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男演员都爱扮演丘吉尔?
翻译 | Stevie(武汉)、Loneisland(北京)、
Holiday(武汉)、余春娇(北京)
编辑 | 十二辰子(巴黎)
英国的战时首相本能地理解,治国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表演之道。
戴着那顶著名的帽子,有着标志性的下颚,带着一个圆点领结,眼镜架在鼻梁上,像大刀般挥舞着雪茄,穿着马甲,戴着表链,喝着威士忌,声音从洞口般细微,渐强到洪钟般响亮——如此种种,让你想到了谁?阿尔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是他。或者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不,等等,是迈克尔·刚本(Michael Gambon)。也许是罗伯特·哈迪(Robert Hardy)。又或者是布莱丹·格里森(Brendan Gleeson)?布莱恩·考克斯(Brian Cox)?或者约翰·利思戈(John Lithgow)?蒂莫西·斯波(Timothy Spall)?还有维克托·斯坦尼金(Viktor Stanitsyn)——他可演过四次呢,怎么也不该忘了他。
阿尔伯特·芬尼扮演的丘吉尔
任何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如果拥有满月一般的神态,也积攒了足够的年龄和腰围,那就不可避免地会被邀请出演温斯顿·丘吉尔。这种规律就像是20世纪50年代迎娶伊丽莎白·泰勒一样,介于合同条款和传统仪式之间。你不是不可以拒绝这份邀约,但这样简直就像是拒绝接受一枚奖章,会显得忘恩负义、刚愎自用。而且这样一份殊荣也伴随着沉重的责任而来:你不仅要站在下议院(或者一个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建筑)发表演说,还得能坐在座位上对着麦克风嘟囔。你还得抽着雪茄,虽然利思戈后来承认,在烟草难登银幕之后,他们抽的雪茄里面填充的就都是更加无害、同时也更加恶心的蔬菜填充物了,电视剧《王冠》(The Crown)中就是如此。(如果哪个医生敢向丘吉尔作此建议,那也是相当大无畏了。)没错,你也要穿上丘吉尔的标志性装束,这套装扮简直已经像蝙蝠侠的战衣一样有名了。
《王冠》剧照
比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暴风前夕》(The Gathering Storm),这部电影事实上在1974年和2002年拍过两次。(题目取自丘吉尔二战回忆录的第一卷。)两部电影都是取自20世纪30年代的下半期,当时丘吉尔不幸在野,失信于民,正在说服世人看清德国重整军备的危害。在第一部片子里,丘吉尔由理查德·伯顿饰演,第二部里则是阿尔伯特·芬尼,他还为此赢得了一个艾美奖。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二人在出演丘吉尔以前扮演过的那些典型的蓝领角色——伯顿在《少妇怨》(Look Back in Anger, 1959)中饰演愤恨的吉米·波特,芬尼则在《浪子春潮》(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1960)中饰演寻欢作乐的工人。
看起来在战后的英国,连演员都得沿阶级梯次爬升:首先得在底层的愤怒中回首,要是时运已到,或许就能出演唐宁街10号里体态丰满的贵族,展望前方的荆棘和光明。
《至暗时刻》海报
最近一个走上这条道路并有机会在饰演丘吉尔时一展身手的演员,就是出演了乔·赖特(Joe Wright)导演的《至暗时刻》(Darkest Hour, 2017)的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奥德曼在伦敦东南一个穷苦街区长大,他以此为背景所导演的《切勿吞食》(Nil by Mouth, 1997)是史上最佳也是脏话最多的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电影。而此番他出演的丘吉尔,出生于1874年的布莱尼姆宫,祖父是马尔伯勒公爵。
