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脚踢翻的生活，只好拿来自抱自泣

奥斯陆，8月31日

【导演】Joachim Trier

【奖项】提名第6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

文 | Standalone（巴黎）

影片改编自法国作家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小说《鬼火》。1963年，路易·马勒曾第一次把它搬上银幕，但《奥斯陆，8月31日》在改编过程中完全走向了一个更个人化的方向，体现在剧作和影像呈现风格两个方面。

简单提一下剧情。安德斯（男演员本人也叫安德斯，Anders）深受毒品困扰，即将在乡下的戒毒所完成自己的戒毒计划。他准备离开戒毒所、离开乡村前往城市，参加一份出版社文学编辑的工作面试。

他在奥斯陆闲逛着——见了好友；面试了工作，就快要成功时又忽然因为面试官对他的经历表现出同情而拒绝了这个就要到手的工作机会（甚至可能是他唯一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在草坪上躺了一整天；参加聚会，见到前女友、又认识了一个新女友。这次聚会让他感到戒毒后的自己完全无法再次融入社会，于是他去找了之前一直打交道的毒贩买毒品。可是他犹豫了，并没有复吸。他再次回到聚会上，带着新女友和朋友一起去了打小就经常玩耍的几个地方。

在一个泳池旁，新女友和朋友们都下去游泳，Anders自己却没有参与。他回到父母家，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在钢琴边弹起了熟悉的旋律。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选择了复吸。

影片的开头和结尾是呼应的——导演都采用了家庭纪录片式的影像手段，搭配普通奥斯陆居民描述城市印象以及日常生活的画外音。剧作上来看，这么做片头其实风险很高：看起来不知所云，导演有可能迅速失去观众。Anders拒绝加入泳池那场戏的结束可以看作是第二幕的结尾。第三幕的开头自然就是他闲逛回了已经空空荡荡的父母家中，然后弹琴、复吸，影片到这里其实已经可以结束。然而，我们还是跟随质感粗粝的家庭纪录片回到了奥斯陆市区，回到了生活本身——由此才形成了头尾之间的联系。

导演Joachim Trier在为数不多的映后问答里谈到过这样一些事情：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于安全考虑，挪威政府并不允许滑板/轮滑作为一种运动出现在街头，但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参与了类似运动，形成了一个类似地下亚文化的圈子。Joachim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由此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人生的交叉点仅仅是因为这项运动。没过多久，他想拍一部关于滑板/玩滑板的人的纪录片。再过了一段时间，玩滑板的人少了起来，大家的生活交叉后开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生活都很类似。为什么同样衣食无忧、追求“无用”（诸如艺术和文化学科）的中产阶级家庭背景出身的孩子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成为律师、编辑、艺术家，有的深受毒品困扰？文化，知识，教养，到底能对一个人的选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生活是不会给你答案的，你只能被它裹挟着往前走。

这是开头六分钟左右的一个镜头：Anders从戒毒所出来，走进森林。他走到河边搬起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再慢慢走向河中心，直到河水淹没他的头顶，一阵阵气泡浮上水面。金色的阳光照射在他消失的地方，照射在那些不停产生的微小气泡上。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恐惧往往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心理上的疼痛，并反映到生理上；然后，仿佛需要对身体做一些什么才能转移注意力以减轻这种痛苦，甚至能从心理痛苦到生理痛苦的转移过程中获得一种释放的快感。Anders这里的自毁/自残行为还没有到我描述得这么严重，但这个场景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从乡下回到奥斯陆的第一件事，Anders去拜访了好友，这是他与社会重建关系的第一次尝试。朋友见到他时根本看不出来有任何特别的神情。Anders淡淡地说“我正好在附近，就过来看看”，朋友说“好”，两人拥抱。如此简单的细节可以看出两人的友谊非同一般，朋友对困扰Anders的毒瘾问题一定也非常了解。朋友的老婆Rebecca和女儿都在家，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围坐在饭桌旁，时不时发出刻意的傻笑。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他们年轻时在一起的样子，只有年轻人才会无缘无故地傻笑。三个大人聊了一些戒毒的过程，对话平实却情绪丰富。Anders故作轻松地让戒毒计划看起来有趣，但内心高傲的他在说到他在互助小组讲完自己的故事其余人会齐声说“我爱你，Anders，我宽恕你”时，情绪变得非常低落。显然，这样无差别对待的、泛滥的同情对他的自尊是一种严重损害。Anders的这一反应实际上也为影片之后他的种种行为做了铺垫，比如去出版社面试工作的失败。

