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回望路遥

路遥（1949-1992）

我和路遥在陕西作协有过五年的工作时间。路遥那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作品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们的关系说起来也还比较密切，但那时我比较年轻，三十出头，对他这个人，对他的作品，还有一些问题等等，都缺乏独立和深入的认知。他去世以后，这许多年来，我经常想起路遥，回望路遥。我是把路遥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观照，陆续记了一些感想。

路遥的文化心理结构：

走出去，在路上

现在看来，路遥九岁那年，从榆林清涧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九岁，对生命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已经永远地积淀为路遥的一个心理定势，那就是，尽管无限依恋，但他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贫苦不堪却又是温馨的清涧老家，衣衫褴褛，徒步走向一个未知的却是可能活口的远方。

九岁的路遥第一次出门，一百多里外的延川，对他来说，那里就是远方，就是天边外。

一个人的某种心理定势，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个体验特别深刻的经历。

走出去，在路上，走向未知的远方。这种生命体验应该就是从这次出走起始并扎根，后来又被无数次重复，铸成了路遥内心深处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心理定势。他的所有情感和思想，都是沿着这个心理结构或心理定势而成长和发散开来的。九岁那年，路遥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后来叫路遥的那个人这时叫王卫（“卫儿”）。为什么后来会叫路遥？路漫漫其遥远兮，就是从这一次走出清涧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从王卫国（这个名字是1958年他上小学时定的）改成了路遥。

路遥，应该是从九岁那一年的出走和远行，就已经诞生了。

从清涧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遥走了两天，但依他当时的心理体验应该就是一辈子。路遥后来的生命历程，不过就是无数次地重复九岁这次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他后来所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代表作，也就是对他这一次生命体验的回忆和以复调的形式进行的改写。《人生》把路遥一生要表达的都表达了，它是路遥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世界的全部体验和思考的浓缩，《平凡的世界》不过是展开罢了。

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的最深层，回环往复的那个思想主题和情感调子，路遥——准确地说是王卫——在九岁那年就已经在心底里完成了。

1992年10月，生命垂危的路遥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

我小时把罪受尽了。九岁那年，因我家穷，弟妹又多，父亲便把我领到延川的伯父家。我和我父亲走到清涧城时，正是早晨，那时我早就饿了，父亲便用一毛钱给我买了一碗油茶，我抓住碗头也没抬就喝光了，再抬头看父亲，我父亲还站在我眼前。于是，我就对父亲说：“爸，你咋不喝？”我父亲说：“我不想喝。”其实，并不是父亲不想喝。我知道父亲的口袋里再连一分钱也掏不出来了。唉……

——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

路遥的不满、反抗和追求

人的性格的最终形成，与人和现实、人和时代的关系极为密切。

低头是现实环境，抬头是时代，仰头是天道。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人的命运境遇。

路遥对现实肯定是不满的。理想远大，现实艰难。“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人与时代的关系是：面对自己的处境，因为性格的原因，或者不满、反抗，或者妥协、投降。

路遥的性格是刚硬的。他有过不满，也有过反抗。有的反抗让人惊心动魄，有的反抗令人回味无穷。

创作其实也是一种反抗。

1967年，初中毕业刚刚十八岁的路遥，在家乡延川，就当上了造反组织“红四野”的司令，率众“造反”。这就是反抗。

1986年，他挑头与中国作协陕西分会旧格局对抗，与当时一批较为年轻的作家在《西安晚报》和《陕西日报》签名发表公开宣言。由于他的运筹帷幄，他和陈忠实、贾平凹在陕西作协非换届期间，都当上了陕西作协的副主席。

一位作家当《延河》主编期间，为了挣钱，以三毛赞贾平凹的信为由头出了一期《延河》号外。路遥大骂那位作家，并通过上层，停止了《延河》号外的销售。

已经内定当陕西作协主席的路遥，天不假年，不幸倒在了前行的路上。如果他如愿以偿，当上主席后，会不会恋栈，一直不让位？会不会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中国的文化往往造就这样的独裁者。路遥未必例外。

路遥有他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他的身上，集体人格与个体人格时时发生冲突。

路遥有一定的自由精神，也有一定的专制思想。当年，陕西作协换届前夕，有传言说，作为副主席的评论家王愚能上主席位。那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个图书征订单，将王愚的身份印成“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路遥听说了，认为这是王愚为上位制造舆论，竟然威胁要让人打断王愚的一条腿……

苏联文学那种集体意识，那种歌颂、优美、忧伤，对路遥的影响很大。他也喜欢俄罗斯文学，但骨子里似乎还是少了一些俄罗斯文学那种批判的、自由的、个性的意识和精神。

路遥在八十年代：

三十而立，创造的十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回头来看，那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充满理想和创造激情的时代。八十年代，路遥过了而立之年，思想成熟，激情勃发。他的两部代表作，都创作于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路遥“创造的十年”——

1982年5月，《人生》在《收获》发表，震动文坛，轰动一时。

1985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于延安、榆林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会后，路遥留在榆林，开始写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986年11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第6期发表。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

1988年4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1989年10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1990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将《平凡的世界》拍摄成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作协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路遥的代表作：

《人生》《平凡的世界》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有志（有才华、有思想）青年遭遇普遍的人生问题：城乡二元对立，农村人进不了城。他们有一个梦想：走出乡村，走向城市。

《人生》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尖锐的矛盾冲突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当时显得非常尖锐。那是整个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小说主人公高加林的形象总体上是反抗的，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走出去。