《至暗时刻》的背景是1940年的暮春,四面受敌的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罗纳德·皮卡普[Ronald Pickup]饰演)决定辞职,在一番暴躁的争论之后,丘吉尔终于接任。
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饰演丘吉尔
表面看来,奥德曼似乎并非出演丘吉尔的理想人选——他的脸型是一个主要障碍。年纪较轻的奥德曼长得一点也不“心广体胖”。正相反,他的长相和做派像极了一把利刃,瘦削尖锐,难管好动。他在《席德与南茜》(Sid and Nancy, 1986)中饰演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的席德·维瑟斯,在《激情床伴》(Prick Up Your Ears, 1987)中饰演无赖剧作家乔·奥顿,两个角色怎么看都不像丘吉尔的料。随后在《会社》(The Firm, 1989)中,留着锋利胡子的奥德曼领导着一伙足球流氓,并且撮合两个队里帮派联合起来一同对付大陆帮。“两周以后在德国,半个欧洲(的足球流氓)就在那里等着我们那。”他说道,“我们如果不团结起来,就得被他们按在地上摩擦。”他的请求可直白的很:“你们看,我目前在给一个全国级别的会社招人。你们到底入不入伙?”这份激情倒是很丘吉尔,但与“基督教文明的存亡”(丘吉尔语)没有一丝关系,而是要不要往荷兰人的大腿根打上一棍。
加里·奥德曼
而再看看现在,《至暗时刻》里的奥德曼饰演一个裹着棉衣的已婚长者,脸颊丰满,头发灰白而稀疏。他演的这个丘吉尔显得过分谨慎,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此时德国肆虐欧陆,而英国命悬一线。但我们从中能看出一分活力,这在奥德曼的双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步伐并非沉重蹒跚,而是轻巧自信。(丘吉尔虽然体格壮大,但脚却很小——他穿的是6号鞋。弗雷德·阿斯泰尔则穿的八号半。同时代的一个雕塑家做成的丘吉尔像的脚很大,据说丘吉尔很不高兴。“我怎么知道?”雕刻家大感冤屈,说,“我心目中的丘吉尔,可是个横行全球的巨人!”)从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急切的人,他的生命终于来到了这一刻,敌人近在眼前,而他自己面临着巨大危机,换作一个稍微比他摇摆一点的人都支撑不住。
《至暗时刻》片场
奥德曼的音域也是一样,高亢而非低沉,但他的声音同时给人一种轻快感。大多数饰演丘吉尔的人,语调都十分做作,恨不得把日常的玩笑都用演讲的语气念出来。但奥德曼饰演的这个丘吉尔,却不时低声犹豫,或者长出一口气。这不仅在戏剧效果上十分合意,而且还符合历史事实。战争期间两任丘吉尔私人秘书的约翰·科维尔(John Colville)在他的日记中就将丘吉尔的性格描绘得细致入微:
“有的时候他要调整好几个星期,才能找到令他满意的音调。在这期间,他时而高声诵念,时而轻声呢喃,就讲一些他心里正在想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会听见他就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向他的家人下属甚至他那只黄猫发表演说,有时又会听见他低声准备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或者下议院的演讲。”
这会让你想起什么?是不是像极了一个自导自演的老派演员,在排练自己执导的一场大戏的台词?这样想来,现实中的演员们纷纷来扮演他,难道只是巧合吗?
