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世界正遭遇威权主义的威胁，抵抗是最迫切的社会需求
近期，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协会将和平奖授予86岁的阿马蒂亚·森。1998年，阿马蒂亚·森因对福利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突破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自由、平等、民主、正义，他始终冲在前面，引领更多人起身负隅顽抗。
10月18日，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协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了颁奖典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因其数十年来在“全球正义问题”（ “questions of global justice”）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该协会颁发的和平奖。奖项在今年六月中旬就已确定，之所以选择这位86岁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因为其在全球正义、教育和医疗领域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上所作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即他提出了一种理念——评估一个社会的财富，不仅要基于经济增长指数，还要基于构成该社会的所有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发展机会。”该组织在为森颁发的获奖声明中表示，“在阿马蒂亚·森的作品中，他始终强调团结和协商的意愿是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并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文化不必成为身份争议的根源。他生动有力的描述也有助于阐明贫穷、饥饿和疾病与缺乏自由和民主结构之间的联系。”
获奖声明补充道，“‘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和‘失踪妇女’（missing women）的概念只是他的三个开创性概念，这些概念至今仍在为所有人创造、保护和评估平等机会和体面生活条件方面树立着高标准。阿马蒂亚·森的作品鼓舞人心，它强烈呼吁建立一种政治决策文化，这种文化应以对他人福祉的责任感为基础，包括自决权、表达个人利益和对自身未来享有发言权的权利。”
「贫穷、平等、暴力、多元理解」
1998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教授。皇家科学院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研究作出了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均属其范围，它们通过对分配问题的一般研究和对社会中最贫困人员的特殊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对于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贡献，并开辟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并运用经济和哲学相结合的工具，重新使用了道德尺度来讨论重大的经济问题。”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于1933年11月3日出生在印度的桑提尼克坦，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并在家乡桑提尼克坦完成了学校教育，早年受到20世纪40年代印度各地政治独立运动的影响（当时正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阶段；1943年，孟加拉还发生了大饥荒）。1953年，他在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55年到了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
森在1963年成为印度德里大学教授，1970年，他因为推进了社会选择理论首次为大众所知。社会选择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支之一。主要分析个人偏好如何加总成理性社会偏好，并在社会偏好基础上做出集体决策的问题。
1971年起，他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77年起，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他出版了《贫困与饥荒》，书中明确表明，贫穷和饥饿不仅是由粮食短缺造成的，更重要的是由人为的错误管理（分配不均）和行政失误所造成的。
《贫困与饥荒》，［印］阿马蒂亚·森著
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版
1988年起，森始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这一时期，他更侧重于贫困、饥饿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饥饿与公共行为》（与德雷兹合著，1989）和《不平等的再考察》（1992）等著作，同时还与德雷兹一起合著了两本有关印度经济发展方面的著作：《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1995）和《印度发展：若干区域展望》（1997）。期间，他还曾于1989年担任过印度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并曾以该身份发表了题为“理性与社会选择”的讲演。
森一直呼吁建立一种不以商品（commodity）而以能力（capability）为尺度的发展水平指标。首次发布于199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是围绕该目标的初步尝试，它综合考虑GDP、预期寿命和教育水平，并按国家或地区计算出一个单一值。在接下来的20年里，福利经济学领域的成果呈井喷式增长，学者们在社会学与人口统计学语境下开展了大量关于短期幸福和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经济学不再仅仅是关于财富的学问。森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要素是教育、医疗保健、自由和公平的媒体环境。
