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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评泰勒《英国史:1914-1945》:英国如何走向成熟

林国荣 燕京书评 2021-01-23

作者 | 林国荣

全文共 16157 字,阅读大约需要 30 分钟


在20世纪动荡的世界环境下,大英帝国如何持续保持自身的帝国优势,使自身不被其他国家所取代?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社会及其政治如何浴火重生?作为牛基英国史的压轴之卷,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试图回答:英国如何长大成人,进而走向成熟?


19世纪中叶,欧洲民族统一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德意志经济学家李斯特痛斥亚当·斯密无视“民族”的存在,而只看到一群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只是偶然地居住在一起;这一指责流传甚广,而且得到了斯密文献的表面证据的支持,几乎成为了19世纪之后所有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人无可推卸的罪责,即便经济学内部的很多人在内心里是愿意承担这种歉疚意识的。不幸的是,李斯特一开始就未能意识到民族的存在对斯密来说,是一件自明的事情(在斯密时代,英格兰已经转变成为不列颠)。从亨利八世时期开始,至少是从内战年代开始,英格兰就已经迅速完成了对民族的界定:理性的、平等的和自由的个人的集合体。


斯密从未对“民族财富”这一书名进行过定义,这是因为“民族财富”这一观念在斯密时代早已深深地在不列颠扎根了;实际上,自从笛福的时代往后,英格兰以及后来的不列颠便不可能像19世纪的德国、俄国以及20世纪试图“后来居上”的落后国家那样,将民族理解为一种人为推进甚至强行推进的“文化-政治”建设过程。《道德情操论》中所展示的以社会-经济性的抱负、嫉妒和雄心为中心点的道德图景,从根本上而言,也就是后斯密时代英格兰以及以英格兰为中心点的大英帝国的民族特性图景。笛福在18世纪初期以极具现实感的笔触刻画了“一个完美的英格兰商人”:


待在国内从事相同的贸易,也是这里的人们生活幸福的原因;因为节约不是英格兰的民族美德,因此人们能挣会花;因为他们工作勤奋,所以生活幸福、饮食讲究、穿戴舒适、居住温馨。一言以蔽之,英格兰从事劳动生产的人们丰衣足食、生活安康、安居乐业,胜过欧洲任何国家的贫苦劳动大众;较之任何其他国家,他们的工资报酬更高,衣食消费更大。(转引自:L.Greenfel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55页)


这段以现代人眼光看来过于粗俗的颂词却传达了丰富的信息,足以充分刻画笛福-斯密式的正统英格兰民族经济意识和原则:首先,英格兰在18世纪初就已经形成生产-消费以及消费-生产的双重互动的完整经济发展机制;其次,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那种基于“王室地产”的财富目标已经经历了改造,经由“一个完美的英格兰商人”自身的努力,彻底转化成为“民族财富”这一更赋有社会统一体意义和伦理意义的目标,这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常常提及的“经济实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笛福-斯密传统对于“民族财富”所作的民主阐释:既然民族财富意指整个国家的经济资源,既然财富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是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从事生产和贸易的阶层,既然这个阶层具有几乎完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那么财富必然是民主的。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笛福和斯密对于财富和财产的解释,完全不存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激进社会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较之前皮特时代的旧重商主义者解释传统,则完全抛弃了将财富依据等级和特权体系进行凝固化并赋予神圣性的企图。


经济学从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外壳下脱离而出,在19世纪早期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轴心论战中转化成为独立、自足的形式演绎的严格科学。对于这个演变过程,至今仍令大多数人感到困惑难解,人们普遍接受了基于“民族特性”的解释方法,认为这是英格兰在智识方面取代苏格兰的必然道路:18世纪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图景中的“无偏见的旁观者”,必然会由19世纪英格兰的现实经济斗争所取代;金融、贸易和地租方面的盈亏算计,终究会借苏格兰综合性的平衡道德图景之壳登堂入室。另有人则尝试“进化论”的解释,认为其中的断裂不会具有如此强烈的性质,其中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从洛克的正统辉格主义到亚当·斯密的集中性的经济论述,再到边沁激进的功利派个人主义,最终到约翰·穆勒有关自由和个体性的更为丰富的学说中间,存在一条完整且处于进化当中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精神脉络。


“文化论”和“进化论”显然都不是具备可分析性的概念,此类“超理性”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也无益于构筑知识增量。温奇对个中脉络给出了不带偏见的分析:


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只能给出一些强有力的间接证据,证明是由外在环境变化所致。这样的外在环境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所催生的更为纯粹意义上的经济问题,这样的问题日益增加,压力越来越大。其中包括食品价格、人口增长、赋税过重、对货币秩序动摇的担忧以及增加公债的问题。仅仅这些问题本身也许尚不足以改变政治经济自身的方法,但它们足以造就公共社会问题的迫切性,这当然会鼓励经济理论家们采取一种更为狭义和理性的方法来处理经济学,这一切催生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推理方法。若从大处着眼,此一时代的社会环境绝不可能鼓励人们采用亚当·斯密所希望达成的那种综合平衡的理论。”(D.Winch,Adam Smith’s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186页)


