证明，司马迁对华夏民族的演进史全局在胸，他透过丰富的具体史实，上升到“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的哲理高度来总结，因而清晰地揭示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他所记载和评论的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变局，做到恰当地从统治者的政策得失、民众拥护或反抗、社会矛盾的激化或缓和等可以确实指明的条件变化，作出深刻的、符合理性的解释。这种高明的史识，贯穿于十二“本纪”各篇，成功地展现了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气势恢宏、起伏跌宕的发展趋势。
二、站在“通古今之变”的高度，从两种政治胸襟与决策的对比总结刘胜项败的经验教训
对于距离更近、历史变局更加急剧的秦朝兴灭、楚汉相争以后的历史，司马迁所依据的史料更加丰富、感受更真切，因而他所揭示的历史变化的道理也更为深刻。《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就是将生动传神的叙述与透视历史进程的深刻观察熔炼于一体的精彩篇章。刘、项相争，是秦汉之际历史演进最为关键的一幕，而且两相对照，彰显了成败兴坏之理。由于刘邦与项羽长期的较量，决定了秦亡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因此这场两雄的较量为何以刘胜项败而告结束，也是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历史风云变迁和时人的众多议说，司马迁却以“通古今之变”的睿思做了最好的评析。
项羽在反秦起义浪潮中，曾是诸将慑服、莫敢仰视的英雄和号令天下的“西楚霸王”，最后却兵败身死。项羽又名项籍，出身楚国名将之家，“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起初反秦义军与秦军在河北作战，秦军包围赵王歇、赵将张耳驻守的巨鹿城。楚怀王派宋义、项羽急往救援，宋义滞留安阳不进，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严责宋义：“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斩宋义于帐中，“诸将皆訴服，莫敢枝悟”，项羽遂威震楚国，名闻诸侯。“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此其时，项羽是多么勇武盖世，但是最后为什么演出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一幕呢？
司马迁洞察原委，昭示了项羽最终致败的3大要害：一是不恤百姓，残酷杀戮。在秦朝的暴政使民众受尽煎熬之后，战争的烽火又更加剧了灾难，在此情况下，政治人物取得成败的根本条件，当然取决于他能否解救百姓危难、重新给予生存的权利。项羽出身于贵族子弟，他根本无视民众的艰辛处境和生存要求，而是恃其勇力滥施杀戮，致使丧失民心，成为孤家寡人。《项羽本纪》中确切记载：项羽击败秦主力章邯军，章邯率秦兵降，项羽引军欲入关破秦，至新安。因秦降卒受诸侯吏卒折辱而有怨言，项羽闻说：“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鸿门宴上放走刘邦之后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至汉高祖二年（前205），项羽在河北、山东连续与齐、赵诸侯军作战，此时闻说刘邦已从汉中还定三秦，项羽亦无意再西进与之争关中。“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项羽连续倒行逆施，大批坑杀秦降卒，屠戮无辜百姓，所到之处焚烧宫室、民居无数，如此多行不义，必然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到项羽垓下之围穷途末路之时，司马迁寓意深长地写道：“（项王）直夜溃困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老农夫故意指错路把他引向大泽之中，正是项羽尽失民心、百姓怨望的写照。二是楚怀王原本与诸将有约，先入关中者为王，刘邦有勇有谋，一路西进，先攻入关中，攻入咸阳尽封秦宫室府库还军灞上，而项羽忌其大功，改封刘邦为“汉王”，让他处于偏僻道险的巴、蜀、汉中；项羽对诸将实行分封，共封18王，本人自立为西楚霸王，实行分封是恢复各诸侯王割据的状态，开历史倒车。项羽又徙义帝至长沙郴县，使人杀之江中，这种背信弃义的阴谋暗杀行为，使项羽更加陷入政治上被动的地位。三是刚愎自用，毫无谋略，沽名钓誉，在关键时刻拒绝谋士提出的计策，致使养虎贻患。又中汉将的反间计，对范增无端猜疑，范增乃气愤辞归，半途发病而死！司马迁目光如炬，在篇末赞语中总结项羽的所为：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聉，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这篇赞语饱含着“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洞察力。司马迁称赞项羽威武盖世，3年之中率领山东各国起义队伍灭秦，项羽做到号令天下，“政由羽出”，放在历史大局中来评说，堪称“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又提醒读者需要更加重视的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么一位叱咤天下的英雄何以最后落得失败的下场呢？这是赞语的重点，其中点出的“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就是强调迷信武力而不体恤民众疾苦、滥加杀戮，不懂得总结历史经验，实行分封六国贵族旧势力造成了分裂倾向，以及不能尊贤纳谏、拒绝智谋之士的忠言而一再做出错误决策，中肯地指出项羽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注定其彻底失败的结局。
刘邦和项羽都是反秦的主力，在响应陈涉首义的洪流中，两人迅速起兵，都是经过艰苦征战而为推翻秦朝做出巨大贡献，《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的记载都具有丰富的内容、雄浑的气势，所记载的史实亦可互相补充。而更加重要的是，司马迁以其纵观古今、善于抓住历史动向之实质的高明史识，实则对刘、项两人的性格、胸怀、决策目标和效果，明显地寄托了两相对比的用意。这在其论《高祖本纪》撰述义旨中表达得很明确：“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而司马迁总结的这段话又正好与《高祖本纪》篇末所引的西汉群臣对刘邦的盖棺定论相呼应：“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
