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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我们在年终策划《从〇到一》中，提了这样的问题：“这个时代对年轻人真的很坏吗？” “如果世界依旧是这样的，如果我的资源依旧这么有限，我如何过的好一点点呢？” 从12月7日发布开篇文《你准备好告别2020，出发去2021了吗？》至今，整整1个月过去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逐渐浮现。去年12月，我们在单向空间，和《单读》主编吴琦聊了聊。在谈及“年轻人”的集体发问时，吴琦出人意料地进入了无比坦诚的自我剖析和反思，提出了一连串诘问。作为媒体、出版、文化行业的从业者，当我们说“困于资本、困于系统”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获得了特权（privilege）的人，甚至也是始作俑者呢？让我们困惑的，究竟是我们想反抗的系统，还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呢？我们在面对真实吗？还是掩盖了真实的社会议题呢？选择吴琦的这篇专访，作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因为它在年终策划的原定问题之上，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批判。我很感恩这次谈话，让我们有机会带着多一点的自省，进入2021。关于困惑
让我们困惑的，究竟是我们想反抗的系统，还是我们自己“前进”的欲望呢？
青年志：今年我们观察到，年轻人对于系统和技术的反思和诘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此同时，普遍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很多人的困惑，可能本质是「不满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特权（privilege）。
一个是从阶级或阶层的角度——其实，当我们在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公，或是很多技术和资本的陷阱的时候，已经意味着我们是技术和资本的受益者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生活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让我们得以积累自己在职业和专业上的技能，并且有一定的社会位置、有更多的想要去做的事，我们不会发现这些“不公”或是“陷阱”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走在很“前面”的人了，拥有很多特权（privilege）。这种时候，我们想要再往“前”，那么我们遭遇的阻力就会更复杂、更大。这是很多人焦虑和迷惘的原因。我们是在很“前面”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在“后面”的人。虽然我们喊着我们是“打工人”、“社畜”，觉得很苦。但相比于“后面”的人来说，我们还是相对有选择权的。很多人还需要背负着非常现实的压力往前走，没有机会迷茫。他们的目标可能就只有“我要守住这份工作”，“我要守住一家人的生计”，“我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能好好给父母送终”。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意义的全部了。他们是没有选择权的，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谈迷茫？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的很多焦虑是说不出口的。我已经是个所谓的“主编”了，能够和著名学者深度交流，我还要啥自行车啊？这是很真实的困境。所以在做完《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很长时间，我没法回应关于这本书的任何问题，因为我也意识到自己有很大的特权。我甚至有点愧疚，我其实是这一切的受益者。尽管不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也绝对是受益者圈层当中的一部分。无力感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我们的「不满足」和我们所反抗的「系统」是同构的，它很难被改变。
另一个感受和这一点相关——虽然我们确实要反思资本、反思技术，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和技术、资本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就是这个系统“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谈反思、谈反抗，无力感和沮丧感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这就如同我们要去反抗自己的亲生父母、反抗自己的上一代，像哪吒一样——“我要把我的命还给你，我才能找到我自己”。这时候反抗，需要我们付出和放弃的东西是很真实的，不是一个那么容易通过智识上的调整，比如项飙老师的一本书，或是自己行为方式上的局部改变能达到的。但凡我们把自己要做的事和我们想反思的问题放在一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吊诡和矛盾的地方。比如我们要反思消费主义，可是《单读》出产的产品不是消费品么，尽管我们并不会在促销和营销的时候加入“双11”，这个时候就会变得很难去面对“反思消费主义”。我今年年底也一直在想，我到底还能做什么？我今年很大的困惑是，“我做了很多工作，我怎么还是无力？”我就会怀疑，到底这个工作还有没有必要做？我不努力也困惑，我拼了命努力也困惑，那我图啥？有一段时间我在考虑是不是要换一个工作，因为现在的工作没有让我“大富大贵”。但我发现，我这么做，就让自己陷入了“内卷”的逻辑——我还想追求什么更“好”的选择、我对现在的社会阶层不满。这和我阅读到的东西是矛盾的。这让我很愧疚，我说“我不干了”其实是一种撒娇。其实我的困惑是不是强烈到我不能继续完成我基本的日常工作，以及我想要赋予工作的使命呢？其实远远没有到那个程度。我觉得反而是人的虚荣，和想要“谋求进步“的欲望使然。这和资本、技术、消费都是同构的。大家都在滚滚向前，我也不例外，甚至我想要的更多。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有点羞于把“我不干了”挂在嘴边。