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出现在1927年9月25日鲁迅致台静农的信中。这里引用几段：九月十七日的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事情是这样的，1924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委托来华考察的地质学家赫定（Hedin），在中国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赫定又找到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帮忙。刘半农想推荐梁启超和鲁迅，但他怕碰钉子，于是委托台静农给鲁迅写信。鲁迅的回信就是答复这件事的。如果只看这一句话，是鲁迅拒绝诺贝尔奖的提名。如果往下看，会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鲁迅认为梁启超和他都不配，要得这个奖，还要努力。这是鲁迅的谦虚，也是鲁迅的清醒，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力还不够。《小约翰》是荷兰作家伊登的长篇童话诗，此时鲁迅刚刚完成翻译，他认为自己写不出来。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中国”两个字为什么会占便宜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出于对战争的反思，转而羡慕起平和宁静的中国文化来。但鲁迅认为，西方对神秘中国的理解是肤浅的，因为陈焕章凭一本《孔门理财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鲁迅认为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总结中国古代儒家经济思想，是可笑的。我觉得中国实在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众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对中国文学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从1918年起步，第一部白话小说是他的《狂人日记》，其实陈衡哲女士的《一日》比《狂人日记》要早一年发表，总之最多发展了10年，这个时间太短了。假如有中国人拿了这个奖，恐怕牛皮得吹到天上，真的以为可以与世界文豪比肩了。可见鲁迅深谙某些中国人的“虚骄”心理：这种心理是虚荣和心虚的奇怪混合体，既不自信，又不作为，更不发愤，是一种生怕别人不给面子的心虚。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说到了自己的心态。如果真的成了候选人了，甚至获奖了，那么躺在荣誉上面，没了创作欲望，会“对不起人”；或者无视社会黑暗，变成歌功颂德的“翰林文字”，那就一无可观了。所谓翰林文字，就是马屁文学，歌功颂德的文学（后来人们叫“歌德文学”）。皇帝的生日，皇后的生日，皇妃的生日，都要奉命写诗文颂圣，从李白到苏东坡，都有很多这种文字。翻开《苏轼全集》，这种东西不少，它们除了满目琳琅的辞章，再没有任何价值，一万篇也比不上一篇《赤壁赋》。很清楚了，鲁迅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更谈不上拒绝诺贝尔奖了。他对诺奖是很推崇的，而且认为获得诺奖是国家的光荣。比如他感谢刘半农的好意，“为我，为中国”，可见诺奖可以视为国家荣誉，虽然诺奖是颁给个人的。有意思的是，胡适也曾经被征询意见。仍然是这个赫定，他于1929年2月26日当面问胡适，想推荐他为诺奖候选人，希望胡适尽快把著作译成英文。胡适说，如果因为自己倡导文学革命而获得提名，“我不推辞”，可是要凭文学作品来拿奖金，“我可没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从来不接受任何团体的推荐，宁愿这样大海捞针，四处撒网，然后由瑞典文学院的老头子们投票。这个过程严格保密，在揭晓前，所有关于入围、获奖的说法，都是猜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作品要翻译成英文。把一种文学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文学语言，是极难的事。据说鲁迅的《阿Q正传》1926年才有了英译本，显然还不为外国读者广泛了解，更不要说产生世界声誉。莫言获得诺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他作品的汉学家，这是多年努力的过程。反过来说，我们正是通过翻译果戈里的鲁迅、翻译罗曼·罗曼、巴尔扎克的傅雷、翻译契诃夫的汝龙、翻译莎士比亚的梁实秋，还有更多的翻译家，才了解了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一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莫言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世界声誉，有人生气，有人嫉妒，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没出息的心理。突然想到，鲁迅的《呐喊》如果早早翻译成英文，也许真的可以获得诺奖。不过他得奖之后，会不会被大骂抹黑中国人？你看他笔下的未庄，阿Q，王胡，小D，赵老太爷，假洋鬼子，哪有一个正常人？你看他发现的精神胜利法，他对国民性的深度镌刻，若是被毛星火盯上，他那虚骄的小心脏，会不会狂跳不止，感觉瞬间被击穿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