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教育从做一个值得孩子尊重的人开始——学生空心病与时代焦虑
教育干什么去了？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要去做值得学生和孩子尊重的人，我们要身体力行，做出榜样。
我们来看看有些学校应对的措施是什么？所有的走廊和窗户都装了铁栅栏！
我们居然有本事把学校变成了监狱和精神病院，只要看住这些孩子，让他们考上大学，然后让他成为我的来访者。
我们现在的咨询量成倍地增长，50%，100%的增长，我们危机干预发生频率也是百分之百增长，孩子进学校之前他们就已经绝望了。所以作为一个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科医生，我呼吁：真的要救救孩子！他们带着严重的问题进入高校，进入大学，他们被应试教育，被掐着脖子的教育摧残了创造力。
就这个问题我一直以来的观念是，作为教育者，在学校里的老师，如果希望影响到同学，希望给同学们以帮助的话，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身体力行，让学生看到老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有力量的无私的人，学生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这个老师很功利，做科研的时候作弊，在学术上造假，学生肯定会感到失望，对学科甚至整个科研感到失望。
所以如果让我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怎么去教学生，而是身体力行，老师自己先做。
我们要给他们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是分数，不是金钱，是爱，是智慧，是创造和幸福，请许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人生！
......
教育从做一个值得孩子尊重的人开始
——学生空心病与时代焦虑
作者｜徐凯文
来源｜教育思想网
一个现象愈发突出——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渥、个人条件优越，却感到内心空洞，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想要。
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这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物质越来越丰富，为什么精神世界却越来越贫乏和苍白？
延伸阅读（1）——
人心、人性，远比这个世界任何事物复杂作者｜徐凯文来源 | 《我在北大当教授》
导读：为什么会出现心理困扰，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迷失了人的本性，我们以为外在的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然后去拼命追求那些快乐，无论是物质也好, 还是权力也好，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状态，那些困扰是不存在的。
我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经历让我见过世俗定义上最疯狂的人，我在监狱研究的经历让我见过世俗定义上最恶的人，疯癫或文明，罪恶或善良，这种一般划定可能太过简单了……
而心理学给我最美好的是对人、人性的理解和洞察，无论是善、恶，还是病。
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语境让我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理解后有包容，包容然后有力量！
恶，并非因为强大。
我做反社会人格障碍研究，他们（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罪恶的人了。但是我对恶的看法包括对他们的研究，让我觉得人有恶是因为他软弱、自卑，而不是因为强大。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那些创伤、自卑和软弱的部分的话，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攻击性。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监狱里做的，研究“反社会人格障碍”课题。反社会人格障碍，简单来说就是没人性。比如，我现在给你一把刀，让你去捅人，你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实际上你是下不了手的，对吧？因为你捅了人，他痛苦、他流血，你自己也会害怕、痛苦。让你下不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共情能力。我不需要亲自动手就单单想这些事情都会觉得不舒服，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性。
那反社会是什么呢？反社会就是他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这种内疚、痛苦、不忍心，他反而很爽。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我当时在北京10所监狱里面调查3000多个犯人，从3000多个犯人当中最后选出来三十几个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而且是程度最严重的，给他们做心理矫治。
当时有一个犯人，这个犯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他做访谈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他一看就符合一般罪犯的“样子”，五大三粗，文化很低，攻击性特别强。我跟他做第一次访谈的时候他就跟我吹嘘，其实我当时已经见过很多种犯人了，杀人犯都见过，但是他让我特别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吹嘘说他抢劫了6次判了22年，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我抢了200多次只被抓到6次，判了22年，实际上我抢了200多次。”也就是说他炫耀他的罪行，大多数人都是恨不得少说一点，他一定要多说一点。更重要的是他说他是怎么抢劫的，他骑车在二环上兜风，然后在兜风的过程中他觉得今天不爽，看到路上有人在走着，不管男女老幼他就把车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上去一脚把人踹倒。