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攻击老舍和张天翼破坏抗战；莫言，文学应该暴露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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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翼是谁，年纪稍大一点的肯定都知道，《宝葫芦的秘密》、《大林和小林》就是他的作品。1938年，张天翼应茅盾之邀，写了一篇小说《华威先生》，结果惹事了。
正是抗战期间，这位华威先生，担任难民救济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等十来个委员会委员，更离谱的是，一个战时保婴会，大概就是收留婴幼儿的机构，没有找他，他威胁说你们那里没准有汉奸，有不良分子，以后难免会犯错误，小心我举报你。于是人家赶紧把他拉进来，不怕别的，就怕捣乱。
他每天抱怨，我真是累死了，连轴转地开会。因为忙不过来，每次开会都迟到，到会就得打断议程开讲，讲完就走，赶下一个会。每次讲话都是一样的：一定要有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一个领导中心下开展工作，抗战才能展开。当然，傍晚讲完之后，会议组织方是要请他喝酒的，很晚才满身酒气地回家。
张天翼塑造的华威先生，就是一个忙于开会，忙于应酬，忙于吃喝，忙于钻营，忙于抓权的官僚。
没人愿意听他讲话，他派两个青年去找逃会的人，结果派去的人都趁机跑了！
但是华威先生认为自己很重要：“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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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老舍写了一部话剧《残雾》，也摊上事了。
冼局长是政府官员，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整天装出一副为抗战操劳的样子，实际上却利用职权，抢占民女，大发国难财，又被汉奸间谍诱惑，为其窃取情报，最后身陷囹圄。话剧的结尾，诱惑她的间谍，又去赴另一场宴会，去渔猎别人。
老舍这部话剧，写的是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充斥着发国难财的“爱国者”，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还有一群男盗女娼的渣滓，废料。
请托者给冼局长行贿，说：“国事是大家的，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私事是个人的，自己不关心有谁来代替？私事不痛快，公事也就没心去做，此所谓齐家而后平天下也。”
他们的精神极其无聊空虚，举一个细节：几个人整天打麻将，后来敌机轰炸，他们习以为常了，约定就是不走。只听外面一声巨响，然后院子里落下个东西，出去一看，是一条女人腿，穿着丝袜，“一摸呀，腿还热着呢。这还不足为奇，丝袜的吊带上系着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你猜！是三十法币！”这几个人这个高兴啊，这个欢呼啊，那天晚上，他们用这点钱大吃大喝了一顿！“这叫抗战麻将，哈哈哈”！
《残雾》上演之后大受欢迎，很多青年特地从外地赶来看戏。
然后有人攻击老舍破坏抗战。大敌当前，不写英勇杀敌的英雄，却写这样一个贪官这样一群人渣，简直是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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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被日本人翻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刊物上，还加了几句按语，大意是，看，中国的抗日工作者就是这个模样，这就是中国作家对抗战的预见。
然后国内有人怒了，有人发文章说，这个华威先生出现在日本读者面前，会使他们更加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一句话：是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志气。我们的文学作品成了敌人的宣传资料，这不是递刀子吗？！
所以，大敌当前，作家应该颂扬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
有人说，张天翼这样暴露黑暗，会动摇我们的抗战信念，足以引起人们的失望、悲观、灰心、丧气。讳疾忌医，“忌医”是不对的，但是“讳疾”还是必要的。
围绕《残雾》与《华威先生》，文艺界迅速掀起了“暴露与讽刺”的论战，张天翼小心翼翼地写了一篇“答辩”，茅盾和吴组缃等人则坚决站在老舍和张天翼一边，痛斥“只能颂扬光明”说。
比如署名郑知权的《论暴露黑暗》：
吴组缃的《一味颂扬是不够的》写得最是清楚明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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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还是暴露的论战规模很小，很快就解决掉了。因为很好理解，在美的对比之下，丑才越发昭彰。作家对丑恶表现出愤怒与憎恶，那态度才是积极的，才是他对人间的热爱，才是他对社会的价值。
莫言说：“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莫言有一部小说《酒国》，写检察院侦查员丁钩儿到酒国市调查案子，但在这里，没有谁能经得起诱惑，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丁钩儿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
这样的情节抹黑吗？相比老舍《残雾》，摸被飞机炸掉的女人大腿，拿着大腿上的三十元法币去喝一顿酒，《酒国》的情节有什么离谱之处？
不正常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家笔下的芸芸众生。现实生活中喝死了多少干部，大家都谴责这种现象，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谴责，反而去谴责暴露此事的作家。怪事。
也许他们本来就是酒国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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