《至暗时刻》剧照
这种“排练”的最好见证,发生在1940年5月13日的清晨,丘吉尔被任命为首相仅仅三天。渴望进入战时内阁的议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被召去见丘吉尔。丘吉尔对他说:“我所能奉献给你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麦克唐纳听罢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消息传出,麦克唐纳的一个同事也被奉献了相同的东西。(事实上,两个人都被任命了部长职务。)当天下午,人们终于发现,丘吉尔此前是在为他的那场著名演讲而热身:“正如我要对本届政府成员说的一样,我也要向下院说: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
《至暗时刻》的编剧安东尼·麦卡滕(Anthony McCarten)最近写了一本同名书籍,他在书里就援引了丘吉尔与麦克唐纳的这个场景。我希望他曾经在电影中为这件事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有什么能比这些幕后呢喃和自我挑衅更完美地服帖奥德曼对丘吉尔的诠释呢?结果,我们得到了那些响亮、伟大、广为流传的演讲。我们得到了他冲着下议院嚷嚷的热血与汗水,以及毋庸置疑,我们得到了那场最著名的演讲,发生在那个6月4日,英国首相向世界宣布英国会与德国人战斗,在沙滩上,在大街上,在一切他们选择入侵的地方,与德国人战斗。
演讲中的丘吉尔
这些华丽的正式演说的咏叹调的确名副其实,但正如哈姆雷特的独白,对它们的演绎无处不在,而这让观众们很难对此留下什么新鲜的印象。(伯顿曾扮演哈姆雷特,惊慌地发现丘吉尔坐在戏院的前排,正跟着他的表演念台词,就像一个人在演唱会上跟唱他最喜欢的那首歌。)更糟糕的是,《至暗时刻》还相信他们要额外用一段激昂的配乐来为丘吉尔的那段高潮演说来鼓劲,就是以防万一我们还没有足够激动。
《暴风前夕》剧照
这种画蛇添足的处理倒也是惯例了。我们在《暴风前夕》的结尾听到了这样的配乐,伯顿(听起来太像理查德·伯顿,一点不像温斯顿·丘吉尔)有一段音乐伴奏,也不管他喜不喜欢。布莱丹·格里森也是如此,在2009年一部名为《不惧风暴》[Into the Storm](就丘吉尔的电影而言,总是无休无止的暴风雨天气。),讲述丘吉尔战时命运沉浮的电视电影中,他抚慰这个国家说“我们永不投降”时,又响起了音乐。
甚至连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在今年的影片《敦刻尔克》(Dunkirk)的结尾处,一位年轻士兵出声读着报纸上的6月4日演讲时,也没能抵抗得了宏大配乐的诱惑,在已然丰富的辞藻上又堆砌了加强版的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谜语变奏曲》。能不能不要放任他们如此坚持自我?
《敦刻尔克》最后一幕在火车上
如果你是个老练的丘吉尔形象的观众,能逃离二战去审视他人生中星光稍显黯淡的篇章,定会让你长舒一口气。比如说继续往后走,走到20世纪50年代的前五年,丘吉尔再度出任首相,却遭遇了英国全球影响力的剧烈下滑和自身健康状况迅速衰弱的围攻。(1953年的一天清晨,他在前一晚罹患中风后召开了内阁会议。没人发现他有任何不同。)在电视上,2016年迈克尔·刚本(《丘吉尔的秘密》[Churchill’s Secret])和约翰·利思戈(《王冠》)都化身为终于受年龄所困的丘吉尔。
在《王冠》中,丘吉尔站在他年轻的女王(克莱尔·芙伊[Claire Foy]饰)面前,有些困惑,尤其是女王指出“他的位置上”有些“微妙的问题”时。结果女王指的是他对一场即将举行的晚宴的布置,但有那么一瞬女王还是戳中了他的痛处,而看到丘吉尔措手不及的状态还是相当有意义的。利思戈对于这个角色来说实在太高了,但他巧妙地将这点转换成了他的优势——他弯腰弯到了一个近乎屈尊的状态,仿佛他不仅向他所尊敬的君主鞠躬,也是向时间的引力召唤而屈服。
《王冠》海报中的女王与丘吉尔
同样,你也可以从头开始,回溯到1939年前的早期工作。例如《战争与冒险》(Young Winston),1972年理查德·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指导的一部拖沓却这部电影回到了丘吉尔的求学生涯(了解的人并不多),并且描绘了他早期多样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骑兵军官,一名战地记者,以及1898年苏丹恩图曼战役的热情参与者。当你看到1900年他仅当选为一名议会成员,并没有任何唇枪舌战的征兆时,难免会有些泄气。但《战争与冒险》中的故事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夸张:饰演年轻丘吉尔的西蒙·沃德(Simon Ward)与丘吉尔非常相像,尤其是那张热切的脸上眼距极宽的双眼,这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相像;这也提醒了我们在丘吉尔的传说中许多令人惊叹的事的确发生过。比如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他被布尔人抓住并逃了出来,先是在一个老鼠成患的煤矿里躲了三天,接着藏在了火车上的油布下,穿越了国界重获自由——这项壮举当时被英国媒体大肆报道,并重现在了电影中。等到丘吉尔25岁时,他已经像是公众眼中的一粒微尘,永远不会被忽视。
