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代启福：我在矿山做田野，但不是研究矿山

我叫代启福，来自重庆大学，首先感谢剑波老师和龚老师的邀请。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四川凉山彝区矿产与美国Yakama印第安人的森林开发研究。因为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是矿工，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父亲和弟弟，所以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就做了矿工研究。我想通过矿工的例子，讨论一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问题。现在因工作的缘故，我主要在四川凉山、贵州毕节和云南昭通等乌蒙山片区和金沙江沿岸的矿区做田野，我想看看在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中是否可以列出一种社会类型来研究。有点类似于魏特夫提到的水利社会和格尔茨谈到的水利会社的研究。我把它叫做“矿山社会”。矿山社会其实把人与人、人与地，人与祖先和鬼神的关系根植并活跃于流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情景中，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被生产的社会”。它与水利社会不同，它不完全地滋养地方，它的生产是超地方的，人员构成也是超地方化的。把矿山当作一个社会类型来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打破先验的地域成见和民族疆界，让我们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重新去理解矿工对自然与自身族群身份的认知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如何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被分割和生成的？甚至在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双方为了彼此的丰产，他们又是如何达成妥协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乡土中国”的多样性和现代性的局限。

     围绕上面的思考：我写过几篇关于资源人类学的文章。一篇梳理了矿工“坏情感”和“退步情绪”的表达，以此来讨论情感的集体性和现代性的脆弱性的问题。另外一篇是关于偷矿的研究。我想与偷的族群观、弱者武器和差序格局等方面的讨论进行对话，最后回到一个“物的属性”的讨论。过去我们讨论物的权属或者产权时，常常带有一种预设，特别强调物的占有、权属都属于自然人和法人，而忽视了其实物恰恰不是以人为主体或者以法律人为主体的，它属于鬼神，属于祖先的讨论。2008年，我在参与水电移民调查时，经常听到一些老百姓常用一些非常日常的语来表达“物权”。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在矿山，当地人也用祖祖辈辈去界定物的权属。只不过，这种产权观念是一种体认的产权观，它是有机的，包括族群记忆，神话传统、居住体验等内容。像马林诺夫斯基讲的一种神话宪章。人们通过神话来界定产权。其实，我想说，当地人的“产权”的概念里面包含了人与非人，物与非物的知识体系。我最近在写一篇讨论矿产资源开发与性别禁忌的文章。简单地说就是讨论矿山对生理期女性的拒绝与利用。人类学界，有关女性月经污染力的讨论比较多，弗雷泽的《金枝》和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都有相关涉及。不过他们的讨论更多聚焦于女性的洁与不洁的问题，忽视了月经具有生产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我研究的区域，矿山对性别禁忌的背后暗藏一整套的权力运作和族群关系。比如哪些人可以进入矿山，哪些人不可以进？背后是一套族群和阶级的话语，但实践却是通过女性的生理来表达。性别禁忌与政治经济是勾连在一起的。这个完成后，会关注矿区的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和职业病的研究，尤其是尘肺病和氟中毒方面的研究。

上面提到的研究都比较散，且关注的问题都局限于当代。缺乏一种历史的维度和全球化的视野。所以自己有一点点转向，打算拓展如下两方面的研究。第一是民国时期的地质考察。主要以重庆北碚西部科学院地质所为中心。这个单位当时聚焦了一帮知识分子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做自然资源考察，常隆庆、黄汲清等。他们在翁文灏、李四光等人的指导下，开展地质学，探矿，探石油方面的研究。当初因为抗日战争的需求，地质的考察其实是在思考中国民族建设的问题。不过，当时地质学家们思考路径与费孝通先生从“土”与梁漱溟等人从“人”开展乡村社会建设不同。地质学家常隆庆很好地把土和人结合起来思考西南边疆开发与中华民族建构的问题。他最出名的研究是《雷马峨屏调查记》。在这个调查记里，他对四川凉山的彝人、彝务和彝区开发做了深入考察，为后来的林耀华先生开展《凉山夷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想通过民国时期地质考察研究，去思考共和国时期的工业化建设与中国少数民族主体性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西南民企东南亚投资的调查。我想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思考中国如何重新影响世界。我目前正在和一家在老挝乌多姆赛省进行海外投资的民企合作，我们在开展一些替代种植、中老铁路和边境贸易的研究。这些研究才刚刚开始，期待未来能出一些成果。

刚才张亦农老师特别谈到，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我深有感触。我自己也存在这个焦虑：人类学应该怎么去认识中国？怎么去研究中国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是在世界之内，还是在世界之外，她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在坐的各位老师是否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坐在这里讲，我们都讲我们的个案，讲我们田野里的故事。每个人都讲，每个人的研究都不一样，好像听起来都很棒，但我们却缺乏一种共同点，找不到一种知识重叠，我们看到的只有差异。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研究逐渐缺乏一个中国关怀。我们只看问题的内部，而忽视了它也是一个中国问题。当然有很多问题，其实也是超过“中国框架”的，也应该有一个全球化的视角，提出一些具有全球意识的中国问题研究。这样便可以减少陷入单边叙事的陷阱。我在凉山调查经历，可以做一点分享。大概在凉山，你去问一些彝族老百姓有关民族的问题。他会告诉你，世界上只有三个民族，一个是彝族，第二个是藏族，第三个就是汉族。他把藏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称为汉族。所以我们在写凉山彝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藏族的视角，还有一个汉族的视角。所以我在想要讲好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讲好一个中国的故事。不能单单讲一民族或一个单元的故事，应该把整体的故事呈现出来。

所以，我提出一种“矿山社会”研究框架，就是想打破社区和社会-文化区域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把人与人、人与鬼神、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连接起来，而不是仅仅把人与地固定地进行讨论。实际上，通过这些年的矿山研究，不仅让我更加理解了我的父亲和弟弟，也让我稍微读懂了那些成千上万，常年弓背、工作在暗无天日，与我父亲和弟弟具有同样命运，而具有不同经历的井下矿工，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就说这么多，期待各位老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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