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在一次次的与社会重建关系的尝试里，Anders是一个选择性失败者？他是可以成功的。可是当他感受到一点与期望的不同时，就会感到不安，进而放弃成功的机会。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构成无非是朋友、家庭、工作以及别的社交。Anders看起来似乎和家庭并无来往（上图这一场戏就是他和朋友在讨论自己的父母为了还他吸毒欠下的债将卖掉郊区别墅）；他希望能拓展工作关系，却因雇主令人厌恶的同情而没有实质性进展；与许久没见的好友在一些观点上也存在分歧；派对上新认识的女孩是那么可爱，可这种过分快乐的时刻反而让过去的种种痛苦如潮水般涌来。于是，他只能选择不合作，选择失败，选择继续孤独。

和朋友谈话的戏非常长，但是对话写得平实又美丽，充满情感。在谈到自己即将面试的工作时，朋友对Anders充满自信，觉得他比出版社里的任何人都要聪明很多，必定能很快担任要职。朋友还提到了六年前Anders写的一些文章（很显然这些文章令人印象深刻，或者收到了很好的评价）。Anders自己却并不这么看，他甚至严厉否定了朋友对自己智力的溢美之词。

为什么？如果朋友说的是事实呢，他又为何要拒绝这样的评价？Anders到底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不认为自己是戒毒所里寻常的瘾君子，所以受够了那些无差别对待的同情；却也被毒品和戒毒计划摧毁到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回到那种正常的、超越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接着，两人的谈话从屋里来到室外，而且话题（不出意外地）转移到了自杀以及自杀的意义。看起来，任何没有自杀想法、没有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人都会有一套准备好的陈词滥调。Anders发表了一些发人深省、让我至今都在思考的台词：

Anders：“看看我吧，我34岁了，还是一无所有。我不可能从头再来的，难道你不明白吗？”

朋友：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Anders：“我不需要同情！”

朋友：“我知道，我只是说你做得到的。”

Anders：“做到什么？”

朋友：“很多事啊。”

朋友：“你有家庭，你有朋友，你有智慧。加油啊！你看戒毒所的那些瘾君子，他们并没有你的这些机会。”

Anders：“当然，可是他们很开心——比如在仓库找到一份工作。”

朋友：“你想做一个失败者吗？”

Anders：“不，我不想。操，我不是来这里…我不需要你告诉我该怎样重新启程努力生活。”

…

Anders：“记得你曾今说过什么吗？如果一个人决定毁灭自己，社会应该允许他这么做。”

接下来无非是朋友拿出那些陈词滥调劝说Anders不要自杀。

是啊，如果一个人决定毁灭自己，社会应该允许他这么做。可是社会有什么资格不允许？还有比自杀更高贵，更体面的死法吗？

Anders描述了自己因多次吸毒过量导致的晕厥已经让父母对这种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状态习以为常。如果是这样，自己真正的死亡会不会反而让亲朋好友更容易接受一些？

和朋友分别后，Anders去面试了工作，结果上文已提到多次。然后他来到一家咖啡馆坐着，看着周围的人，听他们的谈话。这一段拍得非常主观，比如像上图这样焦点在耳朵上的镜头，让我想起有女演员说过布列松在指导她时会让她在双人对话的场景里看着对方的耳朵而不是眼睛。另一组镜头是很简单的室内滑轨，视点是Anders自己观察角度的改变，场景的声音设计也经常在室内与室外切换——观众此时就和Anders完全一样，重新感受奥斯陆日常生活的一切——这个与他分别良久的世界。

这两个镜头，是Anders买完海洛因重新回到聚会上，带着新女友一道出门。前方的朋友顺手从聚会的屋外拿了一个灭火器，一路在向后方的Anders和女友喷气。这段拍得静谧、青春又美好。灭火器的烟雾仿佛是一个情绪释放器，把Anders这个情感容器里的种种情绪释放在奥斯陆夏末的夜晚。Anders自己呢，也许并不关心骑车的这个可爱姑娘到底是谁。他伏在她的背上，回忆过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也决定放弃尝试。