当年被布尔人俘虏的丘吉尔
阿滕伯勒电影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丘吉尔出色且躁动的回忆录。这不仅是他众多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也是所有由政治家著成的书籍中最丰富多彩,也最不拘谨的著作之一。比如,这段他对发生在莫赫曼德谷(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交界处)发生的一场近战的大胆描写。那是1897年,一名普什图士兵刚伤到了一名英国军官:
此时我忘记了其他所有事,只剩下杀死这个人的欲望。我佩戴着我的骑士剑,长且锋利,刚刚打磨好。毕竟我还赢过公学的击剑奖牌呢。我决定要持剑(à l’arme blanche)与他决斗。那个野蛮人看我走了过来。我距离他就不到20码。
但要记住一点,在这场屠杀中,那时的丘吉尔严格来说并不是一名战士,而是一名记者,奉少将宾登·布拉德爵士之命去报道这场战争。以这种方式书写历史,很难说是故意编造的坊间传闻还是电影中的肆意描绘。而对于年轻的温斯顿来说,聚光灯下就是他唯一的去处:
从1895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为止,我从未有过时间去转过身回头看。我几乎用手就能把我无事可做的日子数清楚。这是一部无休止的电影,而我就是主角。
想想那些议会里更为清醒的“居民们”,1930年在《我的早年生活》出版后读着这段浮夸的言辞,很开心丘吉尔已经不属于他们的一员了。仅仅一年前,他担任过财政大臣,而现在他失业了。这段时期在《荒野之年》(The Wilderness Years)中有着详细的描述,这部电视剧1981年在英国播出,由罗伯特·哈迪饰演丘吉尔。在八集曲折的发展后,电视剧最终定格在了他1939年胜利的笑容,那时他被邀请加入了战时内阁。对于所有丘吉尔的故事来说,它都会受到我们“事后诸葛亮”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男人将会经受住一次又一次暴风雨的考验,而他的怀疑者终将会被证明是错的。这让人很难想象出一个对他的怀疑甚至厌恶成为常态的时代。
《荒野之年》剧照
但是,在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中,丘吉尔对于“背叛”一词的看法被认为是多变的。1904年,由于自由贸易的事宜,他弃下保守党转而投向自由党,1924年又重回自由党。“任何人都可以背叛[rat],但懂得’反背叛’[re-rat]是需要天赋的。”丘吉尔说。丘吉尔对于印度和爱尔兰内政,以及对英国国内罢工的态度,引发了人们极深的愤恨。许多人不会忘记,一战期间丘吉尔曾担任过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而1915年,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失利使得英国和其他协约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他因此而遭到贬谪。
二战爆发之际,丘吉尔重回海军,并谋划了在挪威海岸的一次布雷行动。然而这次行动来得太晚,德国人已经领先一步入侵挪威。这件事也成了丘吉尔的反对者控诉他鲁莽轻率的又一证据,英国不可能靠几个加农炮来御敌。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在他2001年为丘吉尔写作的传记中,总结了当时人们对丘吉尔的主要评价:
政治家们总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在这些攻击面前,他们总是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因为这些说词和他们的性格和言行基本是吻合的。因此,劳埃·乔治(Lloyd George)的狡诈,鲍德温的懒惰,休·道尔顿(Hugh Dalton)的轻率,这些标签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制服上的油渍一般碍眼。总有人将丘吉尔称为“急性子的少校”,因此,我们也不难推测,当权力降临到丘吉尔头上时,他却表现得鲁莽而不负责任。
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身着戎装
因此,当丘吉尔1939年重回权力中心时,下议院表示出怀疑。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在他的热销“Six Minutes in May: How Churchill Unexpectedly Became Prime Minister”中,准确地分析了当时的风气。
