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佳荣读《先秦儒家哲学》：帝制中国无儒家 ？| 燕京书评

采写 | 饶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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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多部经典解读著作在大陆连续出版。在饶佳荣看来，傅佩荣提出的儒家人性向善论、荀子并非儒家论、帝制中国无儒家论等颇值得玩味。而傅佩荣对先秦儒家人物的尊崇贬抑等问题，究其脉络，或跟他所濡染的文化环境有关。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学做编辑，参与编过傅佩荣一个篇幅很小的随笔集，因为不是我喜欢的路子，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虽然知道他是堂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也知道他这些年在大陆出版过不少解读传统经典的书，但基于之前的印象，基本上从没翻过。

去年来日本后，对《论语》发生兴趣。因缘巧合，在YouTube上断断续续把傅佩荣教授讲“先秦儒家哲学”的视频大体看了一遍，感觉颇有所获。其中一个场景印象尤深：某年傅教授在上海某电视台做国学普及节目，主持人把他和当时红得发紫的于丹相提并论，他苦笑着回答了主持人尴尬的提问，沉稳而有风度。

今年上半年，我又将《先秦儒家哲学》（傅佩荣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0月）读了一遍。在阅读的过程中，有的地方让我感觉兴味盎然，有的地方则产生了一些疑问。直到最近，才将疑问的部分稍事整理，结撰成文，也算沉闷之夏的一个调剂。

       《傅佩荣的哲学课：先秦儒家哲学》，傅佩荣著

低音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2月版

「三个迥异时流的论断」

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就是在这样“礼坏乐崩”的乱世，空气中弥漫着价值和存在上的虚无主义。为应对这一深刻的时代危机，儒家和道家各自提出了解决方案，“儒家属于心软的，针对的是价值上的虚无主义”，“道家属于心硬的，针对的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

因此，傅佩荣对儒、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今日研究哲学的角度看来，只有儒家与道家具备成为普世哲学及永恒哲学的条件”，而且，从世界哲学的水平判断，这两家哲学“绝不逊于那些诞生于西方与印度的伟大哲学”。

如书名所示，本书重点讨论儒家哲学。作者于2014年在台大哲学系讲述“先秦儒家哲学”的课程，之后修订成书，依序评介《论语》《孟子》《易经》《大学》《中庸》，并指出《荀子》的歧出之处。从大的方面说，本书提出了三个颇值玩味的观点：

一是儒家人性向善论。作者认为，孔子以“承礼启仁”为志业，去化解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儒家之“仁”包含三层意义：（一）“人之性”向善，源于《孟子》“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二）“人之道”择善，源于《中庸》“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三）“人之成”至善，源于《论语》“杀身以成仁”和《大学》“止于至善”。也就是说，“仁”的三个层次都与“善”有关，而人们“向善”的力量源自内心的真诚。由此，作者认为，“仁”的主要内涵就是“真诚”。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在这里，作者对“人性本善论”极其不满，认为从朱子到牟宗三都没读懂孔孟“性善”的意义。

二是荀子并非儒家论。在作者看来，孔子、孟子两点一线，构成了“真正的儒家思想”。《论语》发其端，《孟子》再详加叙述。孟子的人性理论与浩然之气跟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在天论上也跟孔子若合符节。相比之下，荀子只是在外观上呈现了儒家的特点（尊重传统、关怀社会、重视教育），而在人性论和天论这两个关键指标上与孔孟分道扬镳，所以“荀子不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他只是表面上的儒家”。而且，荀子昧着“学术良心”把孟子的“性善”曲解为“性本善”，这个误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尚未消歇。不仅如此，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公开批评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张、子夏为“贱儒”，还教出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如此“大逆不道”的荀子，还有什么理由被视为“儒家”呢？

三是帝制中国无儒家论。“从秦始皇开始，便有了帝王专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这让真正的儒家不复存在。儒家思想与帝王专制在本质上不能相合。”一方面，如谭嗣同所说，“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受此影响，荀子被作者逐出儒家之列。另一方面，在“帝王专制”的巨大阴影下，“古人没有自由思考的机会与能力”，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也都把握不住儒家思想的重点，所以“宋明学者的注解，可谓是学习孔孟思想的阻碍，弊多于利”，只有“减一分程朱”，方能“多一分孔孟”。

傅佩荣教授的这三大高论，是否言之成理呢？下面试分别略作检讨。

傅佩荣，1950年生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历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已出版《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解读著作多种。

「性善性恶：对孔孟的绑架」

1984年，傅佩荣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5年，发表儒家的人性向善论。几十年来，人性向善论遭到不少批评，但作者颇有“学术自信”，始终坚持这一观点。“言者谆谆，三致意焉，知我罪我，但求无愧我心。”作者治学似颇尊重文本，对典籍中的一个字一个词都不肯轻易放过，形容春秋乱世时只说“礼坏乐崩”，而不接受“礼崩乐坏”，因为前者出自《论语·阳货》，后者则是汉朝以后才使用的。作者认为，《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的“时”字不作“时常”解，而是指适当的时候；又说“六十而耳顺”的“耳”字是多余的，证据之一是孔子之后的儒家经典《孟子》、《荀子》等都没有出现过“耳顺”一词。通过讨论“自”的含义，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解读为孔子对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愿意教导。虽然有的解读未必准确，或至少存在进一步分辨的余地，但作者这种“锱铢必较”的精神很值得称道。研治古代经典，必须字斟句酌，从容含玩。