正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发的帝国生死战,强烈刺激起英格兰的政治-社会神经,土地问题、公债问题、税收问题、工业问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并像火药那样置于燥热的空气当中;既然皮特计划将这场战争转化为一场“经济战”,那么整个英格兰第一流的社会和政治精英不得不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经济问题,对之进行条分缕析的分割式辨识,并予以合理化的呈现,此种境况持续了几乎一代人之久。那一代英格兰精英堪称不列颠的历史精华,许多人秉持斯多亚式的坚忍,竟至于在浑然不觉中操劳至死。


    

《英国史:1914-1945》,A.J.P.泰勒著
徐志军、邹佳茹译,华夏出版2020年7月版


古典经济学,正是诞生在此种极度亢奋的境遇当中。作为最终呈现的寓意性结果,英格兰古典经济学以一种极自足且抽象的演绎体系卓然独立于世界,就如同大英帝国傲然独立于世界一样。英格兰古典经济学是帝国的“骨中骨、肉中肉”。在战争风云从英格兰的经济地平线上逐渐消散之后,斯图尔特评论说:“……甚至在一些有识之士当中,大家仍无法理解这种纯粹思辨的政治经济理论,它的那些关于政府的基本原则势必会对公众思维产生鼓动作用,这很不幸。”(D.Stewart,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in his Collected Works, Edinburgh, 1858,第十卷,第87页)


这种悠闲的绅士之见,极不公正且眼光狭隘。古典经济学的“鼓动作用”,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无论如何,正是古典经济学引领英格兰社会舆论走出17、18世纪的“小册子”时代,置议会辩论于一种虽然不乏激情但也更具理知和分析性的时代;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仅仅依靠自身当然无法运转,纯市场的经济运转必然破坏市场本身,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若不能在抽象的理论演绎方面实现完全自足,则无法为帝国的经济决策提供一种足够有力量的原则意识。


战争和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英格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总体的共生现象”,旧日的制度在其中与新生的制度之间熔铸为本质上的共生关系,在马尔萨斯-李嘉图经济学体系的底层,真正起支配和支撑作用的仍然是笛福-斯密的综合平衡的经济意识、以及沙夫茨伯里伯爵关于英格兰社会理性和自由人统一体的民族意识;无论如何都应当理解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正是托利党执政时期,土地贵族和农业部门在战争期间获得了最佳的议会善意和尽可能完整的保护,1832年的议会改革实际上是由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共同实施的。英格兰精英阶层深知理论和行动之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幕障,不存在理论向行动的直接性转化,公共事务领域要求的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缓慢而出力、用钉子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正如卡尔·波兰尼(Polanyi, 1944)指出的那样,即便在以“自由放任”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国家不但参与市场的组建和细化,而且也从未放弃长期的监管之责,维多利亚时代恰恰是英格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富有社会和文化烙印的时期。英格兰为一项经济决策所提供的理论说明总是比不上决策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意识那般醇良。

      

A.J.P.泰勒:20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著作等身,包括《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麻烦制造者》《英国史:1914-1945》《俾斯麦》等。


阿玛蒂亚·森将发生在1845至1849年间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视为古典经济学的“灾难时期”,这场夺走爱尔兰将近一半人口的饥荒将爱尔兰彻底变成一片绝望之地,由于这是发生在不列颠帝国的“内部事件”,所引发的震动和人们对灾难感的深切体验都较之拿破仑战争更甚,外部战争可以帮助塑造一个更为稳固的帝国,以之作为补偿,但“内部”灾难则只能迫使人们进行认真反思;除了视这场灾难为一场灾难之外,无路可走。问题的核心在于爱尔兰的土地改革和救助原则。既然爱尔兰在1801年即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其地位高于殖民地和属地序列,那么救助原则就只能建立在联合王国内部的自由贸易之上,基于财产神圣的原则,布鲁厄姆勋爵和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罗伯特·洛分别在上院和下院宣扬这一原则,力促议会遵循“政治经济学原理”否决借助国家和土地银行力量实施爱尔兰土地改革。既然爱尔兰的土地使用制度同英格兰传统中的长期租赁制度归属于同一性质,是土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自由契约,依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国家和非商业银行就没有理由实施介入,改变爱尔兰的农业种植体系,佃农自身的土地改良行为亦无法获得补偿的要求权;无限制的食物救助只能造成市场短路,无法对短缺给出健康的或者“自然的”反应。看来,以李嘉图之名,爱尔兰活该饿死。因此,问题必须向纵深发展,追根溯源。既然经历了1707年“合并法案”之后的苏格兰能够在分享帝国自由贸易恩惠的同时,不至于伤害自身,那么爱尔兰当然有权利寻求“苏格兰地位”。