但是无论是在这本书中还是在大银幕上,我们都看不到一种历史学家应有的姿态。像《至暗时刻》这样的影片,没有耐心再向前推进一步,仍然只是在歌颂丘吉尔的丰功伟绩。一部又一部电影不断强化这样一个论调:由于丘吉尔对战争取得了控制,他持续一生的鲁莽和轻率被美化成了一种高尚的品质— 永不屈服— 然后,这似乎突然变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品德。这位急性子的将军带领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于是就连本来衣物上的油渍也变成了荣誉的徽章。甚至是这个流传已久的,在影片《至暗时刻》中也出现了的英国笑话(所有长得像丘吉尔的新生儿都不会有残疾),无不体现了人们对丘吉尔盲目而顽固的崇拜。年轻的温斯顿是如何蜕变为老温斯顿的?在这个历程中又有什么是没有被改变的?很遗憾,没有一部电影谈及到这方面。而这其中很可能大有讲头。
《至暗时刻》剧照
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和丘吉尔的生平联系起来,无论时间跨度多长,结果都是:它们并不是那么出色。然而,所有人都为“丘吉尔”这座神秘的宝藏屋添砖加瓦。如果你碰巧在电视上看到丘吉尔事迹的回播,出于一种心理安慰,你可能会一直观看下去,并且希望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尽管丘吉尔这样一个主角吸引了无数顶尖的演员来出演,没有一个同等地位的导演曾经处理过这样的主题。奇怪的是,目前为止最杰出的一部关于丘吉尔的影片,恰恰是为丘吉尔所不齿的一部。丘吉尔曾竭力阻止这部影片上映,如果他成功了,这部影片可能根本不会问世。
《至暗时刻》剧照
1943年,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艾默力·皮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共同执导了影片《百战将军》(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尽管这部影片时长163分钟,甚至超过1972年《战争与冒险》的124分钟,但它仍然在英国观众中赢得了不俗的口碑。
对于毕林普(Colonel Blimp)我们都不陌生,他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报刊连载漫画的主角,由左派艺术家大卫·洛(David Low)创作,旨在讽刺英国上流社会早已过时的沙文主义。一个上了年纪的滑稽演员,信奉陈旧的教条,海象一般的胡子,这是毕林普的形象。而在这部影片中,毕林普则化身为主角怀恩·肯迪少将(Major-General Clive Wynne-Candy)。不过,电影要比漫画温和很多。通过一系列的闪回镜头,影片带着我们回顾肯迪少将的一生,向我们阐释他的成长与蜕变,使得怀恩·肯迪这个角色更加的人性化。(风度翩翩的怀恩·肯迪由罗杰·莱伍赛[Roger Livesey]饰演,但是鲍威尔的首选是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当我们看到见证肯迪将军累累的功绩,见证了他与德国军官因为1902年的决斗而建立起的一生的友谊,年轻的一代却批判他这种过于老朽的浪漫主义骑士精神。肯迪将军一生信奉用绅士的方式去作战,然而他这种观念在二战爆发以前,却遭到新一代士兵的不齿和抨击。
《百战将军》剧照
当局对于这部片子的不满由始至终一直制约着这部影片,甚至在剧本写作阶段就是如此了。鲍威尔在他的自传中也提到了有关内容,当然了,他的自传以娱乐性为主,我们对他的可信度必须持保留态度。鲍威尔说,他去面见信息部部长布伦丹·布莱肯(Brendan Bracken),询问他电影是否能如期进行下去,布莱肯回答:
“哦,我的好伙计,毕竟我们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谁说不是呢?你知道的,我无法禁止你做任何事。但你最好不要那么做,要知道,你如果这么做了,估计大家都会闹得不愉快,尤其是老大人(Old Man,指丘吉尔)。而且,你永远也别想得到骑士头衔了。”
随着丘吉尔对这部电影的了解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愤怒。1942年9月10日,在丘吉尔写给布莱肯的一张备忘录上,他作出了猛烈的抨击:“在这部电影更进一步之前,请告诉我该采取什么必要的手段来阻止这愚蠢的项目。我绝不允许有人宣扬不利于军队风气的东西。我相信,内阁会采取必要行动的。这影片的背后是谁在捣鬼?”这种威胁的口吻对于丘吉尔来说,是不寻常的。很显然,丘吉尔在暗示某种形式的审查,这让布莱肯感到非常不安。虽然最终《百战将军》得以成片和公映,但布莱肯也一语成谶:鲍威尔一生也未能成为迈克尔男爵。那么这部如今被封为杰作的电影,到底为什么激怒了首相呢?
