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以 1949 年作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
姑且不论这样的划分有几分道理，但至少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时代相遇的不同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具有的音量并不相同，由于权力、资本、能力等因素，我们相对来说较少听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
他们年轻，大多是80后，受过比上一代更系统和国际化的学术训练，也更富有激情、雄心，站在学术前沿，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探寻出路。他们是中国知识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我们乐意发掘愿意和公众对话的青年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声音，扩展公共讨论空间。但是，我们无意鼓吹“后浪”似的青年崇拜，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的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到差异、局限和困境。
这是系列的第二篇，受访人是社会学者刘思达。新冠大流行期间，刘思达身处美国和加拿大，觉得两地应对疫情的方式很不一样，“加拿大是一个集体主义精神比美国强得多的国家”。同时，全球各地对疫情的处理，也让他感触很深，“人类真的不止很健忘，而且根本上，大多数人不把别人的痛苦当痛苦，没法感同身受”。
刘思达，现任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副教授，祖籍云南，生于北京，家境不算好，但在社会分层尚未固化的改革开放年代，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回望其学术经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精英反叛意味。他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时代剧烈变化，年轻时一心想着推动法治进程，从法学院改读社会学，后来却觉得学文科没什么用，说话也越来越难。第一次是高考。当时，他就读于人大附中的数学实验班。高二时，因为一次奥数成绩，他拿到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由于想学文科，决定放弃保送名额，参加第二年的高考。填报志愿时，他不顾老师、家长反对，报了刚开始招收理科生的北大法律系。那时他觉得，法官和律师的工作是用规则和逻辑推理解决问题，就像他最喜欢的平面几何一样。进了法律系之后，刘思达发现，法律并不如他想象得那样富有逻辑和理性，而是一门手艺。好的律师和法官，靠的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对人和事物的经验判断。同时，他看到法学院的几位老师，个个踌躇满志，想要推动中国的法律改革和制度变革，但最后想法能变成改革措施影响实践的程度非常有限。刘思达有点迷茫，觉得以后如果做律师、法官或检察官，对中国法治进程能有多大贡献呢？对法学充满怀疑的他，开始胡乱上别的专业课，希望其他学科能给自己不一样的视角和想法。就这样，他遇到了社会学，被两门社会理论课洗了脑，觉得涂尔干、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们讨论的“现代性”问题，其实也适用于理解世纪之交的中国。那时，他申请出国的十几个项目全是社会学博士，觉得社会学的视角或许能让他对中国法治进程做出不一样的贡献。2002年，他幸运地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师从当代美国社会学大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2009年，刘思达博士毕业，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两年后，他用中文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被国内学界看作中国法律职业研究的典范。刘思达在书中认为，“当代中国法律职业的变迁充分显示向现代法律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遵循了双重轨迹：一方面，包括律师在内的具有全球性外观的法律制度得以建立起来，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却遭遇到来自本地市场和政治行为主体的各种竞争、冲突和抵抗。”“更重要的是，即使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国家在控制改革方向与分配市场核心资源方面的权力依然强大。于是，所有的市场行为主体——包括律师及其竞争者——都必须依附于国家权力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这一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同构性并不只在法律系统里存在，而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他在《割据的逻辑》中写道。
《割据的逻辑》
刘思达
译林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博士论文之后，刘思达从里面开拓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是关于中国法律职业的实证研究，比如律师的跨地域流动、政治动员、律所的规模化与全球化、女法官的职业生涯等；另一方面是理论研究，既写关于法律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的理论，也写关于社会空间的一般性社会理论。“我有个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的典型做法是，每篇文章都要是‘有理论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经验研究，研究具体的问题，但要讲一点理论，不用太多，一点就够，太多理论的话，反而文章不好发表。这恰恰体现了社会学的‘伪科学’性。我现在不太喜欢这样的做法，写理论就是写理论，做经验就把问题研究透彻，不用每个经验研究都要装模作样地在理论上推进一点点。”他觉得，社会学归根结底是个“伪科学”，研究思路不真诚，总要假装发展出一个普适性很强的理论，适用范围越广越好。“布迪厄为什么名气那么大？因为场域理论真的是哪里都能用，而且真懂的人和不懂的人都能用。美国社会学界有一大批人自认为是布迪厄的追随者，其实把他的理论用得一塌糊涂，根本就不懂布迪厄，只是拿了他的某个概念（比如场域、惯习、文化资本）到处用。”但是，理论的创新性可以质疑，很多社会学家只不过在不断地用不同语言和方式演绎已经被前人说过的道理；而且，理论要求抽象和概括，往往会失去经验材料里最鲜活和动人的部分。