在他1999年出版的《发展即自由》一书中，他呼吁妇女应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早在1990年，森就已经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亿多名女性失踪》的文章，文中使用了“失踪女性”的概念，这个词指的是某些地区的妇女人数与人口方面的预期人数相比明显不足。他发现，现今全球大约共有1.07亿女性行踪不明。后续研究计算的“失踪女性”人数稍有不同，介于6000万到1.01亿之间。每一年，全球至少有200万名女性因为性别歧视而消失。
1998年1月，森从哈佛退休，并回到阔别25年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还曾任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除了经济学，他还致力于哲学研究。这一点，在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在这些作品中，经济理论的问题往往也能用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来阐释。
2006年，《身份与暴力》卷入了“文化冲突”的争论中，其中记载了一件森亲身经历过的事情：1944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卡德尔·米亚（Kader Mia）的印度日工跌跌撞撞闯进森的家中花园，身上沾满了鲜血。在上班路上，米娅遭到印度教暴徒袭击（因其穆斯林身份）。出发前，他和妻子发生争执。她恳求他，只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还在肆虐，就不要去任何“敌人地盘”工作。但他不听。没办法，因为他得挣钱，得活下去。
米亚知道自己的遭遇是由狂热分子蓄意策划的，他们热衷于用一切可能手段来分裂国家。那些政治煽动者煽动他们的同胞以冠冕堂皇的名义进行杀戮。他们不再视自己为印度人，此刻在他们眼中只剩两种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彼此“势不两立”。
当米亚误打误撞闯进森家，11岁的森开了门，给他拿了些食物和水，森的父亲把他送到了医院。但不久后，他还是去世了。这件事情给了森不小的震撼，他认为，米亚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因为他的信仰和宗教身份，他就应该遭受如此残忍的对待吗？
在书中，森对根据宗教或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划分的趋势提出了警告。他描述了暴力和原教旨主义是如何由于这种狭隘的身份建构而产生的，以及这种倾向是如何助长冲突的。对此，森坚决呼吁积极促进对多元身份的认同与理解。
「批判资本主义」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始终围绕着“如何促进社会正义”。2009年，森出版了《正义的理念》一书，该书很快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中，森审视了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正义理论，批评其以理想为导向的假设，不适合在实际中应用。相比之下，森提出了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并宣称民主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
2013年，森和同事让·德雷兹合著了《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矛盾》（An Uncertain Glory: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他们把分析重点放在对贫穷和弱势群体的研究，以及民主制度的引入将如何影响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上。书中对印度和孟加拉国进行了比较，以此来证明“强有力的增长和极端贫困率的下降并不能保证人人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写道，印度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时比孟加拉国高出60%，在2011年是孟加拉国的两倍。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孟加拉国在许多发展指标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成绩，其中包括生育率、教育成就、儿童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他们还指出：“尽管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南亚国家（除巴基斯坦之外），但印度在许多社会指标方面却落后于这些国家，这个迹象表明，印度的‘发展道路’存在着缺陷”。而这种种缺陷，光靠一阵见血的理论提出是远远不够的。
有人将森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资本主义批评家。
通常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道德或精神上的批判——人类繁荣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东西，道德和精神上的关系是首要的。对于那些基本关系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来说，倡导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政策修正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
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批判。如今，带头讨论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是该问题的主要倡导者。物质批判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经济中有关非物质价值的讨论很少。曾经对资本主义进行过道德批判的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处于边缘，功利主义变得无处不在且不可避免。
然而，21世纪每一部关于物质不平等的重要著作都要归功于森，但他的著作把物质不平等看成是影响经济交流的道德框架。要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饿，不要去看什么灾难性的作物歉收，而是更应该关注道德经济的失灵，它能缓和对稀缺商品的竞争性需求。但是，对生产和分配机制的零星修改，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森的作品中，这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互相结合，从对道德上的关注转移到对物质上的关注，然后又转回到道德上。在道德和物质问题上，森不偏袒其中任何一个，而是把两者集中到一起进行讨论。虽然这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之间确实存在分歧，但他认为，超越这种分歧是有可能的。
