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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雷伯辞世,他是当代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学者 | 燕京书评

钟昱赟 燕京书评 2020-10-27

作者 | 钟昱赟

全文共4909 字,阅读大约需要 5 分钟


9月2日,当代杰出的人类学者、社会活动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逝世,享年59岁。

 

“这个世上最好的人,我的丈夫,我的朋友,大卫·格雷伯,昨天在威尼斯的一家医院离世。”3日,他的妻子,艺术家兼作家妮卡·杜布洛夫斯基(Nika Dubrovsky)在Twitter上发布了消息。医院新闻办公室表示,格雷伯在周三突发不适,死因尚不清楚。

 

一切来得太突然。9月2日当天,格雷伯还活跃在Twitter上。他的最后一条动态转发了自己在著作《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的论断:“革命者需要在最小异化和最大压迫中默契地联合起来。”尽管在Twitter简介里,格雷伯特意注明,不要称呼他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因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身份。

 

他生前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系主任劳拉·贝尔(Laura Bear)在接受CNN采访时说:“大卫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离开让我们系变得不一样了,但我们知道他的杰出著作将一直流传下去。”

 

“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聚集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弗利广场

 

“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觉醒

 

格雷伯生于纽约的一个工薪家庭,父亲参加过上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为共产党人效力;母亲曾是一名制衣工人,因为一次义举,受邀出演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音乐剧。据他描述,自己是在“充满激进政治思想”的公寓楼里长大。

 

格雷伯的父亲虽不奉行无政府主义,但在西班牙时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处融洽,更重要的是,他见证过真正的工人自治。当时,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取消了经理的角色,且丝毫没有降低效率。这段故事一直吸引着格雷伯。从16岁起,格雷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十二岁那年,格雷伯迷上了翻译玛雅象形文字,他的研究甚至获得哈佛大学考古学家的赏识,还因此获得一笔奖学金,进入人类学领域。

 

人类学对异文化的探寻,开放了格雷伯的视野,也培育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发现,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并不会因为缺少警察和政府而出现混乱,美国的制度和社会问题都不再是唯一形态。1996年,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前往马达加斯加做了两年的田野调查,更加确信这一点。

 

格雷伯说:“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大部分的政治哲学截然不同。对大多数政治哲学来说,它们所负的担子就是要证明它们对社会的前瞻是最合适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武力、警察和老板的世界。那里,社区实行民主自治,每个人除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资本主义附着的贪婪和暴力,不符合格雷伯对民主的期待。1999年,西雅图和华盛顿爆发了反抗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型示威,格雷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这时,他已进入耶鲁大学任教。

 

在耶鲁期间,他参与了更多的政治活动,逐渐成长为一名领导者。2001年,他组织发起对纽约世界经济论坛的抗议,第二年又因为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被捕。同事们指责他不专心工作,是个不可靠的人。但他的课一直深受学生喜爱,座无虚席。在校内,他积极声援一名因组织研究生工会被耶鲁开除的学生,遭到一部分高级同僚的排挤。

 

2005年底,在格雷伯即将获得终身教职之际,耶鲁大学决定不再与他续约。这引发了强烈的抗议,超过4500人为他签署请愿书,其中包括人类学系三分之二的研究生。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劳拉·纳德(Laura Nader)、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等著名人类学家呼吁耶鲁大学改变这一决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专门写信给耶鲁大学,给出了如下评价:

 

“他的人类学理论著作非常出色。我认为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好的人类学理论家。”

 

“作战”:从“占领华尔街”到“库尔德自治”

 

最终,大卫·格雷伯接受一年的带薪休假,离开了耶鲁大学。他的下一站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这里批判理论氛围浓厚,无疑是更适合他的土壤。格雷伯一边酝酿着下一部作品,一边在大众媒体上更积极地为社会运动发声。

 

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那句“我们是那99%的人”的口号,正出自他的构思——99%的中产阶级和穷人供养了1%的富人。在个人网站上,格雷伯强调,自己只是提供了建议,后来两名西班牙异见人士和希腊无政府主义者给这句话加上了“我们”,一名老兵加了“是”,这是共同的努力。