相比社会学而言，历史学不追求普适性规律，更尊重偶然性，更具美感，在读了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后，刘思达曾有过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还有另一层反叛：当今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是左派激进风潮，许多学者做学问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刘思达不认同这种倾向，但他也不像导师阿伯特那样超脱于世外，做学术只是纯粹为了人类知识的演进。今年9月，我们和在加拿大的刘思达做了一次视频访谈，聊到他作为大学老师，对大学教育如今被左翼激进风潮“洗脑”的担忧，还有他博士论文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研究，以及他关注多年的刑事司法领域，最后则是他近年来试图建构的社会空间理论。“拿美国来说，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文化正变得越来越不宽容。不只是美国，全世界现在都在往这个趋势走，这就导致大学教育的意义变了，跟我20年前在北大念书时的那种自由开放的状态非常不一样。这会让大学所承载的使命和价值，和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最珍惜和最看重的东西，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真的非常担心这件事，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刘思达对燕京书评说。
刘思达，1980年生，北京人，现任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副教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研究兴趣主要是法律社会学、职业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十几年来一直同时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写作，著有《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工作中的政治》（Criminal Defense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Lawyers at Work）等学术著作。图片：刘思达提供他说：“哪怕学生是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你也要让他更好地明白，为什么他要支持某个领导人？大学教育的责任，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而是让他理解他自己会做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世界局势和政治文化，让大学承载的使命和价值渐渐远离」燕：你曾说：“当代美国社会学所关注的许多问题都和不平等有关，尤其是性别、种族、阶级的不平等，这些也确实是美国社会过去五十年来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社会当然也存在不平等问题，但它未必是对于理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那你觉得理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刘：我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说不平等是理解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美国社会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开始，主旋律一直就是种族、性别、阶级不平等。今天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很多也是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不同看法。美国的种族问题，基本上相当于中国的城乡问题，它是美国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每个社会都有它最根本的一个东西，但中国社会你说最重要的问题什么呢？要看你从什么学科角度来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城乡差异。但是，过去十几年来，这个问题好像显得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现在中国城市化程度太高了，很多农村变成了城市，所以现在城乡差异缩小，问题就没有原来那么尖锐了。西方很多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觉得中国如果有变化要靠体制外，所以西方学界一直很关注体制外的问题，比如劳工、NGO等，一说公民社会，他们都很兴奋。但是，我在国内做田野调查时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根本没有公民社会。比如，按西方人的观点，律师职业肯定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中国的律师基本上都依附在国家体制上，是一种共生交换关系。我并不是说体制外这些东西不重要，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变化要靠体制外来推动，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从学术角度讲，我是一个国家中心主义者。中国最重要的肯定是体制内，中国想搞好，肯定要从体制内改革，而不是靠体制外推动体制内的变革。现在很多西方学者也逐渐看明白了，中国的体制非常强，有什么变革一定是从体制内产生。燕：除了学术研究，平常你关注得比较多的问题或喜欢做的事情有哪些？刘：这几年，整个国际政治局势，包括社会环境，让我觉得说话越来越难。首先，你说话没人听，哈贝马斯讲的所谓“公共域”（public sphere）越来越弱，公共话语和交流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跟网络科技、社交媒体的兴起有很大关系。现在变成大家只跟自己圈子里的人说话，比如前几天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我所在的学术圈里有很多左派，所以我一点开推特，大家都在哀嚎。但你跳到另外一个圈子看看，会发现很多共和党人在击掌相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气泡里。这种情况下，你出来说话，还有人听吗？前几年我还在担心这件事，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相对温和中立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难存在。原来我觉得中国是这样，其他地方会好一点；现在，整个世界都变得对这种温和中立的声音越来越不友好。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