森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广泛追随者，尤其是在现代生活中以功利主义思想最为突出的地区。在经济学课程、公共政策学院、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中，森创造了一个跨越界限的思维空间。这不是什么天才壮举，而是一种普遍的“创新努力”，将旧的想法组合在一起，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经济学、数学和道德哲学的正规训练为森构建其批判体系提供了工具。
受到泰戈尔影响，森对道德生活和物质需求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敏感起来；其深厚的历史感知力，使他认为这两个领域的急剧分离是短暂的。泰戈尔的教育学强调人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是必要的，即生理上的需要和自我创造的自由，但现代社会往往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恰当关系。在桑提尼克坦，学生们在对艺术的短暂探索中对自然世界进行自由探索，学习理解自身的感官和精神自我，使之既清晰又统一。
上世纪40年代末，森离开桑提尼克坦，去加尔各答和剑桥学习经济学。当代经济学中的主要争论是关于福利的理论，争论受到冷战时期市场经济和国家经济秩序模式之间的争论影响。森支持社会民主，但反对专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家试图将之进行折中，坚持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诉诸严格的功利主义原则来合法化再分配计划：穷人口袋里的一英镑比富人口袋里的一英镑增加了更多的总效用。这是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物质批判，森的回应是：最大化效用并不是一个持久的关注点，所以据此制定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暴政。在任何情况下，利用政府来转移资金以追求某种名义上的最优，就是一种有缺陷的达到目的的手段。
经济理性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政治，这种政治的实施破坏了人们为管理自己的生活而建立起来的道德经济，阻碍了其既定目标的实现。在商业社会中，个人在公认的社会和道德框架内追求经济目的。道德经济不是中立的、既定的、不变的或普遍的，它们在竞争中不断发展。挑战是，如何使影响市场行为的非经济规范清晰明了，并将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作用的道德经济纳入重点。虽说把道德和物质分开的思维是压抑的，但这种思维又是不可避免的。
看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森一人，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他将森与陶尼（R.H.Tawney）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道德批判传统联系起来。每个人都决心将经济学重新纳入道德关系和社会选择的框架，但森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意识到，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这种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分离是不可想象的。在1800年左右，功利主义就像风向刻下的锋线，紧随其后的是道德狂热和对精打细算的热情。森察觉到这种观念变化，并开始思考改良思想和方法。
「自由，自由」
“作为一名经济哲学家，森在元层面（meta-level）上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回避解决更具体的问题，比如疫苗的不公平分配、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以及部分忽视或无法承认世界智慧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对他来说，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正义，没有民主就没有政治自由。民主不是只有富裕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也不仅仅是专属于西方的一项规范工程，它应是全世界所渴望的一种普遍承诺”，在给森的颁奖辞中，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协会主席卡琳（Karin Schmidt-Friderichs）如是陈述。
当然，森也面临着一些争议。有人质疑他只是在紧跟着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见风使舵，以致于提不出与新自由主义逻辑相抗衡的论述。在领奖辞中，他将自己的回答娓娓道来：
然而，最近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严重压制异议的情况。政府还试图镇压反政府抗议，这些抗议经常被视为煽动叛乱，为逮捕（反对派领导人）提供了理由。
当我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上学时，我的许多亲戚（受到圣雄甘地和其他自由斗士的鼓动）被关进英国监狱，他们管这叫“预防性拘留”，据说是为了阻止他们做出任何暴力行为，尽管他们并没有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印度独立后，预防性拘留被叫停，但随后又以一种相对温和的形式重新引入，最初是国大党政府提出的。虽然情况已经够糟了，但在印度教徒主导的人民党政府领导下，预防性拘留已经获得了更大的作用——允许不经审判就逮捕和监禁反对派政客。事实上，从去年开始，根据一项新制定的《非法活动(预防)法案》（简称“UAPA”），国家可以单方面宣布某人为恐怖分子，这就允许他们不经审判就将据称的恐怖分子送进监狱。许多人权活动人士被认定为恐怖分子，在政府的这一安排下已被监禁，还有许多人被警告说，除非他们服从当局并停止行动，否则UAPA将对他们适用。
当有人被描述为“反国家”时，这当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指控，但在今日印度，可能只是因为某个人在办公室里对政府发表了一些批评言论：“反政府”和“反国家”之间的界限被混淆了。法院有时能够制止一些此类滥用行为，但鉴于法院总是行动缓慢，以及印度大型最高法院内部意见分歧，这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补救办法。个人人权在印度以不同方式受到限制。努力争取个人权利的国内及国际组织，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政府干预，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权捍卫者之一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已被迫离开印度。
