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希望你们坚守四个不变

2017-06-24 莫言守望新教育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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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悦读］

所以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在未来的生活中，爱国之心永不变，敬业之心永不变，诚信之本用不变，友善对人永不变。——莫言

6月22日上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201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发表演讲。据莫言女儿管笑笑介绍，此次是莫言本人首次出席北师大本科生毕业典礼。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的莫言，1988年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1991年毕业。

——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2017届

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作者｜莫言

“许多年以后，当你们用小推车推着孙子，摇晃着满头白发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你们会想起这个重要的日子。”6月22日上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201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这样说。今晚与您分享莫言先生的演讲内容与最新访谈。

各位老师、同学们：

在26年之前，我也参加了一个北师大的毕业典礼。我们那个班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作协合办的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班。我在这个班学习了两年半，半年预科，两年正式学习。在我们毕业典礼上，学校领导一开始就说：“同学们，今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听了以后就感觉到这个领导有点大词小用了，太夸张了吧。我们五十个学生毕业竟变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但是这个领导紧接着说：“同学们，海湾战争在两个小时以前爆发了。”这一天是1991年的1月17日。我对数字很不敏感，但我牢牢记住了毕业典礼的日子。因为在我们毕业前两个小时，海湾战争爆发了。

自从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是26年了。这26年来地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更大，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丝毫都不为过。我们想一想，26年前，再对比一下今天，无论是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的思想情感，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细节，我们都感觉到恍若隔世。当然，1991年出生的孩子，是不知道我们当时生活的情景的。他们没法比较，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回头一想就感叹不已。所以我想未来，今后的26年或者今后更长一段时间之内，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还要巨大。我们中国的社会发生的变化，也会更加令人兴奋，激动不安。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适应？同学们经过了四年大学紧张愉快的学习，即将离开校门，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海洋里去游泳，到广阔的天空里去翱翔。相对而言，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单纯的。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单调的。但是我们一旦毕业进入社会以后，面对我们的生活可能会非常复杂多样。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人也会跟我们在学校接触的人大不一样。我们在学校接触的，基本都是有学问的人，老师有学问，同学们有学问，包括我们食堂的炊事员学问也很大。有的学校的炊事员都懂好几门外文。但进入社会以后，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跟我们打交道。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好人，大部分都是好人，但是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人，我们还会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人带给我们不愉快的事。

所以我们要调整心态，尽快适应这个社会，在这个剧烈变化中，怎么样能尽快适应？我想还是有很多东西是辩证的关系。社会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我想这26年来，之所以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有几个是不变的。

第一个，爱国之心是永远不能变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成长在这个地方，进步在这个地方，我们跟祖国，跟这片土地的联系是须臾不可分割的，是血肉相连的。所以我们的基因里就有中华文明深刻的影响，我们的血脉里流通的也是炎黄子孙的血脉，所以爱国之心是我们做人处事的根本，永远要坚定不移。

第二点我想就是敬业之心不能变。这个敬业之心不能变，并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老老实实的工作者，这一点当然很重要。敬业之心里也包含着创造，包含着创新，怎么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第一流的、最杰出的成绩来，必定有创造、创新在起作用。所以很可能我们一毕业去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去一个学校教书，我们去一个公司坐班，我们去一个机关当一个小公务员，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平凡的，要求我们按部就班，按照别人的吩咐来做好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但是我想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里面，我们依然不要忘记母校给我们的创造力，给我们的创新精神，我们应该用更加优异的成绩，来改变我们的现状。我想敬业里包含着创新和创造，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一出来，都成了老板，都成了比尔·盖茨，都成了马云，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假以时日，我们的同学们只要坚持敬业精神，保持师大赋予你们的创新精神和挑战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够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第三个不变我想就是诚信，这个做人的根本不能变。还有就是友善对人不能变。我讲这四个不变，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后面的八个字。同学们一定发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也是指导我们走向社会的根本。做人如果不诚信，是不能长久的。别说是做大事，做小事也很难做好。如果没有友善之心，我们也不会有朋友，我们对别人不友善，换来的必定是别人对我们的不友善。将心比心，这是最朴素的辩证关系。

所以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在未来的生活中，爱国之心永不变，敬业之心永不变，诚信之本用不变，友善对人永不变。

同学们，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日子，也能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许多年之后，当你们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们也许会回想起2017年6月22日那个毕业典礼的上午。许多年之后，当你们手牵着自己的孩子，在公园里漫步的时候，也许你会回想起2017年6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的那个上午。再过许多年之后，当你们用小推车推着自己的孙子，摇晃着满头的白发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你们会想起2017年6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必将记载在人类历史的史册上，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有2200名同学，光荣地毕业了。谢谢大家，祝贺大家。

