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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导演李沧东:揭示历史真相依然是创作者不能停止的工作丨燕京访谈

危幸龄 燕京书评 2021-01-23

作者丨危幸龄
全文共 5520 字,阅读大约需要 10 分钟


作家转型导演的例子不少,但能真正被人认可并崇敬的并不多。2018年电影《燃烧》让很多人知道了李沧东。做导演之前,他是作家,写小说,因为孤独而写作,误打误撞拍了电影。从1997年《绿鱼》开始,23年,6部作品,如一位兢兢业业的匠人,尽力将工匠精神,和对生活的全部体悟注满每一帧。
 
有韩国影评人说,李沧东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导演,始终聚焦在普通人命运之上。他的镜头中,普通人的悲欢不再是纯个体化的存在,而是和时代大背景紧密相关。个人痛苦也不再受向心力羁绊,而是呈放射状扩散到更多人身上。张冰在《雕刻时光的诗人:当代亚洲电影导演艺术细读》中,挑明了李沧东作为“猛士”(源自鲁迅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事实。

那浓黑的悲凉和窒息的绝望,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美爱承受不了,所以当她站在大柳树前,发现此地竟是死去的莫东家时,她会大放悲声。
——《绿鱼》

金永浩承受不了,所以旧地重游时选择了卧轨自杀,还苦苦呐喊着:“我要回去!”
——《薄荷糖》

韩恭洙承受不了,所以在人人义正词严地控诉忠都犯了“强奸罪”时,她发狂似地撞铁柜,捶桌子。
——《绿洲》

申爱承受不了,所以她在万人膜拜的集会上播放流行歌曲“爱是假的,都是假的”。
——《密阳》

“我已习惯痛苦”,李沧东直言不讳。从小贫困,再加上父亲的左翼身份(当时左翼人士为了韩国的民主自由同专制政府进行了激烈斗争,由此受到残酷镇压和迫害,家人也受牵连),使他从五岁开始就意识到“人生是地狱”。

李沧东,1954年生于韩国大邱,庆北大学国语教育系毕业。青年时代写小说,一九九二年获得韩国日报创作文学奖。后来转型做导演,作品《绿鱼》《薄荷糖》《绿洲》《密阳》《诗》《燃烧》,其中《绿洲》获第59届威尼斯电影节特别导演奖,《密阳》《诗》《燃烧》分别获第2,第5,第13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

倒回到他的小说,常常可以看到诸如“赤色分子”、“左翼活动”等关键词,比如同名短篇《烧纸》的故事背景就横跨二战后韩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二战后初期至整个50年代为第一阶段,是政党体系的酝酿与形成期。

据《当代亚洲地区国家政治与经济》记载,1945年美国军队进驻韩国后,美军司令官霍奇发表训令要求各党派以书面形式将政党的名称、组织、政见、活动内容等向军政厅报告,刺激了韩国政党的快速发展。经军政厅的政治甄别后,至1947年形成了韩国独立促成国民会(国民会)、韩国民主党(韩民党)、韩国独立党(韩独党)、民族自主联盟(民联)组成的“四党体系”,亲体制的右翼政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1948年李承晚当选总统后建立了自由党,也是韩国政党史上第一个执政党,这间接加速了李承晚的独裁专政。
 
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威权政治体制全面确立,政党体系曲折发展,民主转型初露端倪。1960年,韩国民众和学生发动四月革命推翻了李承晚政权。不料1961年5月韩国军部发动政变,1971年总统朴正熙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次年建立起维新政权,并开始主导推进韩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但另一方面,南北分裂以及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学生及工人的反独裁运动不断爆发。1979年朴正熙遭到暗杀,之后1980年的全斗焕和1987年的卢泰愚军事独裁政权继续实施统治。在这种情形下,正如“光州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学生和民众不屈不挠地坚持民主化斗争,终于在80年代末实现了国家的全面民主化。
 
在整个民主化运动过程中,人的痛苦与尊严被扔到地上踩,或被丢进火炉烧,烧得劈里啪啦,让人想到《烧纸》中的一个场景:火苗很快烧起来。纸从边缘开始发黑,然后燃烧。印在白纸上的黑字被火焰吞噬,挣扎着发出悲鸣,最后还是消失。
 
看他的小说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他的电影,比如《大雪纷飞的日子》与《薄荷糖》,《火与灰》和《密阳》,《舞》与《燃烧》,也有人直接将他们作对比,并评价:小说语言不如电影语言考究内敛,好像“手蘸炉灰直接往墙上涂抹”一样直愣,现实性大于文学性。对于这一点,李沧东依旧回答得平心静气,“为了塑造某个人物,就不得不讲述他所处的现实条件。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人不应该屈服于强大的现实条件(战争、国家权力的暴力、经济不平等等),而是应该与之对抗,守护自己的尊严。”
 
