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氏帝国”的家庭内战：托马斯·曼和他的子女们丨燕京书评
托马斯·曼家族是德国文学史上的风云家族，家族史变迁浓缩了纳粹上台前后的大众生活史，也呈现了流亡作家群体的时代缩影。除曼氏家族逆纳粹潮流的时代斗争外，在世界文豪的盛名阴影下，家族内部虽同心同德也相生相克。
在20世纪的德国，“没有比曼氏一家更为重要，更为独特，更为有趣的家庭了。” 说这话的是拥有德国“文学教皇”头衔的批评家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而我在合上蒂尔曼·拉姆（Tilmann Lahme）的《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后，想添上一句：“也再没有比这一家更为复杂、更让人伤怀的了。”
这是以一个天才为首、群星闪耀的八口之家：它出产了演员、音乐家、历史学家、文学教授、海洋保护专家，以及至少四位作家。然而，在荣耀的背后，却有一串悲伤符码秘密传递于家族成员之间。曼的六个孩子，四个得抑郁症，经常光顾家庭心理治疗师，其中两个死于过量安眠药。即便是曼的“宝贝疙瘩“——排行老五的伊丽莎白，也患有哮喘、吞咽困难、失眠等，而她在家庭医师眼里，已是曼家孩子们中“最正常的一个”了。
这本传记第一层叙事给人波澜迭起的家族史诗剧印象，它书写着处于时代旋涡中心的曼家族如何对抗纳粹的迫害，远走他乡，并在大洋彼岸发出“另一个德国”的声音，因此它首先是一部“正义之书”；但读着读着，它渐渐变成了一部“悲伤之书”。不动声色的绵密叙事，让这股悲伤像细针一样渐渐蔓延、渗透。我的这番阅读体验，也应证了于尔根·考伯为此书写的评论：“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人们读了这本书，会更好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曾经，托马斯·曼这样记述他婚姻最初几年的幸福生活，使用他标志性的反讽口吻：“娶了一个容貌出众的年轻妻子，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她就像一个公主……我还有两个茁壮成长，前途无量的孩子。我在黄金地段拥有一套宽敞的住房，电灯和舒适的现代设施一应俱全，还有最华丽的家具，地毯，绘画。我生活阔绰，有三个健壮的女佣和一条苏格兰牧羊犬听我发号施令：我的早餐总有仆人从面包房买来的新鲜甜面包，我几乎只穿漆皮皮鞋。” 后来，又有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女仆也增加到了四名。蒂尔曼·拉姆的叙述，便是从最小的米夏埃尔已降临人世，一家八口凑齐后开始的。
“诗人家里造反了。托马斯·曼的两个大孩子反了”，用这个首章起笔，拉姆为读者推开了慕尼黑波辛格大街一号曼氏豪宅的大门。这家可书写的绝不止父亲大人托马斯·曼，他和慕尼黑名媛卡蒂亚所生的六个孩子心性如此不同，生活经历亦非普通人能消受。每一个孩子都倍受公众瞩目，而且多少都具有一种表演型人格，纷纷出版了自传类文字。种种家长里短，乃至极为私密之事，前赴后继地公之于众，这在当今自媒体流行的时代，并不稀奇，但在那个时代，却已是十分新潮大胆的了。
而拉姆的这部传记，又曝光了一大批从未面世的曼氏家族通信。以前，当托马斯·曼发表演讲时，人们像围着一团高贵正义之火一样围绕在他的周围，却不必担心被其光芒灼伤，因为曼的审慎矜持把他和人群隔开了一段安全距离。然而，在他的家庭书信里，托马斯曼却有一种惊人的坦白，他甚至会写信给大女儿大儿子，倾诉他新近（精神）爱恋上的少年。拉姆如何处理这些极度私密的信件？若稍有不慎，即会陷入“诋毁”大作家的境地。他如何做到庄重和消遣之间的平衡？在尊敬和忠实之间，可有多少余地？我想，拉姆用他的这部《传奇之家》证明了这一趟冒险之途的价值。这也许是一本最为接近 “曼帝国”之真相的家族传记。