 

依据李嘉图的经济法则,爱尔兰只能在帝国经济序列中像马铃薯那样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英格拉姆和莱斯利领导爱尔兰经济学派实施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逆袭,他们指出,爱尔兰的当前地位和今日灾难正是拜自由贸易政策所赐。逻辑上的结论在于:李嘉图原理并不适用于爱尔兰的土地制度和文化体系。格莱斯顿于1881年将“财产神圣性”原则进行搁置处理,废除佃户和土地主之间的自由契约,由此将李嘉图的级差地租问题成功转化为“公平地租”问题,并将此一问题的处置权交付特别组建的内阁委员会,纳入特别的议会立法轨道,同时承诺在土地银行资本不足或者资金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政府将进行直接性的扶助,此一表面上看起来注定是要破坏经济自由原则的举措,却完成了不列颠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的非政治化,并为自由党赢得了众多选民;实际上,土地法令的出台在经济政策、政党纲领和经济理论之间融入了更具灵活性的自由裁量空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斗争的双方已经不再是“生存权”同“财产权”,而是“民族权利”同“自然权利”。

      
伦敦贫民窟


莱斯利在这场斗争中不惜引用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尤其是罗雪尔、克尼斯的观点,强调经济学的事实基础、历史基础和国家基础以及变动特性:


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也不是普遍的、不变的真理体系,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推理和学说的集合,这个集合甚至会被这个特定历史和其他主要作家的性格所影响。它绝不是没有国界的,绝不是亘古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差异很大,即使在同样的国家和同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对它的解释也是不同的。(T.Leslie,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s, 1969,第21页)


莱斯利进一步凸显了当时两大欧洲经济学阵营的分裂和敌对态势,尝试借此将欧洲大陆的经济意识输入英格兰,他寄望于摆脱独力难支的局面:


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现在把欧洲的经济学家分成了两个阵营,从他们的起源来看,一派被称作是英国的,另一派则可以称之为德国的……一般来说,英国的作者认为经济学中包含了普遍的真理或者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经济学至少是一门基本原理可以完全确定、无可争辩的科学。它近乎完美。另一方面,德国的大学则一致接受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哲学的分支,前人和周遭的思考环境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赋予了经济学各种各样的形态,经济学总是处于非常不完美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在德国政治阶层越来越受欢迎。(T.Leslie,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s, 1969,第83)


古典经济学的领头羊A.马歇尔并没有轻视莱斯利的挑战,这一挑战背后交织了复杂的理论和现实网络,一方面是爱尔兰自从克伦威尔时代开始便在不列颠体系中所遭受的巨大冤屈,这些冤屈不是一纸改革法令就能予以伸张的,问题必须在理论层面上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来自德国历史学派的挑战更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挑战,马歇尔自知自己的经济学意识亏欠康德甚多。马歇尔给予的回应是一个英格兰人应该有的那种回应,他深知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同事实建立恰当的关系,同时他也深知仅仅依靠事实是不正确的,一旦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让事实说话”这一格言之上,事实本身也就转化成了一种扭曲的形而上学:“事实本身是沉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起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者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对另外一件事情构成绝对先例。生活环境如此多变,每一个事件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紧密交织,过去绝不会给未来提供简单、直接的参考。”(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London: Macmillan, 1925,第166页)


英国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则转入了进攻态势:“经济学中分析和演绎的功能并不是要构造几个漫长的推理链条,而是正当地构造一些短的链条和单一的关联……正如每一个演绎一定要以归纳为基础一样,每一个归纳也一定要涉及并包含分析和演绎。”(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49,第638页)、“有些理论家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自己说话,而他们站在幕后对它们进行选择和分类,提出自己的论点。这些人士是所有理论家中最鲁莽和最阴险的。”(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49,第168页)在一封通信中,马歇尔这样总结自己在这场论战中的表现:“事实上,我是一个庸俗的人,我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有机整体。一方面,我对纯粹的理论缺乏尊重;另一方面,我对没有高等分析帮助的信息的粗略搜集和整理也缺乏尊重,我不觉得这种粗略的搜集能够成为经济史的组成部分。”(Whitaker, The Correspindence of Alfred Marsha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ol.2,第256页)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基础信念就在于:人类理性力量改变不了的东西,超人类的历史力量也同样改变不了。这正是经济学从古典时代直到今天的根本信念,确切地说,这是经济学本身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局面之时的“存在理由”。J.S.穆勒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也给出了类似的处理方式,他在《逻辑学》中谈到:“在政治经济学中……英国思想家默认了人类本性的一些实证法则,但是这些法则仅仅适用于英国和美国的情况……然而,那些知道欧洲大陆习惯的人都认识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动机就有可能超过赚钱的欲望,即便是在那些以赚钱为目标的领域。”(J.S.Mill, A System of Logic, London: Longman, 1843,第903页)