在以回声著名的广场上，大家开心地玩闹，Anders闭着双眼，露出少有的笑容。快乐是短暂的，只有无尽的痛苦是永恒的。

影片最后，Anders在钢琴前（不出意外地）弹起巴赫，甚至可以从琴弦的不规律振动里听出来这架琴很久没有调过音。空荡荡的屋子，杂乱的家具暗示着房子即将被出售。巴赫还是庄重得残忍，残忍的导演都喜欢用巴赫的音乐。

他拿起针管复吸了，躺下。就像他已经死去。Anders的父母永远是缺席的，连最后关心他的人也没有了，他成了残酷世界的孤儿。然后我们随着摄影机慢慢远离他，远离这座别墅。就像他周围所有的人一样，在他的拒绝下永远抛弃了他，继续兴冲冲地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往前走。

作为对比，有必要提一下李沧东的《绿洲》。同样是一部杰作，讲述的是顶替哥哥罪名坐牢后刑满释放的洪忠都受到家人排斥，和车祸死者重度脑麻痹的女儿产生感情的故事。因为亲情放弃自由，重获自由时又为亲情唾弃，真是讽刺。洪忠都的重建行为更明显：因为入狱时间长，他已经不太适应社会上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他看到什么都觉得新奇，好笑，这让他看起来像个神经病。而他和死者女儿的感情就更动人了，像《乌云背后的幸福线》里的Bradley Cooper和Jennifer Lawrence：两个破碎的灵魂互相安慰取暖，顽强地活着。

我第一次知道Anders，是在Lucie Borleteau的处女作长片里，叫《Fidelio, l’odyssée d’Alice》，中文译名《爱丽丝的冒险旅行》。片子在14年的洛迦诺提名了最佳电影金豹奖、拿了最佳女演员（Ariane Labed，法国希腊混血，非常美的姑娘，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丈夫是Yorgos Lanthimos，《龙虾》的导演），接下来15年的凯撒奖又提名了最佳处女作影片和最佳女新人奖 。

和Lucie从相熟到私交，是因为念书的时候选了她半年的导演课，当时了解了她的导演之路，也聊了自己很多未来的拍片计划。Anders在Lucie的片子里饰演了男主角，是一位女船员/机械师的男友。作为一个挪威人，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做演员之前的主业是医生。他在《爱丽丝的冒险旅行》和《奥斯陆，8月31日》这两部电影里的天才表演让人难以忘怀。

《奥斯陆，8月31日》可能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甚至可以拿掉之一，因为能与之媲美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雅各布（Gilles Jacob，前任戛纳电影节选片总监）对该片没有拿到当年一种关注大奖感到可惜：导演Joachim Trier在片子里表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他的下一部作品《猛于炮火》却远没达到预期。

早年因为太宰治、卡佛、耶茨甚至卡森·麦卡勒斯，我着迷于孤独、失败和自我毁灭，直到遇见三岛的“太阳与铁”。那时我以为所有对于自毁的迷恋都源于一种低等的忧郁，这种忧郁是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提到的一种错误观念所引起的——即把存在主义的实质误认为是存在和人的关系，而不是存在与自己的关系的一种“女售货员的形而上学”式的低等忧郁 。

它只有空洞的故作姿态。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当时我是错的，三岛认为“人生是奔腾不息的河流”是另一种态度以及形式上的美学，本质上其实加速了自我毁灭的到来，当然这和失败并没有太大关系。其实，《奥斯陆，8月31日》讲述的就是个迷人的主动选择自我毁灭的故事。

艺术电影的全面革命可能从新浪潮前期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彼时，意大利的导演们刚刚进入当代语境，开始从新现实主义的描摹里走出来，进而关注人类精神的贫瘠，比如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和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这两部电影里的人物无一例外在精神上都是一片废墟。所以每次我凌晨三点还在失眠都会起来看一遍《甜蜜的生活》，那是最虚无的时刻。

人如果清醒的话，除了寂寞和无意义感受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异常沮丧和失落，可是同时又会有不接受、不合作、不甘心的反抗情绪，这让整个人的感觉更像废墟。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叙事、优秀的镜语所表现出来作者超出常人的感受力、精神上的现代性，加之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构建这样的复杂议题——都让《奥斯陆，8月31日》成为了一部杰作。

在现代电影的语境下，它甚至可以超越很多经典，成为我心中的十佳电影。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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