我把这部传记的好看，归为一种力量与速度、宽广和深邃的集合体。全书七章，拉姆采用编年史的写法，而不是把章节平均分配给各个家庭成员，故而它的视野是全局的，如同大屏幕的“分屏”技术，制造出应接不暇的效果。而且，拉姆采用没有任何过渡，几乎不让人喘息的叙述方式，他让家每一个人物在同一章节内轮番或齐齐上阵，他则屏住气息躲在他的“摄像机”后，频频切换镜头，不带半句评论，就这样带着读者一路狂奔，从1922年到2002年。每几分钟都会读到让人惊叹咂舌或唏嘘扼腕的情节。
因为有大量家族信件和日记作底，它们是如此真实，又因为家族成员的生活轨迹奇险突兀，你还不及消化上一个细节，下一个故事又像深水炸弹爆炸般，炸开20世纪历史和一个著名家族生活的冰面，水浪混杂着大量冰屑，齐齐向我扑来。在克服最初20页的眩晕之后，我开始享受高密度叙事制造的阅读快感。拉姆让那些名字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突然出现在这个传奇之家的活动半径里：希特勒，戈林，罗斯福，雅斯贝尔斯，纪德，W.H.奥登……有时是在咖啡馆猝不及防的偶遇，有时是美国白宫的贵宾招待会上的觥筹交错；有的是促膝相谈的朋友，或给分严苛的导师，有的则是为了获得英国护照而缔结形式婚姻才有的丈夫。
比起历史叙事，我的确更为关注这个家庭内部的张力如何催生忠诚与背叛、亲密与疏离；我也想要勘测，在这一家的命运背后，究竟是被时代的波涛推至更远，还是更大程度上被家族基因的暗流掀动？从家庭内部的关系而言，曼家提供了欧洲中产阶级的范本，从好的意义上，也从坏的意义上。但拉姆并未试图追溯家庭悲剧的根源。他只是让读者看到这样一幅景象：这个家庭表面看来，做父亲的是“万事悠悠，写作最大”，全仰仗作母亲的维持家族运转。实质上，托马斯·曼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以一种隐形的方式牢牢支撑和把控着家庭帝国的走向，其存在无法超越，更无法颠覆，他的影响更是波及第三代。
拉姆制造的叙事空间，赋予我一种隐身观察者的身份，使我仿佛置身于曼家客厅一角，一天天目睹着德国最有名气家庭的好日子和坏日子。只见各路亲友和名流来来去去，六个孩子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唯独那间处于宅子中心位置的书房是神圣的，它拥有一种被全家人精心维护着的，或者说绝对服从着的安静。那是父亲大人俯瞰德意志众生和锻造文学艺术品的圣地。若非特殊情况，孩子们是不被允许进入这个房间的，除了小女儿伊丽莎白。谁能想到，1929年那份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诺奖电报，就是由11岁的伊丽莎白在小弟米夏埃尔的陪同下送进去的呢？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曼把对孩子们的喜憎都明白无误地说出来、写出来，孩子们对此心知肚明。这让人很难不去猜测，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和各自命运是否早早就定下了基调。
前些天，趁着阅读的余波，我找出1965年托马斯·曼的次子戈洛·曼的电视访谈纪录片。说到父子关系时，这位成果卓著的历史学家打了一个比方：“您知道，就像一棵小树，生长在一棵大树的阴影下，它知道自己永不可能超过大树，嗯，就是那样的状态吧。”他说这话时，嘴角露出一丝自嘲，眼神瞬间暗淡了一格。戈洛的相貌像极了他父亲，但脸部线条更为柔和，举手投足间总有挥之不去的忧伤。戈洛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弟子，也是曼家六个孩子里唯一大学毕业，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他是一名同性恋者和抑郁症患者，1958年，戈洛曾被同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举报其同性恋身份而被迫离开大学教职。蒂尔曼·拉姆在出版家族传记之前，曾为曼家这个活得最久的二儿子单独作传。