 

格雷伯为运动奠定了温和、有秩序和非暴力抗议的基调。当“占领华尔街”只有60名参与者时,他参与创立了第一届纽约市大会,并随着运动的迅速扩大,组织一系列非暴力抵抗的法律和医疗培训班。

 

在他看来,大多数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疯狂和无秩序的表现,完全是一种误读。格雷伯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占领华尔街”运动从一开始便是对道德秩序而非法律秩序做出回应,而公众不需要提前获得占用公共空间的许可。这一类基层抗议运动代表着“帝国秩序的解体”,是非等级的一项无政府主义运动。他不愿意被看作一名领袖,因为无政府主义不主张党派和领袖。

 

大卫·格雷伯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研究《民主项目:历史,危机,行动》,台译本名为《为什么上街头:新公民运动的历史、危机和进程》

 

学者的眼光让格雷伯能够跳出运动本身。2013年,他出版了著作《民主项目:历史,危机,行动》(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分享了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看法。

 

“警察并不是根据个人情感、判断或道德标准集聚的个体集合,他们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必须遵守政治权威下达的指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个人情感无关紧要。”格雷伯说,抗议和镇压不可避免地造成混乱,最好的方式是不诉诸暴力的“作战”心态。

 

“把警察当成有血有肉的个体,完全正确,不仅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尊敬每个人,即便是从战略角度考虑,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挑起事端会引致危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与体制内的权力结构有所牵扯。”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彻底抵抗为革命找到了合法性,格雷伯试图证明,无政府主义不是人们所误解的“混乱和缺乏主张”。它的使命是塑造新的社会想象。

 

基于这些判断,他长期支持库尔德自治运动,还亲身前往叙利亚东北部,参与库尔德人的社会民主实验。这里的工人党甚至不再追求建立一个“国家”。格雷伯认为,常见的左翼政党仍然倾向于自上而下地达成统一,有固定的反帝反资本框架;而库尔德人想创造新的游戏,它是一种横向扩展的民主,不需要知识分子用任何意识形态背书。

 

格雷伯在叙利亚罗贾瓦自治区和当地库尔德女兵合影。图片来源:库尔德国民大会(KNK)代表Adem Uzun的悼念Twitter

 

格雷伯也将行动主义带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周围。2014年,他转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任教,成为这里校园抗议活动的定期发言人。他去世后,LSE官方发布悼念:“大卫·格雷伯是活力十足的知识分子,因其办公室辩论和激情的教学风格享有盛名。他每周与学生讨论学习,并从中助益自己的理论工作。在广大的LSE社区中,他孜孜不倦地培养出下一代思想家和行动主义者。”

 

“学问”:人类学如何参与建立自由社会

 

 “直到2000年初投入到‘另类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运动后,我才有底气说,余生我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探索,人类学作为一种智力追求,如何与建立自由社会(至少不是资本主义、父权制和强制性官僚机构)的实际尝试结合起来。”格雷伯在个人网页写道。

 

参与社会运动的丰富经验没有限制住格雷伯的学术成就。正是因为触及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才跻身于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列。

 

2011年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是大卫·格雷伯影响力最大的著作

 

“占领华尔街”爆发之际,运动领头人格雷伯出版了第三部专著《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他摒弃了传统经济学对债务关系的定义,重新梳理和解读货币和债务的历史,提倡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经济学有一套标准叙事:人类最初从事物物交换,为了提高效率,货币充当了一般等价物,随之出现了银行、股市等交换媒介,金钱流通维持着人类社会的运转。但格雷伯认为,早在货币出现以前,人类已经在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苏美尔人用泥块和表格记数,再以黏土封装。出借人会保留包封作为信物,到偿还时再取出。这与今天所说的可转让票据(negotiable instruments)相似。

 

格雷伯论断,货币走上历史前台,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用信贷和债务获取财富。货币的实质是用于债务清算。宗教机构掌握大量的现实货币,虚拟货币则在世俗社会流通,信徒们为赎“原罪”付出金钱,使“欠债还钱”披上了道德和宗教的色彩。金钱让责任和义务变成债务。而现代社会的金融体系下,人们越发难以逃离债务,家庭高负债催生了一次次经济危机。