显然,穆勒同情并认同欧洲大陆的经济意识以及依托此种经济意识所建立的法则,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孔德的信徒,不过尽管他承认各个民族的历史特性,他倒更愿意以人性的丰富多彩来解释历史特性问题,如同他在《自由论》中讲述的那样,恰当的做法是在人性的范围内理解历史特性问题;向着某种“历史哲学”体系进行的任何“信仰的跳跃”,都是一种置人自身的尊严和自由于不顾的冒险行为。英格兰就是凭借这样的社会-经济意识迎来了维多利亚时代。


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很可能并没有预见到自己这段漫长的统治期堪称福比寿长,英格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未曾出现过的太平盛世;其间或许有社会性的争论出现,比如因“东方问题”引发的“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之争,比如由迪斯累利一手挑起的“两个王国”之争,不过这些论争或者斗争都围绕着稳定的政党轨道运行,即便有些问题极具煽动性质,即便最富有野心的政治家,也都不可能在漫长的维多利亚黄金时代获得超议会诉求的空间。此一时期,英格兰自由资本主义的关注重心在于成熟工会组织的建造问题,促成这一进程的并非人为的设计,而是工人运动,尤其是宪章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格兰自发运作的产业工人联盟组织就开始经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且不失重点地讲述了一个关于英格兰统治阶级如何遏制产业工人塑造“阶级利益”的成功故事,故事的重点在于将带有普遍性质、且极有可能激进化的统一工会制度转化为分隔化和碎片化的广泛集体谈判制度;为了达成这一点,英格兰统治阶级有效地依据产业、行业、地域以及入会资格等标准对工人组织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切割,一方面使之高度集权化,另一方面也使之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缘。这实质上是为工人组织最终转化为一个“依赖选票”而非建基于单一的集团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成熟工党进行了高效的彩排,尽管这些都是事后之见。然而,布尔战争的创痛经历促使英格兰人在反思帝国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牛津运动同阿克顿勋爵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由史”叙述取得联手,试图在“老人的安宁”中刺激起英格兰新的宗教意识和对自由的更有力信仰,19世纪中期以来便盛极一时的英格兰文人小说家们此刻也迎来了天才辈出的黄金时期,他们共同的事业就是在“旧日的美好事业”中尝试“寻根”。


但往日之事毕竟不会重来,如果说1914年的“战争集体主义”观念深切陶冶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年青人,那么同样的观念当然也会极深地感染英格兰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口,尤其是在一代英格兰的未来社会-政治精英大多战死沙场的情况下。在“西线无战事”的状态下,马恩河、索姆河战场上无谓的大批量牺牲可谓荒谬,牺牲同胜利完全无法匹配的情况促成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幻灭感,苏联人在1917年依托俄国下层社会而完成的“撤出战斗”富有成效,这为工党提供了可行的范例,战前由于宣传和平主义的麦克唐纳此时从工党边缘迅速回归权力核心,工党转向了以劳工为权力中间人来进行和平谈判的俄国路线。


从本质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格兰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拿破仑战争呈现出相反态势,战时经济模糊甚至取消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国策原则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界线,市场本身在1917年实际上已经完全吸附到国家的控制之下,而1917年之后由工党接手的这个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欧洲大陆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大量进行联合控制甚至民主控制的经济机构开始在旧日的所有权结构下浮现出来;作为工党基层组织的各种劳工集会所关注的甚至已经不再是如何在战后维持战时经济对资本特权保持的强大压迫态势甚至是那些大规模的废除措施,而是如何从根本上将企业本身民主化,如果不是因为劳工运动自身赋有经验地意识到无法提供足够的产业领袖,这一问题的提出也不至于沦落到完全的乌托邦境地。《工党和新社会秩序》这样的文件虽然因为出自西德尼·韦伯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手,而未能成为工党党纲,但它天生的语言魔力确实让人着迷,其强大的吸引力甚至使得距离遥远、智力初开的美国进步主义人士也足以将之同官方的重建文件明确区别开来。

       参与罢工的英国工人


在《资本主义文明》这本带有半演讲性质的书中,西德尼·韦伯进一步确认了一项主题:古老的个人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已经死亡,这部分地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丧失效率,部分地因为这一生产体系威胁到“文明”,并造成了文明的衰落。假如是必然性法则促成了资本主义当前体系的一笔勾销,那么修补工作也无法使之复生。工党的新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斗争而是建立在兄弟情谊之上;不是建立在生活条件的争夺战上,而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生产和分配的合作上,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参与者都能获益。”

 