有时，戈洛会和同受抑郁症折磨的音乐家弟弟米夏埃尔交流最新服用的药物，或者说起父亲死后各自做过的梦。戈洛梦见：“父亲长途旅行回来，好像又是庆祝一个什么大生日。我跑进他待的房间，说了个反正挺尴尬的‘那么’，我那么幸福，那么激动，真的好想拥抱他。他冷冷地躲过我，嘴里冒出一个硬邦邦的‘再见’。” 这个梦境，如此真实地反映了戈洛在托马斯曼心中的位置——一个成长期被父亲忽略，甚至名字也很少出现在父亲日记里的儿子。后来，当人们问中年或者老年的他是否爱过父亲，他会小心避开“爱“这个字，只使用“敬畏”、“感激”这样的字眼。
小弟米夏埃尔则梦见：“在魔术师去世前不久，我把他痛打了一顿。” “魔术师”是大姐艾丽卡给父亲取的绰号，后来它就成了孩子们对父亲大人的称呼。幺儿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却十分不讨父亲喜欢。“我一再确认，我对我们的幼子有一种陌生、冷淡，可以说是厌烦的感觉。” 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这样写的时候，米夏埃尔甚至还不到一岁。到底厌烦他什么呢？原来托马斯·曼发觉米夏埃尔身上有一种“暴躁的男子气”。文学大师，自然也是人类灵魂的鉴别大师，成年后的米夏埃尔会突然暴怒，或突然陷入沮丧，在他的音乐家事业进入鼎盛期时，竟莫名其妙用刀子袭击了与他合作的女钢琴家，作为小提琴独奏家的生涯就此到头。1976年新年之际，米夏埃尔死于超剂量的安眠药，外人无法判断是酒后糊涂导致服用药物过量，还是一起有意图的自杀。
大女儿艾丽卡则是父亲的宠儿。她是一名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也是一位勇敢的反纳粹斗士。她从小就展现出表演天赋和外交才能。艾丽卡“有一种特别的、令人愉悦的滑稽模仿天才”，这是父亲的评价。老年的托马斯·曼对大女儿更是器重：“我的根本愿望是，艾丽卡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作为秘书，传记作者，遗产守护人和助手。”这让执掌家庭事务的夫人卡蒂亚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一度母女失和。艾丽卡写起父亲，和弟弟们心中的父亲形象很是不同。她笔下的托马斯·曼是一个脾气温和、极富幽默感、喜欢各种节日（除了狂欢节）的父亲，甚至还有些“滑稽”，有很多“幼稚可笑的举动”，而且对别人的滑稽举动，他也怎么都看不够，常常会笑出眼泪。温暖叙事的背后，是艾丽卡作为长女的优越感，如同家族食物链顶端，中年后的她几乎和父母平起平坐。
世上有一种始终悬于深渊边缘的人物，克劳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姐姐艾丽卡关系最为亲密，人称“精神双胞胎”。如果说保守的喜欢在乡间隐居的二儿子戈洛是托马斯曼的“农村翻版”，那么大儿子克劳斯就是托马斯曼的“城市浪子版”。他和姐姐一样吸毒、嗑药、酗酒，为了好玩而偷窃，甚至与姐姐交换情侣或者交流招妓体验，并且因为对姐姐的精神迷恋而始终无法和其他人发展出一段稳定的情感关系。曼家在对待性这个问题上奉行一种自由主义。托马斯·曼压抑了自己同性恋的本性，还公开赞美传统婚姻的好处，却从不干涉“儿女情事”。