然而，遗憾的是，在阐释孔孟思想内涵的时候，作者好像把这一法宝给遗弃了。一般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和最大突破是“仁”，而作者的人性向善论在阐释“仁”的要义时，基本上是用后来的《孟子》、《大学》、《中庸》来理解《论语》，也就是以“善”和“诚”来解释“仁”。我们看到，该书在明确指出孔子一贯之道的核心是“仁”之后，紧接着就谈“善”的标准、“善”的定义，似乎没有意识到“善”与“仁”的间距——毕竟《论语》的最大关键词是“仁”，而“善”更多来自《孟子》和《中庸》。作者时刻强调孔子之“仁”的主要内涵就是“真诚”，而“诚”是《中庸》第二十章之后反复申述的一个概念。对此，作者注意到《论语》中没有出现“诚”字，直接认定“诚”相当于《论语》里的“直”和“恕”，在这种本应花大力气检讨辨析、展示哲学思辨之明敏与精微的地方被轻轻放过了。就这样，作者基本上在“仁”、“善”、“诚”三者之间划上了等号，而未能细绎其中的内涵，以及儒家思想从春秋到秦汉的转化。这一处理方式粗放有余，细腻不足，让人甚感遗憾。

孔子墓

作者认为，“如果孔子是一个点，只透过这个点去了解他，十分困难；如果找到第二个点，划出一条线，就可以区分谁是儒家，谁不是儒家。儒家的第二个点就是孟子。”这或许是导致作者得出一系列“异论”的重要思想根源。透过一个点去了解孔子的思想确实困难，而且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突出重围的方法似乎莫过于把孔子放到历史场域中，通过摸索孔子所处时代的种种背景，进而深入孔子的思想世界，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论世知人”。

但是，作者把方向搞错了，更要命的是，把孔子和孟子牢牢捆绑在一起，使得孔孟灵动活泼的思想机械化，用数学方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哲学”问题，硬生生地压缩了孔子思想的开放性，也硬生生地束缚了自己的思考空间。“后之儒者，每好以《孟子》说《论语》”，这一现象由来已久，到傅教授这里“更上层楼”，可惜作者未曾察觉到这一做法的粗陋和危险。对此，钱穆先生曾再三提示：“《孟子》之书，诚为有功圣学，然学者仍当潜心《论语》，确乎有得，然后治《孟子》之书，乃可以无病。此义亦不可不知。”我们未必要照搬钱穆的读书法，但这一提醒确属对症良方。

孟林

「探察荀子：横看成岭侧成峰」

因为孔孟被绑架在一起，其结果就是，孔孟思想在作者手里不期然地变成了一根权杖，不跟孔孟保持一致的荀子就被排挤出儒家的行列。作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作者自然有权利提出“荀子非儒家论”这种命题，关键是如何论证。当然，这个命题也不十分新鲜。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该如何定位，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黄进兴院士曾从荀子配祀孔庙的角度考察了荀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升降沉浮（《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年），对理解这一问题颇有助益。梁涛教授《统合孟荀：儒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2020年7月19日）对我们思考如何处理孟、荀的遗产也有启发，或可一并参酌。

回到作者的“荀子非儒家论”，其核心指标无非如下三个：人性论，天论，荀子弟子是法家。在人性论上，荀子与孟子唱反调，并大肆抨击孔门弟子，这让作者耿耿于怀。

其实，如果从思想竞争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一般说来，在两种境况下会造成思想冲突：一种是切切实实的“敌我之争”，如先秦时期墨家对儒家的批判；另一种则是同一思想流派的“内斗”。荀孟之间，就荀子自身定位而言，更多的是同门之间的言论竞赛。而位列同一学派，由于知根知底，有时批评之激烈、刻薄远超来自敌人的明枪暗箭。这种情形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屡见不鲜，无足为怪。有意思的是，作者在个别地方指出，“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是两回事。孟子的性善是就心的四端而言，所以说尽心、知性、知天；荀子的性恶，是就人的本能与欲望而言。两个不同的概念，何来冲突？”可惜，这个正确的见解只是昙花一现，未能贯彻到底，终究还是被性善性恶表面的冲突给迷惑了。

荀子墓

再则，就天论而言，荀子受到了儒道两家的影响，而不完全追踪孔孟。就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来说，每个时代都需要重估价值，荀子兼综儒道，而不墨守仲尼，也是时势使然。即使是孟子，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他的思想跟孔子也是同异互见，只是作者把孔孟一并打包处理，也就无法细致地体察孔孟之别了。书中还以历来只说“孔孟”而不说“孔荀”作为自己立论的证据，这种理由实不值一驳——历史上还有“孟荀”之称呢。