他不是去要钱包，而是直接把人踹倒。被踹倒以后，人家一看他孔武有力，看到他手里拿着刀，谁敢反抗？没人敢反抗的。但是他不急着抢劫，他告诉我：“我一定要先把他们狠狠地揍一顿，我要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满脸是血，我看到血才舒服。”他喜欢听人哀嚎。然后他就把钱包拿走了，再去抢第二个，他靠这个刺激来满足自己的这种暴虐的状态。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反社会，反社会的核心不是因为他有犯罪行为，而是他要故意造成陌生人的痛苦。而他从小是被别人打大的，所以用他的话来讲，小时候被别人打，长大以后打别人，他的这种恶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习得的结果。我大概给他做了两个多月的心理治疗，我重点的方向就是让他能够恢复共情能力，就是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甚至能够说出他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这是人特别重要的人性，是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的关键。
2009年年初的时候，我回去过年，当时住在九华山庄。大年初一的时候起来，在那个九华山庄里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固定电话打过来的，这个电话是他打过来的。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监狱里手机是不能带进去的，我要在监狱里打电话都打不了，得到监狱外面打。所以我接到他的电话第一反应是：他不会是越狱了吧？大年初一越狱了，而且这么危险的一个犯人，所以我当时也没敢主动多问。然后他马上给我解释说这个监狱里面人性化管理，大年初一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给家里人打亲情电话，他说他爸妈的电话都没打先给我打电话了，想给我拜年。我要说的就是，其实通过这两个月，他和我建立了很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我有信任和认可。整个干预做完他变化蛮大，他送了我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很特别。他用木头雕了一个骷髅，骷髅里面拿一根红绳穿过去，它那个眼睛的空洞里面是红色的，看上去特别狰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叫投射，投射出心里的恶。骷髅木雕翻过来看，背面是平的，是一个佛字，是刻上去的。
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觉得其实我从来没跟他谈善恶的话题，我跟他讨论的问题只是想想看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方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善恶是什么，他也想做好人，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怎么才是错的。
善与中国文化语境
西方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比较多地关注人性恶的一面，或者说有病的那一面，但是其实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人性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三十几个犯人组织起来做干预，他们确实可以说都是重型暴力罪犯，但让我想起《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他们背后都有自己悲惨的故事，他们内心当中善良还是有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三十几个犯人是从3000个暴力罪犯当中选出来的最暴力和最没有共情能力的，有些人犯罪是因为谋生，有些人犯罪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他们真的是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团体，做团体就要“破冰”。“破冰”的意思就是我跟你不认识我怎么跟你熟悉起来，破冰有一个非常简单、常用的方式，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写下自己三个优点。让监狱里的犯人来说说自己的优点是特别难的事情，他们真的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优点——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被人否定的。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些犯人竟然都写下了共同的优点，第一条大家可能想得到——仗义，第二个共同优点真让人想不到——孝顺。他们闯那么大祸，杀人越货，父母都被人戳脊梁骨，小脚老太太要坐很远的公交车跑到荒郊野外来看他们，孝顺什么啊？但他们都觉得自己孝顺。
我觉得这至少说明他们自己希望自己是孝顺的，或者说他们认为孝顺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很大程度上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这个社会更顺畅地运转，要做一些不是那么真的事情，说一些不是那么真的话，要考虑别人的自尊，要考虑人性当中弱的那一面，但是人本质上的一些东西还是完全一样的，哪怕是最极致的人他还是有那样一些品质的，有一种共鸣。这就是东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看问题的视角很不一样。总的来说西方的心理学还是认为人性是恶的，尤其像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的晚年，亲人遭遇战争和死亡，当时希特勒很快就要吞并奥地利，作为犹太人在劫难逃，最后他是在一位希腊公主的帮助下逃亡到英国，他有五个姐妹，四个进了奥斯维辛并死在那里。
