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的罪与罚，盘点那些“有罪”的人

只能这样认定：朱令一案的凶手，是《天龙八部》里的马大元夫人康敏。

这位康敏，属于典型的心理变态，具有强烈的嫉妒心和疯狂的自我意识，她的话让人阴寒彻骨：“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她的行为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她在段正淳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一个找不到真凶的案件，这么多年经过多次梳理，早已可以写成厚厚的大书。今天除非出现新的材料，否则对于凶手的讨论，再不会有新意。

有罪的不只凶手一人，法律上不能认定某些人有罪，但是他们的确“有罪”。朱令今天已化作一缕轻烟，但罪与罚才刚刚开始。

1、清华大学中，隐瞒实验室有铊的人，是“有罪”的。

1995年3月9日，朱令挂协和医院李舜伟的专家号，李舜伟说，她的症状很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

而清华大学开具证明，朱令在实验中没有接触过铊盐，并表示化学毒品管理严格。

直到4月27日，朱令父母找到了可以检测铊的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的陈震阳。陈震阳立即判断就是铊中毒。

然而，协和的医生说，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清华非常肯定地说，清华化学系没有铊！

清华实验室有铊的事实，是后来办案民警发现的。

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再抵赖。

2、协和医院的某些专家、学者、教授，是“有罪”的。

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求助，他和北大的同学日夜翻译邮件，我见到各种材料，没人能说得清到底收到了多少邮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二百多封直接指向铊中毒。

这件病例，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历史上的著名案例。

然而协和医院只相信清华大学的一纸证明，他们既没有检测，而且连自己医生最初的判断都排除掉了。理性判断、科学判断何在？！

在五十多天时间里，朱令的身体遭到不可逆转的巨大伤害，神经系统被完全摧毁，生活不能自理，眼睛几乎失明，智力下降到几岁儿童的水平。

我读过一篇外国小说。是说每年圣诞节前，城里的医生都搞一个沙龙，大家自己揭短，列举这一年的误诊病例，或者是疑难杂症，让大家帮着分析，纠正错误。一个年轻医生说了病人的各种症状，各种治疗手段，但就是无效，最后病人死了。其他医生听了之后说，你这个笨蛋，这个病人喉咙深处一定扎了一根鱼刺，就这么简单！

年轻的医生站起来就往外跑，大声说我还来得及，因为病人还没有死！

这才是“医生”的含义，“医”是为了“生”，既不是为了自己的医术，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论文，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科学不怕质疑，欢迎质疑。如果说外行的质疑不足道，可是面对全世界专家的建议置若罔闻，他们的封闭，他们极度的自以为是，他们明明治不好却不肯眼睛向外的愚蠢，岂不是罪莫大焉！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早已成了顽疾：现在小字辈医生想表达不同看法，得偷偷告诉病人家属，他们不敢当着主任、专家的面说，因为人家是权威，是领导！

科学只认真理，不认我师，医院一旦没有了学术民主，必然充塞着官僚和庸医！

3、清华大学没能保护案发现场，某些人是“有罪”的。

1995年4月28日，朱令舅妈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薛芳渝，提出报案要求。

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薛芳渝还要请示清华大学党委领导和校领导。一个公民报案，还要经过这种环节。

原来清华大学的保卫处长，是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他到底是学校的人，还是公安局的人？！

更奇怪的是，对于家属封闭现场的要求，竟然是薛方渝接待。薛方渝说，“不好安排，马上要校庆了，而且他们班女生也安排了五一旅游，不在宿舍，所以，不必封锁现场。”注意我加了引号，据说这句话是见了报纸的，登载于2006年1月18日的《新民周刊》。

4月29日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芳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但是没用。

1995年5月7日，案件正式立案。

然而就在这期间，朱令的宿舍发生了一起盗窃案。钱散落在地上，朱令的水杯、中药瓶消失了。

一个投毒杀人案件，家属明明已经报案，竟然不保护现场，神探狄仁杰来了，又有什么办法？

你说这是不是“有罪”？

4、三十年了，有些人的罪孽从未被追索。

中国人没有“原罪”的概念，我们说“有罪”，一般是指法律上的有罪。但是中国人有“孽”的概念，造孽会受到谴责，会受到良知的拷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一个穷困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为生活所迫，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和她的无辜的妹妹。陀翁用他天才的笔触，写主人公行凶之后，良心受到的谴责，内心孤独、恐惧的精神状态。他最后的解脱，是在一个姑娘帮助下，投案自首。

朱令案的讨论，在2006和2013年两次掀起高峰，除了贝志诚和孙维两人，其他人全都是化名。

贝志诚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孙维是真凶，但如果他是法官，他不能判孙维有罪。

孙维后来改名孙释颜，这个名字有意思。释，放下，解脱；颜，面貌，有什么愁颜需要放下，需要解脱？

现在再讨论谁是马大元夫人，已经没有意义。朱令的悲剧，“有罪”的不只凶手一人，也许是一个不小的群体。

现在，朱令的同学都已经年过五十，当年的医生、老师、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大概都得七十岁以上，所有这些人，在他们已经过去的三十年人生中，在他们今后仍然要面对的若干年中，他们可敢读一遍《罪与罚》？！

那些混迹于学校里医院里的，说谎的、傲慢的、顽固的、敷衍的、颟顸的、冷漠的、拖延的、失职的人，没听说他们受到追责，受到行政处罚。

他们的确躲得跟没事人一样，他们的确逃脱了处罚，但是他们永远也逃不脱历史的审判。

大学越来越像企业，医院越来越多学阀，科学越来越蒙上官僚的阴影，高智商的光环下藏着一颗颗拔凉拔凉的心。

上天不公，凶杀、学阀、司法、官僚，所有的罪孽施加朱令一个人身上，这远不是一桩刑侦案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令案永远会被讨论下去。也许该死的死光了，它仍然值得后世的人们深思。

我不相信有什么因果报应，但是有人该死，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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