实际上，倘若求同存异，孟子和荀子允为孔子之教的两橛，孟子主张“居仁由义”，荀子则缘“隆礼重法”，共同护佑儒门之“仁”；儒家重学，《论语》开篇即谈“学”，《荀子》首卷即劝学，为传播孔门六艺立下了汗马功劳。（顺便一说，相对于《大学》的重“教”，《论语》罕言“教”而多谈“学”，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2020年8月26日在微信公众号“寓诸无竟”上发布的《为什么〈论语〉没几个“教”字，“学”却比比皆是？》值得一阅。）于此不难看出，荀子是否为儒家端赖于观察角度，视角一变，结论迥然，诚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至于荀子教出李斯、韩非这两大弟子（一为秦始皇“专制”功臣，一为法家代表），更是和我们看待问题的标准有关，一旦狭隘化、严苛化，必然会感情用事，困陷其中而无法自拔。其实，如果能做到“礼”与“法”、“德”与“刑”的平衡，不把法家当作洪水猛兽，那么对荀子门下出现李斯、韩非之徒，也就能有比较通达的认识了。因此，与其斤斤计较荀子身上的标签，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在更大的视野中考察荀子的思想，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思想与政治：未能跳出程朱的掌心」

至于作者的“秦始皇之后无儒家论”，究其实，说的是帝王专制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作者在书中有种种表述，如“儒家与帝王专制在本质上不能相合”，“从秦始皇开启帝王专制之后，中国都是法家而没有儒家”，“问题的核心正是秦始皇以后的帝王专制，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扭曲。真正的儒家、道家从秦始皇之后就失传了”。可是，这个“截断众流”的做法，非但未能对其论述带来益处，相反却产生了恐怕作者也未曾料到的后果：这本《先秦儒家哲学》因此丧失了历史的厚度，哲学的穿透力也随之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导致作者对历史人物失去了同情心和理解力，对先秦之后的中国思想难以有通贯深入的把握，也就无法回馈其对先秦儒家哲学的研究。

帝王一专制，儒家就寿终正寝？两千年过去了，怎样才能保证《论语》《孟子》上的话新鲜如初，而且能为人真切地理解呢？某种程度上，这也不能责怪作者，毕竟清末民初一个很热闹的学术话题就是分辨“真孔子”和“假孔子”。在梁启超笔下，历史上的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所以一方面要研究真的孔子，一方面也要研究假的孔子。（周予同《孔子》，转引自傅杰选编《论语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显然，这股思潮悄无声息地潜入到青年傅佩荣的脑海里，并一直驻扎下来，尽管他授课时声称“直接阅读《论语》而不受先秦之后学者们的影响，能让我们欣赏到孔门师生间充满智慧的对话”。但是，如一位思想史家所指出的，“想用全新的眼光来阅读完全不沾染任何前人理解之痕迹的全新古典文本，不啻天方夜谭”（子安宣邦《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大学》《中庸》《孟子》《论语》

不幸的是，傅教授并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试图摆脱“正统”的羁绊，在书中不遗余力地批评程朱把孟子的“性善”念歪了，还出版了《朱熹错了：傅佩荣评朱注四书》，竭力消除像朱熹这样“错误百出”的大儒所造成的种种“历史隐患”。对于古今论说，自然可以进行学术批判，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慎思明辨，纵使有天大的本领，到头来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我们翻看本书目录（儒学框架），检查作者在评价孟荀等重要问题上所交出的答卷，即可察觉在大方向上作者依然走在宋明理学的路上——“四书”这个儒家的经典架构是朱熹搭建的（如果真要表示不为朱子所限，似可尝试解读其他儒家典籍，比如《礼记》《春秋》等。当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意思，而是觉得，不在“四书”的范围里打转，或许有利于打开局面）；《周易》被重视，跟宋儒也有密切的关系；孟子的地位在宋以后陡然升高，是宋儒在韩愈的基础上大加抬举的成果；中唐之前与孟子基本上不相伯仲的荀子，在宋元明三朝不受待见，是宋儒打压的结果。尊孟抑荀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港台新儒家。傅佩荣在那个大环境下成长，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也继承了韩愈、朱熹的道统观。傅教授虽然在枝节上奋力抵抗，在关键环节犹然还是老一套，并未跳出宋明儒学的窠臼。细读本书第十四讲《〈大学〉解读：格物致知》，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在程朱陆王之间，作者更倾向于陆王，所以往往以陆王批判程朱，认为陆王更接近孔孟，但终究不及孔孟。我们甚至可以大胆臆测，作者在气质上可能比较接近陆象山——一个“极端化、纯粹化、简单化了的孟子”（杨立华《中国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写到这里，我们由《先秦儒家哲学》一书隐约捕捉到作者的思想和学术路径，而这或许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本书的见解。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觉得本书作为入门读物自有其价值，但必须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同时尽量参考其他著述，庶几可以在“入乎其内”之后“出乎其外”。我想，这大概也是身为哲学教授的作者所期待的。

饶佳荣系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前主编，现居日本。本文原标题为“终究未能跳出程朱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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