中国圣贤讲人性是什么呢？无论是最早的尧舜的十六字心传，还是儒家讲的“在明明德”，讲仁，或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但西方的观点认为道德是后天教化的结果，比如说弗洛伊德说的“超我”。一般来说超我的原则在中国翻译过来就是道德原则或者良知的原则，他认为先是本我产生，然后再产生自我，自我遵循社会规则后产生超我。但是他没法解释的就是这些社会规则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讲道德。那中国文化一直认为这个东西用王阳明的话来讲它是不学而知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人的天性。
所以如果让我现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出现心理困扰，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迷失了人的本性，我们以为外在的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然后去拼命追求那些快乐，无论是物质也好，还是权力也好，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状态，那些困扰是不存在的。一定程度上来讲，现代人的焦虑、困惑、愤怒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和环境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林建华校长到我们中心来调查的时候也说要改造北大校园环境，让这个环境使人更快乐和幸福。
延伸阅读（2）——
人物｜特访徐凯文老师来源｜北京大学心理中心
（本文转载自燕园心声［客厅｜ 想吃肉与使命感］，为方便阅读本文对编辑进行了微调。策划：段晓宇。采访：张萌 吴瑶 姚瑶。）
“太太的客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记忆。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以此为范本，我们推出“心理学客厅”系列，不同的是，笔者将以一个心理学门外汉的身份，推开一扇扇客厅的门，带大家参观燕园的“心理学客厅”。
“心理学客厅”第二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徐凯文老师。
半年前，徐老师的一篇演讲稿《时代空心病与焦虑心理学》刷爆了各大社交网站与论坛，演讲稿中表示，一些学生因为价值观的缺陷产生了很多心理问题，并描述了一种空心病的现象，有很多人深表认同并开始寻求解决方法，也有很多人表示怀疑与反对。 有人认为：空心病是“富贵病”，是时代红利，是好事。是“第一世界烦恼”，不是“第三世界烦恼。有人反击：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苦，意义本就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有人指出：徐老师演讲时作为重点的教育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却让看客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号入座：“哎呀原来我有空心病！哎呀原来你有空心病！” 时隔半年，热烈的讨论声音渐渐沉寂下来，然而在朋友圈提起“空心病”，还是余波阵阵，以“空心病”为话筒，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直指徐老师的严厉声音，再看徐老师的讲稿，也早已被四面八方的评议声紧紧包裹，比起一颗入水之石，“空心病”更像一个鲜嫩的论据，忽然出现在强光之下，不知所措。我们试图用一些略带攻击性的问题击穿半年里的信息青苔，追触原石之质，而当我们见到徐老师时，头脑心神中滚烫的热气却瞬间消散。 敲开徐老师办公室的门，眼前这位在2016年引发社会和学界广泛关注的心理学者，语气坚定，气质儒雅，更像我们想象中教授诗文的“先生”。徐老师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兰亭集序》书法，我们好奇得抬头观赏，徐老师带着老派文人式的欢喜向我们介绍这件艺术品，“不是笔墨作成，而是一幅苏绣。”
徐老师的办公室里处处是书，连窗台上都被堆满，大都是我们看不懂的专业资料。问过我们各自所学的专业——中文和哲学，徐老师连说：“好！”徐老师谈起刚留校工作时，喜欢学习文史哲的同学越来越少，以至于有人提议缩减文史哲招生名额。“北大如果没有文史哲，那还是北大吗？”徐老师在回答问题时，几乎都用“我觉得”，我们提出了一些较敏感的问题，徐老师也很亲切地给出了回应。从这次采访中，我们的收获远多于预想得到的。
记者：空心病从症状上来讲和抑郁症有许多相似之处，都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那么空心病和抑郁症的区别是什么？ 徐师：空心病与抑郁症表现上很相似，都是情绪低落，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但是从性质上来讲，我把“空心病”叫做“价值观缺失所致的精神障碍”，是说一个人不知道学习、工作、生活甚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以致于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甚至自杀倾向，这是最主要的区分点。抑郁可能是挫折、创伤、家庭生活、工作压力等造成的，所以这是有不同的。
记者：1967萨瓦托•马狄曾提出“存在神经症”；许又新教授（我国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界的泰斗）将其形象为“无聊神经症”。您觉得和您所说的“空心病”是一回事吗？ 徐师：我觉得这和空心病在背景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1967年S.R.Maddi提出存在神经症这个状况，是因为当时西方，尤其是西欧和美国，与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的背景。1968年，从法国开始到德国一直到整个西方发生了一场革命，一场叫做“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存在主义的很多观点也是在那个年代发展出来的，希望针对一些现象去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个人在物质非常丰富的时候内心却越来越空虚。这个在西方文化的角度下还有很丰富的内涵，从历史来看，战后西方传统宗教的影响越来越弱。尼采说上帝已死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就是上帝，而是说宗教生活对西方人的影响越来越削弱，失去了精神上的寄托，那时人们经历了世界大战物质上的匮乏，所以物质的满足就成为首要的需求。就像我们经历过一个缺衣少食的状态后，就会极力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当物质上的满足得到之后，精神上的空虚就会更加凸现出来的时候，随之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就是，1968年西方的学生或者说青年一代的反叛有一个词形容的很准确：一场丰衣足食的革命或者反叛。这一点与我们很相似。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的三四十年之后物质上已经越来越丰富了，今天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机场高铁建筑都比西方更加先进，但是恐怕内心的空虚和整个时代的焦虑也比西方更加严重。