“人生是美好的,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电影《薄荷糖》中,金永浩不止一次向别人求证这个问题。
 
在电影结构上,李沧东将金永浩的人生完全倒转过来,一些原本垫底的残渣复又悬浮于水平之上。
 
而这十一个短篇故事的结集出版也相当于是一次属于李沧东自己的倒转人生,仿佛又回到八十年代挣扎又彷徨的韩国,赤共阴影,民主化与工业化的艰难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想要搞清楚,人是什么

《烧纸》 
李沧东 
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以下为燕京书评与李沧东的邮件对谈:

燕京书评:之前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李沧东:我从十几岁开始尝试写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写作的动力——应该是孤独。我从小在非常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经常搬家,所以很难交到朋友。因此,我陷入了只属于自己的故事世界,并把它写出来。写作是我与不知姓名、未曾谋面的陌生人进行沟通的方式。我当时读过的很多小说,都对我产生过一定影响。刚开始是改编的儿童版《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三国志》《十五少年漂流记》等,过了一段时间,又沉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海明威等。我开始阅读韩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则是从高中开始。

燕京书评: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您其实并不算是有宏大叙事野心的作家,您更关心人本身。但书里几乎每一篇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紧密结合,假如把这一层背景抽掉,故事好像就没有那么有力了。请问您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是怎样的构思?您认为政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

李沧东:我想要刻画的不是政治社会现实本身,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生存现状。只不过,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与政治社会环境。因此,为了塑造某个人物,就不得不讲述他所处的现实条件。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人不应该屈服于强大的现实条件(战争、国家权力的暴力、经济不平等等),而是应该与之对抗,守护自己的尊严。

燕京书评:我看《火与灰》的时候立马想到《密阳》,感觉两者在故事情节上有些像,里面都有因为失去孩子而歇斯底里的母亲,所以后来创作《密阳》的一些灵感是来自于此吗?

李沧东:阅读小说时应该能够感觉得到,《火与灰》是以我的真实经历为基础的创作。那段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它以某种形式影响我的作品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电影《密阳》的出发点是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痛苦、以任何世俗的东西都无法治愈的痛苦。该如何治愈这种痛苦呢?这个迫切的提问发自我的内心。

电影《密阳》


燕京书评:书看完以后,很沉重,能感受到人在时代中的渺小与无力。我是在看完《薄荷糖》之后不久看完这本书,当时我的感受是,年轻人的彷徨与挣扎,看似个体化,但也和大环境息息相关。虽说现在是言论自由的时代,但生活中大多数年轻人其实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即使现在网络上的活跃用户很多都是年轻人,其中也不乏一些激进分子,但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只是在借用网络发泄日常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二十多年前的年轻人较之现在则要隐忍得多,但也勇敢得多,甚至不惜毁灭自己。请问您怎么看待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这些年轻人?

李沧东:不论哪个时代,代际问题一直存在。不过,今天的代际问题略有不同。由于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东西是过去所体验不到的,世代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最大的问题是,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这不仅是韩国社会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世界逐渐变得更加成熟、便利而且丰富多彩,然而个人生活却越来越渺小、微不足道。

在过去,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无论如何都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历史会向前发展。然而如今的青年们没有这种信念与希望。青年们很迫切,却又极度无力,愤怒只在他们的内心燃烧而已。电影《燃烧》表现的正是这种青年的愤怒。我感觉现在的青年们是自我孤立的一代,没有过被其他世代排斥的经历。他们的愤怒会通向何方,究竟能否改变世界,我也十分好奇。

电影《燃烧》


燕京书评:《大雪纷飞的日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记得您曾经说过笔下的故事基本都来源于真实生活,所以这篇故事的原型是?《薄荷糖》男主人公金永浩身上同时有上等兵和一等兵的影子,简单说来就是一个人从天真到慢慢失去天真,变得残忍,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结局让人很惋惜。但也有人说,天真是一定会丢失的,不论是以什么方式,只是早晚问题,没有什么可不可惜的。您怎么认为?请问您还记得当时在写这一篇时的心情吗?