“新社会秩序”以四项政策为支柱,给人以提坦神从地平线奔袭而来的感觉,一是对资本进行一次性的“征税”,在满足对战争成本进行社会平摊的前提下,保护平民免受战争伤害;二是“普遍性的最低国家保障”,具体内容涉及就业、工资、医疗以及工作场所方面的最低标准;第三实际是一句关于“剩余价值用于公益”的口号,这句口号将导向纯粹流通领域的价值剥夺,还是生产领域的价值剥夺,抑或是以成本的专家估算为基础进行的“一次性”剥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剥夺剥夺者”,题中之义无法得到清晰说明;最后一个便是“民主控制工业”,具体是指对铁路、矿山、电力等产业实施国有化。建立一个不是以“阶级利益”为基础而是以“无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国家,这是“新社会秩序”的目标和涵义。(Towards a New World, Wyoming, N.Y.: W.R.Browne,1918)

1918年的英国,“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伦敦工人委员会还是妇女工人联盟,关于新英国的讨论总是伴随着你。你一刻也无法摆脱这些讨论。它们在英国社会上下流动,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进入工人阶级家庭,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到工会、女性合作社,再到威尔士矿工学校。到处都群情激奋,到处都存在着对新世界的热烈需求。”(M.H.Vorse,The Foolish Footnotes,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1935,第170页)一个美国旅游者匆匆概括了对那一年“时代精神”的印象,这只是一个旅游者必然会有的表面印象。

 

对此,泰勒给出了关键性的评述:

 
在一套观念体系中长大的人现在被迫用另一套观念体系行事,他们不会因为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而改变自己的本性。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矛盾。当政治领袖们在摸索新思路的时候,英国人民也在发生着变化,但他们走的道路与最开明的政治家们大不相同。30年代的经济计划旨在使古老的工业城镇重现生机,使大不列颠重新成为世界工厂。政治家和设计者首先关注的是英国的出口数字,以便了解他们的计划是否有效。重整军备的目标是使大不列颠作为强国,在远东和欧洲重新发挥主导作用。大不列颠的人民如果自觉地考虑政治问题,可能会认可这些目标。他们投票支持那些追求上述目标的政治家。他们通过失业者的反饥饿游行或为了支持外国事业的示威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不满,都是为了更快和更果断地实现上述目标。英国人民在不认可和不理解政治家所作所为的情况下,无意地否定了这些目标。他们用逃避的方式反对这些目标,就像列宁所说的1917 年俄国士兵用逃离的方式反对战争一样。政治家们试图复兴萧条地区,而当地居民纷纷离去。公共政策集中关注主要工业和出口。资方和劳方从事新产业,为国内市场提供商品。政府极力鼓励新的国外投资。个人把钱花在国内消费上,随着分期付款方式的推广,他们花着别人的钱。同样,人们失去了对帝国的兴趣,表现得更加实际。20世纪20年代,每年大约有10万人出国,30年代,平均每年有两万人回国。用杰佛里·克劳瑟(Geoffrey Growther)的话说,英国人民“越来越反对计划”。一个新的英格兰诞生了,并非出于事先设计,的确是自我生成的。《好伙伴》(Good Companions)的作者J. B. 普里斯特利是第一个发现新英格 兰的人。1933年秋天,在《英国纪行》中,他发现了两个英格兰,这在他意料之中。他看到了文学与历史书上描写的传统英格兰,到处是乡绅、猎狐和粗手粗脚的乡巴佬,显然更多地依靠股息生活,而不是收取农业地租,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与莎士比亚的英格兰非常接近。普里斯特利还看到了由冰冷的工业城镇组成的凄凉萧索的英格兰,已经远离了传统:混乱贫困的街区,在拂晓前拉响的工厂汽笛,电车叮当作响,到处污垢狼藉。大多数英国人还生活在这个或那个英格兰,对他们的描述几乎与早些时候没有什么变化。上流阶层仍然追求乡村趣味,仍然归属伦敦西区俱乐部,仍然维护社会准则。工人阶级仍然去小酒馆。铁路工人仍然耕种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矿工们仍然豢养赛狗,赛鸽仍然风行。(泰勒,第245-6页)


大萧条时期英格兰银行前恐慌的人群


《经济学家》杂志在概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济政策的本质轮廓时评论如下:“有一整套观念,这些观念将理想的经济体系视为一套有序的产业组织。每个产业都由已经建立的企业由上而下地、封建式地治理着。这些产业都由各种公会和联盟联系在一起。在高层,产业以主权平等的方式与其他领域的实体展开对话,如英格兰银行与英国政府。英国的每个产业都忠于这种观念的约束,几十年如一日地划定自己的封地,组织自己的领地,构建和保护自己的所得,掌控着自治式的法权。英国产业的这种自治性无疑得到了国家充分的容忍。”(The Economist, 1940, 15 June)