事实上，他什么也不管，只潜心于自己的伟大创作。但他非常重视大儿子的写作才能。在托马斯·曼眼里，大儿子是同时代年轻作家中最有天赋的一位。他送给克劳斯的《魔山》扉页上写着：“献给我非常尊敬的同行——他满怀信心的父亲。” 可惜，这个父亲眼里“好玩淘气，天资聪慧”的大儿子却是三个儿子中命运最悲惨的。1949年5月，42岁的克劳斯服用超剂量安眠药自杀，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自杀了。
当噩耗电报传来，托马斯·曼刚回到欧洲访问，和家人短暂商量后，曼决定继续行程，还有一连串表彰会、演讲会和记者招待会在等着他。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去过大儿子墓前凭吊。曼也许早已料到克劳斯的结局，很早以前他就察觉大儿子身上有一种“对死亡的迷恋”。他自己的两个亲妹妹卡拉和尤利娅也是年纪轻轻死于自杀，现在大儿子又以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离开，这让他痛恨不已，永不原谅。
比起他的二弟和三弟，克劳斯更受父亲的重视，但他对父亲的距离感却比两个弟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自传里说，曼家的孩子们往往只能凭父亲的雪茄气息才能感知父亲的存在。而我觉得，克劳斯与父亲的距离感，是一种双向的疏离，这其中有他有意无意的挣脱。谁让他走上了职业作家这条不归路呢？尤其是拥有一个文豪父亲。对于托马斯·曼来讲，作家儿子要在世上经受考验是件大事；而对儿子来说，他的作品要经受父亲眼光的考验也是件大事。最终，克劳斯败给了父亲在他的生活里投下的影子。因为，无论他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人们都会以他父亲的标准去衡量他。“儿子一咳嗽一吐痰跟他老子活脱脱一个样，要我们怎样想呢？……跟着托马斯曼亦步亦趋，每头驴子都能做到。”有人这么评论他初涉文坛的成功。
外界既捧又杀，克劳斯以放荡不羁来回应。他写父亲不敢写的禁忌题材，刮起批评的风暴；他演戏，拍电影，孤注一掷办杂志——克劳斯穷其一生地折腾，但无论怎样折腾，他仍然牢牢地被锁在了父亲的“势力范围”内。从1925年写作生涯起始，带他上路的是父亲，拯救他财务危机的是父亲。1942年，身在纽约的他破产了，他头一次出于骄傲不再向父亲伸手，那他就得面临挨饿的处境：“明天又是一天，没有真正的饭菜吃；从长远看，不知道我是否做得起地铁，买得起报纸”。自觉脱离了父亲的资助，这个曾写出杰作《梅菲斯托升官记》的漂泊者加快了奔赴死亡的速度。
而当我把注意力转移到这家的老四身上，就发现世上还有一种悲伤，叫莫妮卡·曼的悲伤。莫妮卡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从小到大，父母眼里的她拘束、沮丧，生活懒惰，让人发愁。全家人带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情看待她的一切。在家中，莫妮卡无法和长姐竞争父母的器重，更无法和小妹伊丽莎白争父亲的宠。即使是莫妮卡遭遇了丈夫在逃难途中溺亡，她自己也九死一生这样的不幸，也无法让家人对她维持长久的容纳之情。同情和爱意如同微弱的火花，稍纵即逝。没过多久，家人就视她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不能在家里解决，要在别的地方”。家人最担心的事情，竟是她会长久赖在父母家不走了。每逢这时，就会有一位出面安排她的下一站去处，疗养院或者熟人家。二哥戈洛就干过这样的事。
