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找故乡，作家林培源在想象中度过了许多年 | 燕京书评
八月，立秋后第九天，林培源终于回到他在清华大学的博士单人公寓，坐在那张再熟悉不过的单人床上发了一会儿呆。而后，他在社交网络上更新：“人生中那些最难熬的时刻，总是独自一个人，譬如告别，譬如深夜听着歌，默默垂泪。”
这趟回京，他的首要任务是清宿舍，拿毕业证。房间里基本都是书，他喊上两个师兄弟，把那一千多斤书全都打包寄回去了。寄书那天刚好大雨，怕纸箱淋湿，他还在上面覆了一层塑料薄膜。
他是事无巨细都要记录下来的个性，包括打包过程：打包是个细致的苦力活。相同开本的书用胶带捆好，包上报纸或者是垃圾袋，再用胶带缠紧了，这样可以达到防水和保护的功能。
疫情让他之前迟迟没法回学校，这几个月都在广东澄海老家。在这期间，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写论文。七月，他线上完成了毕业答辩。毕业后的去处也已安排妥当——下一站，广州，进高校工作。这辈子算是跟文学耗上了。也难怪，他说自己是写小说的读书人，可是说完他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写小说了。” 写博士论文这两年，林培源没时间写小说，虽然这期间出了新书《小镇生活指南》，但里面的十个短篇都是以前写的，最早要追回到2012年，最近的也有三两年头了。
《小镇生活指南》
2011年从深圳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林培源保研进入暨南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1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作家、教授格非。
——一切看上去都太“正”了，少了一般小说人的“坎坷波折”。他一步一脚印，照着踏实升学的轨道，走得稳稳当当。然而保持稳妥，有时甚至比栽跟头更难。总有人问，“写小说的人，有必要读到那么高的学历吗？”好在林培源从来不会被杂七杂八的问题乱了阵脚，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是除了小说家之外我最想要做的......把‘小说作为一种志业’，这是理想的生活，也是生活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有时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出生在一个小镇的普通家庭，既不是书香世家，也没有成为‘读书人’的资本，只有勤奋，才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康庄大道。”
文学不是康庄大道，顶多算是条“宽窄巷子”，宽门进，窄门出，人生道路多是如此。林培源算得上是文学小巷上的幸运儿，早在上大学以前，他就获得过全国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并且连续两年夺魁，之后签约了郭敬明的上海最世文化（彼时还叫“柯艾文化”），一连出了好几本书，累积了一批忠实读者，每次新书活动都有不少粉丝到现场“zo din”（“助阵”的潮汕话发音）。新书《小镇生活指南》在汕头合胜书店举行分享活动时，有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奶奶拿着书专程从老家澄海赶来支持，她从林培源新概念时期就开始看他的书，因为书写的是熟悉的小镇，笔墨潺潺，读起来像是握住了另一位老者温热的掌心。
“以前出的（书）不算，你就看《神童》（《神童与录音机》，2019）和《小镇》（《小镇生活指南》，2020）就行”，林培源习惯了谦虚和谨慎。不止一个人说过他的文字“周正”、讲究，具有“古典主义”美感，就跟他本人一样，温润如玉。朋友们总是有些抱怨说他情绪太稳定，甚至有些无趣，不像写小说的。他笑笑，他连笑容都是规整的，冒出一颗虎牙，只有在妻子面前，他才会孩子气地说一句，“我也是有个性的！”他将生活与写作分清，只有在写作中，他才会释放那些无处安放的情感。
林培源，1987年生，广东澄海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小说叙事研究。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2016）、第二届“《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2020年），出版作品《小镇生活指南》（2020）《神童与录音机》（2019）等。
