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8日，由政治学人团队策划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坚守与创新”大学问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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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璇副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探究现代中国元问题——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使命》。探究现代中国元问题是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使命所在，也是一个学术立意的问题。有必要在学科的宏观层面，尤其在基础理论研究这个领域，来反思学术立意，明确学术使命，才能做到真正的强根固本。
元问题的英译为“meta-problem”，这里的前缀meta在希腊语中指的是以超越、旁观的立场来看待事物，从而对事物有更普遍、全面而成熟的了解。但探究元问题并不是不顾经验的，并不是去追寻抽象而理想化的某种核心、本质，相反它非常重视经验，可以说是立足于经验的。我们从词源上来看，“meta- ”这个前缀和拉丁语中的“post-”，“ad-”最为接近，除了表示“……之后”，也有“到达”或者“加强”的意思。黄璇副教授指出，元问题其实就是在基于经验的各种具体问题获得关注、经由讨论之后得以产生的，它敦促我们以“公正的旁观者”的身份去进一步审视这些既有的研究问题。因此，元问题指的就是立足于经验的“问题之问题”。探究现代中国的元问题，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去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得以成为问题”。
针对“现代中国”主题，黄璇副教授分析道：当代中国政治学界从多个视角，借助多种方法来切入研究，比如说研究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现代中国的历史起源问题、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问题、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现代中国”问题意识的多元呈现。而现代中国元问题主要关注上述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政治学研究者们要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为什么要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起源？为什么要谈国家与社会治理？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别的问题？等等。这一连串“为什么”的追问，使我们得以超越并批判性地审视各种具体问题，并驱使我们去分辨哪些是理论建构，哪些只是描述经验，而哪些又是混淆了两者。它们又分别折射出研究者们什么样的理论诉求与实践指向？甚至促使我们去辨析在众多的具体研究问题当中，究竟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
黄璇副教授提到，强调探究现代中国元问题，也是要强化一种诉求，那就是现代中国不应被视为一个在实践中已尘埃落定、而不需要在理论上继续去追究、继续去讨论的对象，也不应当被视为是一个由理念完全转变为现实的对象。在分析为什么现代中国得以成为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满足于去搞懂“现代中国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同时要追问：“现代中国”为什么、自何时、以何种方式来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界所关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有哪些？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依据是什么？同时还要去审视现代中国在理论构想与实践结果上是否产生错位与偏差？这个偏差是多少呢？甚至要去关注并回应具有相当强大冲击力的诸如“当代中国是否是现代国家”此类的质疑和挑战。所以，关于现代中国的元问题其实是一个复合的问题集。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去思考这一复合问题集，去追溯各种具体问题的来源，去审视研究者们的问题意识和具体思路，而不止满足于接受和消化有某种权威加持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其实就是不断重新认识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过程，也是我们反复审视整个政治学科学术立意的过程。
黄璇副教授指出，这一动态的过程能够持续增强我们对各种问题和现象的敏感性，不断提升理解力与判断力。正因如此，元问题严格来说不应被理解为某种被赋予了确定性甚至是惟一性的核心/根本问题。当然，这不是说探究现代中国元问题就必定走入不确定性的泥潭或者相对主义的困境中。毕竟“现代中国”这一主题本身在政治学规范理论视阈中蕴含着重要的共性，主要体现在：（1）“现代中国”反映出并足以激发独特的问题意识，而这种独特性也是复合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理论上去讨论现代中国这个对象时，不仅要从历史的时间轴上将现代与前现代或者后现代区分开来，同时还需要在政治的结构上将现代国家与非现代国家区分开来，更要在性质上将成就现代与反现代的政治状态区分开来。与现代中国元问题作为复合的问题集相匹配，我们要持续地以现代中国复合的独特性作为指标，来理解与审视当代中国。这也要求我们以开放、包容、审慎的态度来处理“现代中国”这个议题，以避免为了获得某种确定性而轻易地“把‘现代’的底蕴仅仅归于我们所处的当代，将过去简单地托付给‘传统’，又将未来非常着急地寄望于‘后现代’”。（2）现代中国元问题折射出中国人作为现代公民的共同诉求，也旨在回应人们努力实践现代政治生活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如对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维系生命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以及现代人的人格在道德与政治上如何得以充分发展等等。这些作为现代人的或者说现代公民的基本诉求需要在现代国家这一载体中充分呈现出来，而不是反过来被遏制。所以，现代公民的正当诉求为探究现代中国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源动力。（3）“现代中国”议题所蕴含的巨大张力需要得到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正视。这意味着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不应停留在“舒适区”里，或理想地妄下定论、或简单地为现实背书、或跟风把玩新潮概念。如果缺乏扎实而规范的、现代政治学基础理论来理解和分析“现代中国”议题中的张力及其走向，同时在实践中缺乏规范的制度来承载并精细化处理这些张力，那么“现代中国”议题蕴含的张力极有可能反过来遏制现代中国的展现与成型。
黄璇副教授指出，总而言之，以探究中国元问题为使命，需要研究者秉持必要的怀疑精神。怀疑不意味着彻底的悲观，或不计代价的批判。怀疑是合理的怀疑、科学的怀疑，是对人类政治生活的不确定性所具有的、需要勇气支撑的包容开放的态度。在承认人类社会内部有着不可忽视的共性和普遍性的同时，保有科学的怀疑精神，是为政治学研究免受那种尝试去制造某种确定性和惟一性的专断意见侵蚀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不急于以进步的名义，去本末倒置地拥抱一些时髦新潮的理论和方法的必要的制动闸。中国政治学研究不仅要有大学问，更要有大思想。如果说基础研究所呈现的重要问题意识，是在成就大学问，那么探究中国现代元问题，或许就是在成就大思想，而这样的思想一定是坚守现代立场与现代底线的。政治学人微信平台将继续对政治学人学术年会暨“政治学基础理论：坚守与创新”大学问研讨会其他参会嘉宾的发言报告进行总结和推送，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