（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订，图文转自：文化第一现场）

您的文学作品，聚焦最多的还是“山东高密东北乡”，如今，它已成为世界文学地图上的重要坐标。从高密到诺贝尔奖奖台，注定是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你的写作从故乡获得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莫言：故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然非常重要，每个人都有故乡，故乡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对我这样成长经历和写作类型的作家，尤为重要。1984年，我还在军队服役，却从基层部队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正规的文学教育，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让我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也转换了艺术思维。我不再像早期通讯员那样写作，从报纸和文件里寻找所谓的创作信息和灵感，而是开了窍，先写了短篇小说《秋水》，回顾家乡无边无际的大水，后来又写了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第一次提到“高密东北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凡是触及到我的故乡，我都有写不尽的话。

我一出生就落在“高密东北乡”这块黑土上。无论这个地方多么贫瘠、多么荒凉，这个地方的官员多么霸道、老百姓多么愚昧，作为一个在外的游子，一旦踏上这块土地，我依旧会心潮激荡，那种感觉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的力量。我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地方血肉相连，它是我的血地。

故乡与童年紧密相连，记得在写《透明的红萝卜》时，我想到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生活，思绪好像一条河流的闸门被打开，活水源源不断而来；故乡也与母亲紧密相连，因为故乡，因为母亲，才有像《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故乡还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当我描绘那些山川、河流、草木，那都是我生长的环境，所以信手拈来，完全没有任何隔阂。

您是经历过大饥荒、大劫难和大变革的人，最初投身写作是为了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当最“原始”的愿望满足之后，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不断开创新的文学局面，寻求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

莫言：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我在农村扎扎实实生活了20年，又在中国最大的城市生活至今，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我的写作可以说是这些变革的见证。

童年时代，我的确经历过很多饥饿，整天不想别的，就是为了多找一口吃的，填饱营养不良的肚皮。从野果、蚂蚱到煤块，我都试着去吃过。因此，我曾开玩笑说，投身写作就是为了一天吃三顿饺子——其实，这种原始的欲望很早就满足了。后来，是什么在激励我继续写作呢？我想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我想把心里话通过笔告诉读者。对于社会上很多事情，我有责任要写。还有我对文学本身的探索，也激励着我写出来。大家都在对小说艺术进行创新，到我这一代人，还有创新的可能性吗？我觉得还是有的。形式还有无限可能性，对小说艺术的痴迷追求激励着我。

我的创作一度很先锋。那时候，先锋是一个作家应有的人生态度，敢于跟流行的东西对抗，敢为天下先，在很多人都不敢说心里话的时候，你敢说。或者你以前不敢说，在那一刻敢说。我们都是从文革时代过来的，那种对作家的写作禁锢，不光是外在的、强制的，可能你从小生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你的阅读经历等等，都决定了你只会那样去写。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带着对抗禁锢和寻求突破的意识开始的。

我早期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种抵抗式的写作。当时常引人注目，让很多人咂舌，比如《红高粱》《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等。1990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量的累积，那种有意识的抵抗越来越少，回忆和温情变多，但还是会有争议，比如《丰乳肥臀》。到1998年以后的写作，我变得更低调，甚至说要大幅度往后退，有意识地压低写作的调门，比如《檀香刑》。2000年以后，我觉得无论刻意的对抗，还是刻意的低调，都是故作姿态。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人生阅历，所谓求放心，跟着我自己的心去写，寻找一种长篇小说的大气象、大开合、大怜悯、大慈悲和大解脱，就有了《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作品。

您的创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的，都说那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敢想、敢写、敢突破，文学观念很新潮，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而现在，不但文学边缘化，整个文化也倾向于保守与回流。能否谈谈自己写作之初对那个时代的感受？

莫言：现在大家都说，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可当时我们并没有那种感觉，相反还觉得挺压抑的，因为经常听到一些小说因描写某某情节而被退稿或被批评。但文学的确是社会主流，时过境迁，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文学过度关注了。“文学”二字本身就是热点，就是一个大明星：一个刊物随随便便就可以发行数百万份，一次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可以卖得座无虚席，甚至还有很多站票——由此可见对文学的关注度是极高的。

前面提到，从1984年起，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始了短短两年的学习。在那里，我接触到大量青年作家，他们都怀着炽热的文学理想。我的老师徐怀中先生，用了一种比较新的教学理念来安排课程，把全国很多著名教授、作家，以及各个艺术门类的著名艺术家请到学校，用讲座的方式给我们点拨，让我们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信息。使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也了解了世界文学的历史，以及很长时间内世界文学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的部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提升了我们的创作热情，让我们把眼光投射到世界，把自己的写作立足于写经典作品的高度之上。

在军艺两年，我一口气写下80部作品。那时候青年作家都很勤奋，学习环境很好。大家互相刺激，互相鼓励，也互相批评，用非常率真的语言“挖苦”别人。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地涌进来，让人眼花缭乱。我们读到马尔克斯、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川端康成等人的小说后，真有眼界大开的感觉。

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我很是震惊，就像马尔克斯在1950年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的作品时一样发出感慨：“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除了佩服之外，我也觉得我的生活经历中有更丰富的东西，如果我早些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说不定我也就写出了一部《百年孤独》。