以故乡小镇盐鸿为轴心不断发散，林培源眼前的世界越来越大，但家乡的引力却越来越强。“虚构的清平街能代表潮汕吗？”他也忐忑。他不断在书写中回望，在写作中缓解一种无法触碰的焦虑，并且想要写出人的普遍的精神状态，唤起更多内心的共振。
书名用“指南”而非“故事集”，本质是因为书中的故事大部分都没有很明晰的结局，他希望不同的人看完，能收获不一样的感受。它不仅仅是属于小镇，属于潮汕，也是属于游子，属于一个个失意但仍不掐灭希望的人。
“故事听多了，也就那么回事。最重要的，还是人本身。”
「文学的引诱」
七月末尾的一天，林培源回了一趟母校澄海中学，同行的还有妻子，以及师弟兼好友陈润庭、林锐彪。
繁体字题写的“澄海县立中学”看上去“气定神闲”。一进门右手边就是图书馆，林培源略微兴奋地指了指，“我就是在那里看到的卡夫卡。”
澄海中学大门
一回到学校，高中生活仿佛就在昨天。高一的时候，他无意中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一本叫《变形记》的书，作者是个叫卡夫卡的，“我当时不知道卡夫卡是谁，只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就拿下来读了。我现在都不记得书的封面是怎样的了，只记得那本书很久没人翻，已经落满了灰尘。”
一条道路的开启，总是有着某种寓言式的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一种近似黑洞般的“引诱”：“《变形记》一下子就把我吸引进去了。那时候我还住校，晚上要上夜自修，我就利用夜自修下课到熄灯前的那段时间读。有时一个故事比较长，没法在熄灯前读完，只能熄灯后躲进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那时候住的是八人间宿舍，我们好几个室友深夜躲在被窝里用功。我很少开夜车，有一天，一个室友发现我也躲在被窝看书，隔天就问我：‘你不是不开夜车的吗？怎么也躲在被窝看书？’当时我不敢告诉他我在读卡夫卡的小说，被他一问，有种难以启齿的羞耻感。所以我就讲，‘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看教材。’”
时空又穿梭回来，继续走。到了教学楼下，偶遇以前的语文老师，如今的语文教研组长林诗铨，他没有教过林培源，不过对他也已相当熟悉，“我们澄中的骄傲啊！“
他热情地邀他们上去坐坐，沏一壶潮汕道地工夫茶，边“滴茶”边摆谈。在外虽已许多年，林培源身上的家乡禀性还是那么自然，一口一个“jia”（潮汕话“食”的意思），在师友面前毕恭毕敬，也有一种武侠小说里江湖中人的气魄。
林培源高中时是文学社社长，“意气风发”的，师弟们说。为什么靠近写作和文学？林培源说那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澄中本来文学氛围就浓，过去他又总是干什么都觉得孤独。他自幼长得文弱，家中四个孩子，就他一个男生。成绩一直拔尖，自然也就成为众人“觊觎”的目标——大家都觊觎他的作业，都等着他做完好抄他的。一放学，他乖乖坐在家里小板凳上做作业，外面的欢声笑语把他的脑壳刮得生疼，数学题解不出，他边写边哭，说不清楚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好像悲痛终于化作力量样，又好像胜利就在眼前的喜极而泣样。
“高一时我还负责班里的板报，其他人都是到点了一窝蜂跑去吃饭，就我还在那里涂涂写写，完了独自背着书包到外面打盒饭吃，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
“高三那时候，我不是拿了新概念奖吗？当时有很多读者写信寄来，但很奇怪，班里有些同学喜欢拿我寻开心，把信拆了，在教室后排大声地念出来。”
新概念时期的林培源，有着青春期少年常见的敏感。十几年前，他在萌芽论坛的自我介绍是，“痴迷文字，崇尚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章风格多变，喜欢将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性格一半阴郁，一半阳光。喜欢在安静的房间倾听艾薇儿，在喧嚣的环境下听克莱德曼。像一尾鱼儿，渴望用吐泡泡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老师也开玩笑，那时的文风有种“余秋雨加毕淑敏”的味道。
茶话会伴着夏夜晚风，外面是榕树叶轻轻荡荡。这种榕树在潮汕到处都是，《潮汕民俗大观》里说“前榕后竹”，潮语叫榕树为“成”，“前榕”也即是前有所成就，竹与“足”谐音，“后竹”也即后能富足。榕还可作“容”之意，表示既能容己且能容人。榕树因此被称为“神树”，树下常有人许愿，或是祭拜。
林培源家旁边也有一棵，就在他二楼卧室窗外，从书桌一抬头就能看见。榕树见证了他大学前“打马而过的旧时光”。午后，叶网将阳光滤出，随意抛洒，落在摊开的书页上，让人说不出的平静、心安。