李沧东:《大雪纷飞的日子》是以我当兵时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写的。当然,有几个设定进行了戏剧化改编,虽然细节也进行了重建,但有些场景是直接挪用了真实生活。甚至连醉汉被部队铁网挂住的事也一模一样。

当然,背后发生的事件是虚构的。正如您所猜测的那样,我把自己在军队中的经历投射在《薄荷糖》中金永浩这个人物身上。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经历体现了在军队这个巨大的国家组织中,个人是多么的无力与渺小。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便是无力的个人,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人性与尊严。

电影《薄荷糖》


燕京书评: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

李沧东:《密阳》与《燃烧》都是改编自其他作家的小说。很遗憾,至今为止我还不曾有过把自己的哪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之前我已经讲过了,电影有适合电影的故事,而我创作的小说中似乎没有适合电影的故事。

燕京书评:说到宗教,您在之前的一些采访中也提到过,自己并不信教,只是想通过电影给观众一个答案,关于人生经历的痛苦是否有意义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李沧东:人所经历的某种痛苦,是无法通过理性去认识为什么必须承受,也无法通过他人得到治愈的。不过,我认为询问这种痛苦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并寻找答案是宗教的态度。最终对于死亡的态度大概也是一样吧。人总有一天要面对死亡,然后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差别在于,是自己寻找答案,还是按照某个绝对者(神)的意志去寻找。

燕京书评:保尔·瓦雷里有一句话,“一位真正深刻而又睿智的艺术家,总是把愉悦置于脑后,始终要创造困难,唯恐自己选择了捷径。”看到这句话时也让我联想到您和您的作品。保持清醒和对痛苦的感知是您保持创作锐度的关键吗?

李沧东:我不认为制造痛苦是一种创作方法。不过,假如感觉我的小说或者电影突出表现了人的痛苦,那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痛苦。说不定,这是受我的家庭和童年经历的影响。然而,我想刻画的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人对抗痛苦的样子。

电影《薄荷糖》


燕京书评:电影行业受到疫情影响挺大的,很多导演被困在家这段时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像昆汀写隔离日记,阿莫多瓦做直播,贾樟柯拍摄隔离短片……您的生活有没有因为疫情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李沧东:韩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尤其欧洲),没有经历过封城。大家虽然会保持社交距离,但与新冠以前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对于我个人生活来说,参加国外电影节或者与国际合作拍电影的计划虽然泡汤了,但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便。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整个电影产业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很多人觉得新冠之后的电影未来前途一片黯淡。我依然在构思作品、写剧本,却也不得不思考自己未来作为电影导演的命运。

燕京书评:您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中说希望大家不要学习韩国电影,为什么?

李沧东:我去北京电影学院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很抱歉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提过那个建议。我现在仍记忆犹新的是,演讲现场弥漫着的学生的热情与真诚。当时我也在韩国教学,但在那里我体会到了在韩国学生身上感受不到的对于电影的纯真热情与真挚,所以非常感动。

虽然现在也是如此,但当时韩国做电影的年轻人更倾心于追求成功的技术与计算,而忽略了对电影真挚的苦恼。当时如果我曾经说过“别学习韩国电影”这句话,意思应该是指不要羡慕韩国电影外表的干练,而是去珍惜对电影本身真挚与纯粹的热情。另外,中国的电影学生应该寻找中国独有的方式,要找到自己的风格。不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小说,任何人都要讲述自己的故事,找到自己的风格。

燕京书评:您曾经有担任过文化部长,请问在韩国,文化部长主要负责些什么内容?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干预文化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担忧会不会让你对于文化部长的身份感到不安?

李沧东:在韩国,文化部管理文化、体育、观光、青少年等领域,主要制定并执行相关资助政策。我做部长时最想做的就是牢牢坚守政府对文化艺术“支持但不干涉”的原则。这是每一个政府、每一个部长都一定要坚持的原则。很不幸,随着政权交替,这个原则被破坏掉了,还列出一份对批判政权的那些艺术家们带来不利影响的黑名单。现在虽然已经恢复正常,但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教训——政府绝对不能干涉文化艺术界。

燕京书评:文在寅总统不久前发表演讲说要彻查光州民主化运动,有人说这是很好的反思历史的方式,对于电影或文字工作者来说,您认为要怎样反思历史才是正当的?

李沧东:揭露过去国家暴力恶行的真相并进行反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政府率先实践却并非易事。因为利害关系人现在依然在世,而且明目张胆地占有着既得利益,谁都不希望历史的丑闻被披露。然而,正如那句话所说,不反省历史就会重蹈覆辙,应该公布真相,为了真相,则要实现和解与宽恕。长期以来,揭示韩国被歪曲、隐瞒的真相的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民主化之后,很多揭开历史真相的工作正式开展,不过依然存在一些否定和阻拦的势力。因此,揭示历史真相依然是创作者不能停止的工作。

导言部分参考来源:
当代亚洲地区国家政治与经济/陆伟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
雕刻时光的诗人:当代亚洲电影导演艺术细读作者:蔡卫,游飞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1

(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鹿书工作室编辑赵金、译者春喜协助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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