因为这和我自己之前宣传的很多东西是矛盾的，这会让我失去发言的合法性。所以我后来就变成，我至少可以不把一些困难拿出来讲，或者不把这些困难当做是“合理”“合法”的，不去宣称“我能带来改变”。我承认我只能做一小块工作，不去给它赋予很大的意义。从我的角度，我希望能把一些大的“标签”、“意义”排除掉。比如我做一本书，我就把这本书以及它和世界的关系说清楚就好。至于它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力，真的很难说，不同圈层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青年志：澄清一下你说的这个特权，你觉得985，或是“小镇做题家”，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人，还是也属于有这个特权的人，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有特权的？大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同时，从意识到这件事，到实践它，又是另一种困难。
我不敢确定，据我的观察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权的。但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从意识到特权，到真的把这种意识变成实际行动，又是另一种困难。说实话，现在“小镇做题家”也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已经在大城市的中产家庭把孩子送往好大学，甚至国外的大学。大学里真实的情况，是在进一步的精英化，并且这个趋势很难逆转，因为阶层已经拉开很多了。90年代或是21世纪初的时候，人们还可以通过“小镇做题”、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跃升阶级。但现在是很难的。当中的鸿沟、“前面”和“后面”的区别已经很大了。如果我们要谈反思或改变，我们首先得意识到这一点——“前面”和“后面”的鸿沟是很大的，以及这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的肉身经验去体察、反应。整体来说，我觉得现在大家没有这一层共识。今年很多热词，“小镇做题家”、“打工人”、“内卷”等等，在我看来都是“前面的人”的焦虑的表征和符号。如果把我们的眼光放到更广阔的阶层的话，我相信这些词可能就不会这么有煽动性。“内卷”可以不是一个很末世的状态——我可以日复一日做一件事，得到差不多的回报，并能够以此维持基本的生活和体面。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社会阶段，满足人的日常生存需要即可，并且它不会让人们陷入战争、陷入残酷的社会暴力。青年志：那么假设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特权之后，能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价值坐标，改变自己在工作和经济关系上的想象。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今年去了广州和福州，遇到了很多当地青年。他们让我看到了新的可能性。他们和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阶级身份差不多，但是他们不像我们在北京这样特别中心的地域。他们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并且他们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自恃中心”的位置上。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他们在那个城市里需要养活自己的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同时，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竞争也不像北京上海那么剧烈，不需要拼命挣很多钱，就为了付个首付。对他们来说，租一个很便宜的三居室作为工作室，给自己和朋友的兴趣爱好提供足够的创作空间，挣一点点钱，就可以了。他们过得很快乐。他们不太谋求主流逻辑里的巨大成功，他们的选择让他们自己和环境保持了自洽的状态。他们能够养活自己，同时也能够帮到有相同趣味和需求的人，保持着很基本的经济关系。同时他们也在做创新、探索，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这是主流的商业逻辑无法想象的。他们给我带来的启发是，原来我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做。前提是改变自己的价值坐标，尤其是改变自己在工作和经济关系上的想象。比如主流媒体一直渲染的是，“逃离北上广”是很悲壮的事，可能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梦想。但如果你反过来看，你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回到一个离家乡更近的地方，经济成本更低、机会更多，其实是件好事。这不存在“退一步”或“进一步”。中国这么大，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不意味着“掉落”。或许换一个城市，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起点。我们依然可以去想象我们可以做什么改变、创造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只是在给人生理想找一个新的阵地。我们要思考的是，我要怎么去组织这个阵地、组织关系网络。今年几趟国内的旅行，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营养。并且我相信，这样的年轻人其实很多，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青年志：你觉得这些人，对于其他普通人来说，有什么参照意义？这种“坐标改变”具体改变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质疑，他们能这么做，是不是因为他们家境好？我们要打开视野，看到他者，也看到自己。不要认为“社会在残害我”。
