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辞世，他是当代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学者 | 燕京书评

作者 | 钟昱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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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当代杰出的人类学者、社会活动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逝世，享年59岁。

“这个世上最好的人，我的丈夫，我的朋友，大卫·格雷伯，昨天在威尼斯的一家医院离世。”3日，他的妻子，艺术家兼作家妮卡·杜布洛夫斯基（Nika Dubrovsky）在Twitter上发布了消息。医院新闻办公室表示，格雷伯在周三突发不适，死因尚不清楚。

一切来得太突然。9月2日当天，格雷伯还活跃在Twitter上。他的最后一条动态转发了自己在著作《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的论断：“革命者需要在最小异化和最大压迫中默契地联合起来。”尽管在Twitter简介里，格雷伯特意注明，不要称呼他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因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身份。

他生前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系主任劳拉·贝尔（Laura Bear）在接受CNN采访时说：“大卫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离开让我们系变得不一样了，但我们知道他的杰出著作将一直流传下去。”

“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聚集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弗利广场

“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觉醒

格雷伯生于纽约的一个工薪家庭，父亲参加过上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为共产党人效力；母亲曾是一名制衣工人，因为一次义举，受邀出演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音乐剧。据他描述，自己是在“充满激进政治思想”的公寓楼里长大。

格雷伯的父亲虽不奉行无政府主义，但在西班牙时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处融洽，更重要的是，他见证过真正的工人自治。当时，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取消了经理的角色，且丝毫没有降低效率。这段故事一直吸引着格雷伯。从16岁起，格雷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十二岁那年，格雷伯迷上了翻译玛雅象形文字，他的研究甚至获得哈佛大学考古学家的赏识，还因此获得一笔奖学金，进入人类学领域。

人类学对异文化的探寻，开放了格雷伯的视野，也培育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发现，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并不会因为缺少警察和政府而出现混乱，美国的制度和社会问题都不再是唯一形态。1996年，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前往马达加斯加做了两年的田野调查，更加确信这一点。

格雷伯说：“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大部分的政治哲学截然不同。对大多数政治哲学来说，它们所负的担子就是要证明它们对社会的前瞻是最合适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武力、警察和老板的世界。那里，社区实行民主自治，每个人除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资本主义附着的贪婪和暴力，不符合格雷伯对民主的期待。1999年，西雅图和华盛顿爆发了反抗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型示威，格雷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这时，他已进入耶鲁大学任教。

在耶鲁期间，他参与了更多的政治活动，逐渐成长为一名领导者。2001年，他组织发起对纽约世界经济论坛的抗议，第二年又因为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被捕。同事们指责他不专心工作，是个不可靠的人。但他的课一直深受学生喜爱，座无虚席。在校内，他积极声援一名因组织研究生工会被耶鲁开除的学生，遭到一部分高级同僚的排挤。

2005年底，在格雷伯即将获得终身教职之际，耶鲁大学决定不再与他续约。这引发了强烈的抗议，超过4500人为他签署请愿书，其中包括人类学系三分之二的研究生。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劳拉·纳德（Laura Nader）、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等著名人类学家呼吁耶鲁大学改变这一决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专门写信给耶鲁大学，给出了如下评价：

“他的人类学理论著作非常出色。我认为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好的人类学理论家。”

“作战”：从“占领华尔街”到“库尔德自治”

最终，大卫·格雷伯接受一年的带薪休假，离开了耶鲁大学。他的下一站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这里批判理论氛围浓厚，无疑是更适合他的土壤。格雷伯一边酝酿着下一部作品，一边在大众媒体上更积极地为社会运动发声。

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那句“我们是那99%的人”的口号，正出自他的构思——99%的中产阶级和穷人供养了1%的富人。在个人网站上，格雷伯强调，自己只是提供了建议，后来两名西班牙异见人士和希腊无政府主义者给这句话加上了“我们”，一名老兵加了“是”，这是共同的努力。