不幸的还有，莫妮卡也是一名作家，但是父亲对于莫妮卡寄给他的新作，先是给几句礼貌的夸奖，实际是一种不以为然，就像人们打发一个漂亮而无用的小装饰一样，随手搁到某个角落的态度。父亲去世后，莫妮卡和哥哥姐姐一样，出版了回忆录，然而在家人眼里，她最没有资格写，因为她提到的家庭细节，尤其是关系到父亲的细节，都是些“胡扯”。悲伤的事实是：莫妮卡根本没有多少亲近父亲的机会，只能采用一种写意和想象的写作手法。大姐艾丽卡尤其不容莫妮卡的“乱写”，仿佛回忆父亲是属于她的专利，姐妹俩大吵一架，断绝了联系。
现在，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到他的二儿子戈洛·曼身上，戈洛活了85岁，和他父亲一样长寿，凭借历史研究和写作领域的卓越成就获得了“席勒奖”和“毕希纳奖”。在我看来，戈洛也恰恰是兄弟姐妹中把父母的两种品质融合得最好的：他继承了父亲作为艺术家的敏感和母亲作为大管家的务实。也许，和敏慧的克劳斯相比，略显木讷的二弟戈洛才是最终的赢家。他继承了父亲的写作天赋，但他选择做一个学者和教授，而不是职业作家。因为他知道，无论他怎样努力，在“质和量上都无法和父亲相提并论”。这是另辟天地的勇气和智慧。
如果说，父亲的精神力量和好恶表达是一条影响子女命运的暗线；那么，子女对父亲物质上的依赖则是一条明线。曼家所有的孩子在成年后很长时间内，甚至一生都依赖于托马斯·曼的供养。父亲的声名和财富，年复一年地被全家人享受着、挥霍着。在外人看来，曼的孩子们简直像吸血鬼一样吸着父母的钱财。孩子们给大总管母亲写的每一封信，写到最后，雷打不动的惯例就是要钱，在德国时如此，在流亡美国期间更是如此。
就说大女儿、大儿子这一对姐弟俩，这对姐弟曾作为演员和作家新星，结伴环游世界。他们顶着父亲盛名，也凭着自身的才华和讨人喜欢的个性，一路花天酒地，呼朋唤友；也一路赊账，欠下巨债。好在没过多久，他们的老爸领回了诺贝尔奖金，金额相当于现在的90多万欧元，于是大总管母亲免去了姐弟俩的债务。流亡美国期间，别的作家大多生活困顿、居无定所，曼却得到了美国赞助人的大笔资助，造了大房子；《浮士德博士》美国版被每月俱乐部收录后获得25000美元的额外收入，这笔金额是戈洛·曼作为学院教师年收入的6倍。在托马斯·曼死后，每个孩子每年拿到父亲15%的稿费：38000马克，而当年一个德国大学教授的年收入为25000马克。而这一幕似曾相识。
很久以前，我在托马斯·曼的一篇题为《镜中感想》的自述性文字里发现，托马斯·曼并非生下来就具有一名模范生。曼在文中毫不留情地嘲讽年少时的自己：在学校里混日子，耍风度，没混到中学毕业考就提前辍了学，被老师们集体预言“一辈子不会有出息”。字里行间，分明是一个富二代纨绔子弟的形象。幸亏他父亲有先见之明，知道几个子女没一个靠得住，去世前把经营了一辈子的粮食公司变卖了，所得款项足以让家人生活无忧，每位子女成年后都可从这笔类似“信托基金”的家庭财产里支取一笔生活费。凭靠这份“月钱”，托马斯曼便无需为稻粱谋，东晃西荡，悠哉乐哉了好几年。
但自打他26岁写出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曼的人生自此开挂。首部长篇的绝世成功，不仅让他斩获诺贝尔奖，也从某种意义上使他彻底摆脱了父权的隐形控制。之后，浪荡公子的本性被很好地收藏了起来，另一种气质（普鲁士气质）占了上风。正如我在以前撰写的《托马斯·曼的自律和激情》一文中提到的：“有两个自我”——来自他父亲家族的普鲁士“自我”与来自他母亲家族的葡萄牙“自我”。幸运的是，这两个“自我”不是相互撕咬，彼此消弭，而是和平相处，相互成就，仿佛他的人生马车被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同时驾驭着，两股力量的合力使得托马斯·曼的人生抵达卓越。
作者黄雪媛，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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