我觉得其实能问出“家境”、“阶级”等等问题的这些人，还是已经有特权的人了。因为他们已经能看到阶级的问题了。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的人，是不会有这种质疑或反思的。但我不是说不能有这种质疑和反思。我的论点在于，当我们这群有特权的人一起对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陷入一个高度自私、盲目的境地里。我自己也不能自外于这群人。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打开自己的视野，看到“其他的人”，也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在广州遇到了一个女孩，家乡是广州附近的城市。她有一份兼职工作，剩余的时间就拿来做自己喜欢的实践和研究。她赚得不多，但是过得是比较舒适和开心的。当然这也跟她所需要支付的经济成本比较低有关，毕竟离家乡近。我想说明的是，她是主动退出所谓主流的竞争的，她没有想要去争取一个社会意义上认同的“好工作”。很多人说自己“没有选择”，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放弃一些追求？还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这背后是有很多问题可以追问的。如果他们愿意调整自己的参数和坐标的话，可能选择就变多了。当然，我不是在为社会开脱。而是说，我们需要把自己先拧动，去寻找新的方案、新的想象力。而不是始终把自己的诉求变成社会上最坚定的参照系。「个人欲望」是我认为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利益是社会上不能撼动的基石。当这样的石头多了，路就很难铺。社会关系、社会团结是一个相互冲撞、相互妥协、各自放弃的一个过程。很多人的痛苦，都来源于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同时还要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修饰自己的自私。拿外卖小哥举例。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这是好事。但这件事最后演变成一种集体同情的情绪。这很奇怪，别人的工作不需要你的同情。你同情是因为你自己很无力，不愿意放弃手里的利益和资源。如果真的想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改变对自己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去面对真实。这种改变如同我前面说的，是“哪吒式”的。关于真实
如果我们拒绝与真实“对话”，一直在自己的认知惯性里打转，距离真实就会越来越远。
青年志：好像“调整坐标”这件事特别困难。几年前流行的热词是“间隔年”、“斜杠青年”，坐标的旋钮仿佛会更松动一些，那个时候大家还愿意听与自己不一样的故事。今年我们感觉到了明显的割裂和鸿沟。人们不想了解真实的、具体的情境，而是会先预设“你和我不是一个阶层的，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仿佛拥有不同的选择的前提，一定是因为“家境不错”。你认为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好像更多的门都被关上了。今天真实的社会议题被消音了，接触真实变得越来越难。
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也遇到了。包括大家对项飙老师的批评，会说“你都是国际一流的学者了，当然可以说‘关注附近’、‘建立共同体’”。他们其实根本不会听你在说什么，但他们实际也在替那些无法发声，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发声的人说出了心声。这些声音即使是片面性的，我觉得还是得认真地去对待，因为它已经是少数能把我们从自己前沿的幻觉中拉出来的声音了。如果这点难度都面对不了的话，那就说明我们想要去“改变”的决心本来就经不起推敲。解释起来，就牵扯到我们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它造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自信。这种自信，促成了某种合流和共谋，并掩盖了很多真实的社会意见和社会议题。今天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是5年、10年前不敢想象的。2008年媒体的意识形态还是可以批判的，它把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层面的问题卷上来了。比如孙志刚事件、矿难的事件，这是真实的社会现场。媒体的报道不论是偏向了政府还是企业，它都让这些社会问题得以可见。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下，这些问题不可见了。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依靠媒体、书本、报告等获取第二道信息的我们。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所有的社会现场，没有了媒体的报道，我们就失去了重要的信息和资料。今年很多热词都有严重的阶级倾向性和局限性，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它局限在一小撮人的社会感受上，而忽略了更多人。但这是宏观层面上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它不是你我能改变的，且容易被权力运作机制压垮。如果我们还拒绝与真实“对话”、在自己的认知惯性和幻觉里打转，就会成为这一现象的共谋，让我们离真实越来越远。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自己在面对反对意见时，还拒绝与它们对话，那我们就是在进一步加重“真实的消音”。很多享有话语权和文化资本的人，在面对反对意见时，会斥责对方“无脑”、“没见过世面”，以此来说明“你没有资格和我纠缠”，然后扬长而去。在我看来，这进一步阻断了人们“看见真实”的途径——他们通过自己的局限、姿态和位置，把与真实对话的机会掩埋了。此外，我还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很多受过好的教育的人去改变社会，其实是用自己认知的惯性和幻觉在“改变”，是盲目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到好的教育，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伟大”的理论、“伟大”的作品。他们想做的事其实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视野都受制于他们自己的智识水平、文化阶层。他们能看到的其实非常局限、狭窄，所以不能解决社会的核心问题。然而，他们在这条非常“窄”的路上越走越远的同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很多认同，结果就离真实越来越远。青年志：我们感受到“对话”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时人们对外寻求不到回应，就开始宣泄。有些号称在做文化交流的人，回应的方式也是高高在上的。反倒是一些自媒体还可能把一些问题讲得更明白。当我们把参数调整到更广阔的阶层上，“打工人”这样的词语也会有更丰富的含义。