一般来说，对威权主义的追求，有时与对国家某一特定地区的迫害结合在一起。特殊的不平等待遇，通常与既定的种族、肤色、种姓、宗教或移民身份的划分有关。低种姓的“贱民”，现在被称为达利人（Dalits），继续享受着印度独立时引入的平权行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好处，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很贫困。在社会关系方面，他们往往也受到非常残酷的对待，上层种姓男子强奸或谋杀达利人的案件已司空见惯，尽管有公众抗议，但还是经常被政府忽视或掩盖。
这种不平等，在印度仍然存在。考虑到印度在甘地、安贝德卡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的领导下与基于种姓的不平等进行斗争的悠久历史，这种现象格外让人不可容忍。
跳出印度，看看美国。尽管美国一直是推动人们对个人权利，特别是人权理解方面的先驱，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分裂（最初与奴隶制制度有关）却帮助维持了黑人的贫困和堕落。尽管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但非裔美国人的平等问题始终无法取得建设性进展。只是让人稍感欣慰的是，由于最近的“黑命攸关”运动，种族平等的必要性在美国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或多或少的阻力始终不可避免，无论是含蓄的，还是明显的。
回到印度。与非穆斯林相比，当局对穆斯林的权利管控越来越严厉，甚至限制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尽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已经和平共处已久，但近年来，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企图，一些印度教极端主义政治力量时常会把穆斯林土著当作外来异端对待，指责他们会对印度造成伤害。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包括我，都是印度教徒。但作为印度人，他们并不把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区别和政治扯上关系。泰戈尔在牛津大学作演讲时，曾这样自我介绍：
“我来自三种文化交汇处，加上西方影响，这三种文化融合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文化是不同宗教信仰之下的共同产物，这在不同文化领域，从音乐、文学到绘画、建筑，都可以看到。
印度哲学文本《奥义书》在印度境外的首次翻译和传播是在莫卧儿王子达拉·西克（Dara Shikoh）的倡议下完成的。达拉·西克是印度皇后蒙塔兹（Mumtaz）的长子，为了纪念她，达拉父亲沙贾汗皇帝（Emperor Shah Jahan）在阿格拉建造了泰姬陵。印度教宗派主义竭力压制有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历史的重要事实。根据政府当前的意识形态优先顺序，印度的教科书正在被大规模改写，呈现出一段‘严肃的修正主义历史’，减少或完全忽视穆斯林的贡献。”
尽管在UAPA的统治下，政府有权称任何人为恐怖分子，但那些被指控的人通常都致力于非暴力抗议，就像甘地倡导的那样。这尤其适用于新生的世俗反抗，通常由学生领袖领导。例如，来自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穆斯林学者、主要学生领袖奥马尔•哈立德（Umar Khalid）就曾因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而遭到逮捕和监禁，哈立德曾有力表达了自己领导的世俗运动对和平抗议的政治承诺：
我们不会以暴力回应暴力。我们不会以恨来回应恨。如果他们散播仇恨，我们将以散播爱来回应。如果他们用棍棒打我们，我们就高举印度三色旗。如果他们开枪，我们就拿着宪法，举起手来。
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记得我问过我叔叔，英国这种不公正的任意监禁在印度会持续多久。当时他给了我一个看上去悲观的答案：直到英国统治结束。不过现在看来，仅仅是英国统治的结束可能还远远不够。
这次我主要举了印度和美国的例子来说明现代世界的独裁统治和不平等现象，但我本可以讲更多——至少二三十个其他国家。实施威权主义的具体过程和提出理由可能因国家而异，但最终结果却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以亚洲为例，在菲律宾，执政政府使用专制权力被认为是制止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活动的必要手段。这种权力经常被广泛用于未经审判就杀人。
在匈牙利，政府以阻止欧洲以外难民移民的名义攫取了威权权力，并声称需要控制媒体和压制反对党，声称这是有序治理的必要条件。
为了帮助政府优先执行迫害同性恋者的政策，波兰已经放弃了一些人权，包括在国家的特定区域建立无同性恋区。
巴西现任政府上台时，宣称有必要提高军队工资（他们需要军队帮助），并承诺将国家从同性婚姻、同性恋、平权行动、堕胎、毒品自由化和世俗主义等保守噩梦中拯救出来……
我并不想争辩说，在一个威权体制下，不存在任何社会进步。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但当争论和批判性讨论被禁止，一些人的利益被持续忽视时，往往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正如柯勒律治所指出的，在闪电光之下当然也可以读莎士比亚，但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在正常光线下阅读他（It is possible to read Shakespeare “by flashes of lightning”, but there is a case for doing our reading in normal light）。
当今世界确实面临着一场威权主义和疾病的大流行，它们以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方式削弱了人类生活。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被暗杀前不久，在伯明翰监狱的一封信中写道：“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正义的威胁。”在今天，很难再找到比抵抗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更迫切的社会需求了。
抵抗可以来自许多不同方式，但更多地阅读、讨论和辩论无疑是伊曼努尔·康德所认为的在所有问题上公开使用理性自由的一部分。反对政治暴政的灵感来自思想和书籍。对于马丁·路德·金，以及今天的年轻学生领袖来说，这必须是一个非暴力过程，也是一个通向持久和平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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