而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我们学生的空虚，实际上可能与教育体制有关：教育中忽视对人的情感品质的培养甚至是教育者自身的问题。我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的学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种状态、这种功利的心理，实际上是家长、老师教出来的。因为成年人也为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与现在中国功利化的教育体制有明显和直接的关系。除此之外就是网络时代，信息爆炸的状况下价值多元化更加明显，更容易引起困扰和迷茫。所以，我认为我所说的空心病首先是西方病，然后是中国应试教育病，也是网络时代病。 记者：可以理解为空心病和“存在神经症”在症状上还是有许多相似点，只是引发的原因有很大的不同吗？ 徐师：症状有相似的地方，但还是不一样。就我了解，存在神经症的问题还不要命，但是空心病最严重的情况下还是会让人感到很绝望，很要命的。 记者：您说到了一些引起空心病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您是怎样发现的呢？为什么会将这几种原因联系在一起？ 徐师：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我是做心理咨询的，咨询的来访者有来自社会的，也有我校和其他高校的学生。我发现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包括和精神科的医生交流，和高校做心理咨询的同行交流，我们现在普遍的感觉是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记者：“空心病”这个概念提出的时候是主要针对学生或者是精英学生的吗？ 徐师：并不是说“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空心病”，“空心病”的症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有自杀倾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概率应该是千分之几。但是关于失去了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或者迷茫的，应该是有这么高的比例，这是需要澄清的一点。
空心病问题的提出收到很多的反馈，包括其他高校、网友的反馈。其实我觉的这是一个时代病，所以实际上，我那次的演讲主题是时代空心病，绝不是北大空心病。我们的学生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因为家长空心、老师空心，都去为学区房焦虑为买房焦虑，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换个角度来说，现在整个中国的焦虑抑郁的患病率迅速增加，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表现。
所以我那天的题目叫做时代空心病和焦虑经济学，我们现在有很多商业机构甚至会为了攫取一些利益，不惜以唤起大多数的人的焦虑为手段。比如现在的房价的猛涨本身就会让人感受到焦虑甚至绝望。我想你们应该也看到过一个笑话，买学区房是为了上好大学，但是北大清华出来也买不起学区房，这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吗？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概念的炒作，以及故意操纵或者传递这种焦虑恐慌情绪，其背后的哲学观人生观就是：不管明天后天怎么样，今天赚到钱就好，为了赚到钱可以抛弃所有道德伦理的底线，这就造成了类似于贪吃蛇的状况，焦虑会不断的放大传染和蔓延。这也是导致很多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 记者：空心病不像抑郁症有生理基础和生物治疗方法，但是很好奇您为什么会选择“病”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心理现象？ 徐师：因为它要命。如果它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没有到损害社会功能甚至威胁生命的程度，我想不需要用病这个词。当然这可能与我是医生也有关系，我可能更习惯用这个词。但事实确实是这样。其实人生中休学退学或学业不良的大部分人是有心理困扰的，而这样的心理困扰，很少是因为我受到了什么心理上的摧残和创伤，往往是我之前说的情况更为常见：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所以我不去学，我打游戏也不是因为游戏有多好玩，而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但是这样打游戏学业很快就会出问题。所以人这么高级的动物还是需要精神上的满足，需要自足，要能够自我肯定。 记者：我们中国人对“病”这个词有一些敏感，“空心病”这个词提出来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恐慌，您为什么会选择在大众平台上提出这个概念？ 徐师：实际上我没有在大众平台上提出这个概念，我是“被”提出的。当时演讲的对象其实是一千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长和教育局长，而我的主要观点就是：教育生了“病”，孩子才会生病。我是想警醒他们。我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些社会现象，例如我们会发现中小学教师家庭的孩子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比例是非常之高的，远远超出其他家庭类型，这本身就说明教育本身是有严重问题的。尤其是像衡水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高考地狱的方式。我本来是想警醒这些教育者，但是这个演讲后来被泄露出去了，被无数公众号小编们加上夺人眼球的标题和对内容的篡改，没有经过我的认可就转载，这也是网络时代的特点，十年前甚至五年前都无法想象到的事情，现在就会发生。而这样的的现象发生，本身恰恰就是社会焦虑、浮躁和功利的典型表现。但我当时演讲的重点是强调教育问题，而不是强调这个病，只是以这种社会现象为例。
