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卖高价的“不良药企” 《我不是药神》带错了节奏
“未经批准即是假药”的法律规定，要不要有所修正，也是电影所应带来的严肃讨论。
文 | 江玉楼
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热议看，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票房肯定要数以亿计了。围绕电影的争议涉及对仿制药的看法，对人命关天的理解，以及政府、药企和绝症患者的互动。抛开电影艺术层面的优劣，就对“药”的理解来说，这部电影带错了节奏，混淆了是非，观众在观影甚至感动流泪时，仍要防止被带到沟里。
该部影片的主人公原型是陆勇，他为病患走私印度仿制的抗癌药，被称为“药侠”，但在影片舆论高涨时，陆勇改变原先为电影站台的立场，挺身出来维权，批评影片制作方违背了与他的承诺，也不让他发声，他无法为已经被影片污名化的自己辩护。
按照陆勇转述制片人的说法，这部电影的方向是要突出政府的正面作用、削弱个人英雄主义。诚如斯言，这个电影设计了一个挽救厄运的政府、无良的药企以及幡然醒悟的“陆勇”。这样的道德排名和经过艺术手法的情景包装，联系到仿制药的现实困境，令原型陆勇有些不满。
将“人命关天”作为推动情节的动力，在批判药企高价新药上不能天然地获得正当性。药企开发新药需要庞大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定价高昂是对新药研发的必要支持，如果以为低价才是合理，那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药企会去研制新药，新药开发的基础就会崩溃。
但是，在简单地将“人命关天”转换为矛头，直指药企时，《我不是药神》凸显了药企与患者之间的冲突，而对处在矛盾中心的国民医保的机制性问题避开不谈。电影在赚取泪点收获口碑上或许成功，但对现实的表达看起来难免有些怯懦，甚至是片面。
我们知道，我国已经并正在调整进口抗癌药的关税，加快进口药进入中国的速度。这一变化其实早该发生，而不是在贸易摩擦时成为交易的筹码。所以，如果你是从电影中得出对药企的恨、对政府的爱，不管怎样，这都只是基于对一部作品所反映出的情感表达，而与现实还存在一定偏差。
陆勇说，在明星和资本面前，他不是“神”，而是弱势群体。同理，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绝症患者群体，他们的生存急迫本该由谁来减轻，谁来负责解决？答案是明显的：应该是政府。而解决的方式，应该是审视并改革现有的医疗制度，提高民生的预算配置。
同样数量的医保，如果是“撒胡椒面”的用法，那只能是薄薄一层，看似谁都沾光，实际上不顶什么用。而要提升对重症国民的医保待遇，将一些新药和特效药收进医保目录，又会面临财政压力。方法也有，但涉及到财政的真实意愿是什么？比如，其他领域的庞大预算可否分流到医保上？
诸如此类讨论才是我们面对仿制药困境时，理应保持的清醒立场，也是应有的政策视野与正常认知。人命确实“关天”，确实重要，但能为普遍民生负责的肯定不是药企，影片在善恶预设上进行了包装，撩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也使人对电影主题感到不满。
当然，在抄袭模仿盛行的影视行业，资本对市场兴奋点的把握是准确的。所以，《我不是药神》如何定位药企、如何在人性之上设定一个行政之“神”的存在，制作方都做过精心算计。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影片片头做过清晰的说明——该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片中人物和事件纯属虚构，并非相关事件的真实还原。
在《我不是药神》之前，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就讨论过生命与仿制药的现实环境问题。但后者要表达是“我的命我做主”，在不妨碍其他人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接受即使是不安全的新药。但前者，依旧陷在“只要救我命即是我的神”的现实功利性的判断中，精神境界高下立判。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原型陆勇被关押100多天，最后检察院撤回起诉，陆勇无罪。但类似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未必总能如此幸运，如果按照出售“假药”论处的话，则很难做无罪辩护。所以，“未经批准即是假药”的法律规定，要不要有所修正，也是电影所应带来的严肃讨论。
总之，在一个被资本与其他算计操持的票房市场，《我不是药神》引发了现实中严肃命题的讨论，社会还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面对。影片给出的思路，肯定不具备长远眼光，靠新药盈利的药企不是罪魁祸首，毕竟医保安排要有足够的诚意来吸纳新药需求。此外，对新药或仿制药如何对待才能更好平衡各方权益，也是需要认真探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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