 

《债》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尽管与主流经济学著作大相径庭,这本书在此后一再重版,被《纽约时报》等誉为当代的“启示录”。

 

这套阐述实际上沿袭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思路。在1925年出版的人类学著作《礼物》中,莫斯指出“自由市场”并不是必然的历史选择。在许多社会,大部分物品以礼物形式流动,人们不比较谁的积累最多,给予更多的人反而更受尊重。

 

在格雷伯眼中,市场经济是功利和冰冷的,交易的目的仅仅是获取有用的东西;而且,这套逻辑已经侵入知识领域,把学术界变得乏味和短视。美国学者寄希望于从法国等欧陆国家取得酷炫的理论资源,却回避任何对内在暴力的政治抗议。

 

格雷伯指出,1995年法国爆发大规模罢工,是第一个抵御美国经济模式入侵和保卫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但当今的法国媒体正在用美式评论家取代传统知识分子,造成二十年来法国知识界青黄不接。因此,延续上世纪80年代法国的“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简称MAUSS)”十分必要。这是在维持我们对社会根本变革的激情。

 

“自由”:如果世界欠我们的……

 

阅读大卫·格雷伯的作品,他的个人经历穿插在精妙的论证之间,赋予理论阐释强烈的现实感。《民主项目》讲述了他在历次社会运动中的工作,2015年出版的《规则的乌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与权力诱惑》(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则源自他料理母亲后事的感悟。加上与导师马歇尔·萨林斯的合著《关于国王》(On Kings),格雷伯从权力继承、技术和官僚制等角度重新构想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格雷伯注视着不平等的社会,又戏谑地刺破其中的谎言。他会在一家伦敦的廉价酒馆发表演讲,指出中产喜欢把文化活动理解成消费能力的比拼,但整个二十世纪重大的文化创造,基本都是穷人在不工作的时候创造出来的。

 

在他看来,当下社会对工作的价值判定是危险的,一份工作对别人越有益,报酬反而越低。垃圾处理员、建筑工人、护士等等,工资远低于制造金融灾难的华尔街精英。世界上40%的工作只是用来巩固1%人群的利益。

 

在2018年出版的《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中,他表示,“一大批人,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他们私下里认为不必要的事情上,这对道德和精神造成的损害是不可磨灭的,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

 

《狗屁工作:一个理论》(2018),这本书是目前亚马逊美国人类学图书畅销榜第一名


即便是他形容为“太过热爱”的教学工作,格雷伯也会向不必要的负累“开炮”。

 

2016年,他在Twitter上直言不讳地说:“在LSE,基本没有时间教自己正在研究的内容,他们给我塞了太多硕士学生。多么荒唐啊!”

 

许煜是格雷伯在金史密斯学院的故交,他于2014年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译介至中国。他认为,中国有很长的无政府主义传统;无政府主义者的介入说明人类还有想象的空间。“今天我们用开源软件,每个人都可以申明自己的议题,底下只是一个信念:我们必须改变现状。”

 

格雷伯离世后,他在兰登书屋的编辑汤姆·佩恩(Tom Penn)发表了一篇感人的悼词:“大卫改变和塑造了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在他的书里,绵延不绝的好奇心,对传统的敏锐和挑剔,都闪耀着光芒。最重要的是,他用自己宽厚和深邃的人格构想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太独特了。能成为他的出版商,我们深感荣幸,并永远怀念他的友善、温暖、智慧和友谊。他的离世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但他同样留下了巨大的遗产,他的作品和精神都将永存。”

 

大卫·格雷伯心中的无政府主义,是抛去既定制度、观念和利益的枷锁,回归人的本心。就像他在《债》中所讲,如果这个世界欠我们什么的话,便是欠我们一条可以做出真正承诺的自由生命。这本书的结尾这样写道:“没有什么会比对每个人的往事一笔勾销、与我们习惯的道德决裂并重新开始更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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