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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面对新挑战,迎接不确定性——《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6)

朱永新 守望新教育 2024-01-09

【置顶标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教授地球表征,迎接不确定性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6)
读与思(2022-10.6-10.13)
作者|朱永新
来源|头条-朱永新观察

朱永新:教育,应该了解关于人的认识过程——《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1)
朱永新:未来的教育应该正视错误和幻觉的问题——《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2 )
朱永新:教育要关注对于认识的认识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3)
朱永新:教育需要好奇心的自由发挥——《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4)
朱永新:充分认识人类的复杂性——《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5)

未来的教育的基本使命之一是
审视和研究人类的复杂性
 
读与思(10月6日)

教育将应表明和说明具有多重面目的人类的命运:族类的命运、个人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历史的命运,所有命运相互纠结,不可分离。因此,未来的教育的基本使命之一是审视和研究人类的复杂性。它导向认识到从而意识到所有人类的共同的地位,个人的、民族的、文化的十分丰富和必要的多样性,以及我们作为“地球的公民”的根基......——(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人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莫兰指出,“我们是幼稚的、神经症的、狂热的存在,同时也是理性的。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人类特有的品质。”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既是理性的又是无理性的。人类既能够节制,也会有过激的反应;既有着强烈的和不稳定的情感,也有着理性的、客观的认识;既可能认真、精于算计,也可能随意、毫不在乎;人可能集暴力与温存、爱情和仇恨于一身;既可能被想象的事物所充满,也能够认清现实的存在;既产生神话和巫术,也产生科学和哲学。人类的这种统一性与多样性造就的复杂性,形成了“智人←→狂徒”的两重性逻辑,这个逻辑导致在人类的身上同时存在着创造性与破坏性,人类的思想、科学、艺术等就曾经被“情感的深刻力量”,被“梦想、焦虑、欲望、畏惧、期望所浇灌”,而天才也往往出现于“不可控制的事物的缺口中”,这恰恰正是“疯狂性游荡的地方”,“创造在心理--情感的黝暗的深渊和意识的耀眼的火焰的连接处迸射出来”。所以,作为教育工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充分认识人的复杂性,要学会审视和研究人类的复杂性,既认识到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统一性,学会做“地球的公民”,又能够理解作为个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学会尊重别人,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民族。

  
世界愈来愈变成一个整体
 
读与思(10月7日)

 
世界愈来愈变成一个整体。世界的每个部分越来越构成世界的部分,而世界作为整体也愈来愈出现于他的各个部分之中。这一点不仅在国家和民族身上,而且也在个人身上得到证实。如同每个全息点包含它构成其一部分的整体的信息。今后每个个人也在他身上接受和消费来自整个世界的信息和物资。——(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第四章《教授地球表征》。这一章,主要讲述人类进入“全球化”(“全球纪元”)时代后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莫兰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从在全球所有大陆上的散居开始的,所有的人种同属于一个族类,具有人类同样的基本特点,但是产生了语言、文化、命运的“异常的多样性”,也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在一切领域内的革新和创造的源泉”。从15世纪末叶开始,不同国家与文明之间的交往、冒险和战争揭开了全球纪元的序幕。到了20世纪,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他用一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来举例加以说明:这个人早晨醒来的时候,打开他的日本制造的收音机来收听关于世界各地的消息。同时,开始饮用着来自锡兰、印度或者中国的茶叶,或者是埃塞比亚的木哈咖啡或者拉丁美洲种植的阿拉伯咖啡。他穿上了用埃及或者印度棉花做的针织衫、三角裤和衬衫,再套上了先后用澳大利亚的羊毛为原材料、先后在英国的曼切斯特和法国的鲁贝--土尔昆加工上装和长裤,或者是一件来自中国的皮夹克加上一件美国式样的牛仔裤。他戴上了瑞士或者日本造的手表,用厄瓜多尔玳瑁壳做的眼镜。他可以在冬季的餐桌上吃到阿根廷或者智利的草莓和樱桃,塞内加尔的新鲜绿菜豆,非洲的鳄梨或者菠萝,瓜特鲁普岛上的甜瓜。他的酒柜里有马提尼克的朗姆酒、俄国的伏特加、墨西哥的龙舌兰白酒、美国的whisky。他可以在家里聆听由一位朝鲜人指挥的德国交响乐,或者在录像机屏幕前观看歌剧《波西米亚人》等等。总而言之,无论是好是坏,每个人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在他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在他身上蕴含着全球”,这种全球化、世界化同时是非常“明显的、无意识的和无所不在的”。但是,各种对立、对抗、分裂也同时出现。正如莫兰指出,民族之间、宗教之间、世俗和宗教之间、现代性和传统之间、民主与专制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各种对立也在不断滋长,尤其是超级大国的战略利益与跨国公司对利润的追逐,更加加剧了这种对立。“发展本身创造的问题多于它解决的问题,它导致了深刻的文明的危机,后者也冲击着西方的繁荣社会。”为了解决好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同样需要有一个更加丰富和复杂的关于发展的概念,需要从物质的、精神的、理智的、情感的、伦理的、文化的等多个方面,来有效地加以应对。”