贾士蘅、张晓华、郑明萱、王章辉 等译
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刘思达觉得，相比社会学而言，历史学不追求普适性规律，更尊重偶然性，更具美感，在读了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后，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曾有过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
燕：刚才说你觉得现在说话越来越难，一个是政治极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你曾在微博提到的，现在政治正确的氛围让你感觉在教室里说话变得受限。刘：我觉得大学教育根本上不应该洗脑。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认识世界，而不是说你给他灌输一套价值观、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每个大学老师都同意我的观点。我有很多同事，他们真的觉得大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变得越来越接受某一套价值观。美国和加拿大社会科学界的很多大学老师都很左，他们会在课上给学生灌输——你一定要推进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要关注环境问题、全球变暖……他们觉得，作为大学教师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学生明白这些道理。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大学教育的本质是要让学生可以独立思考。你不要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要告诉他，有不同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你给他工具，而不要告诉他结果。哪怕他是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哪怕他是一个很多老师觉得不可理喻的学生，你也要让他更好地明白，为什么他要支持某个领导人、某些社会价值观？大学教育的责任，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而是让他理解他自己会做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大学教育跟中小学教育最大的区别。中小学教育很多是灌输，但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是让一个人去自己建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你想给他洗脑，首先是不合适，其次也做不到。因为到上大学时，他的“惯习”基本上已经定了，很多东西你改变不了。我最近几年感受更深。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我震动很大。那时我刚离开威斯康星大学，威斯康星州当时是个摇摆州，对选举结果非常重要，最后选了特朗普。如果这个州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希拉里，可能结果就不一样。后来我反思这个事情，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了七年书，至少教过几百个学生，我教的很多学生可能都投了特朗普。虽然我所在的麦迪逊校区非常左，可能是全美最左的大学校园之一，但并不是说这个州的年轻人到这个学校读四年书，他就会投民主党，而不投共和党。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觉得这几年在教室里能说的话越来越少？一部分原因是科技，十年前老师在教室讲课，关起门来随便讲，学生开放讨论。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你讲课，不知道谁就给你录下来。国内很多学校都安摄像头，老师讲课的自由度当然下降。但并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现在世界越来越碎片化，所以保持温和中立的声音就越来越难。你不知道你讲的一句话就会得罪谁，这非常可怕。大家对跟自己不一样的声音的容忍度明显降低了。拿美国来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一些很不宽容的人，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宽容。不只是美国，全世界现在都在往这个趋势走，这就导致大学教育的意义变了，跟我20年前在北大念书时的那种自由开放的状态非常不一样，现在大家能讲的话真的不如十年、二十年前多。这个现象，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善，跟整个世界局势、政治文化都有关系，比如现在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兴起，全世界都越来越排外；新冠疫情之后，肯定更排外……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趋势，这会让大学所承载的使命和价值，和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最珍惜和最看重的东西，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真的非常担心这件事，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
《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
[美]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刘思达 译 / 张芝梅 校
