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诗选》 陈东飚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事情并未发生在那另一个人，博尔赫斯身上。（我套用并篡改那一段著名文字的标题和起首句，以确认我作为翻译-模仿者的角色。）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
我最早看见博尔赫斯是80年代不知哪一年翻到了《外国文艺》的过刊，1979年的某一期。王央乐译的几篇小说让我无法自拔。在初中生时代以及后来几年里，我一直在阅读能够读到的所有现代主义作品，早已熟知那些不知所云，难以卒读的篇章，那些在文体和叙述方式上令人惊奇的尝试。博尔赫斯的小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没有任何拒绝阅读的姿态，词句简单，清晰，节奏明快，但又用极其微妙的方式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毫无困难地走入其中，直到结尾你才意识到，这故事并非你所期待的那种故事，它是拥有另一个主题的另一个故事。后来王央乐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成为我多年来重读次数最多的书，那种享受令人沉迷，很长时期我都难以解释其原因，现在我知道，是那种声音，经王央乐之口传递出来的博尔赫斯的声音，那种语气，语调，语速，用词，惯用语，形容方式，停顿，省略，以及句子和篇章的长度……等等。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中，博尔赫斯因为他的声音而成为对我来说最为特别的一个。
（题外话，声音是一个人最真实的表征，你可以改头换面，但你难以改变你的声音。因此我认为一个演员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他的声音，当你想到阿尔·帕西诺或迈克尔·道格拉斯时，你的脑海中必定会响起他们的声音，唯有声音是他们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证明）。
（当然，在谈论文学时，我们所说的“声音”是一个比喻，指的是你可以从文字中感受的一切，而远远不止是——甚至可以完全不包含——你用耳朵听见的声音。）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 王央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80年代末，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西英对照本的《博尔赫斯1923-1967年诗选》（Jorge Luis Borges: Selected Poems 1923-1967），当时对我来说仅仅是半本，我忽略左半部的西班牙语，而在右半部中，我从十几位英语诗人的声音里再一次听出了博尔赫斯的声音。这一次是更纯粹，更真实，出于自我的博尔赫斯的声音。我没有经过什么思考就决定将它译成汉语。当我开始着手时我意识到了左半部的重要性。我在学校里一次旧书售卖会上买到了几本估计是美国小学中使用的西班牙课本，学到了最基本的西班牙语单词和语法。此后又买了一本挺厚的西汉词典，在我翻译《博尔赫斯1923-1967年诗选》时，可以说是一个词一个词地检索其原文，在感觉英译与原文有所差别时几乎全部以我所理解的原文为准。惭愧的是，无论是懒惰还是学习能力的原因，至今我尚不能完全脱离词典自由地阅读西班牙语著作。
我记得（但不能确定）我在那次旧书售卖会上同时买到了那本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Speak, Memory）。我记得这本七几年的原版书花了我2元钱，在当时并不算太小的数目，它让我发现了又一个语言的魔术师，此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也没有读到过任何中文译介。后来这本书变成了我的毕业论文的主题和我出版的第一部译作。
我同时着迷于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并不是偶然的，这两人惯于被评论者放到一起谈论，很多时候是作为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文学背景的重要部分，比如读到某某人时一定会联想到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等等等等。但我对纳博科夫的情感是敬佩以至崇拜，对博尔赫斯则是热爱。我并未搜集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加以研读，我曾经试图翻译《微暗的火》（Pale Fire），译过它的开篇和那首999行的长诗，我曾经想过翻译《爱达，或激情》（Ada, Or Ardor），但这种意图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冲动。纳博科夫给我的印象是一座被薄薄的雾霭笼罩的庄园，当你穿过雾霭眼前便会巨细无遗地呈现出一座精美的建筑，每一块石头都雕琢得尽善尽美。你眼中的一切都仿佛被放大，被聚焦，但因为无限地精微又显得非常渺小和遥远。博尔赫斯则不远也不近，就像一个城市，一条街道，你不必注目它的每一个细部，只需了望它的落日或面前的月亮，置身于其间。读纳博科夫你会觉得是在看一部诗般的电影，每个镜头的构图都深思熟虑，并且用滤光镜过滤一些色彩，加深另一些色彩，有如梦幻。读博尔赫斯你会觉得是在看一部黑白电影，无论情节如何，单色的粗糙质地都给你一种平易与安心的感觉，因为它提炼，省略，有如记忆。那种亲近感是纳博科夫所没有的，博尔赫斯毫不费力地溶入了我的血液，没有任何排斥反应。