格雷伯为运动奠定了温和、有秩序和非暴力抗议的基调。当“占领华尔街”只有60名参与者时，他参与创立了第一届纽约市大会，并随着运动的迅速扩大，组织一系列非暴力抵抗的法律和医疗培训班。

在他看来，大多数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疯狂和无秩序的表现，完全是一种误读。格雷伯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占领华尔街”运动从一开始便是对道德秩序而非法律秩序做出回应，而公众不需要提前获得占用公共空间的许可。这一类基层抗议运动代表着“帝国秩序的解体”，是非等级的一项无政府主义运动。他不愿意被看作一名领袖，因为无政府主义不主张党派和领袖。

大卫·格雷伯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研究《民主项目：历史，危机，行动》，台译本名为《为什么上街头：新公民运动的历史、危机和进程》

学者的眼光让格雷伯能够跳出运动本身。2013年，他出版了著作《民主项目：历史，危机，行动》（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分享了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看法。

“警察并不是根据个人情感、判断或道德标准集聚的个体集合，他们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必须遵守政治权威下达的指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个人情感无关紧要。”格雷伯说，抗议和镇压不可避免地造成混乱，最好的方式是不诉诸暴力的“作战”心态。

“把警察当成有血有肉的个体，完全正确，不仅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尊敬每个人，即便是从战略角度考虑，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挑起事端会引致危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与体制内的权力结构有所牵扯。”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彻底抵抗为革命找到了合法性，格雷伯试图证明，无政府主义不是人们所误解的“混乱和缺乏主张”。它的使命是塑造新的社会想象。

基于这些判断，他长期支持库尔德自治运动，还亲身前往叙利亚东北部，参与库尔德人的社会民主实验。这里的工人党甚至不再追求建立一个“国家”。格雷伯认为，常见的左翼政党仍然倾向于自上而下地达成统一，有固定的反帝反资本框架；而库尔德人想创造新的游戏，它是一种横向扩展的民主，不需要知识分子用任何意识形态背书。

格雷伯在叙利亚罗贾瓦自治区和当地库尔德女兵合影。图片来源：库尔德国民大会（KNK）代表Adem Uzun的悼念Twitter

格雷伯也将行动主义带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周围。2014年，他转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任教，成为这里校园抗议活动的定期发言人。他去世后，LSE官方发布悼念：“大卫·格雷伯是活力十足的知识分子，因其办公室辩论和激情的教学风格享有盛名。他每周与学生讨论学习，并从中助益自己的理论工作。在广大的LSE社区中，他孜孜不倦地培养出下一代思想家和行动主义者。”

“学问”：人类学如何参与建立自由社会

 “直到2000年初投入到‘另类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运动后，我才有底气说，余生我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探索，人类学作为一种智力追求，如何与建立自由社会（至少不是资本主义、父权制和强制性官僚机构）的实际尝试结合起来。”格雷伯在个人网页写道。

参与社会运动的丰富经验没有限制住格雷伯的学术成就。正是因为触及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才跻身于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列。

2011年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是大卫·格雷伯影响力最大的著作

“占领华尔街”爆发之际，运动领头人格雷伯出版了第三部专著《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他摒弃了传统经济学对债务关系的定义，重新梳理和解读货币和债务的历史，提倡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经济学有一套标准叙事：人类最初从事物物交换，为了提高效率，货币充当了一般等价物，随之出现了银行、股市等交换媒介，金钱流通维持着人类社会的运转。但格雷伯认为，早在货币出现以前，人类已经在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苏美尔人用泥块和表格记数，再以黏土封装。出借人会保留包封作为信物，到偿还时再取出。这与今天所说的可转让票据（negotiable instruments）相似。

格雷伯论断，货币走上历史前台，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用信贷和债务获取财富。货币的实质是用于债务清算。宗教机构掌握大量的现实货币，虚拟货币则在世俗社会流通，信徒们为赎“原罪”付出金钱，使“欠债还钱”披上了道德和宗教的色彩。金钱让责任和义务变成债务。而现代社会的金融体系下，人们越发难以逃离债务，家庭高负债催生了一次次经济危机。