《百战将军》剧照
当然了,《百战将军》对当时的士气并没有什么不利影响,那只不过是丘吉尔的一套说辞。事实上,这部影片的主旨是,战胜希特勒要靠现代化的军人和军队,英国需要与时俱进。丘吉尔是否在害怕,观众从这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是否自己也在主人公肯迪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战争,曾经残酷但却伟大的战争,如今却变得残酷且卑劣。”丘吉尔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中说。他还说道:“事实上,战争已经完全崩坏了,那都是民主和科学的错。”丘吉尔和影片中的肯迪少将甚至上的是同一所寄宿学校。
换句话说,导演鲍威尔和皮斯伯格几乎是以无限贴近丘吉尔的方式,创作了肯迪少将的一生:大胆、分裂、情感极端、跌跌撞撞。通过展现百战将军的老去,鲍威尔和皮斯伯格完成了一步前无古人的关于丘吉尔的电影。也许是怕丘吉尔过于沮丧,他们在影片中没有表现他的大器晚成,因为这会严重伤害到首相丘吉尔的自尊心。
《百战将军》剧照
丘吉尔的电影审美我们略知一二,因为他在晚餐后坐下来观看一部电影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战争末期。(之后他会重新开始工作,常常期望别人也这么做。)科尔维尔的日记中列出了许多电影明星:比如,有一天晚上先是《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 1939) 中的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接着是《绿窗艳影》(The Woman in the Window, 1944)里的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1940年12月,在跟随《飘》(Gone with the Wind)的角色们经历了艰难困苦后,丘吉尔宣称他自己“被他们情感的力量彻底征服了”—— 在伦敦大空袭中,伦敦许多地方都成了废墟。有时,现实中的戏剧化逼近电影,几乎有些超现实:
我们在贵宾室里看了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玛琳·黛德丽 (Marlene Dietrich)出演的《七枭雄》(Seven Sinners)。
所有战舰正向俾斯麦号战舰汇合,总司令要求明天上午九点发起进攻。
科尔维尔写道,第二天的片单是“《西部联盟》(Western Union)和首相最爱的《时代进行曲》(March of Time)。”在所有电影中,丘吉尔给予了《汉密尔顿夫人》(That Hamilton Woman, 1941)最高评价,由费雯·丽(Vivien Leigh)饰演艾玛·汉密尔顿、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饰演罗德·纳尔逊——这一盛传已久的流言随之烟消云散。
但《时代进行曲》是个特例——它根本不是一部电影,只不过是一组普通的镜头拼接,巅峰时期每月有250万美国观众。一些纪实性的连续镜头糅杂在一起,配以煽动性的画外音,灌制成一部伪纪录片。你知道它的风格,因为它像用拙劣的模仿毫不留情地嘲笑了《公民凯恩》(Citizen Kane)新闻短片形式的开场。如果丘吉尔看到威尔逊的电影时毫不惊讶,也许也不足为奇了。科尔维尔写道:
晚餐后,我们看了一部糟透了的美国电影《公民凯恩》,人物原型是威廉·兰道夫·赫斯特。首相实在看得太无聊,电影结束前就起身离开了。凯思琳哈里曼觉得它很棒,她说所有那些美国人做了而我们没做的事,令她对英国人深有感触。我回答她说,所有美国人做了的那些事,让我对美国人毫无感触。
《公民凯恩》
丘吉尔冷静的形象在好莱坞之行中得到了升华。1928年他受邀前往位于圣西蒙的赫斯特城堡,他的主人正是《公民凯恩》的原型。在赫斯特的公司,丘吉尔遇到了查理·卓别林。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只有名人与名人才做得到这一点;前者称后者为“政见难缠,对话愉悦,”,接着甚至聊起了职业合作。丘吉尔建议拍摄一部关于年轻的拿破仑的电影,由卓别林导演和主演,而他自己将撰写剧本。
两个驾驭世界的自大狂讨论着另一个同类的人生:这该是多壮观的场面。更令人吃惊的是,两年后在丘吉尔查特维尔的乡村别墅中,主人询问卓别林下一个他将出演的角色。“哦我的上帝。”卓别林感叹道。空气沉默了片刻,丘吉尔说:“你拿到版权了吗?”
查理卓别林
在这里,两者的共性很重要,这一共性在普通人中极为罕见,对伟人和疯子来说却实属寻常。它触及了一种将别人的真情设想为假意的需求,这种需求令人担忧。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大卫库珀费尔德对自己是否要成为人生的英雄举棋不定;但丘吉尔和卓别林都不会对此不安,无论是体面还是失态,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表演的一部分。正如科尔维尔描述的一样,以下是1940年孤身对抗纳粹的领袖对他的吹捧:
凌晨三点,我上床休息,首相则一屁股瘫坐进卧室的椅子里,脚却伸在半空中,姿势极其荒谬。他玩笑般地由衷重复了好几遍:“一个真正的查理·卓别林”。
政治人物和喜剧演员之间的一点维系,是他们都是二十世纪辨识度最高的英国人。仅靠轮廓就可以认出他们。从帽子到拐杖的流浪汉装束,被施暴,极度消瘦,都像是穷人的回答;而看起来养尊处优的便是丘吉尔式外型。此外,两者自诩的天赋足以在自作多情地响应流行偏见和审美这方面登峰造极。战争胜利的那天早晨,当丘吉尔花时间确保伦敦有足够啤酒庆祝胜利时,他也遵守所谓人道主义和仇视骗局的原则,立即抓捕卓别林,没错,还有狄更斯。
青年时代的丘吉尔
依据这条有力的标准,我们见到的大部分讲述丘吉尔的电影,尽管拍得尽心尽力,结果都很平淡苍白。如果他看了《至暗时刻》,他也许会因为看到自己为一国掌舵而沾沾自喜;也会羞于听到自己对着秘书发牢骚(今年上映的《丘吉尔》[Churchill]中,布莱恩·考克斯也做了一样的事);也会被议会反对者对他的蔑视“他是个与自己说话的声音陷入爱河的演员”而逗笑。然而,事实是丘吉尔频繁出现在当代电影中,我却觉得只有早期默片,通过卓别林的不合情理急速成长的演技,以最轻快的方式捕捉到他人生的精华,丰富了他满满的力量。就任何一方面而言,奥德曼、哈迪、芬尼和队伍中的其他成员坚持不懈揣摩的细节,比起一个简单的印象,都望尘莫及。他们还是失败了,在劫难逃。到头来,扮演丘吉尔的最佳人选是丘吉尔自己。
本文翻译自《纽约客》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1/27/why-actors-love-to-play-chur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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