坐在那里，他一本又一本地读。书越来越多，他又是绝不会丢书的人，爸爸后来还亲手做了几台书架，但总也不够放。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拉什迪的英文版回忆录，他挨个儿介绍这些宝贝，手掌拂去微尘。
老家卧室的书架
他当然从小就被教育要好好读书，读书是“走出去”的最好方式。但对于书，他其实更有一种天生的依恋。在一篇散文中，他吐露心声：我不知道读书能否延长人的寿命，但我起码确定了一点，那就是读书可以给人力量，去抵抗时间的压迫乃至生命的虚无。
「转型，也是重生」
“算上来都有十来年了吧”，他曾写道，“在我那么热爱文学的时候，我也曾受到文学带给我的巨大伤害。躲在洞穴里，面对猛兽与丛林。如今年过三十，若说有什么大的长进，那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勇敢了，敢于面对内心的黑洞，敢于把伤口揭开，对着模糊的血肉，轻轻地呵上一口气。”
这个伤害，始于他19岁时动笔写的长篇。
只是因为他写了一个以自己堂哥为原型的故事——堂哥在很小的时候溺水身亡，给家族所有人都带去巨大伤害，也影响了林培源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他将这件事写进小说，也因此他被亲戚们指责，说他这是在揭伤疤，败坏家族名声，要打断他的腿。
2010年春节（小说2009年出版，那时林培源已上大三），亲戚们集体上林培源家去“要说法”，长辈们坐在客厅沙发上，林培源坐在旁边的塑料凳上，接受言辞讨伐。
他百口莫辩，能说什么呢？这是文学创作，不能代表现实？林培源僵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旁人很难分辨他到底是难受还是无动于衷，哪怕是后来他常犯肠胃炎，难受到坐着躺着站着什么都不是，脸上也是没有表情。不过，那次还是不一样，眼泪忍不住就滚出来，像雨打在石头上。
好在父母深知他写这件事的初衷和写作本身的不易，十分理解他，担心他受打击会想不开，叮嘱他一定不要放在心上。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虽然时间会拔走铁钉，但痕迹却永远留在那里了。用他自己的话讲，也像一根刺卡喉咙，无法吞下，又无法拔出。
“我很相信宿命，是个悲观主义者，或许这一切，就是注定的。”过去，林培源这样总结过自己。
在那之后，他再也没写过关于家族的任何文字，并且开始时常思考自己的写作与周围，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最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确认自己写作上的才能，抒发冗余情绪，那么步入正轨后，思考便自主地繁杂、沉重起来。甚至一度，他怀疑自己能否再写下去。
“以往的写作和阅读都挺浅薄的，总的来说就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有时会很抗拒写作，不知道这是僵局，还是陷阱，或者只是写作的常态？”
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自我怀疑的阶段都曾存在，甚至一直存在。对于林培源，这样的阶段是在长篇小说《锦葵》出版后，面对一些争议，他只能用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来开导自己。他躲在存在主义背后，试图找到解决办法。他把自己想象成西西弗斯，遵循加缪的指点，做一个幸福的西西弗斯，“推着自己扔给自己的巨石，一步一步登向山顶。”
当年新概念的获奖者，很多已经不写了，林培源算是为数不多成功从青春写作转型为严肃创作的例子。他笃定自己未来要与纯文学为伴，“我一开始所接受的文学滋养，就是经典、纯文学的东西，它们对我的吸引力、影响力实在太大了。”比如2013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第三条河岸》，名字就借鉴了巴西现代主义小说家罗萨的作品；2016年出版的长篇《以父之名》，结构上也借鉴了福克纳《喧嚣与骚动》。
两届新概念获奖作文选
因此，转型是必然，“青春文学作为某种类型，它关注的是‘小’个体对城市、校园、青春期心理、恋爱等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想象，那是一种非常自我、暧昧同时也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东西。所谓‘转型’只是一个说法吧。我觉得难的地方在于怎么一步步加深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文学观念，这很像金蝉蜕壳，或者蛇蜕皮，几乎是一个重生的过程。”