《债》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尽管与主流经济学著作大相径庭，这本书在此后一再重版，被《纽约时报》等誉为当代的“启示录”。

这套阐述实际上沿袭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思路。在1925年出版的人类学著作《礼物》中，莫斯指出“自由市场”并不是必然的历史选择。在许多社会，大部分物品以礼物形式流动，人们不比较谁的积累最多，给予更多的人反而更受尊重。

在格雷伯眼中，市场经济是功利和冰冷的，交易的目的仅仅是获取有用的东西；而且，这套逻辑已经侵入知识领域，把学术界变得乏味和短视。美国学者寄希望于从法国等欧陆国家取得酷炫的理论资源，却回避任何对内在暴力的政治抗议。

格雷伯指出，1995年法国爆发大规模罢工，是第一个抵御美国经济模式入侵和保卫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但当今的法国媒体正在用美式评论家取代传统知识分子，造成二十年来法国知识界青黄不接。因此，延续上世纪80年代法国的“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简称MAUSS）”十分必要。这是在维持我们对社会根本变革的激情。

“自由”：如果世界欠我们的……

阅读大卫·格雷伯的作品，他的个人经历穿插在精妙的论证之间，赋予理论阐释强烈的现实感。《民主项目》讲述了他在历次社会运动中的工作，2015年出版的《规则的乌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与权力诱惑》（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则源自他料理母亲后事的感悟。加上与导师马歇尔·萨林斯的合著《关于国王》（On Kings），格雷伯从权力继承、技术和官僚制等角度重新构想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格雷伯注视着不平等的社会，又戏谑地刺破其中的谎言。他会在一家伦敦的廉价酒馆发表演讲，指出中产喜欢把文化活动理解成消费能力的比拼，但整个二十世纪重大的文化创造，基本都是穷人在不工作的时候创造出来的。

在他看来，当下社会对工作的价值判定是危险的，一份工作对别人越有益，报酬反而越低。垃圾处理员、建筑工人、护士等等，工资远低于制造金融灾难的华尔街精英。世界上40%的工作只是用来巩固1%人群的利益。

在2018年出版的《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中，他表示，“一大批人，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他们私下里认为不必要的事情上，这对道德和精神造成的损害是不可磨灭的，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

《狗屁工作：一个理论》（2018），这本书是目前亚马逊美国人类学图书畅销榜第一名

即便是他形容为“太过热爱”的教学工作，格雷伯也会向不必要的负累“开炮”。

2016年，他在Twitter上直言不讳地说：“在LSE，基本没有时间教自己正在研究的内容，他们给我塞了太多硕士学生。多么荒唐啊！”

许煜是格雷伯在金史密斯学院的故交，他于2014年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译介至中国。他认为，中国有很长的无政府主义传统；无政府主义者的介入说明人类还有想象的空间。“今天我们用开源软件，每个人都可以申明自己的议题，底下只是一个信念：我们必须改变现状。”

格雷伯离世后，他在兰登书屋的编辑汤姆·佩恩（Tom Penn）发表了一篇感人的悼词：“大卫改变和塑造了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在他的书里，绵延不绝的好奇心，对传统的敏锐和挑剔，都闪耀着光芒。最重要的是，他用自己宽厚和深邃的人格构想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太独特了。能成为他的出版商，我们深感荣幸，并永远怀念他的友善、温暖、智慧和友谊。他的离世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但他同样留下了巨大的遗产，他的作品和精神都将永存。”

大卫·格雷伯心中的无政府主义，是抛去既定制度、观念和利益的枷锁，回归人的本心。就像他在《债》中所讲，如果这个世界欠我们什么的话，便是欠我们一条可以做出真正承诺的自由生命。这本书的结尾这样写道：“没有什么会比对每个人的往事一笔勾销、与我们习惯的道德决裂并重新开始更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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