《平凡的世界》是回答出路问题。在这部作品中，路遥基于他对现实和生活的理解，似乎冷静多了，主体高扬的理想精神向强大的现实有所妥协。高加林执著的走出无疑是一种坚韧的反抗，而孙少安则留在了农村，他是妥协的；孙少平走出去了，这看似不妥协，但最终还是妥协了。按孙少平的性格，他的结局，不是死在路上，就是还在路上；不是死在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中，就是还在追求远方理想的路上。他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归宿：安于当一个矿工，娶一个寡妇。他的性格应该与哥哥形成反差。

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来看，煤矿被关闭，孙少平将向何处去？他跟寡妇结婚，日子过得幸福吗？这一切，难道就是孙少平最终要追求的？我总觉得，小说最后所写的孙少平对自己工作和婚姻的选择，既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也削弱了这个人物的力量和意义。

孙少平上过高中，而且读过许多书，虽然是农民出身，却也可以算作小知识分子。《平凡的世界》刻意提到，孙少平读过的文学作品，既有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柳·科斯莫杰米杨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尤里·纳吉宾的《热妮娅·鲁勉采娃》，有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有中国作家罗广斌、杨益岩的《红岩》和柳青的《创业史》，也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热爱生命》，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司汤达的《红与黑》，还读过《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这样的传记作品，读过《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各国概况》，而且喜欢看《参考消息》，等等。读书丰富了孙少平的精神世界，使他知道了在双水村、黄原城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他也因此要走向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的世界，走向远方，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这说明，孙少平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青年，他其实是一个知识比较丰富、视野相当广阔，因而对人生有梦想、对生活有追求的小知识分子。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甘心于当一个在黑暗的地下掘煤的矿工呢？他与田晓霞这样的知识女性谈过恋爱，他对知识女性是有认识的，他怎么可能满足于娶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寡妇惠英呢？

如果说，孙少安是为生存而战，追求的是生活的温饱，那么，孙少平除了为生存而战，还有超越生活温饱之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光亮照耀着他，更高的存在召唤着他。孙少安是脚踏实地的人生，孙少平则应该是风雨路途的人生。

小说的结局——人物结局的安排，是人物最终的选择，也是作者要表达的意义最终的显现；人到何处去，安于何处，就是对意义的揭示。《平凡的世界》对孙少平命运的安排，既反映了路遥的道德理想主义创作思想，也反映了他心中的某种现实顾虑，给人的感觉是，他似乎刻意地扭曲了孙少平的性格，为这个人物设置了这样一个令人诧异的结局。

《平凡的世界》反映了路遥思想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少安留在农村，还是集体主义的想法和做法；少平走了出去，但不彻底，当他停下走向未来和远方的脚步时，他的意义就终止了。

现实主义文学，要有真实性，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典型性，选择能反映现实的本质特征和生活主流的人物和故事；还要有问题性和倾向性，敏锐地发现时代的普遍性问题和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在作品中融入作家对问题的思考以至解决方案。同时，我认为现实主义文学还应该具有永恒性，因为它毕竟是艺术，艺术必须有超越一个时代的久远性乃至永恒性。

这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既要有时代性，还要有永恒性。《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一个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前那个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但作品提出的关于人生的问题，守望乡土还是走出乡土，走出乡土以后走向哪里，这个问题是永恒的。

永恒性在于：时代远去，但问题还在。问题，永远让人思考。

以人的典型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而言，农耕文明的人习惯于“在家里”，而信息文明的人则向往着“在路上”。“在家里”对应着稳定的伦理秩序，属于传统观念；而“在路上”却体现着对未知领域的冒险与开拓，是一种现代意识。

路遥在他那一代作家中，他的“进步”和“超前”的地方，在于他有一定的“个人”和“自由”的意识。然而历史地看，他在思想的深层，还是少了“个人”的意识和“自由”的意志，而多了一些某种“规范”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民”意识的局限，他仍然是一个渴望现代但仍然处在前现代的人。这是路遥的局限，也是他思想的悲剧。他勇敢地挑战着他那个时代，但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时代。

路遥的经验

为谁写？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

路遥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

写什么？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劳动人民，重点是农村中的青年人。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的理想和追求。

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回答了“为谁写”和“写什么”的问题：

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养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怎样写？路遥的创作，秉持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方法。一方面，真实地描写生活的贫穷、人生的苦难、现实的残酷和普通人的卑微；另一方面，路遥作为创作主体，对这种生活和现实又持有一种诗意的态度，不是冷眼旁观的书记员，也不全然是居高临下的批判者——有批判，但批判与诗意并存。

路遥讲，作家的创作也是一种劳动，作家要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客观的平凡世界中的普通劳动者，也是他的兄弟姐妹，同学，伙伴，爱人。他与这些人是站在一起的。这样，他对笔下的人物，就倾注了深深的理解和爱。

在路遥看来，贫穷，既是生活，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练；苦难，既是人生的遭遇，也是生命的一种体验。青年人就是在这种体验和磨练中，人格得以成长，精神得以升华。所以，路遥把年轻人的贫穷和窘迫，写得那么无辜，那么纯洁，那么可爱，这是路遥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是路遥对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的一种诗意的态度。他要超越活着本身，超越这种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诗意。

路遥的启示

创作需要生活。

什么是生活？像路遥那样，作者经历过的、带有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的，才是生活。听别人讲的、间接得来的故事、传说和素材，只是事象，在创作中，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生活。作者经历过的生活，带有生活的原始质感，是毛茸茸的，是血淋淋的；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生活中，天然带有作者的情感体验，而这种情感体验只有作者自己能够真切地感知，别人是无法体验的。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是在写出事象的同时，真实、准确、毫发无损地写出作者曾经体验过的那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又天然地融入在事象之中。文学作品最终打动人的，看起来似乎是事象，其实是事象背后的情感力量。

文学作品的深度，当然也有思想的深度，但最主要、最深刻的，是情感的深度。没有情感的深度，所谓生活的深度、历史的深度、思想的深度，都无从谈起。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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