此种局面造成了工党的“新秩序”党纲和具体而淡化的实施过程之间产生了断裂,这种断裂的分量是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在四大支柱中,工党一开始就放弃了那些“语义不明”的提坦神,而“普遍性的最低保障”则一下子让人联想起科布登时代的济贫法,无论韦伯夫妇如何依托一个新世界“景观”对之进行辩护,亦无法改变实施过程所赋予的“现实涵义”;至于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业民主化”,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重建一代经济组织方面的领袖人物,这对工党意识形态化的政策来说,不但是不可能之事,而且还是完全悖反之事。实际操作方面亦无可能,因为工党无法形成有效的制裁措施,举例来说,工党政府无力像法国政府那样凭借国家主义对历史早期就已经俯首称臣的银行资本实施直接的政策性操控,英格兰银行作为“传统智慧”的终极堡垒,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类似于古罗马元老院同执政官的关系,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父子关系,这意味着政府无法就政策导向问题给予英格兰银行任何压力,政府只能“请教”英格兰银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工党揭示出一种强有力的英格兰经验:即便完全的国有化得以实施,这种国有化的涵义也不会像欧洲大陆或者苏联那样,意味着将企业转变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消极载体,情形恰恰相反,国家经济机构以及国家干预举措经历了增长,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增长的结果是在英国传统的网络化经济自治体系之外,依托广泛的谈判协商体制,平添了更多的经济自治力量和实体,企业不管在什么名义轨道上运行,始终都是市场经济的载体,而非政府力量的载体;政府权力没有形成对私人力量的主宰态势,实情是两者之间通过层级性和碎片化的市场自治主体产生了更多的彼此渗透和权威分享。


1918年“新秩序”构想中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承诺是一回事情,但作为实施以及实施的结果,工党实际上没有采取排他性的国家主义举措,而是欢迎包括工党所属的工会组织和游说团体在内的几乎所有相关市场实体乃至个人都参与其中,在宪章运动时期以及战时经济时期因最富有激进色彩且具备“历史根基”而名噪一时的消费合作社,很快也加入了事实上的劳工联盟运动当中了。1918年,威尔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指导和平进程实在不易,还不如顺其自然。”(转引自:D.J.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第298页)这应该是经历了西奥多·罗斯福时代躁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议题”以及战争集体主义狂潮之后的疲倦反应,但也是一种建基于英美经济实情的智慧之声。


正如泰勒设问并回答的那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直到 1937 年,几乎没人提到过战时自给自足的战略需要。每年花费550 万英镑鼓励甜菜种植,只有在这件事上有时援引自给自足的依据。总之,正如一位经济史家所指出的那样, 英格兰仍然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用在农业津贴上的一半资金足以建造 4 艘航空母舰,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毫无疑问,人们觉得在保护其他行业的时候,农业不应该被置之不理。而且,自治领要求食品出口享受特惠,竟然以令人奇怪的方式强化了英国农业的诉求。人们觉得,只有在英国农民获益更多的前提下,自治领的生产者才可以受益。更深刻的动机来自于政治和社会。虽然很少有选区完全是农业选区,但农业方面的投票在很多选区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两个党派都尽力争取他们的支持,保守党比工党表现得更明显。再者,农业的繁荣对地主来说意味着更高,或者更可靠的租金。对保守党和牛津、剑桥大学这些有名望的机构来说,地主是传统的核心。虽然很少有人公开指出,人们对乡村生活的高贵品质有着最深刻的信仰。人们认为,乡村社区中珍藏着英格兰的历史记忆。一个越来越强调其历史特征的英格兰渴望保存这些记忆。(279页)
       
被俘的新芬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格兰工党的“社会政治议题”序列也许应该放在19世纪中叶之后日渐凸显的整个大西洋的“社会市场经济”乃至“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庞大背景中加以理解,问题本身也许并不仅仅在于英格兰自身特有的内在经济秩序,也在于一些英格兰经济秩序所处的外在影响力,比如帝国地位、政党组织形态以及以议会政治为基础的舆论表达机制等等,但这一切都不在议题范围之内。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在1918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时间中,一个遥远且理想化的德国一直像一轮明亮的圆月一般低悬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地平线上,这个充斥着神话和寓意的形象在1918年宣告破产,因此,战争集体主义狂热在催生各种新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威的同时,也在加强人们对这些权力和权威的怀疑和担心,在时代激情的背后,人们也在现实中经历了对权力实施大规模外科手术并予以冷静剖析的心智锻造时期;事实证明,正是后一种力量获得了历史性的优势地位,也许代价惨重,不过既然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剩下的就是选择吃什么以及怎样吃的问题。


事实上,自腓特烈大帝在凭借不具协商性质的启蒙专制主义路线在中欧开辟出自由土壤之后,很多本不具备自由土壤的国家都经历了托洛茨基所谓的“小18世纪”,这种似乎是出自世界历史命运的规定性律令一直持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激进化危险,因为人类对理论和价值的需求往往超越对实践理性的需求,会不断造就大批对和平的市场经济生活既无经验也缺乏兴趣的虚无主义者,康拉德·海登称之为“武装了的波西米亚人”,可谓击中要害。即便欧洲历史上最重个人主义传统的诺斯-伯克的辉格主义路线,亦深深明白自由必须以合宜的方式才能付诸实践,为此,一方面要限制国民意志的过度表达,另一方面则要限制君主特权的过分政治化和政策化;人权只有在其成为对古代传统的切实表达,而非纯粹原则性的字面追求时,才能有效地进入1688年英格兰和1787年新大陆的“权利法案”。此种自由意识在经济学领域的表达是由《一个完美的英格兰商人》和《国富论》完成的。