我决定翻译博尔赫斯诗选的时候我已即将毕业，此后将无法长期持有原书了。我记得，我将原书从图书馆里借出来，托我哥的朋友，任职于新华社的某（当时就已开始著名的）诗人进行复印（90年前后，复印仍是一件伟大的工程，想想真恍若隔世）。我记得这位诗人写信给我哥讲述他是如何惊险地避过同事的注意完成任务的。由于我至今尚未见过这位诗人一面，也无从致谢——或许诗人本人都不记得这事了（这事会不会是我保留多年的一个幻觉呢？）；在那时，现在也一样，诗人在我眼中就是博尔赫斯所谓的“创造者”这一族类，对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遥远而又虚幻。这份复印件现仍在我的身边不远处的一个公文袋里。因为有它我才能在1996年完成了博尔赫斯诗选的翻译，并被收入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中的诗歌随笔卷。2003年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博尔赫斯诗选》。
西川译《博尔赫斯八十忆旧》，浙江文艺版《博尔赫斯全集》和海南版《博尔赫斯文集》
这部译作带给我一种特殊的成就感，是我的任何其他译作都没有给过我的。无论是纳博科夫，还是威塞尔，还是史蒂文斯，还是庞德，还是我零星译过的所有其他诗人和作家，我所做的都仅仅是将他们的文字变成汉语，那些声音不是我的，尽管译文的准确或失误都要归到我的头上。然而我把经我的口发出的博尔赫斯的声音当成是我的声音，在发出这些声音的时候我没有感到过模仿的困难，或终于发出那个声音时的惊奇与释然（或许我只是忘掉了），而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从来没有译过博尔赫斯，我也许仅仅是一个传声筒而已，无论在广告职业中还是翻译活动中。对于并非“创造者”的这一类人来说，谁能摆脱作为一个工具的命运呢？把博尔赫斯的声音想象成自己的声音，把博尔赫斯想象成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创造者”，也许是我作为翻译者的最好的安慰吧。
抑或，那只是我的最大的悲哀？一个归根结底没有自己声音的人？一个靠想象来安慰自己的传声筒？我试图用如下的话来再次安慰自己：人的自我是人所感知的世界的总和，没有人不是某物的传声筒，即使“创造者”也是如此。博尔赫斯本人也曾经期望过自己发出乌纳穆诺或卢贡内斯的声音，或是“试图将英语或德语的音乐纳入西班牙语”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大诗人”。所有的人都在感知、传递和创造，在传递声音的同时创造新的声音。在本质的意义上，传声筒和“创造者”并无不同。
不，并非如此。不同当然是存在的，“创造者”向世界更完全地敞开自己，用更清晰响亮的嗓音来传递他感知的一切，将它变成伟大的声音。而其他人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发出的声音微不足道，除非他们倾听“创造者”的声音，让自己变成他们的传声筒，才能发出远比自己的声音更伟大的声音，成为创造的一部分，并将那创造的过程再次延续。对于翻译者来说，做一个好的传声筒，与其传递的声音合而为一的传声筒，是他唯一的价值所在。由此看来，前面所说的成就感，也许并非自满或是安慰，而是我的一种不自量力，就是凭借以我的口发出博尔赫斯的声音，创造出一个新的博尔赫斯。
这个博尔赫斯源自那个本来的博尔赫斯，一个用时间和宇宙和虚无来编织诗意的人，用他的脚行走，用他的耳朵倾听，感受他的迷惘，表达他的激情，拥有他的痛苦、失落、安宁、幸福，像他一样简洁，收敛，冷峻，对意象的选择有同一种品味，对节奏的掌握有同一种感觉。但这个博尔赫斯在词语音乐——你用耳朵听见的“声音”——的维度上与本来的博尔赫斯毫无相似之处，他也无意于重建这个维度。仿佛是为了弥补这个无法弥补的缺陷，他拥有汉语的语感，在用汉语重新表达他已经用西班牙语表达过的一切，他试图用一个阿根廷人的诗意来改变和更新汉语，启迪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国度的诗歌与文学，将他自己汇入其现代传统，并成就未来的新传统。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博尔赫斯仅仅是1923-1967年那几十首诗的博尔赫斯，直到2010年后的某一天，我开始了博尔赫斯诗歌总集的翻译，至13年中完成。我曾经委托出版业内人士，将译稿的简介交给获得了博尔赫斯中文版权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寻求出版，但并未得到任何回应。于是我注册了一个名叫“诗人博尔赫斯”的新浪博客作为部分译诗的发表渠道。
博尔赫斯与儿玉
14年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许静老师，因为对2003年河北教育版《博尔赫斯诗选》的欣赏而答应为我联系原文版权的所有者。昨天我收到了她从微信上发来的消息，版权方称中文版权归译文社独家所有，从而排除了《博尔赫斯诗歌总集》出版的可能性。
至此，事情并未发生在博尔赫斯身上。事情仅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想到，仍有一件事，即这个否定的回答，发生在了我与博尔赫斯的遗霜，玛丽亚·儿玉女士之间。而儿玉女士在当今所做的一切，都是她与博尔赫斯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延续。因此，在我看来，仿佛这件无望的事情也发生在那另一个人，博尔赫斯身上了。
陈东飚
2015年1月13日
2015年4月29日改
创造出一个新的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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