20世纪的遗产
 
读与思(10月8日)

20世纪是两种野蛮的集合的世纪。第一种野蛮来自古老的年代,它带来战争、屠杀、放逐、狂信;第二种野蛮是冰冷的、无名的,来自理性的合理化的内部,它只知道计算而不知道个人、他们的血肉、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灵魂,它追求增长技术--工业的致死的和奴役的力量。为了走出这个野蛮的纪元,首先必须认清它的遗产。这个遗产是双重的。具有引致死亡的遗产又有导向新生的遗产。——(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4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20世纪的确是人类科学技术发明发现最多、最快的时期,人类在20世纪创造的知识和财富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但是,20世纪也存在着“两种野蛮的集合”,一种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从来没有灭绝,甚至愈演愈烈的战争、屠杀、放逐与狂信,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集中营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另一种则是来自现代文明内部的“野蛮”,它们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是“追求增长技术--工业的致死的和奴役的力量”。关于后者,莫兰将之称为“致死的遗产”,着重分析了四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是可能造成整个人类死亡的核武器。“这个危险在公元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消除,相反,它随着核炸弹的扩散和小型化而增长了。自我消灭的潜在可能性今后伴随着人类的前进”。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发现了我们城市的技术--工业发展的排泄物、释放物和挥发物在恶化我们的生物圈,使我们构成其一部分的生物环境不可挽救地中毒的可能性威胁着我们——技术对于自然的无节制的统治把人类导向自杀。”第三个是艾滋病和各种病毒。“人们以为被消灭了的病菌带着对于抗生素的新的抵抗力而复归。因此,死亡的可能性随着病菌的毒性重新进入我们以为已被消过毒的我们的身体。”第四个是孤独、焦虑等心理问题。“死亡在我们的灵魂内部扩张了地盘。特别是在孤独和焦虑在扩展和增长的所有地方,潜藏在我们之中每一个人身上的自我摧毁的力量,借助于像海洛因这样的硬毒品被激发起来。”现在看来,莫兰在20多年前的分析是非常有预见性的,由于俄乌冲突,我们正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由于生态恶化,我们正面临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而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2020年开始的全球新冠疫情,更是让我们认识到病毒来袭的恐怖;而越来越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0月5日,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凯撒家庭基金会合作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九成的美国人认为今天的美国存在心理健康危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则显示,2020年,美国12至17岁的青少年中与精神健康有关的急诊室就诊率上升了31%。2021年,近22%的成年人接受了心理健康治疗,美国预防自杀生命线求助服务的呼叫量增加了45%。莫兰把这种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无条件信赖导致的后果,称为“现代性死亡”。当然,这些导致死亡的“遗产”,同样也会催生人们对于未来的思考,成为“导向新生的遗产“。


第三个千年的新创造:地球公民

读与思(10月9日)

如果人类——其“大脑--精神”的辩证关系不是封闭的——身上真的拥有不可穷尽的创造性的资源,那么人们可以隐约地预感到在第三个千年将出现20世纪已为之带来了萌芽或胚胎的新创造的可能性,这就是地球公民资格。既传承往昔又具有接收新事物的开放精神的教育处于实现这种新的任务的核心。——(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如何应对20世纪那些导致死亡的“遗产”?如何防止所谓的“现代性死亡”危机?其实,“危”与“机”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危”中有“机”。莫兰认为,在导向死亡的“遗产”中本身也孕育着导向新生的“遗产”。如,在环境恶化的同时,生态运动在悄悄兴起;在追求功利化的大潮下,有着一种“投入爱情、美妙的事物、热情、节庆的诗意般的生活”的逆流。正是这些“逆流”,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努力探索并且开辟一条“把地球文明化为人类共同的家和花园的道路”,深化和拓广为“对于作为地球--祖国的公民的人类本征的追根溯源”。在莫兰看来,20世纪的死亡“遗产”,相当程度是人们对于民族、国家、世界、地球的认知片面化、简单化造成的,那种自我中心、以邻为壑的做法,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自然最后是损人不利己。在新的世纪,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需要“一种意识和一种相互归属的感情,把我们联结于被视为最初的和最终的祖国的我们的地球。”为此,他提出了“地球--祖国”和“地球公民资格”的概念。他希望,通过教育在孩子们的身上培养四个重要的意识:一是人类学的意识,在我们的多样性中看到我们的同一性;二是生态学的意识,承认我们与生物圈的共存的联系,滋生在地球上与万物共生的憧憬;三是地球公民的意识,对于地球上所有孩子的责任感和相互依存性的意识;四是对于人类地位的精神意识,具有复杂性思维,能够互相批评、作为批评和互相理解。莫兰特别提出,我们应该教育人们,不能够“把普遍性与各个故土对立起来”,而是要用“同心圆的方式”把我们的家庭、社区、国家、五大洲等不同等级的故土联系起来,“整合到地球这个故土 的具体具体的宇宙中”。在这样的格局之下,连接将替代分离,合作将替代对立,用“共生学”(symbiosophie)的理论,让人们学会在一起生活的智慧。