而且“空心病”是否能够放在心理精神疾病的标准里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不认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诊断标签了，我个人也并不支持更多这样的标签。而且，对于空心病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也告诉我，这个病有非常强的西方色彩，一定意义上来说有我们中国特点，但是也有很多西方特点。我刚刚提到，从1967年和1968年开始，整个西方一直在寻求解决这一现象的办法，比如说药物，但是看起来不太有效，同时也包括吸毒，包括嬉皮士，包括禅修、静修之类。我个人认为整个西方，更重要的是美国，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没有解决的。是因为西方的这些问题的发生率其实比中国更高，它根本的社会哲学文化基础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这些肤浅的人生态度。在中国，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也逐渐加重，所以也会造成这样一些问题。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标签”，我们发现在您提出的空心病话题引发大众讨论之后，有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到空心病的程度，但就是喜欢自称空心病患者，可能是因为喜欢有弱者话语权的这种感觉，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徐师：永远会是这样的。你们看PAPI酱吗？PAPI酱在一两个礼拜之前录了一期节目（视频叫作《没病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聊》），录的很好而且还挺专业的，大概谈的意思就是谁谁都有病。这一期当中就是各种人称自己有各种心理障碍，用的词还都很准确。我要说的是，现在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两方面的，就好像说是抑郁症。今天就是世界卫生日，这次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就是聊聊抑郁症。抑郁症现在的发病率很高，很多人也会宣称自己得了抑郁症，这样的现象好的地方在于，我们意识到需要去关注自己的精神和心理健康问题，不好的地方就是给自己戴这样一个帽子，但其实根本不符合这样的诊断标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忌讳这一点，总有无病呻吟的人，但是发现自己有问题，能够及时去干预和寻求帮助，这可能比无病呻吟会更重要。我觉得现在在大城市里，可能大家也都会有这种感觉吧，谁没点焦虑啊。
记者：空心病这个话题提出之后，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包括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反对的声音的？ 徐师：我觉得我特别高兴看到有反对的声音。因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没有人理你。所以有反对的声音、有争论，实际上会推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特别有力量和有启发的反对声音。如果有不同的理解，可能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呈现得不够细致。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第一点。另一方面，引发关注说明大家确实也都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但是我印象当中没有太让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声音，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反对声音？ 记者：比如说，您说空心病起源于应试教育创伤，但是有人说，把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心理现象归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 徐师：我这样归因是因为，第一，确实看到有很多同学出现这种空心病的问题。他们主要的表述是对学习的厌恶，而且是特别擅长学习的同学，甚至于在咱们北大都是学业特别出色的同学，但是他们对学习产生厌恶，进而对生命产生厌恶。
第二点，我现在倒没想到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事情发生以后，有学生看到，当时有人把我的演讲稿翻译成英文，在Facebook、Twitter上发表和转发过。国外年轻人的评价是空心病他们也都有，他们比中国人更空虚更无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确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说的再普遍一点就是，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所谓自我认同的过程，也就是找到自己是谁、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过程，所以这种迷茫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普遍的，这个我觉得本身不是问题。我最初提出空心病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会使患者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甚至于没有办法活下去的程度。我刚刚说到，“空心病”基本的成因是和西方有相似之处的，重要的基础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但是应试教育使它在国内更有特点，因为它可能会摧毁对学习的兴趣。再加上网络时代存在的一些现象，比如自我存在感的削弱和人际关系的疏离，所以又有时代的特点。不能说其中任何一点就是全部。 