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輝：為甚麼不可以做不同的中國人？

他們往上奮鬥

我們往下漂流

⋯⋯手牽手，往歷史下流

這是香港歌手黃耀明在2011年11月發表的國語專輯裏的一首主打歌的幾句歌詞，歌詞是我寫的，而歌名呢？很難說。假如你手上的是香港版唱片，歌名是《下流》，假如你手上的是中國內地的引進版，歌名是《逆流》。

因此，很難說。而這篇論文，最終就是想提出以至堅持這幾個字：很難說。

——周耀輝

周耀輝

今天的推送內容節選自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中《流，動，顛覆的可能——香港流行音樂邊緣化？》一章。

小標題爲不激不隨添加。

1980年的夏天，香港大學迎新營裏，有人在我們一群新生面前高聲的問：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這樣的問題不但愚笨而且暴烈，就像父母離婚的時候問孩子：你要跟爸爸還是跟媽媽？而我們甚至不是分開，是重聚啊，為甚麼要問，要逼我們選擇。

但當時的我，只感到混亂，割裂，而幾分鐘之後當我們都舉過手了，來來來，一起大合唱：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她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巨龍腳底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

如此這般慷概激昂的歌與詞陪伴我們一群大學新生度過了迎新營，也陪伴香港人度過了中英談判，以及後來有關回歸的種種安排。而我，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感到，即使擁有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也不代表我是中國人，我必須把它說出來，唱出來，表演出來。我也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感到，從此我必須思考，思考的不但是身份的問題，更是答案的霸權。

我生於1960年代的香港，成長的時候常常好奇為甚麼我們在學校裏學的中文跟我們在家中說的中文不一樣。我也好奇為甚麼我媽申請電話線時，要找人寫英文信，認為這樣會加快獲得回覆。後來，我從文化研究得來的啓發，讓我明白我所好奇的一點都不奇怪，一切都是權力的鬥爭。

大學畢業後，我進入政府工作，然後，我認識了黃耀明，他剛剛開始了與劉以達的電子組合「達明一派」，我問他可不可以讓我試試寫詞。我不肯定，但我懷疑當時我的膽量多多少少從文化研究而來，也許，我也可以做一些甚麼的，與社會主導的答案，也就是真理，作出周旋；也許，我也可以為外人的好奇而發聲。那一年，是1988。

為甚麼不可以做不同的中國人?

二十多年來，我繼續書寫流行歌詞，同時也逐漸進入學術世界，逐漸發覺自己的弔詭與如一。

我作為成長於香港的文化研究者與文化生產者，原來兩者迂迴曲折的呼應著某些於我極為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甚麼叫做中國人？特別是在這個「大國崛起」、「中國世紀」而北京政權正積極以國族主義取代共產主義來維繫國家的時候，特別是在香港正被「國家化」或「中國化」的時候，假如我們的社會對「甚麼叫做中國人？」已經確立了相當單一的答案或真理，我發現我依然以外人的好奇提出我的懷疑，簡單來說，就是：為甚麼不可以做不同的中國人。

以下，我將以我和「達明一派」和黃耀明的合作為例子，陳述我如何嘗試在主導的說法之中插入我的話語，希望成就反調、反思，甚至反抗。我在1988年開始寫詞，第二年，發生了liu si事件，「達明一派」籌備我有份參與的第二張專輯，我們都覺得不可能不作出回應：

抑鬱於天空的火焰下

大地靜默無說話

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

百姓瑟縮於惶恐下

誰挽起弓箭　射天空的火舌

誰偷仙丹飛天　月宮安守青天

縱怨天　天不容問

嘆眾生　生不容問

——《天問》

在這首借屈原經典作品為題的詞作裏，我以后羿嫦娥的意象以及比較古舊的文字指向liu si之後的中國，我質疑的不但是政權，更是容許這政權存在的「傳統」和「文化」，也就是一直叫老百姓含辛茹苦、逆來順受的一種意識形態，我們中國人嘛，默默承受啊，天意難違啊。這種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甚至美德的堅毅，其實同時就是鼓勵中國人不怨天不尤人，做順民。這，就是我們「千秋的咒詛」。

《天問》推出之後，獲得廣泛的注意和討論，論者亦集中在歷史和中國性的議題。《天問》並且得到香港中文電台1990年最佳中文金曲。但從此，「達明一派」不能在中國演出，直至2006年，而《天問》這首在香港生產而關乎中國文化也因此同時體現了當時中港糾結的歌，亦成了內地禁歌，直至今年，黃耀明才可以在杭州西湖音樂節現場演出。當然，有趣的是，被禁，不等於不能流傳。近年來，我與內地媒體和歌迷碰面，都有提及，而當黃耀明可以在內地演出後，每次都有人問，會不會聽到《天問》。

我與《達明一派》以及拆夥後的黃耀明多年來的合作，讓我得到不少機會對主導的中國性提出另類想像。例如，1992年發表的《你真偉大》，我嘗試質疑「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父權思想，而當時距離主權移交不過五年，中港官方都以團圓重聚的家族意象來描述回歸，我以一個被視為浪子叛兒的視點向父親發出我必須發出的問題。

是你生我是你在鎖我

是你驚我終於惹禍

是你給我望你別給我

望你不要關心太多

——《你真偉大》

然後，在1995年，我感應著快到歷史關口的香港書寫了《下世紀再嬉戲》，表達我（們）忘懷的恐懼，以及記起的荒謬。然後，在1996年，我發表了《月黑風高所多瑪》和《月黑風高蛾摩拉》，用粵語和普通話發出移民潮下留與走的香港人的一些聲音。

「南方」：一個新的政治想像

然後，九七過了，經濟危機蓋過了政治恐慌，而所謂後殖民的香港發現不單必須接受新的中國人身份，更必須擁抱新的中國人市場。面對日漸現代化、日漸資本主義化的中國，香港開始明白自身的弱小，並且開展新的經濟陣線。過去幾年，香港特區政府一個重要經濟項目，就是努力與華南地區連結，而正當珠江三角洲成為新的經濟想像的時候，我覺得我也可以乘機開拓一種地域以至政治想像：南方。

在2005年，我發表了《南方舞廳》：

你有你意想的　我有我暗戀的

相愛總會荒廢感情

你要永遠追憶　我要永遠失憶

相信只有歌舞昇平

不要一切憑證

——《南方舞廳》

歌詞開始是連串的忘掉，是一種對九七後的承認，而其後的句子按著你／北和我／南的對比而鋪排，表達的不一定是對抗，是不同。在華南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時候，我希望挑撥一種不同的南方情懷、南方認同，借來疏通單一的、以北方為主導的中國性。三年後，在北京奧運的時候，我發表了同樣以南方想像做牽引的詞作《廣深公路》。近年，黃耀明在華南地區演出的時候，往往都會挑選這兩首作品。

當然，在經濟蓋過政治的時代，我發現我也可以多從經濟切入中港兩地人民都關心的事情，同樣也能開拓思想空間讓我們做另一類中國人，例如，不力爭上游，不賺錢買房子，不成為鞏固現有體制的一分子。就成了文首引用的《下流》，或在內地改了名的《逆流》，從中我想，我的書寫藏著顛覆的可能。

🔚

邊城對話

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彭麗君 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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