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市场与国家的共生交换关系」燕：你在《割据的逻辑》中说：“政治学家们所谓的‘割据的权威主义’是一个正确但不完善的理论命题，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治割据已经穿透了市场的正式结构，而使市场竞争的动态与国家体制内的政治冲突具有了相同的结构，而其结果，是看似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成了一个给外人看的躯壳，而其中隐藏的是改革后再生的强大国家权力。”这一社会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市场和国家的共生交换是其主要因素吗？刘：这是我当时做完一年田野调查后最重要的一个发现。1990年代，中国的法律职业有一个脱钩改制的过程。原来很多律师在国办所工作，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后来国家慢慢把律师从体制内给剔出去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律师基本上处在体制外。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在私有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但如果看一下他们的工作，跟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我把这种关系叫“共生交换”。为什么呢？首先，法律服务从业人员和国家官员之间交换资源。不管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专利代理、商标代理，各种各样提供法律相关服务的市场主体，和那些体制内的法官、检察官，还有商务部、国资委、发改委等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换关系非常明显。有人会说，这是权钱交易。但这个说法太直接，也不准确。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权钱交易，不是“我给你行贿，你给我办事”那么简单，而是他们之间形成了关系网，很多东西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形成的。比如说，一个律师要跟一个法官搞好关系，他可能经常给你打电话；逢年过节，给你点小礼物；你孩子过生日，送个蛋糕。有了这么一种长期交换之后，法律服务市场的这些人和国家体制里管法律服务市场的这些人，就形成了共生关系。所以，要解释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什么是一个高度割据的市场，就要从国家体制内找原因。跟这些市场主体有共生交换关系的那些体制内的机关和个人，他们之间也是高度割据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体制非常多元。引申而言，为什么共生交换很重要？因为它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很多人把它叫“中国模式”。从我写书时到现在又过了十几年，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了。我写这本书时，学界很多人看不清楚，尤其是西方学界，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原来是国家在经济中起到主导作用，现在国家把主导权交给市场。但是，我的这个研究，还有其他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比如私营企业的发展，都发现有类似现象：表面上国家退出，不直接干预市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国家并没有真的退出，而是把它的手从“看得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手”。从1980年代的改革开始，到21世纪之后这二十年，国家体制对市场的控制和调控从来没有减少，最近几年还有加强的趋势。你在国企或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话，国家当然对你影响很大。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体制外，你是一个律师或者在民营企业，比如有些互联网企业现在做得很大，他们也从来没有摆脱国家干预，没有摆脱跟国家之间的共生交换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只是律师和政府官员之间，整个中国经济，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和国家体制都存在共生交换关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所谓“中国模式”；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共生交换的普遍存在，说明国家和市场是可以兼容的。
刘思达的藏书。他在微博上写道：“隔离在家闲来无事，把书架整理了一下。这两张图里是我过去二十年间陆续收集的一部分当代法律社会学中文著作，其中最右边的三本《法社会学在中国》资料汇编是齐海滨老师馈赠的关于八十年代中国法律社会学启蒙运动的珍贵史料，一直没有正式出版过，每次看到，都感慨万千。”图片：新浪微博@思达逸语
「国家赔偿应该形成制度，才能形成外在制约的纠错机制」
燕：今年的张玉环案受到很多关注，你也在微博上说：“张玉环向江西高院申请国家赔偿2234余万元，有人觉得多了，我觉得不但不多，而且太少了，少的不只是赔偿数额，更是国家赔偿的案件数量。在一个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监督’、辩护律师无足轻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国家赔偿是重要的外在纠错机制，而现状是大量本该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都被撤诉等内部机制‘消化’在体制内，犯错的公安和检察院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种状况不改变，刑事司法公正根本无从谈起。”能不能再具体讲讲您对张玉环这种冤案和国家赔偿案件数量的看法？背后反映出中国刑事司法怎样的生态？刘：张玉环案不是第一个错案，我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错案，就不列举了。还有更惨的，被告人已经枪毙，后来发现错了，人也回不来了。你要赔偿，人命是没法赔的。关于这些错案，我想说两点。第一点，这些案子引起关注，恰恰说明我们对刑事司法的错案，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一些法律专业人士，都把它停留在实质正义层面。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我抓人了，这人是凶手，我就抓对了；这人不是凶手，我就抓错了。如果抓错了，才定为错案。但从法律专业角度看，这里面的根本假设有问题。因为一个案子是不是错案？犯罪嫌疑人应不应该有罪？它不只是个实质问题，也是个程序问题。你想想，为什么这么多案子最后都判他们有罪？当时的证据明显不够，很多只靠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口供怎么来的？很多都是刑讯逼供逼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恰恰因为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里面，一直都非常轻视所谓的程序正义。我们的公安机关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一直都是“口供是证据之王”。不管怎么样，犯罪嫌疑人招了，再找一些边边角角、花花草草的证据弄上来，这个案子就破了。如果他不招，没有口供，除非你有非常强的其他证据，这个案子就破不了。你想想看，这些年还有多少案子是刑讯逼供后认罪了，也没有被媒体报出来的？我们太多时候只关注实质正义，忽视程序正义。为什么实质正义上有这么荒谬的错案出现？如果你真正讲究法律正当程序，真正保护每个案子的程序合法性，就能避免很多实质错误，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重要保障。