在学术上的不断探索，自然成为他不断突破自我的重要方式。他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革命的说书人”赵树理：“如果没有做学术，我不会去看那么多以前根本不碰的书，它们带给我的灵感与启发如此巨大。我做赵树理研究，要看很多跟社会学、历史相关的著作和文献资料。赵树理作为一个深受‘五四’和民间传统影响的左翼作家，创作出了不显山不露水、不暴露其知识分子面貌和审美趣味的作品，比如《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其中既没有‘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句式，又全无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俯瞰，而是一种从内部穿透的视角，同时把传统说书的风格融进去，这是非常难得的。要研究这样一个作家，就得把视野打开，进入到那个特定的语境里……”
在清华读博期间，林培源受益于导师格非的启发。这种启发不光使他对小说的认识从感性过渡到学理上，也让他对文学有了更实在的掌握。比如，他在《望春风》中捕捉到“元小说”（meta-fiction）的影子，这一技巧也被他用进自己的短篇小说《诞生》中，“所谓元小说，即在小说中谈小说，在虚构中谈虚构，由此暴露叙事意图，形成小说文本的多重维度”，他在评论文章中解释道。
林培源家里还挂着当时清华入学时拍的照片
有人说，他是写小说的“匠人”。听到这个说法时，林培源正在路边小店吃牛肉粿条，他突然认真地抬起头，视线从碗里的粿条移到吵闹的街道，“我觉得这么说也没错啊，说明他认可我的努力。”他不否认在小说中会用到技巧，“技巧其实很重要，小说里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往往要通过技巧、语言、叙事等一步步推出来，这是一个‘道’跟‘器’的问题……”
「“小城畸人”的异化」
林培源心中的短篇小说大师舍伍德·安德森，在《小城畸人》中也描写过各色各样的“小镇青年”。有人试图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解读《小城畸人》：他们或许不是体态上的畸形，也不是精神上的变态，但由于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他们在精神上总显得寂寞孤独，从而表现出怪诞的语言和行为。
林培源的小说中，也有这样一群“畸人”。比如《小镇生活指南》的开篇《奥黛》，养蜂人阿雄因为生理障碍讨不到媳妇，从而成为众人眼中的“异类”。后来他遇到了将这一“隐疾”治好的越南女人陈文瑛，却又因为自己的种种过失失去了她。他招来妓女，想象她是陈文瑛，让她穿上奥黛（越南女性的传统服饰），并把蜂蜜抹到她身上……
《小镇生活指南》中难以捉摸的不同形象，很难用一个词概括。林培源想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出“灵魂之深”，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他忍不住像毕业答辩那样正襟危坐地分析自己的考量，“我其实更看重对人物生命状态的书写，就是贴着人物的心理、行为去写，我对人物的观察或者说对他们内在的理解是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不过是个表现形式，我很喜欢亨利·詹姆斯强调的限制性视角，写中短篇的时候，我喜欢从单一人物的视角出发去写，连带着将他周边的世界呈现出来。这种写法叫人上瘾。”
《奥黛》文末，阿雄想起来，“甜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为什么还有人喜欢甜食？屋里黑透了，他懒得开灯，伸手摸到那件奥黛，便拉过来，盖在身上。他的手掌涂满蜂蜜，他用奥黛将手裹住，使劲地擦。蜂蜜黏手，擦了几次也没擦掉。他闭上眼，仰起头，不让泪落下。这一刻他又撞见陈文瑛了……”
林培源并不认为这本质上是个爱情故事，对于文中的情节、意象设置，他表示只是“灵感使然”。但实际上，他也在不经意中抛出了一个疑问，对于像阿雄那样被物质世界“抛弃的人”，他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如何不被异化为“小城畸人”？
「故乡也是写作原乡」
林培源好久没有和妻子一道去海边散步了。
汕头的海风粘死人。粘在人身上，钻进血管，把回忆也弄得很沉。他想起在美国访学时，在杜克大学校园，他也常和妻子这样散步，秋天里脚掌和枯叶摩挲，这是理想生活。兴起，他又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他格外喜欢拍照。直男式拍照在他这里统统不存在。妻子也给他拍，但一般不发，都存着。他以前正相反，但如今他也不怎么发了，“要低调嘛，少秀恩爱”。