战后在金本位问题上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摇摆态势只是表面现象,背后依然延续着这种英国独有的在个体自由和国家权能之间施行有益且有效平衡的强大实践智慧,正如泰勒所论,


英国经济顾问关心的是加强‘伦敦城’ 的地位。他们夸大了金融交易所带来的利益,甚或认为这在保持稳定方面具有普遍的重要性。金本位制巨大的、致命的弱点表现在其他方面。战前,伦敦是个庞大的净债权人。如今,它必须借助于外国存款来运行金本位制,而这些存款是可以轻易提取的。再者,金本位制要求资本和劳动力都具备灵活性:资本随时从旧产业流动到新产业,劳动力也随时流动,甚至流向薪水更低的工作。这二者都不具备:一种形式的稳定破坏了另一种形式的稳定。就目前而言,回归金本位制是大不列颠所面临的困难中最容易做的事,甚至利大于弊。1925 年 4 月 28 日,丘吉尔在他的预算演说中,重点宣布了政府不准备继续执行1919年暂停实行金本位制的法案。这样,大不列颠自动回到过去的金本位汇率,但形式却与过去不同。没有恢复黄金货币。为收藏者铸造了一些一英镑金币,但无一进入流通。专门为国际交易出台了黄金汇兑标准。在国内,大不列颠终于建立了有管理的货币制度。金本位制成为装饰门面的东西,这是对大势已去的传统的一种模棱两可的尊重。手中有黄金的人过去非常重视金本位制,现在他们更重视保险卡上的印章。如果要在金本位制和生活水准之间做出选择,是很容易得到答案的。不温不火的金本位制是战后复辟大业的一个象征。从表象上看,自由贸易、金本位制,以及国内国外的稳定,一切的麻烦都已经过去,一切的激情都已经耗尽。但在这表象的背后,人事比金钱问题更重要的观念正在形成中。(泰勒,第183-4页)


帝国问题在这其中自然是重中之重。哈维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格兰保守主义社会氛围之崛起的时候,可算是直指其要害:“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它的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制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业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而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安全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中有拥趸的党。”(C·哈维和H·马修:《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第277页)

      
1920年代的英国歌舞


实际上,麦考莱时代英格兰保守主义社会氛围的崛起已经发展成为英格兰社会的共通事件和公共意识,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党原则或者托利党起源,罗伯特·皮尔在“谷物法”大论辩时期已经解除了英格兰社会意识同政党之间的纽带,在托利党解体前夜,他毫不隐讳对本党后座议员的蔑视和恶感,在一封私信里写道:“那帮醉心打猎、射击和豪饮的人,怎么可能了解我辈的动机呢?我辈身负公众安全之责,对事态有最充分的了解,一心只为防范危险并问计于各阶层的普遍福祉。”(转引自,E.Evans, Political Parties in Britain,同前,第40页)


皮尔转而在辉格党反对派的支持下,才最终赢得了“谷物法”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对最为激进的少数派土地贵族利益集团实施了政治放逐。这意味着从皮尔的反谷物法联盟时期到格莱斯顿领导自由党的时期,英格兰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已经可以脱离具体的利益性和政治性派系分割,可以进行整体性的保守主义社会心理建构了。两大政党都宣称为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说话。而在界定整体利益之时,帝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若没有帝国,则英格兰就无法在性质和利益范围上进行自我界定。正是帝国的普遍性存在,决定了英格兰之特殊性和优越性的存在。帝国由此转变为呼唤“民族一致性”的最重要推动力量。


19世纪后期,股份公司迅速扩张,名义上的所有权分散到成千上万股东手里,加之经济寡头集团大肆推行经济集中体制,由此造就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食利群体,他们不劳动,也跟工厂主、公司管理层、地主或者商人的一切事务和职责无涉,更没什么进取心或者野心,只求维持体面惬意的生活方式,不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盛世“抹黑”,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进步”,这个庞大群体都没有任何贡献可言,狄更斯的作品里充斥了这样的人物;经济集中体制的过度推行,也在迅速地令有才能、有雄心创业但又缺乏资源的人步履维艰。采取非暴力的英国方式来应对帝国问题,这样的心智态度并非植根于因选举权扩大而来的下层选民和劳工群体,实际上,帝国沙文情绪主要是在中产阶级上层和以上院为政治堡垒的保守贵族集团中首先生根发芽。整个英国社会结构在此一时期因为帝国生存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令帝国沙文情绪很容易爆发出来。