记者：您刚才说国外的青年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有的网友就说，空心现象不是时代病，而是时代红利，它不是第三世界疾病而是第一世界疾病，是因为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徐师：这一点我同意。但是不应该叫红利。说的肤浅一点应该是，一个人吃不饱的时候，可能生存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他物质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了以后，就会追求更高的精神上的享受，就是感觉到自己有这种能力。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物质需求比较低的人，有时候逛超市，就已经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肚子饿的时候填饱肚子是一个基本的生理需求，但是人的一生当中，还有很多比这个满足要美好和幸福的多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在人身上的优秀品质：正直、善良、自我认同和肯定；我能够很真实的活着，我很真诚；我能够感受到数学的美、生物的美、我所学习的这些知识本身的美；我可以感受到人性的美、自然的美。这样一些触及灵魂的体验，不是金钱能够买来的，包括爱情和亲情。所以，在精神层面上，再穷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人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但是，当普遍的物质满足之后，人类就需要有更多精神上的满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空心病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比如说非洲国家，发生率应该会很低，发达国家会出现的多一些。我把话说大一点，正是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强，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甚至军事强国的时候，复兴民族文化和更大的精神文化发展就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北大对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哲学当中所蕴含的智慧，怎么样把它研究和发展下去，这个对国家的意义远甚于多少GDP。我们现在已经不担心GDP了，但是如果在精神上，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上，这些方面不能有更好的发展的话，那我们也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强国。而我们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文化史的大国，我们祖国文化中有着太多智慧和美值得我们拥有和充实我们的内心。
记者：现在距离您提出空心病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半年左右，您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缓解空心病的方法或者建议？ 徐师：我还在探索中，我在最近一两年做了很多这样的探索。我现在主要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祖先拥有非常高的智慧。我本科学的是西医，硕士博士读的是西方心理学，包括现在我们学的都是西方的心理学，就我现在从事心理健康工作20年，我不认为现在已有的西方心理学和医学的理论技术能够解决空心病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西方的哲学思想也未必完全适合中国。
第二点，很多哲学思想在技术上很精细细致，也很有效，但是它的指导哲学思想，可能是中国古代的很多哲学思想，比如王阳明的心学、儒家道家以及佛学的很多文化，这两者相比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比如你刚刚说的那个“无意义”，如果我们仔细去学习佛学的话会发现，其实“无意义”并不是“没有”意义，这里面有很高的智慧。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人类几千年上万年的历史，这些问题一定都有人遇到过，人类在此之前也经历过更严重的创伤，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那么多严重的心理问题？宗教、哲学当中本身就有很丰富的思想去解决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我现在想要去探索一条到我们自己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当中去寻找解决的途径。也就是说，空心的东西用什么去填，会让一个人在精神上能够充沛和满足。当然不是那种消极避世，而是怎样能够看到人生本质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在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和哲学当中是可以找到很多启发的，有些东西甚至是明显高于西方的。实际上现在西方心理学也是这样的。西方心理学现在倒过来在想东方心理学，西方心理学现在最流行的技术都是来源于中国哲学，比如说正念，正念实际上就是禅修、冥想，这都是东方的东西，都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记者：您之前谈过“应试教育创伤”是空心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是势在必行，近些年我国也在进行相关的改革，这对空心病会有预想的缓解作用吗？ 徐师：首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应试教育存在这样那样的复杂的问题，但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高考至少是公平的。