当博主、播客、up主出现的时候，很多传统文化行业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媒体会抢走他们“饭碗”，并且可能不承认这件事。但他们才是真实与社会有链接的人。因为他们本身就处在社会当中，而我们已经离社会比较远了。我们可以编织自己的梦想，但也需要接受有一部分原本是我工作范围的事会被他们所取代。被取代的时候，就不需要再苦大仇深地说“是社会破坏了我”。换个角度看，这是社会把原本做得不好的东西给了更对、更有机会、更接地气的人手里去了。这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再分配”。作为文化工作者，要么去努力发展，要么就直面这行的困境。面对那些骂你的、不再听你话的人，去试试看你的专业在今天的情况下还能不能继续活。在这个意义上，“打工人”也没有那么羞耻。如果我们把这个参数稍微调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阶层上，“打工人”这样的词语就会有更丰富的含义，而不只有“不想上班”的一句抱怨。若是这样，这个社会问题就太轻了。因为你还有班上，你还有在哪上班的选择。我觉得今年的这些词都挺不得劲儿的，都没有把真正的社会痛苦说得非常直接。一方面是有很多话不能说，但另一方面，我也深刻地怀疑这些人因为不能说而得到了解脱，终于不用面对那些很难面对的东西了。青年志：确实，我们觉得现在好多讨论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真正地认识社会。比如“打工人”这个词出来之后，很多人觉得打工人都是一样的。但其实不是的，每个人打工的状态、薪水、城市，和所遇到的困难都是不一样的。然而现在似乎这一个词，就能代替中国十几亿人的痛苦。“打工人”这种说法，是一种不分具体情况的集体情绪，是一种幻觉，它阻碍了我们看见和理解他者。这个概念没有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每个人和这个概念的相对位置和关系是不一样的，这才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单纯地拿这个词来表达情绪，让自己的痛苦得到缓解而已。然而现在的媒体和市场环境所带来的讨论都是单一的。大家都在追赶这群人的情绪，去点燃、去消费，让人们看不到自己和他人的真实处境。这是件挺可怕的事。不过反过来看，也正是因为这个现实，今天的社会学、人类学才突然火起来。长期以来我们都欠缺对真实的观察、欠缺解释、欠缺分析，大家才会饥渴和迫切成这样。 青年志：我们今年观察到“普通人”这个词同样变得非常关键。我们采访了做“凉子访谈录”的人，他去采访了各种大厂小厂的、活得还算不错但也遭受了一些困难的人。我们问，你觉得这些人的向往是什么，他说他们就向往成为普通人，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是 nobody。以前人们好像还想成为一个能快速实现个人价值的 somebody，可能是独特有个性，或者是能挣点钱。现在他们想成为一个普通人——有班上、有人陪、有房住。我们今天看这些人的要求也不算过分，但在我们刚才讨论的语境里，这些人仍然是有特权（privilege）的。关于“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很想看到一个“真相”。这其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层级。我们刚才说文化行业里的人，因为教育已经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成为了有一定社会功能的角色，他们实际上可以随时上船下船。这是我们刚才主要批判的、需要反思的一些人。他们需要看到更大的社会图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但在你刚刚的描述里，那些人可能不属于这些人。他们可能是真实的社会中层或者底层，他们的命运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已经很不相同了。比如外卖骑手，他们还是在挣扎地寻找自己人生道路和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选择很有限。尤其是当被裹挟到了大城市之后，他们的压力是加剧的。在小城市，他们的经济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是从精神上会有很强烈的阶层跃升的愿望，或者是自我实现。他们其实不完全只想挣钱，挣钱之外的其他欲望，也想要去实现。他们可能已经有半只脚踏进了这个行业里面，但仍然被关键的问题所夹击。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很难再提出更多的要求。在这时候，如果还让他们改变自己、调整自己，我觉得也太残酷了。这需要社会、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话，显然不能对他们讲。
关于改变
把道德视为一种基本性情的养成，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而是生活的一种选项。
