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这座石库门里，曾是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

军史丰碑地

风雨经远里

2021.8.1

建军节

2021.8.1

建军节

致敬最可爱的人

风雨经远里，军史丰碑地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今景

• 静安区新闸路613 弄12 号（原新闸路经远里1015 号），是一幢砖木结构坐北朝南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1928 年至1929 年间，这里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在这里被捕。旧址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内景

• 2021年5月10日，新闸路613弄12号的石库门建筑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对外开放。纪念馆展陈以“风雨经远里，军史丰碑地”为主题，通过图文实物、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讲述中共中央军委自成立至1933年1月离开上海向苏区转移的历史。

党在这里指导各地红军建设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同月中旬，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出10月提到的“军事运动委员会”是个“印刷错误”，应改为“军事部”。聂荣臻回忆说：“这是我们党中央最早的军委。因为当时广东区委已成立了军事部，我们的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越来越多，中央需要有个专门机构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再加上王一飞同志建议成立军委，陈独秀接受了这个意见。”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从组织建设上探索对军事斗争的指挥领导。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军委的机构名称和隶属关系不断变迁。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重新设立中央军事部，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同时还决定在中央军事部之下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就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和建议的机关。192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设立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央军事决策机关，即原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改为中央政治局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一度并存。1930年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健全军委，将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合并，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新成立的中央军委，成为具有完整意义的全党军事工作与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机关，周恩来任书记，机关与中共中央一同驻上海。

经远里弄口旧景

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部）在上海期间，面对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境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培养军事干部、调查收集相关情报、制定各地起义计划、派遣干部到各地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创立人民军队等方面进行艰苦卓绝、英勇壮烈的斗争，为指导各地红军建设作出历史性贡献，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封写给“冠生”的诀别信

1929年2月，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根据指示，以租客身份租下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作为中央军委、江苏省委军委的一个重要联络点。然而未曾料到，白鑫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日甚一日的白色恐怖，目睹身边同志们纷纷被捕或牺牲，心生恐惧，逐渐萌生了背叛革命的想法。加之此前他的一个亲戚因在海陆丰叛变逃跑，被根据地负责人彭湃下令处决。于是，白鑫叛变投敌，他通过关系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取得联系。两人密谋，意欲一举破坏中央军委机关。一场蓄谋的搜捕即将发生。

经远里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央军委、江苏省委军委在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主任杨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和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4时许，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数辆红皮铁甲车突然呼啸而至，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装巡捕、军警破门而入，大肆搜捕。因事发突然，后门和弄堂路口又有重兵把守，根本无法撤离，杨、彭、颜、邢、张等5人当场被捕。

杨殷

彭湃

颜昌颐

邢士贞

杨、彭等人的被捕，令党中央极为震惊。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同中央特科一起研究营救办法，决定迅速摸清情况，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当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将于8月28日把彭湃等转解至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后，决定于押解途中武装解救。但最终却因枪械出现问题错过时间以致营救失败。被引渡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杨殷、彭湃等因身份暴露，自知必死无疑，就抓紧最后时间，在狱中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思想，说到激动处，还齐唱《国际歌》，引得囚犯和进步看守士兵高呼口号和之。“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敌人用铁杆把彭湃两个膝盖压得血肉模糊，血流满地。但严刑拷打不能使坚强的战士屈服。他乐观地在墙壁上画了一条龙，对难友们说自己快要“飞龙升天”了。杨殷也坦然笑说：“朝闻道，夕可死矣。”当时，蒋介石抵沪欲亲自审讯，却意外遇刺，遂下令将杨、彭等人“就地正法”。

彭湃、杨殷写给党中央的最后一封信，“冠生”即周恩来

在死亡即将来临的最后时刻，杨殷和彭湃联名给“冠生暨家中老小”（“家”指党中央，“冠生”即周恩来）写下了一份秘密报告，向党、向最信任的战友倾诉自己的感情，表达英勇就义的决心。这份只有短短100多字的诀别信，字字重若千钧。“我们在此精神很好”，表现了共产党人在屠刀面前的浩然正气，视死如归。“兄弟们不要因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凝聚着杨殷、彭湃等对同志真挚的关心与深厚的情谊。

英雄无畏，血筑坦途

8月30日行刑前，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激昂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完最后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英勇就义。一同被捕的张际春因系黄埔军校一期生，与蒋介石有着师生关系。蒋欲借此瓦解争取黄埔生中的共产党人，在保下白鑫的同时，特将张际春区别处理，张也成为彭湃案中唯一的幸存者。然而，张际春采取不合作态度，直至1933 年病逝于重庆。

《红旗日报》1930年8月30日“纪念着血泊中我们的领袖”专栏

1930年8月30日，军委四烈士牺牲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以“冠生”为笔名撰写的文章《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刊于头版“纪念着血泊中我们的领袖”专栏。文章称，“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杨殷、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牺牲，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周恩来还勉励同志们道：“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学员的毕业证书

为纪念彭湃、杨殷两位烈士，党在各根据地成立了多所“彭杨政治军事学校”，为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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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100》

编辑 / 刘捷

制作 / 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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