2020年8月9日，江西进贤，张玉环在临时住处。
图片：视觉中国
第二点，国家赔偿的问题。这跟我刚才说的程序正义有关，其实中国的很多刑事案件都有这种小瑕疵。从程序上讲，即使那个人真犯罪了，如果一步一步看，从公安机关的讯问、调查取证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再到最后法院审判，里面存在各种各样的程序问题，但这些问题没人关注。公检法三个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监督”的关系，当然，在实践中，互相配合比互相监督更多。公安、检察机关现在素质很高，没有把握的案件一般不会起诉到法院。但是，很多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比如律师如果发现案卷有问题，或者律师采集到和公诉方不一样的证据，发现这个案子的被告人有可能无罪，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并不会宣判无罪。中国的无罪判决比例一直非常低，具体数字没法统计，因为不是所有刑事案件的数据都公开，但肯定比1%低。为什么？并不是说99%以上的案子起诉到法院都有罪，而是一些最后证据不足的案子，检察院撤诉了。为什么撤诉？如果检察院公诉到法院，法院宣判无罪，检察院就要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的公安、检察、司法机关都是国家机关，每年年底要考核，有各种考评机制。所以，有一个无罪判决对法院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检察院是非常大的事，说明公诉错了。所以，很多案子最后都是以撤诉来结案的，而撤诉之后就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当事人本来应该无罪，却没有判无罪。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抓错了，移送检察院，再起诉到法院。终于，你请了一个特别好的律师，证明说这事不是你干的，可结果法院并没有判你无罪，而是让检察院撤诉了。表面上看，你放出来了，但没有得到无罪判决，意味着你在看守所里被关了这么长时间，一辈子洗不清，你还是被关过，是进过“局子”的人。其次，就是国家赔偿。像张玉环案，他要的赔偿数额一些人觉得很高。但你想想，他被关了20多年，这个数额并不离谱。更重要的不是数额，而是很多案子撤诉了，或者公安机关抓错了，屈打成招，到了检察院，觉得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很多这种情况的犯罪嫌疑人，都没得到国家赔偿。为什么没得到国家赔偿？首先，犯罪嫌疑人不知道还能赔，觉得被放了就很好。另外，公安和检察机关都没有养成国家赔偿的习惯。我那条微博发出来之后，有两个检察官给我留言，说我有常识性错误。我问，有什么常识性错误？他们说，我们在撤诉之后，如果嫌疑人要求赔偿，我们都会赔。但问题是，检察院不会主动告诉犯罪嫌疑人，你有这个权利。所以，大多数嫌疑人不知道能申请国家赔偿，即使知道了，他也不敢要。你想想，这案子本来有可能给你定罪的，最后好不容易放出来了，你还敢回去管公安、检察院要钱吗？实际上，国家赔偿的案件数量非常少。像张玉环这种事，媒体爆出来了没办法，而且确实错得比较厉害，所以才给予国家赔偿。很多小的日常案子，当然，对每个个体都不小，但对法院、检察院来说是很小的案子，都没有赔。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的眼球都被吸引在张玉环、赵作海、佘祥林这些大错案上，但日常的很多小案子都应该赔偿，国家赔偿应该形成习惯。我甚至觉得，国家赔偿应该形成制度，就是公安抓错了人，或者检察院公诉错了，即使最后撤诉，也应该要求检察院告知犯罪嫌疑人，你有权利获得国家赔偿，甚至都不用告知，你就直接赔好了。干嘛还要人家来找你申请国家赔偿？你就应该直接赔给他。只有做到这一点，警察和检察官在办案时，才能形成外在制约。我并不是说我们的警察、检察官素质低，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警察和检察官，但难免不犯错，尤其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更可能会出现犯错的问题。国家赔偿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制约手段，尤其在我们这个刑事诉讼架构里面，刑事辩护律师的地位非常边缘化，法官采信辩护律师意见的情况本来就不多。因为律师在体制外，跟公检法的距离比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距离要远多了，所以律师对公安、检察院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赔偿又很弱，公检法权力非常强，冤假错案自然少不了。新闻爆出来的都只是冰山一角，下面不知道还有多少冤案、错案，根本没人关注。燕：刚才聊了很多经验研究，你另一项工作是做社会理论，沿着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的学术进路建构一个不同于布迪厄等学者的社会空间理论。因为理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较晦涩，看你能不能通俗讲讲为什么想建构这样一个社会空间理论？它有什么特点？可否举些例子？刘：我从写《割据的逻辑》开始，一直非常感兴趣社会是怎么分化和整合的？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比如结构功能主义者，像帕森斯、卢曼，他们会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讲，社会是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下面有子系统。系统就像机器一样，每架机器都有它自身运作的方式。但是，卢曼的系统论的最大问题，就是系统里面没有人，你不知道这个机器由谁来运作。另一个思路，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理论基本是一个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跟卢曼的差别在哪里？卢曼把社会当机器，布迪厄把社会当场域（field）。场域是一个空间，用最通俗的话讲，人处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有一个不同的位置，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上，受场域的结构性制约，就好像磁铁一样吸着你，制约你的行动。布迪厄还有一个概念，叫“惯习”（habitus）。