我们仔细研读不难发现，《高祖本纪》中着重记述的刘邦的襟怀和决策目标，都是与“拨乱反正”“天下惟宁”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安抚百姓，让民众从暴政和战乱之中解脱出来。刘邦出身亭长，司马迁称他“仁而爱人，喜施”，当陈涉揭竿起义之时，刘邦与所聚集子弟起来响应，刘邦向沛县父老解释如何起事的原因，即首先强调“天下苦秦久矣！”说明他作为县中小吏，对于民众疾苦是了解、同情的，全篇开头即为刘邦此后在长期征战中重视安抚百姓，至汉朝立国实行恢复民力的方针，定下了基调。起义军一段时间转战河北一带之后，楚怀王决定派出劲旅攻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乃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时是派刘邦，还是派项羽？正在计议之中。楚怀王身边诸老将都反对派遣“蚹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而极力主张委派“素宽大长者”的刘邦“扶义而西”，其言云：“项羽为人蚹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蚹悍，今不可遣”。楚怀王作出正确决策，派刘邦担此重任，此项对于秦汉之际的大局实有关键性意义，而刘邦此后的所为也正符合诸老将对他“素宽大长者”、能扶义而行的评语。为突出这条主线，司马迁不惜宝贵的笔墨，郑重地记载刘邦攻入关中前后采取的一系列纾民困、安天下的行动。刘邦袭取武关之后，进攻蓝田，“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关中地区乃秦朝累世所盘踞，刘邦采取的策略措施展现出他具有远大的器局，因此成为开创西汉立国基业的序幕。篇中所载他对秦降帝子婴的处置，和退出咸阳宫殿、封存秦朝重宝财物的史实尤其意义深长。“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其次是颁布约法三章，除秦苛法，实行宽省政治，保障民众的生存权，保证不掳掠、不侵夺。“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入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关中百姓争送牛羊酒食，“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就是对刘邦安定社会、解除饱受秦朝压榨之苦的最好评价，与稍后项羽入关杀子婴，“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恰成鲜明对比。由此，刘邦在关中大获民心，此后刘项在荥阳、成皋间长期对峙，展开争夺，前方吃紧，刘邦令萧何在此镇守，源源不断向统帅部输送粮食、给养，补充士卒，关中就成为其稳固的战略根据地。这一体恤百姓疾苦、为政宽省的方针，就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刘邦最后战胜项羽和开国创业的重要条件。汉二年（前205），刚从汉中还定三秦，即下令：“诸秦范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大赦罪人”。至汉十二年（前195）高祖病危，吕后问：“陛下百岁以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高祖回答由曹参继相位。自刘邦沛县起兵，萧、曹二人即亲密跟随，行事谨慎，立国之后，二人相继任相位，“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是刘邦推行与民休息政策的股肱之臣。刘邦临终所作的人事安排，同样体现其以宽省政治取代秦朝暴虐政治、拨乱反正的施政方针。
司马迁总结刘邦在艰苦征战中取胜的另一根本原因，是尊贤纳谏、豁达大度，善于用人，因而屡屡能做出正确决策，克服艰危局面，最终由弱胜强。这同样是贯彻“通古今之变”的指导思想而获得的宝贵认识，也是他记载秦汉之际历史变局的又一主线。刘邦刚起事不久，就有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忠告他不应傲慢对待贤才的故事。其时刘邦先攻昌邑未下，“西过高阳。郦食其为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刘邦因采纳郦食其的建言而得胜，封他为广野君，此后一直是刘邦帐下的智谋之士。篇中又载，项羽以西楚霸王身份分封诸侯，他违背楚怀王与诸将“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将刘邦赶到汉中、巴、蜀，而封秦降将章邯三人为雍王、塞王、翟王，企图堵死刘邦东进的出路。韩信当时在刘邦军中任治粟都尉的小官，因萧何知其有非凡的才能，经他向刘邦郑重举荐，拜为大将。于是韩信向刘邦进谏，提出积蓄力量、还定三秦、东向与项羽争天下的战略思想：“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夺天下”。刘邦及时采纳韩信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出奇兵暗渡陈仓，从此拉开楚汉相争的大幕。张良是刘邦最重要的谋士，其人也自称“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司马迁为他写了《留侯世家》，明言其“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者甚众”，而只是选择关“天下所以存亡”者载于篇中。这里举出在楚汉战争最后阶段，张良以深远的眼光向刘邦提出计策，促使刘邦在力量对比上超过项羽，并最终形成对楚军包围之势。时在汉高祖五年（前202）秋，刘邦追项羽，却兵败固陵。刘邦召彭越出兵合力进攻项羽，却遭婉言拒绝，其他诸侯军也无响应者。正当刘邦陷入极大苦恼之时，张良献策，提出关键在于必须对彭越、韩信两人明确划出分封给他们的地盘。“与此两人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华谷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君王能捐出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高祖立即从其计，急派使者告知彭越睢阳以北大片地盘为其封地。“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