我觉得一个社会要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每个人都有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可能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和未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高考至少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公平的机会，也就是说，哪怕是农村的、社会底层的孩子都有机会去进入名牌学校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件事情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问题在于怎么样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既能够保证公平，但同时又不是用那种摧残人性的方式。我觉得，从我看到的我的学生的角度来说，最糟糕的一点就是，现有的应试教育方式是把我们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摧毁殆尽了，在大学以前就摧毁掉了，这实际上是把人才、把可能的栋梁之才搞垮了、摧残了。至于怎么样去改变它，我不是研究教育学的，所以我没办法从体制的角度来给你清晰的回答。但是，从心理上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太着急。如果急于去用的行政命令马上去解决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可能你的目的是减轻负担，但是最后这个负担又变成某种转嫁。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心理学应该对国家的治理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怎么去影响或帮助处理这种大众的教育的情绪，是很重要的话题。所以对于怎么样是更好，我没有现成的答案。当然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怎么样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选拔优秀的人，同时让他们的创造力更好的发挥出来，而不是摧残。 记者：您演讲里提到，林校长在讲话里提到的北大的使命，让现场的学生很受鼓舞。所以，您觉得现在有必要在大学生中间开展使命感教育？ 徐师：我觉得使命感还是很厚重的一个词。
我自己还是比较欣赏和喜欢北大这样的文化。我不知道你们在北大有没有听一些老师这样说过，这个使命感是有特定意义的。比如说，北大就是要培养最精英的人才，就是要引领这个国家更好的发展。但是这可能不适合所有的学校，所以在北大说“使命感”这个词，我相信很多同学还是愿意相信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再过三五十年，很多学生就会在很多重要的社会岗位上，甚至是影响整个国家。但这个可能并不是和所有的学校，每个学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说这个词，我觉得稍微大了，或者说窄了一点。如果让我来讲，我会更愿意说责任感。即你对自己的生命生活和周围的人负责，包括对自己的尊重和对自己工作的尊重。这个词未必比使命感来的弱，但是更适合多数人。这是一点。
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说责任感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束缚，但是当你能够去帮助到别人，或者说履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非常强的自我肯定。就好像我前段时间在讨论的那个所谓孝顺的问题，孝顺如果把它理解为封建社会的糟粕，说成孩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母，其实是很狭隘的理解。但是换个角度说，当一个孩子有能力去反哺父母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非常强的自我肯定，而且这是非常好的亲子之间的互动。所以我想说的是，比如责任感、比如内心深处对美的追求；比如说人的很多优良的品质：诚信、坚韧等，像这样的东西，我们过去忽略的太多。要把怎么样这些东西捡起来，不是只说什么是责任感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身体力行。
就这个问题我一直以来的观念是，作为教育者，在学校里的老师，如果希望影响到同学，希望给同学们以帮助的话，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身体力行，让学生看到老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有力量的无私的人，学生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这个老师很功利，做科研的时候作弊，在学术上造假，学生肯定会感到失望，对学科甚至整个科研感到失望。
所以如果让我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怎么去教学生，而是身体力行，老师自己先做。
笔者赘言：
徐老师说，“引发关注，说明大家确实也都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争论本身也许就反映了命题存在的合理意义，我们将采访的内容以问答格式原汁呈现给大家，想听更多争论声，因为“最糟糕的情况是没有人理你”。
对于空心病，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否每个人都需要“心”？这要上升到幸福感的发生处，我们的时代或许带给我们具有鲜明个体差异式的幸福，然而只要有人还需要“心”，那么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中，这种“病”是否成立也许就并不重要；“空心病”命题的研究或许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背后的问题和话题却已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将其规定为“病”能使得我们直面之、重视之，使更多有能力者更有意愿医好自己或医好别人，使需要或本有“心”者重得之，甚至只是为了我们的小目标：责任感，这个问题就仍然成立并重要。
我想，徐老师之所以提到空心病的现象，也是因为这种责任感吧，风声雨声，徐老师从未做出任何无谓的回应，文人更添几分侠气。
《守望新教育》特别链接——
重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意见——新教育实验的选择与行动
守望新教育：聆听大师的教育智慧，分享高人的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教育创造，助力有缘的教育梦想。守望新教育：呈人之美，成人之美。守望新教育：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