青年志：一直以来的消费主义，好像都在教导年轻人要变得独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但这会使人们的价值变得非常狭窄、单薄，容易导致人们的崩溃。人们会觉得“自己很惨”。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很反对把个人叹息置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其实很多人是完全有能力和资源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然后去看到别人的困难。确实，那种痛苦也是真实的。但我反对的是，把这种痛苦变得“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就是社会的标本，“所有的痛苦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从文化出版、媒体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能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矛盾。作为一个媒体，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发现并放大一个问题。因为在市场的结构里，要被人关注，就需要很强的个性、个人的价值观，树立个人品牌。那么，当我们谈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认为它是重要的，并且会有很多人听到这些声音。这时候，我们就要对自我和公共之间的边界非常警觉。我们要认真思考，什么问题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抛开个人好恶，去做一个判断和选择。真的想改变，就别用实践的困难来为认知上的懒惰开脱。
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个困难，就是我前面说过的，从书本到实践的困难。坦白说，我不是一个多么实践的人。除了本职工作外，我也很少参加社会运动。但其实我觉得很多著作、演讲、艺术作品里，其实能反映很多真实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可以去看的。可问题在于，很多人只看到了这些作品的表面，觉得“我看过它”就完了，忽略了作品所反映的真实问题。我相信，如果真的用心去看，能有所改变。哪怕只是内心的一次波动，也是一种改变。很多人说实践很困难，然后就不去实践。这就消解了很多有价值的讨论。其实认知上的变化，也很重要。如果真的想改变，我们就不能用实践的困难来为自己认知上的懒惰开脱。那和假装不知道没有区别，更别说改变了。青年志：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还想知道，2021年，你会做出什么改变？最近我和几位学者聊天，他们都提到了「道德」这个概念。涂尔干说过，“道德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道德是一种基本性情的养成”。这些对我的冲击还蛮大，促使我想要去做一些调整。我们说到“自私”的反面，好像总认为是“无私”、“利他”，好像是一种遥不可及、自恋，又很悲壮的一种状态。但也许不是的。“自私”的反面，可能只是另一种性情——对他人有感知、有反应，不要只是看到自己。可能只要把自己从“自我”的泥潭里拉出来一些，就不是“自私”了。这是个很重要的提醒。这让我想到自己之前的很多坚持。一方面，我好像倾向于把这些坚持表述成一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另一方面，我会容易把所有的关系都想象成竞争关系，当别人冒犯我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打回去。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想去成为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性格、脾气而已，没有必要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了不得。其实这样的调整，就是一种基本性情的养成，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改变可以从这里发生。青年志：你刚刚说到有很多好的作品可以看，那么可以请你给年轻人推荐几本书吗？“基本收入”，是定期无条件付给个人一笔适当数额的金钱，给人最基本的经济安全感，让他在所属社会中即使碰到极端状况也能够生存。这本书是对无条件基本收入最清晰简明同时也是最全面深入的阐述，从基本收入出发 ，反思个人工作与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让社会迈向拥有实质正义、自由与安全的未来。
吴琦：“这本书从基本收入的物质学派、主要主张写起，即使我们知道这已经很难实现了，但是它所提供的另一种想象力是令人兴奋的。”在横跨日本东京与京都、美国俄勒冈州、中国云南、芬兰拉普兰等地的田野调查中，作者跟随一条鲜为人知的商品供应链，一步步呈现珍稀松茸的“身份转译”：在废弃工业林悄悄破土而出，被遁入山林寻求自由的瑶族、苗族与东南亚裔采摘者收集，再通过竞价激烈的保值票市场，累积层层价值进入日本，化身为带有强烈象征的礼物。
吴琦：“这本书的写法和性情是令人着迷的，没有固定的学术上的范式，而是有许多文本的跳跃，写诗、写个人的东西、写对田野迟迟不愿离开的不舍之情，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和他做的田野。这是一种湿漉漉的感受，就和松茸一样，为我展示了一个我喜欢的学者的样子。”这一次作家从生龙活虎的街道走向城市的更深处，从上一辈走向自己的同龄人，也尝试走入每个普通人内心的秘密森林。人和空间的关系，总是承载着人和时间的关系，跑进去看，去探险，是不变的志趣，也是新的成长。
吴琦：“我很少看到年轻人当中眼里有他人的人，这位作者就是。她生活在上海的弄堂，和小区的大妈、小区里磨刀的人能产生特别真实的社会链接，她就在写他们的故事。从她的第一本书《街道英雄》到《小花旦》，能发现作者眼里有完全的他人的悲欢，每次看都让我感动得不行。”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吴琦：“这本书的两篇序言很有意思。高老师的序言写到了编这本书的社会前提，还有一位外国学者的序言在批判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一本书开放之前，先是一个直接的批判，说材料、假设是有问题的，前后也有矛盾。但是如果你愿意只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象征来进入，还是可以享受格尔茨那种非常自私的写作方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阅读的方式和进步是非常有批判性的。不一定说这是格尔茨大师，我就一定得去学习。”吴琦：“这本书先是张旭东自己对启蒙时代的批评，还有与王安忆的访谈，以及与几个学者共同的讨论。我觉得这本书的组织打破了我们一般对于书的概念 — 一个完整的集子、一个个长篇。它通过很短的文章的组织来凸显不同的角度，并且角度之间不是冲突的。文本的编排也很多元，不会觉得是在拼凑，完全有问题意识，同时能提供很多进入问题的方式和把手。这种阅读的感受是很新的，会启发读者去想问题，且不是单一的维度。”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