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他当回事
他啥也不是
贝多芬和歌德在路上散步，遇到皇族出行。歌德挣脱贝多芬的手臂，站在路旁，贝多芬则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太子向他脱帽致敬，皇后对他打招呼，他们认识这个大音乐家。歌德呢，摘下帽子，在路边深深地弯下腰去。皇族也向他致礼，他们也认识这个大文学家。我并不是说贝多芬是对的，歌德是错的，这件事无所谓对错。歌德的绅士风度不是什么谄媚，贝多芬的蔑视权贵则更加可贵。贝多芬的意义在于，你不把他当回事，他啥也不是。在一个病态社会里，特立独行者太少了，彬彬有礼者也并不多，唯唯诺诺的苟且者，难得糊涂的真糊涂，摆脱不开的尴尬人，却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季羡林，当了一辈子大学教授，老了老了成了红人，要开各种会议。他爱写散文，但时间经常被挤占。老先生自己说，其实很好办，我在开会的时候，眼睛半闭半睁，把心打开，让腹稿充实肚子，会开完了，我的千字文也成形了。他是跟孙悟空一样，分身两处，真身早已飞了。如果不是分身两处，听那味如嚼蜡的废话，该多么受罪？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无尽的日子，这人生有何趣味？朱光潜，年轻的时候在大学当老师。有一次结识一个小外交官，那人下巴上光光如也，上唇也没有半根毛，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在腮边一捻，像有胡须似的。朱光潜说，看到这种“官气”，“比看诙谐画还有趣味”。我叔叔上中学，学校在三十里外的镇上，要坐火车。我奶奶早晨四点就得起来给儿子做饭，就这样我叔叔也是天天迟到。不仅如此，他还要早退，回家帮着干农活，别人家的半大小子早就不念书挣工分了。老师就天天批评他。我叔叔戳在那里，随便你批，像根木头。第二天还迟到，还挨批；第三天依然故我，老师说，我这样批评你，你为啥不吭声？我叔叔说，老师你说啥，我没听见。老师仔细一看，他拿个纸团把耳朵堵上了。人生际遇大概逃不出这三种情况。人生就是一个舞台。季羡林是在台上，他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剧情需要，他得坐在那，于是思想可以信马由缰。朱光潜是在幕后，他带着美学家的欣赏的态度，看着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叔叔却是在台下，他不是观众，他也是剧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演员的一部分，他要耐心听，认真学，要按时进场，要按要求举手发言，要按要求鼓掌，课后还得按要求完成作业，写好心得体会。一出喜剧的成功，就是台上台下默契配合，才完成了这部人间喜剧。季羡林这种情况是少的，你看那台上能有几个人？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在台上坐过。朱光潜那种也不多，因为他完全躲在幕后，静观人间的恩恩怨怨，一个人即使不必为稻粱谋，怕是也耐不住这种寂寞。人都愿意到前台来表演，哪怕是个丑角。我叔叔这种是最多的，也是最难的，因为他是躬身入局者，他要时时刻刻正襟危坐，稍一放松就会挨批，让他当众出丑。这要求他小小年纪，就得有超乎常人的意志。从根本上说，上学的唯一目的是学习，贫寒让他不得不揪住本质，不顾其他。这学上的，上成哲学家了。待到考学，这个半农半读的人考上了，跳出了农村。他就应该考上，考不上才是奇怪了，但他的老师百思不得其解。社会总是扼杀你的自由意志，只要你的内心不够强大，你就会被拉到社会的平均水平上。这个平均水平就是，明明知道加班填报的各种表格，写的心得体会，反复修改的报告，都是毫无价值，还要熬夜去做，以至于每天晚上月亮在哪个位置都知道；明明知道说的话毫无新意，极其无聊，极其虚伪，极其肉麻，偏偏要做出发自内心的样子，恬不知耻地无聊、虚伪、肉麻；明明知道那业余时间的掼蛋、喝酒、饭局纯属是精神负担，纯属浪费时间，却偏偏要和那些上司、同僚、酒肉朋友假意周旋。当你把他当回事的时候，当你谨小慎微胆小如鼠的时候，他盛气凌人，整天不满意，整天折腾人，整天骂骂咧咧。因为他也是这样被折腾过来的，他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加诸于手下，一茬一茬的人，就是这样变态的。当你不把他当回事的时候，当你像个男子汉眼睛里没他的时候，他却露出了色厉内荏的本性。凡是欺负手下的人，一定对上面的人奴颜婢膝，他们比你还要可怜，他们只是拼命地假装，玩命地掩饰这种无奈。现在这个秘密被你发现了，他在你眼中瞬间变矮了。你要知道，只有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就像易卜生说的，最重要的是把你自己打造成一块材料，你按照自己的意志工作生活，你只为自己活着。你要知道，只有你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孩子的健康远远比成绩重要。你的孩子也许没有我叔叔那种超强意志，如果你发现孩子厌学，那一定是老师经常批评他，导致他讨厌某些学科。你要懂得这个心理，他要闷在屋里学习，你却带着他出门去看秋景，不久他就会度过这个难关的。除了这些，都不必当回事。你不把他当回事，他啥也不是。要他的表扬干什么，要他的满意干什么，要他的笑脸干什么？这些本来就是个屁，你要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