当年还读到福克纳的作品，他反复提“邮票般大小的故乡”，而川端康成则写到故乡的秋天里，黑色的大狗在水洼里低头喝水，这些都让我深受感染与启发，觉得我也能把故乡讲述出来。写出《白狗秋千架》之后，关于故乡的小说就接二连三地喷发了，高密东北乡就这样在我笔下慢慢浮现出来。

西方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我的思路，使我意识到，一个作家不应该受到什么戒律的束缚，更不要受自我的束缚，应多学习世界文学之所长。那时候，有抱负的青年作家，多数也像我这么想。但大家很快发现，争相模仿写出来的全是二流的“赝品”。于是，大家又都想尽快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小说，这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其实，要彻底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响、塑造出民族气派，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们需要跟西方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同样，西方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全球一体化潮流之下，不受外界影响的民族艺术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受益于世界更多一点。

文学到今天的确不热闹了，因为社会有更多的热点，人们有太多信息可供关注，甚至太多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不要焦虑边缘，一个青年作家的突破，大多是从边缘开始的。有的一旦突破，可能马上会进入中心，变成一个拥有流行话语权的作家，当然，也可能会逐渐走到自己的反面。今天的文学呈现多元化形势。这其实也有好的变化，那种主宰一切的权威的东西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极大地弱化了。大家各行其道，拥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和声音，能更加自由地创作。不过，我还是希望青年作家们勤奋一点，创造力旺盛一点，野心更大一点，有写出经典的梦想。我从1981年发表作品至今已有36年，写了很多书，但总认为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也因为自己的懒惰，没能写得太多。我每次写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写一部世界文学的经典，但是往往写着写着就感觉像爬一座高山，没爬到顶，气就泄了。至今我依然有写出伟大文学作品的梦想，经常在梦里面，一部经典作品就要收尾了。我想，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梦想，那他就可以搁笔了。正是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热情，所以，我还要写下去。

您的创作一直伴随着巨大争议，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如此，中篇小说《欢乐》《红蝗》也是如此，甚至获得诺贝尔奖也在国内引起极大争议。获奖后，您的一些公共言论时常被夸大或扭曲，公众仿佛更关心作为公众人物的您，而非作为作家的您，您如何看待这些过于喧嚣的争议？

莫言：文学不像自然科学，有一套统一的、权威的标准，能被证明或证伪。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产品，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准，高低参差，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进而产生争议，这很正常。诺贝尔奖只是一个评判标准，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更不是最好的评判标准。我一直说，我获得这个奖，只是消除了作家的神秘感。至于说作品以外的争议，在这次作品全编中出版的《丰乳肥臀》一书前，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曾因艳名动九州，我何时想写风流。百年村庄成闹市，五代儿女变荒丘。大爱无疆超敌友，小草有心泯恩仇。面对讥评哭为笑，也学皮里藏阳秋。”这首小小的打油诗，包含了我面对争议的基本态度。

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不希望成为公众人物。我多次说过，希望中国能尽快出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样，焦点都集中到他身上，我就可以躲到一边安静写作了。事实上，我也在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推荐中国作家。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一些冠我名号却不属于我的话，不属于我的诗歌和文章，我不敢掠美，一直希望有人能认领过去。由它们所引发的争议，我也不会承认。

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您的作品汪洋恣肆，文辞瑰丽，充分调动了人的感知系统，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被释放与挥洒，五色斑斓又热情澎湃，您是如何形成这种看待世界的奇特眼光以及表达风格的？

莫言：我一直说，要一个作家谈自己的小说观就是“瞎扯淡”，谈怎么写小说、怎么说话，就像问一只母鸡怎么下蛋。一个好作家写出自己独有的风格来，就像母鸡下了个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于语言，那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他的语言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获得一些新质，但语言的基本风貌是一个作家天然就有的，或者说，一个作家的遗传因素以及他童年时期生活的环境、所接触的社会层面、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语言风格，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自然，就是不玄虚，自己看了也没有什么奇妙的。越是玄妙的小说观念越是不可信，一些作家把自己的小说观念讲得玄而又玄，其实对读者没有任何意义。我现在的小说观，依然没法清晰地和盘托出。随着小说的发展、创作的增多，首先让我感动的依然是一个画面，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甚至是人脸上一次微妙的表情，或者仅仅一句非常漂亮的句子。

我是一个多神论者，自然而然地认为万物都有灵魂。我在乡下放牛时，感觉天上的云、地上的动物、一草一木都是有灵魂的。最早我是一个泛神论者，这在乡村很普遍，我家附近就是蒲松龄的故乡，小时候，从我爷爷、奶奶那里听到很多蒲松龄讲的故事。后来我进了大学，了解到无神论，也了解了更多的观念，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都是人类的财富。我怀有自己的信仰，尊敬所有向善的东西。

（文章转自《凤凰周刊》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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