未来的教育应教导全球性的理解的伦理学
 
读与思(10月10日)

 
我们在人类的全球的范围内投入了作为对死亡的抵抗的生命的基本事业。使地球变得文明和团结,把人种改造成真正的人类,这变成不仅是向往着进步而且向往着人类的永存的任何教育的基本的和总体的宗旨。我们人类在这个全球纪元的意识应该引导我们达到每个人对每个人、全体对全体的相互团结和相互关怀。未来的教育将应教导全球性的理解的伦理学。——(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在莫兰看来,人类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不矛盾的。“统一、杂交和多样性应该被发展以抵制均一化和封闭”,应该充分认识在全球化纪元的悲剧下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多重“本征”:我们家庭的本征、地区的本征、种族的本征、祖国的本征以及我们的文明共同体的本征和地球公民的本征,只有用这样的同心圆和多元的思维方式看待我们自己和世界,才能够真正实现“每个人对每个人、全体对全体的相互团结和相互关怀”。莫兰希望在未来的教育中,要加强对于“全球性的理解的伦理学”的教育,就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能够真正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真正的地球公民。作为“地球公民”,并不否认他对于家庭、社区、国家的责任,而是要有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开阔的视野,拥抱一个更大的世界。因为,在这样一个岛链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孤岛。那种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装之下,藏着一颗“基于某国利益至上的霸权之心”,无疑是不符合这样的价值观的。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如此,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呢?未来的“地球公民”首先要从尊重他人开始,用“同心圆”的思维看待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这也是国际理解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的名字是不确定性
 
读与思(10月11日)

 
人类历史过去是、今后仍将是一个未知的探险。理智的伟大的成功将是终于能够摆脱预言人类命运的幻想。未来保持为开放的和不可预测的。当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的、社会的和其他的决定机制,但是这些与无数使这个进程分岔或改道的偶然事变和随机因素发生着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关系。——(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第五章《迎接不确定性》。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孪生兄弟。正因为事物的严重的复杂性才会导致其不确定性。这对于长期习惯于确定性思维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我们知道,物理学上有所谓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它是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的。他认为,“在因果律的陈述中,即‘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所得出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是一种原则性的事情。”不确定性原理颠覆了牛顿引力论提出之后的宇宙“决定论”,也引发了人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此前,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因果关系来判断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传统的文明生存于循环的时间周期的确定性中”,即使是近代文明,也曾经生活在“历史进步的确定性中”。但是,进入第三个千年之后,人们面对的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由于我们全球纪元的复杂的和随机的过程的速度和加速度所引起的所有的不确定性,它们是无论人类精神、超强电脑还是任何拉普拉斯妖都不能把握的。”莫兰这里提到的拉普拉斯妖(Démon de Laplace),是由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于1814年提出的一种假想生物。此妖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展现宇宙事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莫兰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历史本身的不确定性,如在1914年春天,谁曾经想到在萨拉热窝的一次谋杀居然导致了历时四年的世界大战,造成数百万人的牺牲?在1916年,谁又能够想到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苏维埃政党会在1917年10月成功发动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在1989年,谁曾经想到会发生海湾战争?莫兰甚至断言:“新事物的突然出现是不能预言的,否则它将不是新事物。一个创造的突然发生也是不能预知的,否则就将没有创造。”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未来的名字是不确定性”,只有不确定性才是确定的。


人类被投入一个未知的探险 

读与思(10月12日) 

如此之多的问题可悲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想到世界不仅处于危机之中,而且处在致死的力量和求生的力量相互激烈对抗的这种可称之为“垂危”的状态之中。人类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仍然互为敌人,种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仇恨的泛滥一再引起战争、屠杀、暴行、仇恨、鄙视。种种过程都是对一个在这里有着数千年、在那里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世界的破坏者。人类终于还未曾达到把“人类”分娩出来。我们还不确知这到底是预告一个新世界的降生的旧世界的垂危,还是一个必死的垂危。一个新的意识开始涌现:人类被投入一个未知的探险。——(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莫兰分析了不确定性的种种表现,有大脑--精神的不确定性、逻辑的不确定性、理性的不确定性和心理学的不确定性,等等,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充满危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致死的力量与求生的力量激烈对抗,文明与野蛮、创造与破坏、创生与致死并存同在。一方面,人类生活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价值日益多元、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利益交织错综复杂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由于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甚至对立,导致了各种误解、摩擦、纠纷,甚至战争、屠杀、暴行、仇恨、鄙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发生?核战争的威胁是否存在?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毁灭?这一切的确充满了不确定性。莫兰说,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到达把真正的“人类”分娩出来,就意味着人类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理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真正地形成人类的共识,没有成为真正的理想境界的“人类”。如果人类对此没有清醒的意识,没有对于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危机感,没有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能力,人类就不是“预告一个新世界的降生的旧世界的垂危”,而是一个“必死的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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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谓盛德。惟进取也故日新。道在日新。德贵日新。常新,自新,全新。日新无已,望如朝曙。——日新集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陈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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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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