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一部小说的出版，竟要政治局讨论，拿什么跟诺贝尔奖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学毕业生索尔仁尼琴参加了卫国战争。在战场上他获得两枚勋章，但就在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他却被捕了。

惹祸的是他和老同学的通信，他们在信中，多次比较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两个人的最大疑问，是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这样的私人通信，却被荒谬地认为是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动组织，判处他8年劳动改造。

索尔仁尼琴蹲过各种各样的劳改营，1953年刑满释放，但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村子。1955年，他得了癌症，医生断言已经没法治，但是他奇迹般地康复了。1956年，苏联当局认为他没有犯罪事实，他被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因为斯大林死了。

冤屈、苦难和死亡，让他决心把这一切写下来，在此后若干年，他一边当中学老师，一边偷偷写作。1959年完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9年后，完成《古拉格群岛》《癌症楼》。

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流放西伯利亚，写下了沙俄时代的《死屋手记》，但是苏联的劳改营是什么样子，除了众多劳改犯，社会公众对此一无所知。索尔仁尼琴知道，自己的书难以被当局接受，他对妻子说，他的一些作品应该在死后才能出版。

就在这时候，转机出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政治报告传遍全国，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搞臭了，索尔仁尼琴就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拿给朋友看，朋友推荐给了《新世界》杂志主编。

主编是著名诗人，认定这是一部杰作，据说读过之后兴奋得一夜未眠。但如此暴露苏联恐怖的劳改营，此前没有先例。他不敢刊登，请示宣传部门，宣传部也拍不了板。看来在苏联，只有一个人可以决定这部作品的命运。于是直接捅给了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看过之后很欣赏，于是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可以出版。他的意见就是最终意见，没人提出异议。1962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震撼了全国，英法德日等国纷纷翻译这部作品，索尔仁尼琴迅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剧情再次反转，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于是从前对索尔仁尼琴的所有肯定，都不再作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受到猛烈批判。

1965年，克格勃查抄了他的一些手稿，这些手稿就包括“死后才能出版”的东西，远远比劳改营作品犯忌讳。如同1945年和同学的通信一样，这些东西完全是个人隐私。还好，20年后，他没有被抓起来。

迎合斯大林集体农庄改造的《金星英雄》的作者，巴巴耶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索尔仁尼琴写的只是个别现象，为什么不去写阳光普照的苏联呢，你分明只对生活的阴暗面感兴趣。他没有给索尔仁尼琴扣上反对苏共的大帽子，已经相当客气了。

这时候苏联正要召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索尔仁尼琴不是大会代表，他愤怒写了一封致大会的公开信，打印250份寄给会议代表。公开信指责作协领导充当克格勃的帮凶，从20年代直到60年代，在长达四十年时间里，文学只是政治的玩偶，无数作家受到迫害。

这封信迅速流传到国外，西方电台播发了公开信，作协坐不住了，他们要求索尔仁尼琴，为了国家利益，赶紧公开表态澄清。索尔仁尼琴表示可以发表声明，但国内报刊应该先发表他的公开信，否则他声明什么呢？国内读者根本没见过这封信，他的声明岂不是无的放矢？作协认为，表态是给西方人听的，何必在国内发表呢？但索尔仁尼琴认为，不应该忽视他的个体权益，公开发表，让国内读者评评理。

于是双方僵持住了。作家协会决定，如果索尔仁尼琴不改变态度，以后将不再发表他的作品。

1968年，瑞士出版了他的《癌病房》，本该在国内出版的书却在国外出版，苏联作家协会立即开除索尔仁尼琴。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2年前，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获得诺奖，而招致猛烈围攻，最终在骂声中悲惨死去。索尔仁尼琴没有遭到这种非人待遇，他被允许出国领奖。

当年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受奖，索尔仁尼琴却无所畏惧。他把《古拉格群岛》打印稿送到国外，并对国外记者称，如果他被迫害，出版这部小说的授权可以立即生效。

1973年，《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今日看没什么不正常，既然国内不给出版，地球上总该有个出版地方。但苏联当局不能容忍，报刊猛烈抨击他是叛徒，是变节分子。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褫夺公民权，全家被驱逐出境。他先是住在瑞士苏黎世，1976年移居美国。

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发现，原来苏联人从来没有精神支柱。俄罗斯的良心在哪里？颂扬集体农庄的文学作品何曾真实写出了人本身？于是人们想起了索尔仁尼琴来。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国。他降落的地点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海参崴。他受到了几千人的自发迎接，人们把他的回国，比作1928年高尔基回归。他愤怒地说：“你们休想把我当成高尔基。他回国是为斯大林效力的，我回来是寻找使俄罗斯爬出泥潭的道路的。”

索尔仁尼琴认为，从18世纪以来，俄罗斯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伤亡惨重而又一无所获的胜利，因为统治者总是把帝国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任何战争、改革、革命，都要给人民带来好处，而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却不会因领土扩张而有所变化。他呼吁新的俄罗斯领导人，应该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俄罗斯的未来，应该建立在深刻的反思之上，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深刻反思，人民绝不会有富裕生活，国家绝不会富强：“如果人的良知不觉醒，任何经济也拯救不了我们。”

但索尔仁尼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在美国大骂自由主义，回到俄罗斯又大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只是个人道主义作家。2008年，他于89岁离世。

一部小说好不好，这是文学上的争论，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大加挞伐，各人的观点自己去圆。文艺评论水准高低，关键看是否能自圆其说。圆不上的人脱离文学，乱骂一气，进行人身攻击，都是低能的表现。

但这毕竟仍然属于笔墨官司，而一部作品，竟然需要最高当局讨论，研究是否可以出版，就真是扯淡了。白居易写《长恨歌》，尽管称“汉皇”重色思倾国，谁都知道写的是玄宗皇帝，大唐皇帝并没有认为白居易侮辱他的祖宗。

这玩意有什么值得浪费时间研究的？仅凭这一点，苏联的斯大林文学奖，列宁勋章等等，拿什么跟诺贝尔文学奖比？

苏联强大吗？仅此一事，就表明苏联一点都不强大，它只是个色厉内荏、极度缺乏容忍、对自己的人民凶残、生怕外国人议论的，神经过敏的，虚弱的黑熊。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因为政治人物的沉浮，命运来回反转，稍有些文学修养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是好作品，但由于政治横插一杠子，反而让苏联蒙羞。是谁在抹黑了苏联？不正是苏联当局吗？

苏联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出版了《癌病房》。书中写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干部被逮捕、被流放、被劳改的命运。苏联患的是“社会癌”，在这个巨大的病室中，人们都跟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还都在咕咕哒哒，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其余的若无其事，继续刨土，找吃的。”

作家的价值，就是对社会现实有着惊人的预见性，他们早已洞察了社会的命运，而那时候，芸芸众生还在若无其事地刨土觅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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