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在场域里面的位置，所处的社会结构，比如你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从小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学校受的教育等，都会帮助你形成一种惯习，惯习会进而影响你的行动。很多人误解布迪厄，因为他经常讲各种资本，比如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觉得他对人的假设非常有策略性（strategic），认为人的行动目的性非常强，但其实并不是。因为惯习很多时候是潜意识，比如很多事情我为什么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算计好这么做对我有好处，而是因为我下意识就这么做。概括起来，布迪厄的基本观点就是，人在场域里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习，大家在场域里根据位置和惯习来行动。刚才我说布迪厄的理论里有一部分没那么功利，比如人靠惯习来行动。但他的理论也有另一部分很功利，认为所有在场域里面的行为主体（agent）都想支配别人。有些人处在支配地位，有些人处在服从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布迪厄的想法有一部分是很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这个社会里有些人是要站在另一些人头上的，要支配其他人。怎么取得支配地位？靠权力斗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最后被别人支配。所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非常重视权力斗争，他把社会空间想象成一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比如学术圈是个场域，政治、经济、艺术圈也都是场域。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
[美] 罗伯特·E.帕克 等
杭苏红 译 / 张国旺 校
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
我做的社会空间理论，跟布迪厄有一些区别。我主要是沿着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做下来。芝加哥学派的这个传统叫生态理论，或者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生态理论跟场域理论都讲社会空间，都有行为主体，也都把行为主体放到空间里的不同位置；但两者本质的区别是，芝加哥学派并不认为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权力斗争。当然，斗争非常重要，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斗争，不是所有人都要变成人上人，很多人不愿意支配别人。很多事，我会敬而远之，躲还躲不过来，“井水不犯河水”，“相忘于江湖”，这都是中国人的俗语，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在社会空间里，人和人之间并不一定要斗来斗去，很多时候可能是合作，或者像我书里写的共生交换，或者干脆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受齐美尔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对社会空间不一样的根本假设，也是对人性不一样的假设。中国人非常好理解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无为”，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争来争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比场域理论更强调互动，认为社会空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更强。场域理论是结构性非常强的理论，就像法国社会一样，几百年来那么多次革命，但基本社会结构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变。芝加哥学派是美国长出来的理论，诞生于1920、1930年代，那时的美国社会非常开放，流动性非常强，所以生态理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也非常强，不像场域理论那么等级森严。我为什么喜欢生态理论？因为在我长大的时代，中国也非常开放、流动性非常强，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解释力很强，它跟我的生活经验是吻合的。所以，每一代人感受的东西不一样，喜欢的理论也不一样。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代一代更替的，比如说20年之前大家都在读福柯，后来又都去读布迪厄；现在，布迪厄的影响力又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理论也跟社会发展有关系。新冠疫情之后，不管是政治格局，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整个世界都会有一些实质性变化，下一代的社会理论也会反映这些变化。一方面，我觉得生态理论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它把社会想得太扁平化。因为“生态”这个词从生物学来，它把社会想象得跟植物一样，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可以共生，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但人类社会比植物园复杂多了，这是布迪厄更厉害的地方，场域理论相比之下更像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等级、条条框框。所以，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只能描述和解释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很多东西解释不了。这是我要改进的地方，但现在我还说不太清楚能改进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我很想把社会空间理论做得更中国化一点，做出一个从中国人角度看社会空间是什么样的理论。我很想写一本书，书名都想好了，叫《江湖：一个社会学解读》。跟中国人说社会空间，大家都不懂；你一说江湖，大家都懂。江湖就是一个社会空间，大家都在江湖里面。江湖有不同门派，不同门派就是不同位置。你是少林派，我是武当派，在江湖里的位置就不一样。位置不一样，你跟自己同派的人、别派的人的关系，也不一样。如果从江湖角度来写社会空间，我觉得能写出跟布迪厄、芝加哥学派相似的地方，也会有些不一样。现在这只是一个想法，我还没有动笔开始写，希望未来十年能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