1880年之前,英国乡绅的主要投资取向要么是本地的农田,要么就是殖民地的债券。1879年,当地租跌落的时候,经济形势就变得紧迫起来。到了布尔战争爆发的前夜,英国那庞大的食利者群体当中,由于连年贸易逆差形成的累积效应,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身陷债务窘境了。《伦敦经济学家》是这么评析当时的情况的:


1890年11月,一场严重危机降临,困局之下,伦敦遂向其拥有偿债能力的最大债务人求援。巴林银行危机之前的十年间,美国贸易顺差只有61,000,000美元,而在此前十年间,美国的对外债券和信贷额度则达到了1,000,000,000美元。就像私人债权人一样,1890年之后的几年间,伦敦一直在要求美国清偿债务。纽约从欧洲借来的资本,主要都投向西部,为了清偿欧洲债务,美国就必须让东部从西部撤回预付款。但是西部自然是不可能很快支付,问题随之而来。九年后,伦敦再次陷入困局。……此等困局的根由就在于此前十年间美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顺差额度已经达到了1,500,000,000美元。同一时期,欧洲已经向纽约市场抛售了大批美国债券,其额度相当于1890年11月之前的十年间购入的全部美国债券额度。……1891年时候,英格兰银行只能靠着强制清偿的方式从纽约抽取黄金了。(Economist, January 6, 1900, p. 12)


此等情形之下,张伯伦、塞西尔·罗德斯及其协作者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激发并操控上层群体的政治情绪,此时,伦巴第街在南非矿业股票的投资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了。社会上层的几个关键利益集团将庞大的食利者群体裹挟起来,急切地要推高“南非矿业股票”,要以快捷方式让红利翻番;为此罗德斯-张伯伦代表的集团必须尽可能多地将中下层群体转变成“爱国者”,以获取必要的政治支持度。其逻辑延伸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推行高度军事化和高度组织化的帝国路线,就为了征服南非荒漠里的三、四万半野蛮的布尔农民军。为此,他们要让伦敦大街上的乞丐都懂得去咒骂地球另一端的“叛徒”。

      
玛丽王太后参观英帝国博览会


以赛亚·柏林对狄斯累利-张伯伦帝国主义观念之内在逻辑和现实影响,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若是将想象力主要视为一种革命力量,那将是错误的,想象力当然会破坏一些东西,会改变一些东西,但想象力同样也将孤绝的信念、洞见和精神习惯注入强烈统一的体制里面。倘若能够将足够的能量和意志力注入这些元素当中,那么这些元素有时候确实是能够改变整整一代国民的视野的,也许还要补充一种玄想能力,客观情状更难以撼动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反而更能创造出理想范式,借此在人类心灵当中为诸般客观情状建立秩序。在这方面,才具最高的英国政治家当属狄斯累利。狄斯累利实质上是一手构想了那么一副帝国主义神秘图景,那样的愿景虽然辉煌,但完全是非英格兰的,极为浪漫,充斥着异域风情和形而上学情愫,全然背反了英国传统当中那极为肃穆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反体系的统绪,就这样将其魔咒施加于英格兰心灵长达两代人之久。(I.Berlin,“On Churchill”)


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便将伟大救星丘吉尔请下台,将并无生育能力的民族亢奋和帝国沙文情绪一并抛弃,这只不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因为英国人已经走向成熟了,对此,泰勒在《英国史:1914-1945》的结论部分给出了同样是自然而然的记述和评说:


5月23日,丘吉尔辞职,国民政府由此谢幕。其后,他组建了一个‘看守政府’,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一些国民自由党人和所谓的无党派人士也参加政府,他们愿意与保守党继续合作。5月28日,他在唐宁街10号款待了前政府的主要成员,说道,“历史之光将照在你们所有人的头盔上。”在此之后,各党恢复了它们之间的斗争,仿佛联合政府从来没有存在过。保守党主要倚仗丘吉尔的声名,而他在比弗布鲁克的怂恿下,大肆抨击工党——他那政治谩骂的才能此前是送给希特勒的。他最大的王牌是在时任工党主席的哈罗德· 拉斯基教授身上发现了未来英国盖世太保头目的影子。但事实证明,这张牌无甚用武之地。选民们为丘吉尔欢呼,却不把票投给他。他们对外交事务或帝国势力不感兴趣。他们不会被‘绞死德国皇帝’或要求德国赔偿之类的呼声所鼓动。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未来:首先是住房,然后是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在这方面,工党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纲领。尽管保守党提供了大致相同的纲领,但让人感觉,他们对此其实并无信心。大众的记忆太重要了。许多选民还记得30年代的失业惨况。有些人还记得1918 年大选后他们是如何被骗的,或者以为自己被骗了。已经归于尘土的劳合·乔治即便在墓下也要给丘吉尔惹些麻烦。(泰勒,第475-6页)


泰勒说得没错,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长大成人了”,这就是他的《英国史》要呈现的历程。


林国荣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原标题为“走向成熟——评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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