汕头的海
妻子也是故乡人，《潮汕姿娘》里唱：“潮汕姿娘免打扮/春风吹起头毛/似桃花在心内开。”她的陪伴总是默默的，让林培源心安，使他潜心学术和创作。故乡也是这样，静悄悄停留在心里某个地方，给予他力量与灵感。
离乡的时候总是思念，在家又想逃离，这种矛盾折磨他很久。他曾借着《小镇生活指南》的创作谈发问：世界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之于这个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是我生长于其中的潮汕大地。另一个疑问是，我在小说中“虚构”的潮汕小镇，多大程度提供了“真实”？
和故乡的关系，是作家一辈子需要处理的。山河水土就在那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是书写，越是焦虑。林培源的焦虑在于，他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摇摆不定，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在熟悉的故土面前，我是陌生的‘异乡人’。我无法融进城市的生活（至少是无法如鱼得水地生活其间），也无法重新适应我成长的故乡。”
澄海景色
文字里的“清平街”承载想象，是乌托邦，“脚踏实地”后又觉得人情世故实在难应付，一些事情也让他失望。当地一家书店请他做活动，却要他掏钱进一批书摆在店里卖，这让他有些无法理解。
林培源晚上常常失眠。睡不着时，他听着潮汕民谣，好像那能融化所有尖锐：
拥啊拥
拥金公
金公做老爹
阿七阿八来担靴
担靴担浮浮
饲猪大过牛
大牛生马仔
马仔生珍珠
珍珠珑珑圆
阿舍读书赴科期
科期科期科
阿舍读书中探花
去时书僮担行李
来时高灯共彩旗
（《拥啊拥》）
潮汕地区出身的优秀作家不少，就年轻作者来说，除了林培源，还有陈崇正、吴纯、陈润庭、陈再见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小说人，文字也各有特色。然而如今“东北文艺复兴”强风吹拂，潮汕文学却仿佛从未显形。
《小镇生活指南》的宣传标语称之为“缺席的南方文学”，林培源解释，这是编辑为上海书展设置的宣传主题，“怎么说呢，相比北方，南方不管在文化还是政治上相对处在边缘，它在场，但是这种在场很弱，特别是在北方文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南方的文学要发声，确实是需要一定‘姿态’的。我个人没法代表潮汕文学，只能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用自己的风格在书写熟悉的地方，同时借着这种书写，去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又一个新开始」
八月，立秋后第十一天，林培源收拾、打包妥当，将宿舍恢复为出厂设置，退掉网，终于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清空后的宿舍
惆怅归惆怅，他还是很快收拾好心情，奔赴朋友为他办的离京晚宴。
聚会上，许多朋友都还是第一次见，他热情邀他们去潮汕玩，“来了就是家己人”。初见的朋友多多少少有些惊讶，平常谦谦君子示人的大博士竟然也抽烟，也喝酒。他倒是很洒脱，“我平时不抽烟的啦，聚会开心了就抽！”
那天晚上，他真的很高兴，把自己喝吐两次，满脸通红地进卫生间，出来脸色却立马恢复正常，然后又继续激动不已说，走，去唱歌。
在KTV，他是绝对的“麦霸”，从头到尾没有停过。点了一堆五条人。五条人是他喜欢的为数不多的乐队，几年前就开始听了，最喜那首《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低》，“真就是沧海桑田，那句‘今日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过’，不就是他们说的‘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吗？”他能感受到彼此相通的地方——摆脱时代的既定节奏和规则，按照自己的方式稳步向前。
回广州后，林培源的生活仍旧平稳，井井有条，备课、做PPT、改论文、写约稿、应付采访......“时光一截一截，哗啦哗啦......走起来，有了合，也就有了开。”（《奥黛》）
某日深夜，他整理完入职资料，独自下楼觅食，来到一家潮汕砂锅粥店。在老家时，他最爱夜晚出去喝粥，热腾腾一碗下去，暖胃也暖心。他背对吵闹的食客坐在外面，夜风起了凉意，一锅热粥端上来，他仿佛又回到了清平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