司马迁高度重视尊贤纳谏对于君主作出正确决策、摆脱不利局面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意义，因而郑重记载了汉初君臣对刘项成败原因的一场议论：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是对于高祖之所以取得功业建立汉朝的精彩总结。司马迁站在“通古今之变”的高度，从“尊贤谏”与“妒贤嫉能”两种政治襟怀、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作了深刻的总结，因而对后人有着十分宝贵的鉴戒意义。
三、创造性阐释与确立“文化自信”
对传统文化精华进行创造性阐释与当前增强“文化自信”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对其中的精华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和总结，把其中有超越时空价值，能与今天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融合的珍贵成份大力发扬，就能进一步树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激发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发挥其当代价值，推动学术不断创辟新境。
《史记》一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司马迁以如椽巨笔，记载了华夏民族自开辟以来丰富多彩的全部历史，史实全面详细，著作体系严整，又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今天，这样一部不朽巨著成为学者们创造性阐释传统文化关注的一个“热点”，深入发掘、总结其当代价值，实在是事理之必然。发掘、总结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当代价值，以下两项是尤为突出的。
一是应具有使命意识。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撰写中国第一部通史，他以此作为毕生的崇高使命，要效法孔子，“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他从事这一伟大的撰著工作，有着明确的目标，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述往事，思来者”，不仅记载事件、人物，还要写华夏民族几千年生存发展历程中存在的活跃的生命，借此以预见未来。为了这一崇高目的，他发愤著述，忍受惨遭腐刑的奇耻大辱，顽强地活下去，完成著述计划，“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迁将著史视为自觉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神圣事业，不仅非单纯搜集材料、排比史实者可比，更与追名逐利者相去天壤，这就为后人树立了崇高典范：应当怀着远大志向，研史、著史要坚韧努力，百折不挠，为中华文化的积累和传承竭尽全力！
二是研究历史要究其底蕴，探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在司马迁的经典箴言中，“通古今之变”具有核心的意义。他要做到上下贯通，从远古直至当代，而重点是探究历史进程如何“变”，尤其重视揭示出推动社会前进的社会变革。“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真谛，就是要透过散乱错综的史料，达到历史现象的本质层面，提出具有规则性或规律性的认识。因此，《高祖本纪》在记载高祖长期征战中废除秦朝苛法、实行宽省政治、安抚人心，因而在激烈战争中获得民众拥护、成为开国皇帝的曲折复杂史实之后，以篇末赞语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大趋势，明确得出高祖的决策方略顺应了必须革除秦朝暴政，代之以实行仁政、与民休息的时代要求，因而符合社会演进的规律：“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正是司马迁具有“通古今之变”的宏阔视野和历史思维，他洞察到“承敝易变”的内在必然性，由于在篇末论赞中把汉高祖实行的政治措施取得了最终胜利，提高到规律性意义的高度，由此更加提升了《高祖本纪》全篇的文献价值。赞语中虽略带有循环论和天命观的意味，但不占重要地位，而在当时神意史观和迷信思想盛行的情况下，司马迁能做到如此重视人的努力、政策的施行决定历史进程的方向，这就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史记》各篇中论夏、商、周三代盛衰，论秦统一六国的成功和因实行暴政而骤亡，论汉初医治战争创伤、休养生息的政策取得的巨大成效，写武帝的鼎盛局面和因“海内虚耗”而引起社会动荡局面的出现，都能准确地抓住历史演进的大关节点，从规律性的层面进行论述和总结。因此令人赞叹地达到撰成一部中华民族演进的信史的目的，成为世代中国人的集体历史记忆，而且至今仍然可视为著史的成功榜样。这些成就对于克服只满足于罗列材料、忽视正确理论的指导、只见历史表象而未能究其底蕴的做法，对于克服“碎片化”的倾向，无疑是提供了矫治的良药！
《史记》这部成功地实现以“通古今之变”为指导的杰构，在中国史学史上又开创了著名的“通史家风”，因有历代优秀史家前后传承、创新，而形成了一套体现深邃历史智慧和鲜明民族风格的概念、用语和叙事模式，这些同样是今天发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和推进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宝贵财富。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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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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